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官民道家异

黄镇山

　　“巴巫蛮道”尊黄生为“忠君义师”。黄生（前191-前118），汉水原巴楚地骑城（今湖北襄阳）人，出自书香之家，其高祖是聚三千门客著《世本》的楚相春申君黄歇；曾祖是授张良《太公兵法》著《兵法三略》的黄石公；祖父是汉高帝“授官司徒，赐号极忠，封侯骑城”的黄老道学理论家黄尚；父亲是汉文帝《书》博士与晁错等著《尚书大传》的黄金；黄生是汉景帝黄老道学博士，也是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的老师（黄生子是与田何在京城长安开办“《易》学馆”的今文《易》学奠基人黄豪；孙是汉武帝“授官左将，斩西于王，封侯国郦城”并将楚文《世本》译成今文的黄同；曾孙是汉宣帝名相“封建成侯，子嗣后为列侯”被而今中纪委网站列为“古代四大清官”之首的黄霸）。

《史记.儒林列传》有一段记载，非常精彩，对道家、儒家，乃至对后世影响很大，这就是道家学派黄生与儒家学派辕固生之辩，黄生的观点是“正言匡过臣忠君”，辕固生的见解是“受命天下臣诛君”。现将这段记述抄录如下：

清河王太博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黄生开宗明义亮出本方观点汤武取桀纣而代之非受命于天而是弑。

辕固生的反驳雷同战国儒家亚圣孟子当年与齐宣王的对话如出一辙，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是由天下之心决定的，桀纣虐乱失去民心，也就失去了做君主的资格。汤武只是顺应民心诛之。

黄生在接下来的发言里将君臣关系类比于冠和履，黄生的观点是君臣有绝对的分际，君上臣下，臣忠于君，是不容置疑的关系。臣有正言匡过的权利，但绝无罢黜代立的正当。这和战国法家《韩非子·忠孝》里的论点并无二致，也很符合其后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君权神授”的精神。

　　众所周知“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句话，而“革命”这个词也源于此。汤指的是商汤王，武指的是周武王，二人皆打败了前任夏桀王、商纣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由臣推翻君王而坐上王位的人。之前或是“公天下禅让制”，由在位的王将王位让给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来做；或是“家天下世袭制”，由兄弟子孙接班。而商汤却是起兵推翻夏朝，流放夏桀王；周姬发以武力伐商纣而夺取王位。所以，黄生就说汤武这一行为并不是受天命，而是弑君。

“受命”说，源于《尚书.汤誓》，商汤王起兵前宣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也就是说，我商汤受天命，夏桀罪大恶极，必须讨伐。同样，周在起讨后来的商时，《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也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这就提供了一个样板，以后历朝历代，在推翻前朝时，这就成了一种说辞，所谓起兵，乃是替天行道，所谓“弑君”叫“诛一夫”，《孟子》中有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辕固生在回答黄生时，也这样说桀纣虐乱，人民的心都向着汤武，连桀纣的老百姓都不远万里跑来跟随，汤武不忍心，只能自立保护他们。“天命”，在这里就是民心，《尚书》中也说桀纣暴虐，民心离散，汤武才躬行天之罚。循着这种逻辑，上天是保护人民的，天心即是民心，民心即是天心，要想长盛不衰，就要敬天爱民，否则就会有人以武力推翻取而代之。辕固生的正统观点很是中听美好，可惜有利于后来如民歌所唱：“王莽篡汉改新朝，一统汉业分两段；分裂汉统诸葛亮，三国鼎立天下乱。”

号称“周朝八百年”的正统思想始终把桀纣骂得狗血淋头，而把汤武捧为圣贤明君。早在春秋时期孔子高徒子贡就曾怀疑“纣之不善不如是甚也”。黄生是首位敢唱反调说汤武“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黄生的独道见解影响了汉景帝以后学者不敢明言汤放桀、武诛纣是“受命于天”的正统观点了。因为周初美化自已夺权合法，误导后世非法，首先是自食恶果，诸如西周国人造反杀厉王而臣下共和执政、申侯联络西夷巴人和犬戎杀幽王灭西周，东周被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架空而最终被灭，仅《春秋》所记242年之中“臣弑君，子弑父”簒位36起，违背“忠孝”的伦理道德，仅为臣子争权夺利就可误导这等禽兽不如的野蛮国统家风？黄生“君臣和为贵”的道家观点，减少了后世此类历史悲剧的发生，正如民歌所唱：“君明官清民自安，两汉一统四百年；帝王害怕臣子反，臣子造反是自残。”

　　汉朝建立稳定后，高帝任命黄老学派道家黄尚为司徒，主管宣传教育；惠帝任命曹参为丞相，曹参在任齐相的时候向盖公学过黄老之学，而后曹参也以黄老之道治国，因为曹参向盖公请教治齐之术，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后来的丞相陈平也是治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和皇后窦氏也是好黄老之学的，自然景帝也跟着学黄老之学。从高帝到景帝时期，汉朝的治国思想都是贯彻黄老道学，“道生法，道法自然，清静民定，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国泰民安”，呈现出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民富国强的繁荣景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大汉帝国。

辕固生知道黄生世代是汉朝的受益功臣，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故意在景帝面前质问高帝代秦是否合法而给黄生窘境。假如景帝不发言结束辩论，试想黄生会就事论事轻而易举的答辩：弑秦公子扶苏、二世胡亥者，贼臣赵高也；弑秦王子婴、烧阿房宫者，霸王项羽也。当初高帝兵临城下，秦王子婴出宫投降，高帝并未弑君进宫享受皇帝宝座，则是屯兵郊野，成为秦王宫的护卫，而后打败项羽正是诛弑君逆臣也。

聪明机智的景帝，听到自己执掌的政权来历是否合法的质疑，未等黄生答辩便抢先打比方结束辩论，既婉约地堵住辕固生的嘴，又巧妙地袒护了黄生，因为实践证明黄老道学思想利国利民大见成效；也使后学不敢再张扬汤放桀、武诛纣是受命于天。也就不再成为篡权夺位野心家的振振有词。正如民歌所唱：“三十六朝多变天，为啥作恶不从善？做人应该和为贵，天下一统多安然！”

　　西汉前期，官方以“黄老道学”思想“治国平天下”，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周初“成康之治”之后第二次天下大治“文景之治”。官方道家著书立说阐述思想理论治国方略，民间道家开馆讲学授徒传教为国育人。道家所谓“无为而治”，并非万事皆休“不作为”，而是避免“乱作为”强迫百姓劳民伤财，追求“善作为”顺应自然引导百姓自发创造。毛泽东高度指明：“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有无限地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西汉中期，官方从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其叔父淮南王刘安聚门客著道学思想书籍《淮南子》而被视为“枉作妖言谋反”被迫“自杀国除”。道家沦为民间，无所进取，有的募捐建立道观造神设教，吸引民间信仰；有的游历传播道教；有的融入世俗厚葬超度之风，“生前积财富，陪葬死后佳”，超度即道士做法事送亡灵升天，巴道做道场念经给亡灵“开路”从此而兴。

西汉后期，道家的思想理论不受官方欢迎，民间道士有的住观神道设教；有的入俗祭祀超度；有的云游传道布教；有的脱俗避世，隐居山谷炼丹修行轻举，幻想长生不老而活人升天成仙，于是便产生了一门虚构文艺类型“升天仙话”，作为文学故事看待，仙话艺术有其迷人魅力。

例如，晋葛洪《神仙传》：“淮南王白日升天，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故事虽生动美妙，然晋张华《博物志.辨方士》：“淮南王谋反被诛，亦云得道轻举。”则虚构之仙话已被拆破。

　　“巴巫蛮道”尊李八百为“仙丹大师”。李八百是西汉后期汉中郡西城县（今陕南安康市汉滨区）人，相传李八百之“李”是袭老子李聃之姓，晋谯秀《蜀记》将李八百与李聃并列为“仙”；而“八百”则承“彭祖八百岁”养生之术。

彭祖之名见于《帝系》《史记》，《楚辞•天问》王逸注：“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其不寿。”《列仙传》：“彭祖者，殷大夫也，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神仙传》：“彭祖者，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王令采女乘辎軿往问道于彭祖，彭祖曰：‘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杜光庭《鏞城集仙录》：“彭祖得道，不乐冲天，周游四海，居蜀多年，子孙繁众，故有彭山、天彭、彭门之名，俱在蜀焉。”

相传李八百练丹修仙于狗鸡关(今陕南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与平利县老县镇的界关)，功成后连他喂养的鸡犬也随同一道升天，“狗鸡关”从此得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仙话从此流传于世。而巴道并不迷信升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平利西河张法师沟年过八旬的谭道士传出歌谣：“轻举老君李八百，世所艳传天花坠。夙愿先师灵升天，可惜仙逝化作鬼。”

　　李八百与弟子唐公昉（房）还有曲折生动的仙话故事，《神仙传》：“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昉即舐。复言无益，欲公昉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制药，药成，服之仙去。”

　　《隶释》卷三有东汉《仙人唐公房碑》：“君字公房，成固人（今陕南汉中市）。耆老相传，王莽居摄二年（7年），为郡吏，遇真人，进以美瓜，又从而礼敬之。真人乃与君神药，日：‘服药之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在西成（今陕南安康市），去家七百馀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鼠啮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从学道，君不应，府君怒，欲收公房妻子。公房呼其师，其师以药饮公房妻子，并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大风起，举家飞升。＂（此东汉碑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展室）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学道得仙，入云台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狗吠云中。”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昔仙人唐昉（房），拔宅升天，鸡犬皆去。”

升天仙话最早源自“王乔乘鹤升天”，《楚辞•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华阳国志》：“华山表其阳。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罔。”并云：“彭祖体其地。彭祖生于巴蜀。”

尽管“巴巫蛮道”也尊唐公房为“升天仙师”，但自身却是务实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汉滨关家天池山年过八旬的道士赵智慧传出歌谣：“自地以上即是天，修道静心上高山，脚下云雾滚滚翻，不须仙丹亦在天。”表白巴道虽追求养生之道但不搞练丹求仙，对“练丹成仙”者尊而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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