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龙亭,那片并未远去的烟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故乡龙亭的上空有一片祥云,那是八十多年前龙亭的一群抗日青年,用血肉之躯和一腔忠魂换来的。这片祥云的色彩,分明是共赴国难的他们用鲜血染成。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荏苒,或许云彩的颜色已经黯然失色了。每一次仰望这片祥云,心中总会感念这些曾经为故乡带来平安祥和的先辈。今天,让我把乡邻们支鳞片爪般的回忆资料,进行碎片整理,只为了先辈们的献血不至于白流,只为了这些记忆不至于淡化成烟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龙亭,当时叫万槐镇龙亭村。 1938年春,16岁的杨顺恒被抓壮丁。那天,本来是抓他哥哥杨德成,当天也是杨德成结婚大喜之日,保长判断德成当晚肯定在家,绝对可以抓个正着。谁知,当镇公所的保丁们到了他家,洞房里只有新娘一人,只不过婚床的床腿上拴了一只红公鸡。保丁们都是本地人,知道按照龙亭民俗,意味着新郎当晚不在家。保长和保丁们心里都明白,德成肯定是躲兵去了。他的父母,万般央求保长放过新婚儿子,好话说尽也是枉然。最后,作为亲弟弟的杨顺恒,不得已代兄从军。16岁的少年杨顺恒,就这样当兵走了,经过陕军设在商洛新兵训练营的三个月初级军训,随部队直接开拔中条山战场,转战山西永济、平陆等地。因为个头瘦小,力气单薄,所幸人还显得机灵,被连长选作通信员留在身边。他所在的陕军在中条山与日军鏖战,战斗频仍,每一次都要面对生死选择。有一次连队在平陆县某地被日军追击,16岁的他跳进茅厕粪坑才逃过一命。当年龙亭村与杨顺恒一起被抽壮丁的还有齐永邦、郭配常、杨明福等人,他们每一天都是“脑袋拴在裤带上”,随时都面临牺牲,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刻骨铭心的故事。杨顺恒幸运地囫囵着身子回到了龙亭;郭配常因为识字,被提拔成基层军需官,也因此在解放后作为“四类分子”而受了管制;齐永邦被日军大炮炸断了大腿,右腿高位截肢。战时没有退役制度,只有残疾才可以返乡,民国政府配送他一个织袜机,在当时是价格昂贵的稀罕机器,目的是保障他后半生的生活出路。解放后,政府又安排他在供销社系统工作;杨明福失踪,生死不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龙亭杜河村,有一个只住几户人家的自然村落,小地名叫安沟。即使这样一个地图上都看不到的小地方,她的子民也难逃抓壮丁的厄运。1941年秋,当时20岁出头的已婚青年杜香清,正与刚怀孕的年轻妻子在坡地里劳作,他家所在的甲——江树湾的张姓甲长带着甲丁们,把他堵在了地头。杜香清下边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还干不了农活,他也知道抓丁的风声紧,但是秋收季节的农活必须自己干。为了两个亲弟弟,他当兵一走就是八年,解放后回家时,自己未曾谋面的女儿已经七岁了。十几年后,他的女儿又嫁给了江树湾那个张甲长的儿子。杜家和张家的两个家长,按说算是仇人,然而,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过战乱和人世沧桑,他们都选择接受了对方。至今,两户人家都人丁兴旺,当然,这是后话。</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江树湾还有一户张姓人家,弟兄两个,哥哥1938年春被抽壮丁,走的时候已经结婚,当兵后一直杳无音信,生死不知。七、八年后,嫂嫂居家而弟弟已经成年,张家本家人做主,让弟弟和嫂嫂结了婚。谁能料想,解放后哥哥竟然从外地回家了,而他弟弟与妻子的儿子,已经3岁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在那个战乱岁月,并不算是什么稀罕之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万槐镇杜村(今龙亭镇杜村)也有多人参加抗战。在一般百姓的被动服役之外,杜村有两个人的抗战行为颇为耀眼,值得称颂。一个是马洪武,1938年春被抽壮丁,也到了中条山前线,因为作战勇敢而且也有文化,被提拔为排长。1940年第一次中条山战役后,又随陕军部队镇守潼关,同样因为英勇作战、恪尽职守,又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后来,由于日军轰炸,马洪武右大腿被炸断,伤愈被装了假肢。享受伤残军官待遇返乡,民国政府也为他配送了织袜机,以保障他的后半生;二是任国栋,他是当时万槐镇少有的自愿从军报效国家的青年人。1942年,22岁的任国栋,因为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对国难认识较为深刻,并且一心投军建功立业。由于当时的军官休探亲假时都有招募本地青年从军的义务,任国忠就追随回乡探亲的洋县籍某国军连长,一起到了河南的部队。在部队里他苦练杀敌本领,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合格士兵,在部队做了斥候兵(侦察兵、尖兵),多次立功受奖。突出的战绩是在1944年中条山战役国军败退时(当时陕军返回秦地整休,已经不在中条山了),任国栋作为上士,在虎牢关指挥80多名士兵阻击日寇,掩护国军有序撤退,殊勋可嘉。这两个人可算是龙亭人的骄傲。2016年,任国栋以96高龄岁去世。离世前,他已经获得过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奖章,算是洋县少数几个最为长寿的抗战老兵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老百姓面对抓壮丁,大体上有以下对策:一是送人,就是男丁多的人家,自己身边只留一个儿子,其余的送给没有儿子的人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二是迁徙。男丁多的人家,干脆举家迁移到人烟稀少而有可以种地的山里,龙亭街上有三四个老户就是如此;三是躲兵。平时种地早出晚归,风声紧的时候干脆露宿野地;四是自伤剁掉右手食指,这个做法需要胆量,胆子小的做不到;五是“买兵”,就是本该自己当兵,自己惜命不愿意去,花钱找一个人代替自己去当兵。当然,这是富家子弟才可以做到的事。这种“买兵”状况时有存在,当官的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能够完成任务就了事。为此,当时极少数不良子弟就专做这种勾当:不断地出卖自己,又不断当逃兵逃回,再“卖兵”,如此反复赚造孽钱,这大约就是战乱时期催生的一种邪门生意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征兵抓壮丁也由抗战开始时的“三丁抽一”变成“二丁抽一”了。沉重的抓丁任务,不仅仅是龙亭百姓的灾难,对于镇公所的官员而言,都感觉到力不从心,穷于应付。只不过相对于老百姓,他们多少识文断字,有些家国意识。抓壮丁的许多强制手段,让这些当官的人都觉得太过头了。但是,上边下达的征兵任务之大,经常压得他们抬不起头,面对百姓人家的躲避、迁徙,甚至买兵和自伤,他们不得已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深更半夜堵在被窝里抓、新婚之夜抓、田间地头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当年万槐镇公所的的联保主任和保长们,在解放后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长期管制,他们对自己在旧时代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唯独对抗战时期的抓壮丁的事,虽然口中不敢抱怨,但是心中自有苦水。在抗战时期,他们遭受过龙亭百姓的怨恨甚至诅咒。但是,今天也应该肯定他们的抗战贡献。1980年前后,有人问过曾担任万槐镇联保主任的韩福德、担任过甲长的黄树德,他们都说当时征粮难,但是最难的还是征兵。这些镇公所的工作人员,一般识文断字,比普通百姓的家国意识强烈一些,征兵前肯定也要宣传抗战意义和“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但是前线的高阵亡率,宣传讲道理根本无用,老百姓只知道当兵就是死亡,面对百姓的躲避、自伤、迁徙等常见的躲兵状况,最后不得已变成了“抓壮丁”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当年龙亭吃公家粮的人,还有朱维杰、王建丰等万槐镇完全小学的教师,二人于四十年代初毕业于省立洋县中学。这在彼时的乡间,已经是学历够高的读书人了,毕业后被政府聘为公职教师。在服务桑梓任教期间,可算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除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他们也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当年万槐镇的征兵征粮,在洋县名列前茅,与龙亭的淳朴民风高度相关,而教师们的恪尽职守,客观上也起到了教化一方的作用。两位先生,后来都因为国民党员的身份和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清理出“阶级队伍”,解除教师身份返乡做了农民,靠务农或做小生意糊口养家。晚年的两位先生,依然面色红润、开朗达观、思维清晰、儒雅仁厚而谈吐不俗,与普通农民迥然不同。两位先生都很长寿,这大约就是上天对他们唯一的眷顾与厚爱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抗战时期,陕军因为战绩卓著,打了许多胜仗、硬仗和恶仗,而被尊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其实这些胜仗的背后,是这只军队近乎全部文盲的士兵们,不惜流血、伤残、乃至不计其数的阵亡牺牲换来的。龙亭大部分的农家子弟,在部队里都得到了成长。不仅英勇作战,而且品行也很良好,没有落下兵痞习气和其他坏毛病,杨顺恒、齐永邦、郭配常、杜香清、马洪武、任国栋,还有成百上千受伤致残、牺牲、失踪的万槐镇(龙亭)人,都是这样的好男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今天,虽然老兵们已经全部故去,但是依然得到龙亭人的感恩和怀念。正是由于他们抗战时期的英勇作战,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才为故乡龙亭赢得一片晴空净土,带来一片祥云瑞气。这片祥云,如此多情而眷恋故乡热土,今天仍然不肯远去,还在龙亭上空徘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