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谈新文化运动，再谈语言的效用

杨林

新冠肺炎出现以后，日本向中国捐赠了一些医疗物资，这些物资之上，印有一些宣传标语，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类。于是乎有人惊叹：“你看看人家，说话多典雅；你再看看自己，粗鄙少文！”言下之意，很为国人不会引用文言，只会说大白话而悲哀。

白话取代文言，成为通行的书面语，至少是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么，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呢？

无他！因为若要富国强兵，必得言文一致。

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让无数中国人记住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与世界，会惊奇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讲物质文明，我们可以煎炒烹炸，讲精神文明，我们有琴棋书画；真可谓看不完的锦绣江山，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哪里落后了？

有人讲，我们落后在“船不坚，炮不利”。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开始洋务运动。李鸿章筹建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结果甲午一役，全军覆没。清政府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二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十年的财政收入），允许日本在内地投资建厂……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美梦化作幻影。

甲午惨败，刺痛了士人阶级，于是而有康梁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试图以制度的变革来挽救濒临“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险境的中国，却以康梁出逃、六君子被杀收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至此，制度变革胜利了，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生吗？没有。《茶馆》里的松二爷说的好：“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孙中山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只得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为什么革命尚未成功？原因在哪里？孙先生说：“四万万同胞，一盘散沙耳！”

中国“一盘散沙”局面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言文不一致”。

文言文很好，可是，只有少数人能懂，少数人能写。这一部分文化精英，空有爱国之志，却找不到力量的来源。曾胡左李认为力量来自坚船利炮，康梁认为力量来自君主立宪，孙中山认为力量来自民主共和，他们的眼睛或者没有向下看，看到底层民众的力量，或者看到了底层民众，却不知如何发动、如何利用这股力量。1917年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而反对文言，争取“言文一致”，实现了清末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919年便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八年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赶跑日本侵略者，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原因便在于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能力。共产党动员群众，会长篇大论写文言吗？不会的。共产党的纲领，是那么明白如话：“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人民服务”！

简单的，往往是最高级的。我们看《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贵族，往往一天之中换数套衣服，衣服之上佩戴繁杂的饰品。这样的生活固然是精致的，这样的人也是无生命力的。试想，贾宝玉能否扛枪打仗，保家卫国？林黛玉能否衲鞋底子，支援前线？语言也是如此。骈四俪六的语言，美则美矣，却无力量。毛主席讥之为“老太太的裹脚布——又长又臭”！成吉思汗的铁骑没有文化，却横扫欧亚。因为他的战书是这样写的：你要战，我便战！这和抗美援朝时毛主席的讲话何其相像：他们要打多久便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当言文一致时，语言是透明的，我们关注的不会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指向的事物。当领导说：“杨林，去给我倒杯水。”我会去找暖壶找杯子给领导倒水，而不会在那里品味领导语言的美。这个时候的语言，行使的是它的工具功能。“你去给我倒杯水”“你去把那个碉堡炸了”“你要为人民服务”，这都是语言作为工具在使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我们说“武汉不哭”“中国加油”，也是利用了语言的工具性。人们听了之后，立马明白。

语言除了工具性，还具有审美功能。当我们说“武汉不哭，中国加油”的时候，是想不到语言本身的，指向的是事或物；当我们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语言，感受到的是语言的美。作为异域的日本，引经据典，自无不可；作为全力进行抗击新冠肺炎战争的中国，还是高喊“加油”更为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