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达虎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农历三月初九，逝于一九八二年农历九月初九，享年五十四虚岁，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些世事多变的年代。从我记事起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了，所以我对父亲四十岁以前的经历，只是只言片语的听说一些，知之甚少。由于过去各种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父亲对于过去的往事不愿多说，我们也不敢多问。改革开放不久父亲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所以父亲年轻时候的经历我记得不一定十分准确，特别是在时间顺序上也许有一点出入，但是经历的事情却是真实的。

父亲与本村的丁世昌、杨喜、王有、杨补才、于巨钱、李千顺同岁，少年时期上过私塾，上了多长时间不知道，不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这些书都读过，据说是还没有开讲。所以识得一些字有一点文化，并且打得一手好算盘，这在当时也算了不起的了。当时教他的私塾先生可能是个外地人，把“我”读成“饿”，以至于他平时说话“我”还说“我”，一到念报纸或书面的文字时就把“我”读成“饿”。

父亲于一九四四年农历三月十一与母亲结婚，时年虚岁十六与母亲同岁。年轻时的父亲一米七五的个头，四方脸高鼻梁大眼睛，眉清目秀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也算得上一个美男子。年轻时的父亲性格开朗直爽，能言善辩，天性活泼，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父亲姊妹五个，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是家中最小的。我大爷比父亲大六岁，天生胆小怯弱唯唯诺诺窝窝囊囊。曾经被村里的保甲长胁迫为他们“当事”（“当事”具体是什么职务不清楚，大概是在保甲长手下当差，负责征粮征税吧），据说“当事”能挣得一些劳务费，可我大爷“当事”一年，保甲长们说他当事当得“赔啦”（可能就是没有完成征粮征税任务），所以把爷爷家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粮食和准备盖房备下的三道檩要强行拉走，奶奶双膝跪地哭着央求他们给留点儿籽种，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全部被拉走了。一次国民党军征兵，村里硬性指派我大爷去当兵，因为我大爷除了胆小怯弱外，小时候患有癫痫病（当地叫搐疯或抽疯病），所以奶奶舍不得让他去当兵，没办法卖了家里仅有的七亩好地作为赎金才把我大爷赎了回来。

一九四四年一次日本兵招收劳役，到大同口泉煤矿下窑背炭，村里的保甲长们强行摊派我们家一个名额，那时候父亲年龄还小，又刚刚成家，所以这个名额就落在了我大爷的头上而被抓了去。日本人把这些从各地征集的劳役集中到丰镇城，准备运往大同，就在当天夜里，我大爷可能由于着怕和心里不痛快而癫痫病发作，躺在屋子外面的台阶上死过去（休克）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才醒过了，日本人一看这个人有病不能当劳役，所以把我大爷退了回来。大爷虽然回来了，但是必须还要有一个人去顶替，这时候在保甲长们的威逼下，父亲却毅然决定顶替大爷去当劳役。他先被带到丰镇劳工集中营，换上了日本人给发的统一的劳工服装，再用火车运往大同口泉煤矿，第二天就要开始下窑背炭。就在到达煤矿的当天夜里，父亲就从住的简易公棚里偷偷的跑了出来，连夜跑了几十里，临明进村藏在一户人家，脱了日本人发的工衣，和这家要了一条拦裤子和一块拦口袋片，藏了一白天，在夜深人静时又偷偷的往回跑，就这样白天藏黑夜跑，跑了几天后没敢回家，跑到新地（现察右前旗境内）铁盖呃啊喽村父亲的舅舅家躲藏了整整多半年，直到打听的没有人再去家抓人才慢慢的回到家里，刚回家还不敢路面儿，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敢出门。

一九四五年八路军过来，打跑了国民党军和土匪，村里成立了农会，农会干部有李三栓（李宝钱大）、李千千、杨六（杨福春大）、张顺（张虎仁大）、周二等，农会积极分子和民兵有李玉山、王后生、大摸劳、二摸劳、张虎仁、杨福春、于德海、于满仓、吴老根、吴补达等，父亲任民兵大队长。土匪徐喜在逃跑的时候把一些步枪埋在了我们村的一个山头上，徐喜他们在埋枪的时候被我正在附近放羊的姑父看见了，姑父告诉了父亲，父亲叫上本村的于满仓、吴老根、吴补达等几个民兵上山把枪起了出来，起出的这些枪都没有枪栓，狡猾的土匪在埋枪的时候就把枪栓卸了。

一九四六年秋天，八路军撤退，国民党军、土匪和乡绅等“还乡团”又要打回来，当时的农会干部大部分都逃跑了，我父亲和于德海两个人让村里的孙秦太老先生打了一挂，打挂的结果是凶多吉少，让我父亲他们赶紧跑，越快越好。所以在当天下午父亲就和同他一起起枪的那几个人全都逃跑了。父亲是往东山方向跑的，从那以后就投奔了八路军。

父亲跑了的当天夜里，土匪就杀回来了。母亲半夜被几个土匪哼叽喊楞地叫醒，土匪进家一看就我母亲和奶奶两个女人，便大声喝道：“你们家男人哪去了？”母亲被吓的不知所措，慌乱中顺口说：“在那（nei)厢（隔壁的意思）了”。我们家当时住三间窑，堂屋三厦厦，中间是堂地，东面一间住的是父母亲和奶奶（当时爷爷已经去世），那天父亲逃跑了，就剩下我母亲和奶奶两个人，西面一间住的是我大爷和大娘，那天我大娘上窑村的兄弟刘占元在我大娘家。土匪以为是我父亲，过去就把我大娘的兄弟打起来拉到了院里，占元舅舅一直和土匪解释：“我不是这家的人，我是走亲戚的”，这时候崖头上站着土匪头子徐喜，身穿狗皮大氅，手提驳壳手枪，院里有土匪头子田永胜，田永胜认识我占元舅舅，就命令其他土匪说：“这个人不是放了他”。放开我占元舅舅后，三四个土匪又进家搜了半天没有搜到，然后上炕坐下，让我母亲给烧水喝，母亲烧滚一锅水，给土匪一人一碗舀上，推脱说出去撮点柴再烧水，出到院里看了看没人，母亲提了个筐子向东梁跑去，藏在东梁的一个崖头窑窑里一直藏了两天两夜。就在当天夜里没来得及逃跑的农会干部以及农会积极分子，被土匪抓了起来打的妈呀老子的叫唤声响成一片，人人被打的半死。杨六、周二被吊起来打得死过去，再拿冷水扑过来；二摸劳被打的着求告：“德高（一个土匪的名字）哥，别打了，我没吃过大块羊肉（可能是农会打土豪时吃了人家的羊），我今年一年在草沟村来，刚回来没几天”；李千千跑了，他老婆被土匪抓走好长时间才放回来。我母亲藏在崖头窑窑里不久又有大摸捞大娘和其他几个女人也藏在了这里，两天后土匪撤走了，她们才出来各自回家。据说这次如果抓住父亲要被土匪就地枪决，母亲说是那一挂打的躲过了一劫。

父亲投奔了八路军，但没说过具体参加的是那支部队，就听父亲说他给一位八路军领导当文书，这位领导有车有警卫员，吃饭的时候，他和警卫员、司机三个人一块吃。这位领导很器重他，走到哪里夸到哪里，遇到其他领导常常拿我父亲炫耀：你们看看我这个兵多好，才十八岁，英俊潇洒机灵活泼。后来父亲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这次任务中负伤，在一户老百姓家养了一个多月伤，伤好后回到原来驻军的地方，可是部队早已开拔，不知去往何处，问不见找不到，足足找了二十多天没有找到，最后只好回到了家里。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一件事，而我更遗憾的是没有问清楚父亲是给那个领导当文书。在文革期间有两个外地人来我们家向我父亲调查过一个领导干部，可能就是这个干部，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

父亲回家后不久，遇到国民党军抓兵，被抓去当了国民党的兵，活动在集宁到包头一带。我只听父亲说过在他当国民党兵期间的两件事，这也可能是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件是一位国民党军高官（记不清是傅作义还是董其武或鄂友三）训话，在一处宽敞的地面上，有好几千官兵列队接受训话，这位国民党军高官身穿绿色军大衣，威风凛凛，具体说的什么就不清楚了；另一件是一天早晨把他们集合起来现场枪决了两个士兵，一个是因为开小差儿（逃兵）被抓了回来，一个是因为强奸民女被当事人告到部队而被抓了起来，当着众官兵的面现场枪决了这两个士兵。

父亲随着绥远起义被编入八路军部队后复员回家，复员时已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复员证上有朱总司令的题字，相片穿的是冬装，戴的皮帽子，复员证在母亲九八年搬家时丢失。父亲复员回原籍后，丰镇县武装部要让我父亲当区武装部长，五区七区这两个区在那个区当都可以，但是父亲那里也没有去当，而是回家一心种地当了农民。我问过母亲当时父亲为什么没有当武装部长，母亲说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当干部挣的是粮食，一个月一斗米，嫌挣得少不如回家种地吧。到底是什么原因，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有父亲自己知道。这件事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父亲回家种地也不错，头一年秋收后就用三石莜麦换了一头乳牛。第二年收成也不赖，秋后拉了一牛板车粮食去大同卖了二十块大洋。可是父亲拿着这二十块大洋去赌场押宝，一黑夜全部输掉，这还不够又把牛卖了输了个精光。去的时候和本村张存锁相跟的，张存锁比父亲大几岁，按村中我叫存锁大爷。耍的时候存锁大爷就不让他耍，父亲要去耍拦不住，输掉钱后不让他卖牛仍然不听劝告，最后钱牛都输了，只剩下一挂旱板车让存锁大爷的车给捎带拉回来了。父亲喜好押宝我是经历过的，在七十年代我们村有一阵子行时押宝，父亲经常参与，有时候还带着我去赌场耍，母亲管不住，理由说是赢钱给我买个收音机。由于父亲的感染，我小时候就对押宝这种赌博形式有所了解，因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宝盒子与押宝》的文章，以警示后人远离赌博。

因为父亲有文化，并且算盘打的好，所以被招到村供销合作社工作。在供销合作社站拦柜的同时兼食堂管理员，在此期间有一个乡干部范某某在我们村下乡蹲点，此人经常到供销社食堂吃饭，但不提前通知或预定，有时候他去吃饭食堂没有给他准备，造成供销社其他职工不够吃，有时候食堂给他做上饭了，可他又没有去吃，造成食堂的浪费。那时候粮食十分紧缺，供销社职工在食堂吃饭都是自己花钱，因此供销社其他职工对此事意见很大，父亲多次让范某某提前订饭但他就是不肯，摆官架子，想吃就去吃，不想吃就不去。时间长了供销社职工意见越来越大，作为食堂管理员的父亲硬着头皮与范某某交涉，如果再不提前订饭就不要再来吃饭了，就因这一句话父亲得罪了范某某，不久就被供销社解雇了。

　　入社（第三次土改，把农户的土地、耕畜、农具全部归大集体）后，成立人民公社，父亲在大队当会计。一九六零年整风整社时被公社干部王某某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下台，被一起整下台的还有支书王玉山，他们两个人一起跑到了后草地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在那里找到了活干，站稳脚跟后又把两家的女人孩子都接了去，当时我们家就母亲和姐姐，王家有粉花大娘和她的三个儿子，大儿子英后十岁，比我姐姐大两岁，二儿子月后七岁，三儿子栓后两岁。两家的女人孩子走的时候是在半夜十二点左右悄悄走的，怕被别人发现了拦回来，由于走的着急，粉花大娘怀中抱着两岁的栓厚是头从下抱的，一直走到离我们村七八里以外的上窑村才发现，人们都以为把栓厚捂死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两家人都在镶黄旗的一个农场四大队开荒种地，光景过的还算可以，刚刚去吃的是供应粮，住的是就地挖下去上面盖住的地窨子，后来农场给分了一户一间的排子房。其实就在父亲被整下台跑到后草地四个月后就平反了，但父亲他们觉得这里比老家更好，就决定留在这里不回去了，我就是出生在镶黄旗。可是好景不长，因外流到这里的汉人越来越多，他们种的庄家收成又不好，所以农场决定遣返一部分外来人员，开始召开会议动员，接着到家里说服动员离开这里，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两家又返回了原籍，当时如果坚持不走留下来也行，但最终还是决定了离开。

　　刚回来的时候生活特别艰难，没有粮食吃，靠和亲戚朋友借，住的是两间多年没有住人的崖打窑。回来后父亲一直参加生产队劳动，春种夏锄秋收啥活都干过，修过公路、跟过皮车、当过饲养员等等。因父亲会砌石头墙，无论土砌、浆砌、干砸无所不能，所以参加建设了村里的拦河引洪灌溉大坝。这项水利工程是我们村最大的一项工程，由拦洪坝、拦河闸、升降器、溢洪坝、泄洪道、引洪渠、防洪护村护地坝等构成。那时候我还小大概只有四五岁吧，父亲带着我一边干活一边照看着我，我乖乖的就在附近玩儿，说是玩儿其实就是坐在河沟一个人玩沙子，因为那时候吃不饱，饿的身体软的没精神，没有力气蹦蹦跳跳到处乱跑。拦洪坝、溢洪坝、护村护地坝都是由铁丝网筑成，拦河闸坝体由浆砌石砌成后再用水泥勾缝，勾缝的时候虽然是根据石头的不同造型来勾，但是常常勾出各种好看的图形，如三角形、正方形、菱形、圆形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勾出一幅头对头的两条蟒蛇吐着长长的蛇信子，中间坐着一个小娃娃的图案，看上去栩栩如生，那时我很同情那个小娃娃，担心他会不会被蟒蛇吃掉。父亲还当过鼓匠。我们家邻居住着一个鼓匠，他双目失明，在我们那里很有名气。由于文革期间破四旧，红白事宴都不让订鼓匠，鼓匠的业务也很少，不过还有一些偏僻的小山村有时候还偷偷的订，那时常见的是我们村北山后兴和县一带的小山村肯偷着来订。因为不敢调集更多的专业鼓匠，所以就近叫上三五个人组成一个鼓匠班子。父亲会拉胡胡和打板以及锣、鼓、镲、叮叮旦等一些铜器，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个有眼的领路人，所以父亲就常被他们叫上偷偷地去当鼓匠。

　　由于父亲当过国民党兵，所以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批斗。我记忆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开批斗会父亲被捆了一绳，晚上批斗结束后，父亲回到家里就圪卧在炕头睡下了，什么话也没说，母亲和姐姐抹着眼泪在无声地哭啼，我也不敢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第二次是在学校教室里召开批斗会，那时我已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坐在前面第一排，被批斗的有五六个人，除了父亲其余的那几个人是谁不记的了，他们面向学生和群众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弯着腰，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根麻绳单三子（单三子在《麻绳匠》一文中专门介绍）。主持会议的人记不清是谁，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就记得有人举起拳头领头呼喊打倒记不清是什么的口号，然后喝令台上被批斗的这五六个人一齐跪下，接下来就开始用各自脖颈挂的那根单三子分别捆这些人。每个人由两个人来捆，捆父亲的是三队（我们村有六个生产队）的两个年轻人，起利擦拉没用一分钟就把这五六个人全部五花大绑捆起来了。这时候有我们队比我大的两个女生，我记得好像是英莲和润枝，把我从前面拉到了后面，怕我亲眼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捆起来吓着。而这一情景已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我只是心痛而没有任何办法来解救父亲。



　　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是缺粮户（缺粮户是指全家当年的劳动工分折款后，不足购买当年全家所分的口粮，欠账于生产队），直到包产到户也没有打清。全家的一切开销全靠养一些鸡、猪、羊、兔来填补，口粮不足除了靠借粮外，父亲还开一些积溜地（积溜地就是在崖头、沟坡、河畔等地方私自开垦的小片荒地）来弥补。但是积溜地如果开的多了或者面积大了，会被生产队没收的。不过父亲还有一门手艺，那就是当毛毛匠（在《毛毛匠》一文专门介绍）。每年冬季农闲的时候，父亲就和我们队的吴根来、于占元三个人一起去后草地当毛毛匠，因为后草地羊皮多、气候寒冷，皮袄、皮裤、皮帽子、皮手套、皮盖窝、皮褥子等用量大。他们走村串户一路走一路做，有活就干没活就走，有时候一个村子人多活多能做半月二十天，有时候找不到活就一直走，冒着天寒地冻狂风暴雪走走停停，就这样一个冬天就游荡在寒冷的大草原上。加工的皮子主要是绵羊皮、山羊皮、狗皮、狐皮、兔皮。毛毛匠的工序有洗皮子、熟皮子、铲皮子、勾皮子、裁剪、缝制等，有的还需要吊面子。皮衣的款式也分男式、女式、中式、西式等，有大有小有白茬有吊面，皮帽子也有尖顶、平顶、皮沓皮等。三个人中父亲是老师傅，毛毛匠工具大部分都是父亲置办的，父亲一般负责裁剪缝制，根来叔以缝制为主、占元叔以勾皮子为主。出去一个冬天赶腊月靠近年根子回来能挣一点钱，除去上交生产队一部分外还能剩一点来置办年货。那时候的政策是不容许私自外流干活的，必须经过生产队批准才能出去，干活挣得钱也得上交生产队，然后根据外出天数记几个工分。记得有一年父亲他们外出当毛毛匠回来，带回一条从二苏木海子打上来的三十多斤重的大鲤鱼。他们三个人在我们家请生产队干部吃鱼，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是二队的戴虎成，生产队长是三队的张三虎，吃完临走的时候还给每个干部带了一块鱼肉。其目的一是想让生产队干部给他们一些宽松政策，好让他们每年冬天都能出去挣点儿零花钱；另一个是想让生产队干部睁半眼合半眼，少上交生产队一些钱而已。

　　由于生活所迫父亲还跑过黑市（黑市就是国家禁止的不公开的交易市场），跑黑市当时也叫投机倒把，是违法的，父亲跑黑市就是去黑市上卖一些农村土特产。那时候所有商品都是统购统销，农副产品也不例外必须卖到供销社。黑市价格高但有很大风险，如果被工商部门逮住，轻则没收商品重则“办学习班”（办学习班就是把犯错误的人组织起来，白天参加义务劳动，晚上学习毛选、语录、时事、政治、政策等，时间一般为五天到一个月不等）。大同煤矿是我们这里跑黑市的最佳去处，因为煤矿工人工资高，今天活的不知道明天，舍得吃，所以把一些土特产卖给他们既好卖价格又高。卖的主要商品是当地自产的莜面、粉面、山药、麻油、鸡蛋、鸡子、兔子等，有时候也有卖猪羊肉的。父亲跑黑市有一辆牛头把烂自行车，走的时候都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夜深人静的时候，临走前吃一顿饭，吃完饭用自行车驮上六七十斤的东西，抹黑就上路了。大同矿区距离我们这里大约有一百七八二百里左右的路程，骑着自行车走一黑夜夜路，赶第二天早晨大约七八点钟就去啦，上午把东西卖掉，下午往回走，赶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回来了。



　　七十年代初期父亲当了生产队会计，体力劳动逐渐少了。我记忆最深的是生产队年终决算（在《生产队会计年终决算》一文详细介绍）。决算是生产队会计的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需要计算大量的数字，好几个人也得做至少一个多礼拜。最有意思的是一个人唱数字，三四个人打算盘，有时候晚上还要点上洋灯（在《洋灯》一文中详细介绍）加班，我们一伙小孩子常常去队房子看打算盘，觉得很好玩。决算的最终结果是收益分配，而社员（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称社员）最关心的是一个工多少钱，自己家是余粮户（家庭全年的累计工分除口粮等开销外还有剩余）还是缺粮户。我们生产队一个工一般在二到五毛，最高的一年上到过七毛。决算后缺粮户要找自己的是余粮户的亲戚、朋友、本家等关系好的拨钱（就是余粮户把剩余的钱过拨给缺粮户），然后慢慢地再还人家，如果实在拨不到，那也只能欠着生产队了；而余粮户除了过拨出去给缺粮户的款外，如果还有富余，生产队要尽量以现金的方式分红给他们以资鼓励，这时候余粮户兴高采烈，而缺粮户却垂头丧气。

　　父亲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后与保管员互相调换，又当了保管员，几年后又当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一直当至一九八一年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后生产队干部除留一名改称村长的干部外，其余全部减掉。此时父亲留作村长，一直当到一九八二年十月份去世。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有咳嗽气短病（俗称喉拘子），也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时至今日每当梦到父亲还是病痛的场景。记得起初父亲就是不能着烟呛不能着冷风，遇到油干锅常常也会被呛得一连串的咳嗽，有时候咳嗽的喘不过气来，拘的脸红脖子粗泪眼爬涩嘴唇发紫。后来逐渐严重，不能干重体力活，稍干一点重活儿就上气不接下气，自顾张大嘴巴喘气了，全靠吃氨茶碱和麻黄素这两种药来维持。因此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拿起了担杖接过了担水（在《担水》一文详细介绍）的任务，先从担半担歇几歇开始，逐渐到担满担不用歇一程担回来。父亲的这种病最怕感冒，如果遇上感冒病情就会加重，有时候咳嗽气短得不能躺着睡觉，常常需要跪着或者半跪半爬俯卧着才能呼吸换气，说是拔不上气来。严重时要输青霉素才能缓解。那时候青霉素非常紧缺很难买到，我曾经在十一二岁时就去离我们村八九里地的县磷肥矿买过青霉素。据我们村赤脚医生说县磷肥矿应该有青霉素，让我去试试看能不能买到。那时我们村三队的郑占奎在县矿（我们当地人称县磷肥矿为县矿，以区别公社、大队、生产队开的磷灰矿）当保管，二队的戴千红好像是当副矿长，我就去找他们两个人，一直等到晚上下班才等到他们，他们虽然都不认识我，但我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他们很热心地帮忙给买了几支，我连夜赶回去找赤脚医生给父亲输上。父亲经常在晚上脱了衣服睡觉的时候，让我摸他的腹部，说是看看他的肺子煽的有多厉害。他抓着我的手放在他膈下胸腹部，感觉确实像是什么在煽动，哗哗的非常有力，节奏大约是心跳的二到三倍。那时我不明白，以为就是肺子在煽动，可是后来我学了一点医学常识，让我更加糊涂。因为肺脏是不会自己运动的，又不在心脏的位置，况且煽动的频率要比心跳快得多，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在煽动，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种病很顽固，在当时的那种医疗条件下想治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也吃过很多中药，用过很多偏方，去山西的忻州割过，去河北张家口埋过线，甚至看过大仙爷、顶神婆（神医、巫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记得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去老松窑村为父亲看大仙爷，晚上看完还要连夜赶回去“破”（一种迷信行为，就是犯了哪路神仙后，用大仙爷告诉的办法去破解），老松窑村距离我们村走小路大约十五里路程，天刚麻麻眼庄户人家吃晚饭的时候，我一个人从老松窑村梁头抄小路往回走。刚开始并不觉得害怕，心里头只是安慰自己不可能遇到狼，因为磷灰矿天天放炮，是不会有狼的。可是当路过一片坟地，并且坟地里还有一个新坟堆，新坟堆的坟儿杆上还飘着引魂幡时，突然脑袋嗡的一下，全身像有无数根针扎，感觉头皮发麻，心跳加快，不敢再看那个新坟堆，吓的厉害竟也不敢跑，只是加快脚步跌跌拌拌往前走，直到翻过一道梁望见旗杆梁村的灯光（那时旗杆梁村驻有县矿和地质队，室外有好多照明电灯非常明亮）后才有所缓和，脚颠带跑很快就下了山坡进了旗杆梁村，此时我已汗流浃背，不过总算松了一口气。等到拔上旗杆梁时冷风吹的后背凉飕飕的，也不敢缓口气歇一歇，沿着坝坡小路（据说是日本人占领时期修的一条路，废弃多年）一路小跑，先看到东沟掌南窑（五队）人家若隐若现的灯光，再看到东沟掌北窑（六队）人家的灯光，经过这两个村最后看到我们村二队的灯光，才逐渐放慢脚步走回家，回家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

因为那时候吃的不好营养不良，再加上肺气肿这个病本身就是一种消耗性疾病，父亲的体质一直很差，非常消瘦，与年轻时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五十岁的人比现在七十多岁的人还要老面。八一年土地下户后农活儿多了苦也重了，家中子女最大的我在上学，没能帮上忙，弟弟妹妹们才十几岁没有劳动能力，只靠父母亲两个人劳作，父亲的病便更加严重了。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考上中专，九月十号父亲赶上毛驴车拉上行李送我到隆庄坐班车去锡林浩特上学，谁能想到那是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那一别竟成永别。当我上中专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正在上王维平老师的解剖生理课，一个传达室的老师敲开正在上课的教室门，递给王维平老师一个纸条就走了，王维平老师定顿了一会儿，走下讲台向我走来，把纸条放在我的课桌上，我一看是我的一张电报单，单上面就八个字：“你父病亡见电速回”，我看着电文就像五雷轰顶，一时不知所措。此时的我欲哭无泪，我把电报递给我同桌的同学看了看，昏昏沉沉等到下课，跑回宿舍才抱头痛哭。有几个同学跟着我回到宿舍安慰我，也有同学给我张罗着去汽车站买票，我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母亲为了等我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本应该三天掩阴钉（把棺材上盖钉住）而没有掩。父亲仰卧在棺材里神情十分安详，面部没有太大变化，和睡着了一样，我默默地看着父亲，牵牵他的手摸摸他那消瘦而冰凉的脸，此刻我有多少话想和父亲诉说，但父亲却听不到了，永远听不到了。父亲的去世就像一场噩梦，但我当时多么希望这就是一场梦啊！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很不平凡，起起落落经历了很多。父亲虽然出身在旧社会，但从来不古板、不守旧，能主动接受新生事物，适应性很强。父亲为人处世特别随和，与老的小的都能融洽相处，受到人们的尊敬。父亲的一生虽然坎坎坷坷，但从来都没有向困难低过头，生性乐观活泼开朗，幽默风趣善于社交，把贫穷的日子也过的红红火火。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50岁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