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账记

贺峰信

（作者与贺信荣赴河北讨账时与严田良在北京的合照，图右为贺信荣）

　　勤工俭学那一阵，我所工作的长安县沣惠中学，办了个硫酸铜厂。1980年7月间，厂里生产的三吨硫酸铜，销售给了河北省南皮县的农机公司。可时间过了一年之久，货款还是迟迟未到学校。

第二年暑假期间，学校基建，急等着用钱，薛校长便派我和贺信菜，赴河北南皮县讨账。

这一年的8月5日，我俩乘车从秦镇到户县县城，再到咸阳火车站，询问了发货情况后，于当天下午，便乘火车前往河北。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在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南皮县的泊头镇火车站。

当时，公交车已收車，我俩便分坐了两辆收费载人的自行车，到达了南皮县城，在一旅馆往下了。

河北的天，比陕西明得早，感觉已到了八九点，一看表，才到了七点半。吃过早饭，我俩便急匆匆地赶往南皮县的农机公司。

农机公司办公室，一位姓郭的会计，接待了我俩。他看了我俩的介绍信，摇着头说：“这事，当时是王宝生具体办的，我不太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先得去找王宝生。不过，王宝生去年由西安回来不久，就被公司辞退了，你们得到他家去找人。”询问了王宝生家的地址，从农机公司出来，我俩就直接乘公交车，向王宝生家赶去。

南皮县地处河北省东南部，是典型的沙质土壤区，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梨树、芝麻和玉米，释诠了河北平原的美丽与广阔。公路上，一溜串的毛驴拉架子车，不是赶集的，就是给地里送粪的。男的在前面扬鞭赶车，女的散漫地坐在车辕上，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尽显着河北人的幸福与满足。公路两边的地头上，堆放地垛垛大小不一的麦秸堆，也显示了河北平原的富饶。

王宝生的家，在县城东北，离县城大约有三十多公里。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王宝生家的村子，边走边打听着，找到了王宝生家的门前。

王宝生家的院子有三间宽。院子里，一头黑母猪摆动着双排扣般的干瘪乳头，嘴贴着地面，“哼哼”地嗅着。几只颜色各异的母鸡，散散落落地在西边的空地上刨着食。

一位老妈妈闻声，缓缓地来到门口。问：“你们找谁？”信荣说：“老妈妈，我们找王宝生，是由陕西来的。”宝生妈说：“宝生不在家，抱着娃儿，在街道转呢。”说完，便打发宝生媳妇出门去找人。

不大一会儿，宝生抱着娃回来，听媳妇说陕西来了人，一下就猜出了是啥事情。见了我俩就说：“那三吨硫酸铜，有一吨不合格，所以就没有及时给你们打款。……”宝生妈打断了宝生的话。说：“人大老远地来，让人先进屋坐下，再慢慢说吧。”

进屋落坐以后，宝生给我俩倒了水，又吩咐媳妇用韭菜包饺子，接着又说：“我们南皮一带梨树多，常用硫酸铜，配制波尔多液为果树防腐。去年我跑西安采购硫酸铜，发现西安的化纤服装，比我南皮县的便宜许多，就顺便在你们的细柳服装厂，采购了一批服装，本想着为公司赚些钱，可谁也设料想到，服装刚运回河北，就适逢国家对化纤类服装，统一降价了百分之二十，服装卖不出，面临重大损失，公司就把我辞退了，硫酸铜款的事，我也就没法处理了，现在，我就是想帮你们，连公司的门，都难进了。”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吃了饺子，我俩便返回了南皮县城，准备第二天，直接找公司的经理交涉。

第二天，我俩早早地就来到办公室，要求面见经理，郭会计很不情愿地把我俩带到经理办公室的门前，敲了敲门。喊：“郝经理，陕西的同志，又来找！”郝经理拉开门，把我俩让进了办公室。

郝经理是位老同志，满头白发，清瘦干练，面相给人的感觉很正派。落坐以后，我俩还未开口，郭会计就说起了王宝生买服装的事。郝经理打断了郭会计的话。说：“服装的事，与学校无关，只怪王宝生办事太主观，我们与学校之间，只能按合同办事。你先与这两位同志具体谈，有什么问题，再及时向我汇报。”

一返回郭会计的办公室，郭会计就说：“按合同，我们只能付二吨硫酸铜的款，每吨三千五，共是七千元。”信荣说：“不是三吨么？”郭会计说：“因为有一吨不合格，我只能按两吨算。你们看，这是化验单。”我接过化验单，对郭会计说：“按合同约定，对不合格的产品，应由双方协商解决，不能由一方说了算。”郭会计说：“当时，这事是由王宝生具体负责的，那一吨怎么处理的，我也不请楚。”信荣接着说：“一吨不合格的硫酸铜，你们通知我们后，我们可拉回，也可以经过协商，降价处理，总不能不算数吧？”我说：“你们没有及时告知我们，是有主要责任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事情的原委，愿意承担部分损失，按原价的一半结算好了。”郭会计说：“一半价是可以接受，但我得向经理请示一下再说。”

郭会计起身去找经理，我俩就来到院子抽烟。一会儿，郭会计回来，在院子就对我俩说：“郝经理同意了，我们算账吧。”

郭会计走进办公室，一拨算盘珠。说：“你们看，两吨合格的是七千元，一吨半价的是一千七百五十元，共是八千七百五十元。”信荣问：“哪你们是付现金还是汇款？”郭会计说：“是这，公司目前的资金，十分紧张，咱们的账，就先算到这儿，我们也承认。你们先回去，公司一但有了钱，我们就及时给你们汇过去。”我说：“我们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你们就想想办法，总不能让我们空手而归吧？”郭会计说：“你们看，我们院子还有许多农机具，对了！还有由你们那儿拉回来的一车服装，能不能用这些东西顶些账？”信荣说：“我们是学校，这些东西都用不上。”郭会计说：“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眼看着已到了午饭时间，我对郭会计说：“郭会计，咱们一块到外边吃个饭，我们请客。”郭会计连忙摆着手。说：“不了，不了，我回家还有个事。”

说着，就拎着包走到门口，准备拉门走人。

南皮县城的街道饭馆，多卖的是烩饼，一股浓烈的香油味，我吃着还有些不可惯。南皮人把油饼叫果子，不论个儿论斤卖。炸油饼时，随便撕下一块面团，随意擀一成个多边形，就放在香油锅里炸，炸好的油饼捞出来，放在桌子上，就象一张晒干了的山羊皮，看着一点都不香。

南皮县盛产酥梨，一斤只卖一毛五分钱。据当地人讲，所谓的天津鸭梨，实际就是南皮及周边几个县产的酥梨。我俩在街道买了一网兜酥梨，回到旅馆，就边吃着梨边想着办法，最终确定了一个方案：对方先付一半款，我们再买些服装顶账，剩下的尾款，年底前一次付清。双方谈妥以后，还得签个还款协议。

第二天早，我一来到郭会计的办公室，他就不耐烦地说：“你们咋又来了？”说完，就伸了个懒腰，拿张报纸低头看着。我说：“不来不行呀！出来一个多礼拜了，要不回货款，回去没法交待。”信荣接着说：“我们也理解公司的困难，能不能这样：你们先付一半货款，剩下的，我们再买些服装顶账，余下的，年底还清。”郭会计一听我们要买服装，便来了兴趣，起身站起来。说：“是呀是呀！我让保管员先拿些样品来。”不等我俩同意，他就给保管员打起电话。

一会儿，一位中年女同志，拿着几套服装走进来。服装的包装袋上，请晰地印着“陕西省长安县细柳服装厂制”的字样。郭会计急切地问：“你们需要几百套？”我说：“我们学校，只有五十多名教师，一人一套就够了。”郭会计有些泄气地说：“才要五十来套。”

郭会计翻出当时的进货发票，递给信荣说：“你们看，这一套的进价是四十八元，不挣你们钱了，就按进价给你们。”信荣说：“化纤已统一降价了，况且，我们买的是过时服装，按原价算，教师对我们有意见呢，应该在降百分之二十的基础，再适当降些。”见郭会计有些鄂然，我就说：“算了，就按国家降价的比例算，也不能让郭会计太为难了。”郭会计抱怨地说：“你看看！你看看！王宝生拉回来的这些服装，一件都设卖，压着不是个事，一卖就赔钱。”

郭会计请示了郝经理后，双方签了还款协议，郭会计就填了一张电汇支票。

郭会计推了辆自行车，帮我们推着服装，便向邮局走去。郭会计由邮局出来后，信荣说：“郭会计，你看，到我们住的旅馆还有一段路，你就帮我们再送一段吧！事情已经办了，到了旅馆，我们喝点酒。”郭会计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旅馆，郭会计喝着酒，就有了点小兴奋。说：“你俩真会办事，这事，要搁在别人，一分钱也别想要回去。”信荣说：“这次多亏你郭会计帮忙，我们若空手回去了，真还不好向校长交待呢！太感谢你了。郭会计，欢迎你到西安去，我们一定要热情接待你。”

送走郭会计，信荣清点了几天来的化销，剩下的钱虽够车票饭钱，但怕万一有个事，就不好应付。我便出主意绕道北京，向我的发小严田良借些钱再回西安。

当时，严田良在总参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是个正营级的干部。我俩到了北京以后，在政协礼堂的地下室宾馆住下后，我就给田良打了电话。第二天一大早，田良送来了钱，又带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攝影留念，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半下午时分，我俩便乘火车回了西安。

我俩回校的第二天，第一批汇款就到账了，十一月底，剩下的货款也如数到了账。

2019年2月13日书就于“九锦台”

（作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