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往事，拾煤渣

海子了（吴钧）

昨天惴惴不安地写了那篇脱煤基的文字，唯恐别人嘲笑我们那时清贫的生活，那种窘迫有点说不出口，可在文字出来后，很多发小都有触动，说我原来也干了这些活计，大家都从那个年代走来，都真实地生活其间，心里也安稳，不再踌躇唐突不安，尤其肖哥调侃我，捡过煤渣吗？一想这事，好像湖水的一汪涟漪荡漾，我还真的干过捡煤核的事情，而且还是十分投入地去做。

文革前大院小孩有人捡过煤核，仅限很少的人家，文革的缀学，孩子们成无主的“羊群”四处游荡，上房揭瓦，偷东摸西还是小事，最可怕是流窜盗窃，打架成瘾，我们大院里就有数个厉害的主，像24栋的于尚湖，于尚江，于尚海兄弟一族，人见人怕，见了就躲，于是很多家长给我们精力过剩无处发泄的“淘气包”们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去大院的锅炉房倒渣场，去周边的工厂垃圾堆，去七里河犄角旮旯，那时我们全都挺豪气的，绝不是那种畏畏缩缩踟躇徘徊的样子，这也得益于造反精神的熏陶，还有更重要的支撑是风靡一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高亢唱腔“提篮小买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给了我们这些准备拾煤渣的小孩奠定了革命理论基础，一霎间（1967年，1968年冬天）大院里很多小孩包括我在内，都理直气壮地端着拾煤核的脸盆和篮子，游走几个拾煤核的好地方。

锅炉房的煤渣是倾倒在29栋和22栋那块空旷地，局机关食堂的煤渣是倒在5栋外面，有时是15栋和16栋的中间空地，红大楼的主要是沿大楼北面临街的空地散乱倾倒，而局院东北角一块没人顾及的死角，先是五公司食堂建了一个猪圈，后又盖了一个食堂，我们也在那里扒拉过食堂就地倾倒的煤渣。后来局院里的煤渣被蜂拥而至的拾煤渣孩子所侵吞，我们就不得不端着煤盆辗转异地，去过公交公司，去过陆军总院，去过供电局，去过机车厂，最远去过兰西机务段，想从蒸汽机车车头处捡煤渣，几乎妄想，因为车头的优质燃煤燃烧很充分，供车头的燃煤都烧成煤粉，没有煤渣。况且那里邻近穿梭不停的铁路线，不安全，也被铁路上工人严厉呵斥，不敢靠近。

那时捡煤核除了盛煤核的盆子外，就是要一个用铁丝握成的铁丝扒子，铁丝粗些最好，不易变形，再在盆子里放一个小点的小碗，以便大盆放在它处，用小碗去捡，碗满后再搁置大盆里。捡煤最好的时机是一手推车刚从炉膛出来冒着热气甚至火苗的碳渣，浇了冷却的凉水，升腾着呛人的水蒸气，被倒在空地或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孩子们勇猛地冲上去，占据有利的位置，一顿拼命的死刨，手疾眼快地一手刨煤渣，一手拾煤块（没有烧透的煤块，还有由大变小的煤核由锅炉房炉膛篦子漏下），然后再放到盆里端回家去，我印象中的脸盆从来没有装满过煤核，说明那时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身体还不强健，难于与大于我的哥们争抢“食物”，二是拾煤的技巧不熟练，尤其缺乏战术素养，不会把握捡煤核的时机，一味地端个破盆四处游击去寻找煤核，真是“艰苦卓绝”啊。

我断断续续捡了一时半载的煤核，也锻炼了胆量，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脸皮的厚度，因为端煤盆局促不安和不端煤盆的落落大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至今不忘，1968年冬天是一个阳光灿烂温煦的日子，那天下午我衣衫不整，有点蓬头垢面（脸上肯定涂满煤沫子加上油污）从局院大门朝回家的地方走去，在局大楼前处，遇见同学武兰萍和她哥武毅，在她母亲施老师的携领下，衣着整洁笑脸灿烂喜迎出差回来父亲，那种幸福的邂逅好氛围刺激我的眼眸，就是和她们相视的一瞬，我赶紧低头溜走了唯恐她们再多看一眼，有那种鄙夷的目光掠过，其实人家根本没有看见我，而我完全是心里卑微的作用。由此看来，捡煤渣的活计不好干，对自尊心的摧残太虐了，那种时髦最好能不干就不能干了。

好在我在啥也不懂的时候，干过拾煤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