西汉初年有个王国叫长沙国

山谷传家

<h3>西汉初年,有个王国叫长沙(上01西汉之初长沙国的一些事,久而成谜,在岳麓山边偶尔露出点谜底,若现若隐。秦末,陈胜无法按时赶到渔阳戍守,去亦死,不去亦死,遂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号曰张楚。后来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演绎“王霸并用”。吴芮以秦之番君、楚之衡山王(封国辖今皖西、鄂东)、汉之长沙王的角色,参演了多幕历史剧。秦朝传了两代,但在吴氏长沙国史料里是没有秦二世的。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五星占》,在有关附表中秦始皇三十七年后面跟着就是“张楚”。马王堆汉墓是长沙国其中一任丞相利苍的家族墓,利苍是汉朝中央派来当丞相的,孝惠二年还“以长沙相侯”,是为“轪侯”,遥领的侯国位于河南。显然,肯定农民起义政权“张楚”,是长沙国和汉朝的官方态度。这和刘邦追封陈胜为“隐王”一脉相承。按说“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长沙王吴芮有拥立汉高祖刘邦之功,资历也不浅,太史公司马写《史记》的时候,不会忽视他,可是异姓王者八国中七国之王都有列传,汉封燕王臧荼、卢绾也有卢绾作代表,唯独缺长沙王。这是司马迁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已不得而知,也许“不写即写”。班固编《汉书》的时候,过意不去,在卷三十四也就是公卿将相列传第四《韩彭英卢吴传》中单独给吴芮凑了一段,无标点符号共203字,据说基本上是散见于《史记》吴芮事迹的摘录。刘邦后半辈子处理掉其他所有异姓王,并口口声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如此高压,当个异姓王要皇帝特批,估计不得不经常看人家眼色。吴氏长沙王位能数传,到公元前156年无嗣才“国除”,就汉初异姓王国而言,长沙国已经算“国坚强”了。班固打的评语是:“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02吴芮曾是秦朝体制内人,造了反。曾是西楚政权体制内人,又造了反。与吴芮曾同期为王、平起平坐的刘邦皇袍加身后,难免堤防着他,何况吴芮似乎“甚得江湖民心”。西汉之初,郡国并行,既有郡县,又搞分封。用刘邦的话说,是“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二月甲午”,诏曰:“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据《晋书·志第五 地理下》,“汉初,以岭南三郡及长沙、豫章封吴芮为长沙王。”也有一种说法,“分临江为长沙国,吴芮徙为长沙王”是在高祖四年正月。两者也就相差年把,八九不离十吧。对于改封并薨于汉高祖五年的吴芮来说,当长沙王的时间长则年半,短则只有半年。当年诸侯王皆“推高”刘邦“愿大王以幸天下”的时候,都表了态的,“诸侯王不足以道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封长沙王的这道诏,水挺深,玄机就在那所封诸郡。长沙郡辖区在楚国的时候形势本就复杂,《史记·黥布列传》讲“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这个楚怀王叫熊心,是“故怀王孙”也就是老楚怀王熊槐的孙子。他不单是由项羽立为义帝,《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第四》称是各路“诸侯尊为义帝”,所谓“从民望也”。据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刘裕强在《论义帝之死与刘邦得利》一文中的研究,楚怀王“并不甘心做傀儡”,引来杀身之祸,在项羽差使黥布也就是英布弑杀前,吴芮等南楚三王都参与过弒帝行动。义帝被杀,刘邦抢占道德至高点,一边表示哀悼,一边对项羽口诛笔伐。刘邦封吴芮以长沙郡,有可能既是调虎离山,又是就坡下驴,意欲借重吴芮收拾原长沙的摊子。将南越王实控下的岭南三郡封给吴芮,应该类似“遥领”,还不是自己有效控制的地盘,也封给王侯将相。后来三国时吴国回收“借”出去的荆州也是这么干的。在《广东方舆纪要叙》里有段话,“汉既定天下,急封吴芮以长沙,所以塞岭南之口也,陀遂不敢与抗”,把岭南三郡划到长沙国,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至于重复分封豫章郡,是典型的想利用诸侯斗诸侯。豫章在汉高祖四年秋七月就封给淮南王英布,《汉书》在《韩彭英卢吴传》称“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可见豫章及吴芮的老衡山国地盘都已在英布名下。英布还是吴芮的女婿,“陈胜初起时”,“番君以其女妻之”。这种“预埋矛盾”手法,在后来刘邦收拾英布的时候应该是发挥了作用的。时任长沙王假意派人陪落魄的英布潜逃回吴氏江西老家,实则取其首级献给皇帝,在“长沙王忠,其定著令”的说辞上又添上一笔所谓灭亲的“大义”。从长沙国的所谓“主权”看,刘邦封给长沙王的地不算小,但长沙王能真正能行使“治权”的地方大概也就是长沙郡的范围,当然那时候的长沙郡比现在的长沙市大多了,囊括了现湖南大部及江西、广西一部。长沙国南边的有效管辖区好像不太固定。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表明长沙国南边的9支军队驻扎在今湖南江华县位置。《史记·南越列传》谈到过长沙边邑,公元前183年,南越国与汉朝中央博弈加剧,南越王“窃疑长沙王谗臣”,指责坏事的都是长沙王,认为“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灭南越而王之”,竟自称南武帝,并于公元前181年“发兵攻长沙边邑”。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此处长沙边邑是桂阳边郡,再往南便是南越实际控制区。《后汉书》给东汉时候当过桂阳太守的卫飒立过《循吏列传》,提到武帝所平并内属桂阳的含洭、浈阳(现属广东英德)、曲江(现属广东韶关)就是“越之故地”。03汉初异姓王国表面上“自治权”挺大,除个别高级官员外可“自置吏”。《通典·职官典》有个口径,七国之乱之前,“凡诸侯王官,其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汉朝。汉朝惟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借势“抑黜之”,按《后汉书·百官志》的说法,直至这个时候,“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而王国如故,员职皆不得自置”。长沙国伊始,还特殊些,没设丞相,设的是“柱国”,沿用的楚官名。首任柱国也不是汉朝中央派的,而是上阵父子兵,由吴芮的二儿子吴郢担任,汉高祖九年吴郢“以长沙柱国侯”,侯国封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实际上,朝廷对异姓王国看得很严,人防加物防。比如禁止异国通婚,《奏谳书》就有这样的案例,引用的就是汉律中“它国人毋得娶它国人”的禁令,违者,或“当以奸及匿黥舂罪论”,或“当以从诸侯来诱论”,汉律还禁止汉民“亡之诸侯”。比如长沙国买马都需报皇帝批准。冷兵器时代的马虽军民两用,但此物日行千里,得管制。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中有《二年律令·津关令》,其中第十六条令文写道:“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地卑湿,不宜马,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请得买马(关)中,给置传,以为恒。相国、御史以闻,请许给买马。制曰:可。”也有将汉简释读为“请得买马十,给置传,以为恒”的。长沙国这个报告要买的是“置传马”,“置”是当时一种邮驿机构的叫法,这马是用来跑官方快递的。不管是想到关中买马还是说买十匹马,反正得皇帝批。长沙国为此事颇费了些脑筋,走的是立法的程序。根据《二年律令·置吏令》,不是谁都有资格给皇帝打报告,必须通过二千石官,“县道官有请而当为律令者,各请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国、御史。相国、御史案致,当请,请之。毋得径请。”长沙国为买马这事程序走得挺扎实,出面打报告给当朝相国和御史请其转奏皇帝的是长沙丞相,“秩两千石”,有资格打报告。从时间上推算,估计是活到了高后三年的长沙相利苍。皇帝批了这个报告,按说为管制潜在军力,朝廷控制诸侯国买马的数量可以想象,可能真的只准“买马十”。皇帝管得这么细、这么死,长沙国向皇帝打报告,理由肯定左斟酌右斟酌,既要有利获批,又要在强调问题困难时尽量不得罪人。长沙国本不产马,现在也不产,和地卑湿不卑湿关系不大,打报告申请买马却戴了个“长沙地卑湿”的帽子,说来说去,“卑湿”不过是长沙国为买点公务用马向皇帝报批用的一个托词,却载入诏令。《二年律令》汇抄于高后也就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汉朝初年 直至此时“长沙地卑湿”都在法律条条里记着。十年后(公元前176年)被贬到长沙国当太傅的贾谊“闻长沙卑湿”,指不定所闻也就这些官话,《史记》称其因此“自以寿不得长”也许夸张了点。有人从此将长沙国贴上“卑湿之国”的标签,则更有些夸张。04吴氏长沙国存在了四十六年。长沙王吴芮姑且算干了半年,在汉高祖五年两脚一伸,谥号文王。他的大儿子吴臣接了这个王位,那时朝见还没有“春朝秋请”那般复杂,汉高祖八年、九年、十年每年不少诸侯王朝见,而长沙王只在汉高祖十年“冬十月”去了一次。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吴臣两脚一伸,谥号成王。吴臣长子吴回当年便成了新任长沙王,任上干了七年,在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薨,谥号哀王。吴回长子吴右接任,干了十年,在汉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也两脚一伸,谥号共王。吴右长子吴著干的时间最长,将近二十一年,一直干到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谥号靖王。吴著膝下无子,吴氏长沙国除。那年汉文帝自己也死了。吴芮其他儿子,除了前面提到的吴郢,“长沙王子”吴浅等也封了侯,《史记》卷十九之《惠景间侯者年表 第七》将吴浅及其子孙的便国排在第一,“侯,二千户。”相比于列在第二的长沙相的轪国之“侯,七百户”,显得更风光,比义陵侯吴郢的“千五百户”也多五百户。吴氏长沙国消失后的一段日子里,长沙王庶子们的部分侯国仍在。比如,长沙成王儿子的沅陵侯,延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才因“无后,国除”。便侯传到了汉武帝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侯千秋坐酎金,国除”。表面上是孝敬的金子不符合要求而“侯除国”,实际上是皇帝“强本杆,弱枝叶”,找个岔收拾罢了。元鼎五年,“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同姓的侯都收拾了一大批,何况异姓的侯们。汉初即“受令长沙王”的陆梁列侯,也在这年“坐酎金,国除”。吴芮为代表的吴氏政治势力在西汉的刘家天下活跃了九十年,转归沉寂。<br></h3> <h3>05西汉初年的历史,曾如一骑疾驰。鲜活远去,留下些背影;背影远去,留下些回响;回响远去,留下草木枯荣。吴氏长沙国王后妃、王子王孙的大小坟头,掩于草木之下。一堆史书,仅几处提及吴芮墓。《水经注》称,临湘(汉长沙国都,即长沙城)“县北有吴芮冢,广逾六十八丈”。四百多年后,据《世说新语》所载,黄初(魏文帝曹丕年号)末,吴芮墓被盗掘并“即更葬矣”。“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然而“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见过的人说吴纲和吴芮长得像,吴纲“瞿然”,称吴芮“是先祖也”。情节离奇,估计大家都将其当小说看。那年遇马王堆汉墓气体可燃,辛追肉身不腐,人们才恍然,《世说新语》讲的可能是件真事。多少年里,世上已浑然不知吴氏长沙国除吴芮外,其他国王后妃、王子王孙之一抔黄土何在。06象鼻山、陡壁山、古坟垸,都靠近溁湾港(现龙王港)与咸嘉湖(现称西湖),两偏东,一偏西。湖之南,岳麓山触目可及。望月公园内的象鼻山,北邻狮子山、扇形山,东有铜盆湖。也许是公园在部分改造的缘故,桂花开的时节,象鼻山上罕有人至,风吹过,树枝摇曳有声,若换成深夜,不免会打上一两个冷噤。扇形山与狮子山的西北方向,紧挨着有一处楼盘,那地方原是陡壁山。能记得陡壁山原来的样子的,大体已不再年轻。古坟垸靠近319国道,也就是城区段的枫林三路。从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北门进去,往右斜方要上一急坡,坡的左侧是岭,岭即坐落原古坟垸。选一高处往东望,在这里能见到湘江东岸的新地标——国金大厦,那正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临湘故城位置。1974年,象鼻山和陡壁山的山头是长沙市第二木工厂等单位的工地,施工中发现古墓迹象,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确知”有大型汉墓。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文字里,象鼻山是“象鼻嘴山”,“它是一座高出湘江水平面约40多米,自然形成的椭圆形山头”。“发掘象鼻嘴西汉墓”是1978年9~11月的事,那时象鼻嘴归长沙郊区的“西湖渔场”管,发掘得到了“西湖渔场党委和工区的支持协助”。西湖渔场在1996年长沙区划调整时划到新的岳麓区,1981年第1期《考古学报》发表发掘报告《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可知“该墓掘山为坑”,“可能在唐代就被盗掘”,“棺内尸骨已腐朽无存,其葬式不明”,中棺盖板的东端可能是“死者的头部位置”。随葬品中玉器仅剩“玉璧二件”与出土于棺房底板缝隙中一透雕的“饰件”(如下图)。陡壁山的墓是1974年12月至次年1月由当时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发掘的,文物组认为陡壁山与扇形山、象鼻山是“三座略呈品字形的小山丘”,地方在“长沙市岳麓山公社咸家湖大队”,这个“咸家湖”就是“咸嘉湖”,不过西湖渔场1974年成立了,把象鼻山算在“咸家湖大队”似不太准。陡壁山汉墓的发掘报告取名《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发表在1979年03期《文物》杂志。可知该墓“有两个盗洞”,“其中一个盗洞的扰土中,发现唐代瓷碗残片”,棺内东端“附近残存头发一束,牙齿七颗”,推断“尸体头东脚西”。随葬品有300多件,光玉器就有46件,比如双面镂空透雕龙凤纹青玉环(如下图左)雕有双体飞龙;有云气凤鸟玛瑙水晶器有26件;内棺出土的3件印章中白玉印与白玛瑙印各1件,鸟篆白文“曹”(如下图右),另一件白玛瑙印小篆白文“妾”。获8件封泥,1件字迹可辨,为“长沙后丞”。1993年2~7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1987年文物普查发现的古坟垸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个时候,望城坡还是原望城县天顶乡下面的村子。1995年,渔阳墓考古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杂志2010年第4期刊出《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此时,天顶乡(现天顶街道)已从望城县划到岳麓区近4年,望城坡街道从天顶乡析置出来近2年了。从《简报》可知,古坟垸“为岳麓山余脉的丘陵地带”,那山丘海拔71.2米,与陡壁山、象鼻嘴山“隔湖相望,相距2公里”。汉墓填土中发现盗洞3个,两个是汉代土夫子干的,一个是唐代的土夫子。“棺内尸骨无存,葬式不明”。随葬器物不少,从内棺的夹缝中清理出金扣饰33颗;玉器经拼缀后有23件,玉璧为主,其中有玉环两面纹饰为首尾相交螭龙图案(如下图);有整木剜制五弦筑3件;漆木器中耳杯达2500余件,盘180余件,“外底常见锥刻‘渔阳’二字”,盂125件,朱绘凤鸟,其中一种“底部锥刻‘渔阳’二字”;清理出的长方块封泥匣若干,匣中凹槽内封泥尚存,有篆文“长沙后府”四字。三座汉墓的墓主人是何身份?几十年了,好像有答案,又好像还有人在找答案。墓都是“黄肠题凑”。象鼻嘴一号墓,“题凑木总计九百零八根,是用长方枋木垒叠而成的”。陡壁山曹墓,“用一百七十九根粗大的黄心柏木枋垒砌”。望城坡渔阳墓,题凑“保存完好,为楠木”,“合计601根”且有自名“题凑”木的刻文。在曹墓发掘前,黄肠题凑实例见诸公开报道的,只有“益封万三千户”的万户侯燕王刘旦墓。换言之,自从长沙发掘出“黄肠题凑”,便成了存世最早的实例。“黄肠题凑”葬制摆在那,比马王堆汉墓等级高,墓主人的身份大抵得往长沙王、王后身上想呀论呀靠呀,问题是具体意见不那么一致。按《发掘简报》的说法:象鼻嘴一号墓,“从此墓的规模和出土随葬品看,墓主人决非一般官吏”,“显然墓主的身份和地位是属于诸侯王一类的人”,“该墓的主人,长沙靖王吴著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后面还吊了个尾巴,专家认为墓主人是刘氏长沙王“刘发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陡壁山曹墓,“是西汉中期武、昭、宣时期的墓葬”,“墓主人与汉诸侯长沙国王府关系密切”,“曹其人很可能是诸侯王的近亲或妻妾,说不定就是定王(发)妃”。渔阳墓的“墓主应为汉初吴氏长沙国的某一代王后”,“有学者考证,墓主可能是汉皇室的某位公主”,推测“渔阳墓的年代上限约在文帝时期,下限可至景帝初年”。专家们不容易,特别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上世纪60年代就认过一座吴著墓,那是1961年在长沙湘江以东的砂子塘清理发掘的一座汉墓。1963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表《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认为“此墓既有可能在文帝时,那么很可能是长沙靖王吴著的陵寝,其年代当公元前157年左右”。高志喜先生是执笔者之一,他在2016年3月修改完成发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二辑上的《长沙西汉早、中期墓分类研究》一文中,谈到61长砂M1汉墓,坦承“原报告推断其为长沙王是错误的”。湖南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先生,曾写过一篇《略谈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陡壁山曹墓的年代》,发在1985年11期《考古》上,认为“这两座墓的墓主人应属吴氏长沙王室,其相对年代均属西汉早期”,“象鼻嘴一号墓的年代似更早一些,有可能属于第二代长沙王吴臣或第三代长沙王吴回的墓葬;曹墓则稍晚一些,有可能晚至景初的几年间”。宋少华先生在《长沙西汉渔阳墓相关问题刍议》中分析了渔阳墓主身份,文章在2010年第4期《文物》首发,认为“墓主应为女性,身份是长沙王后”,“墓主‘渔阳’为诸侯王女的可能性极小,而为朝臣女或汉室公主的可能性极大”,谈到有专家推断渔阳墓的年代在靖王时期,“认为所言甚是”。在象鼻山顶的墓坑旁,立有提示牌,提醒人们此墓“据考古专家分析研究,为西汉文景时期长沙第五代王吴著之墓”。这里的考古专家指的是谁呢?人们心里是各有各的专家。不过,主张薄葬的汉文帝交代过“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他划的这条线在那几十年应该能起些作用。马王堆汉墓里东西虽多,金银玉器却鲜见。凡西汉墓里金银玉器多的,时间如不在后,则应更在前。考虑崇东、尚右礼仪也带有时光印记,这三座墓全是吴氏长沙国王室墓的把握似乎更大一点。07历史风尘拂起的时候,觉得离谜底很近,定睛一看,若现却若隐。一些细处,不免让人生出几分好奇。比如象鼻山汉墓,墓中人物是不是完全无名无姓呢?两百多块泥版的小方格内,都只一个“郢”字,模印的“郢”字是篆体阳文,压印的“郢”字是阳文反书。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300余块泥版,长方格内的阳文纵书则都是“郢称”两个字。象鼻山汉墓的“郢”除可解读为仿金冥币,会不会与吴芮次子——吴氏长沙国的首任柱国、义陵侯多少有点联系呢,他单名不就一个“郢”字吗?比如陡壁山曹墓,曹有名有姓,但到底是哪个的王后?如果说内棺底板上置雕花苓床,有楚墓遗风,年代偏早,那马王堆三号汉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遣策”所记,陪葬明器有汉服美人便有楚服美人,有郑舞者就有楚舞者,有郑竽瑟各一便有楚竽瑟者各一,楚风亦劲。如果说曹玉印比马王堆二号墓追辛印的规格大能说明点什么,那么此印质地和规格竟在传世的“淮南王玺”之上,似又不宜简单类比。如果说封泥有“王后家丞”意味着曹“食邑千石以上”,这家丞是不是也该如长沙丞相利府家丞一样给富贵主子的墓弄个纪年木椟,亦或也弄了但已为土夫子所掳?比如古坟垸的“渔阳”墓,谁知其真名真姓,又到底是哪家的姑娘?墓中木楬上文字“陛下所以赠物”之“陛下”者谁?“王”又是谁?西汉公主所食汤沐邑一般为一个县,若果为帝女,当“仪比诸侯”,公主的汤沐邑是渔阳郡之渔阳县?是此前陈胜本要去戌守的那个渔阳吗?今存涉古渔阳各县志,为何无只言片语呢?东汉的荀爽曾讲过,公主出降,是汉承秦法,此“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与后来所谓“乾坤之位”也就是夫为妻纲是不相称的。那“渔阳”若为公主,应奉尚主之仪的长沙王夫君该是哪个,莫非真如何旭红先生在《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所言,“或许‘渔阳’王后墓旁,尤其是王后墓西侧可能分布一座长沙王王陵,或仍压于湖南财政学院现代建筑下”?汉代的公主薨是“令赠印玺,玉柙银镂”的,如果真存此种印玺,那可省去多少猜想和对“渔阳”的找寻。08古坟垸旁是否有其他王陵尚未可知。象鼻山和陡壁山旁的扇形山、狮子山埋有大型汉墓则是确切的。据《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75年,扇形山的西坡曾发掘一外藏坑,当年,在狮子山“经调查勘探确认为一处西汉时期大型陵墓,封土堆保持较好”。扇形山顶有一亭,称望岳台,原可南望岳麓山,现树茂密只隐约可见。狮子山顶有一亭,下有泳池,池中无水,看起来很久未用了。建望月公园以来,扇形山和狮子山上可能热闹过,然而既有古墓,自然清静些更好。两座山说不定藏着打开象鼻山、陡壁山谜团的通关密码呢。在大河西,好像还有16处“经考古调查发现但未发掘的陵墓遗迹”,还网传有示意图(见下图中)。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么说,认为是“轻下结论”。权且信其有不信其无吧。有些陵墓遗迹在望城区境内,如狮子拱山。有些在岳麓区范围,如天马山一、二、三号汉墓、凤凰山汉墓、东山汉墓。大墓也好,小坟也罢,至今所有的枯骨中,只有湖南沅陵县城虎溪山发掘的沅陵侯吴阳墓一方玉印上清清楚楚刻着一个“吴”字(见上图右上)。吴阳,确实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的儿子。史书中的吴氏长沙国是沉默的,也许并非沉默,只是在地下沉睡很久罢了。09吴氏长沙国的图景,离不开贾谊。1996年区划调整前,遭文夕大火焚毁后的贾谊故居的基址是位于岳麓区的前身——长沙市西区的。贾谊当长沙国太傅时才20多岁。据《历代王侯封爵公主并官属附》:王国有傅,掌辅导王,不臣,初曰太傅。如果象鼻山葬的是吴著,贾谊辅导的就是这位长沙王。派贾谊来的汉文帝当时也只有20多岁,尝过当诸侯王的味。居庙堂之上,他手板是自己火箭式提拔的年轻人贾谊,手背是刚诛灭诸吕且有拥戴之功的一众权臣,手板手背都是肉,面对纷争,他得先屁股坐稳,两利相权取其重,只能将贾谊调离中枢,派往长沙国。时人以为皇帝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舍卒保车。贾谊在《吊屈原赋》开篇便发牢骚“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表面愤愤然难掩其内心郁郁不得佐皇之志。<br><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