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安作家协会作业（儿委会编辑 第一期）

立尽斜阳

母亲的针线笸箩
文/迟东晶
母亲有一个针线笸箩，总放在黄色小柜子的最上层，掀开柜盖，第一眼就能看见它。
针线笸箩是用纸浆塑的，是母亲出嫁时，姥姥给母亲的嫁妆。针线笸箩有中号瓦盆那么大。母亲很珍视它，用红色人参烟包装纸糊外面，用烟盒里银色锡箔纸糊里面，还用金色锡箔纸在笸箩口糊成锯齿边儿，使它看上去既喜庆又有点儿奢华。
针线笸箩肚子很大，简直是个百宝盆。针包、顶针、环锥、纳底锥子、一大一小两把剪子，这些是利器，母亲用一个小盒装在一起，怕散落出来伤到人。还有各种颜色的线棒，纳底麻绳和绱鞋线绳，一个用动物腿骨做成的磨得溜光锃光的拧细麻绳用的拨浪锤，叠放整齐的每人一套冬夏两季的鞋样子，最底层有一大堆材质不同、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扣子。笸箩里还有一个小直角三角包，最长最尖的那个角上堵着一个穿粗线的小红珠子，里面装着草灰，裁布料时，捏住珠子往出一扯，就会扯出一条灰线，用指甲勾住灰线一弹，布上就留一条又细又直的灰印，母亲沿着灰印剪裁布料给我们做衣服。
母亲平日里不允许我和妹妹翻针线笸箩，但母亲出去干活留我和妹妹看家时，我们就把针线笸箩捧到炕上，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玩儿。我们特别喜欢玩那个灰线包，直到把灰包玩空为止。母亲发现灰包空了也不生气。每次玩儿，我都努力记住里面东西的摆放顺序，以便按原样再装回去。每次都是我给针线笸箩复原，妹妹并不知道门道。玩的次数多了，她的胆子大起来，我和母亲下地干活时，她自己在家玩儿。她把针线笸箩捧到炕上，往炕上一扣，里面东西散落出来，她忘情地玩儿了一下午，把里面每个零件都拆解了一遍，听到母亲回来的声音才着急忙慌地往里一装，放进柜子里。晚上，母亲为我缝补白天干活磨坏的鞋子，看见翻得乱七八糟的针线笸箩，生气了，狠狠训了妹妹一顿。妹妹一边哭一边委屈：“我姐玩儿你咋不骂呢，就骂我！”“你姐玩，不给我弄乱，按原样给我装回去，你翻成这样，针掉出来扎到人怎么办？”我恍然大悟，母亲不是不许玩针线笸箩，是不能弄乱，就是母亲常说的“东西要有地方”。
冬夏两季农闲时，母亲就做针线活，我放假在家，是母亲的小帮手。我给母亲找鞋样子，在袼褙上用粉笔画出一个一个的鞋帮鞋底。鞋样子要颠倒着反复比量，母亲手把手教我如何最高效率利用材料，不能浪费。画好后，母亲用剪子剪下来。我再把鞋样绷在做鞋面的布上。时间久了，我的手力眼力都练得不错。我也帮母亲拧线绳，最让我跃跃欲试的是用那个骨质拨浪锤拧麻绳。
捻一小绺细麻皮，钩在拨浪锤的铁钩子上，一手捏着线头下坠着拨浪锤，另一只手旋转拨浪锤，借它的转动之势，麻皮拧成单股细麻绳，一边拧一边往里续麻皮，再把拧成的麻绳缠在拨浪锤上。很快，一捆麻皮都拧成细绳缠在拨浪锤上了。刚开始，我拧的麻绳有点粗细不匀，而且有点糙。经过母亲指导后，我能拧出粗细均匀溜光水滑的麻绳了，代价是我两只手的母指和食指像揭了皮似的，火燎燎地疼。母亲看我疼得直甩手指头，笑着说：“哪一门手艺都是要下苦功才能学好学精，天上不会掉下馅饼的。”然后，母亲让我把手在凉水里浸浸，再抹点蛤喇油。夜里，母亲坐在炕沿边纳鞋底，昏黄的灯把母亲略带伛偻的背影投在对面的纸墙上。我看着墙上母亲的影子，双臂一遍又一遍展开、合拢，听着麻绳穿过鞋底的哧哧声，又睡着了。
在贫穷的日子里，母亲用针线笸箩里的宝贝，缝连出一家人身上的衣帽鞋袜，在平淡如水的岁月里维系一家人的寒暖。
我十六岁那年，父亲溘然长逝。我们家的天塌了，瘦小的母亲用她单弱的肩一点一点地往起撑。眼泪流干了，母亲总用“垮车不倒就得往前推”来慰勉自己，她总说：“日子再苦，总会出头儿的。”那年冬天，女孩子特别流行一种松针绿色斜纹厚布料做的衣服，前襟两排大白扣特别醒目。可是，做两件这样的衣服，手工钱就得十几块。母亲舍不得，日子还得过呢。母亲买回布料和大白扣，又借来邻居女孩的新衣服，在炕上比量着，琢磨着。针线笸箩静静地坐在母亲旁边，母亲的手指在布料上比来比去，针线笸箩随着母亲身子的移动，从炕头推到炕梢，又从炕上挪到炕底。那个小三角包上的灰线在布料上留下横纵交错、长短不一的灰印。然后，母亲用大剪子开始裁布，再把裁好的布块儿一份份叠起来摞一起，裁完一件又裁另一件。第二天，母亲早早地把我和妹妹叫醒，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兴奋，让我和妹妹起来试新衣服。
过年了，我和妹妹穿着新衣服和同村的女孩子们走在雪地上，像一片移动的小松树林。而母亲，那么善于调用针线笸箩里的宝贝，却已多年没给自己缝一件新衣裳。她瘦弱的身体挑着一件深灰色的大外衣，那是父亲去世后亲戚送来的旧衣服，母亲洗洗灰尘就成了过年的衣裳。灰黄的脸上，一双深陷的眼窝，被泪水浸得有点浑浊的瞳仁里全是满足，她的一个小愿望实现了：别人家孩子有的，我孩子也得有！
那些年，我们和母亲一起，用针线笸箩和碎布角拼连着日子，缝补着岁月。每年过小年之前，我和妹妹都要与母亲一起缝补东西，把家里开线破洞的衣袜，甚至盛装粮食的袋子，都缝补好，迎接新年。母亲总会一边收拾针线笸箩，一边慨叹一句：缝缝补补又一年！
年年岁岁针线活相似，岁岁年年缝补心情不同。垮车不倒就得往前推，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母亲都会变魔术似的，用她的针线笸箩把残破的生活补缀成一片霞锦，把希望和信念缝织进灵魂。
（于庚子年元宵节）

父亲的果园
文/高宏宇
那天放学回家，我家院里围了好些人，我也挤进去，发现地上散放着好多果树苗，父亲说要把前园改成果园。我家要有果园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于是，我就像个小尾巴一样，每天跟在父亲身后。从移栽第一棵树苗开始，父亲就倾注了全部精力，像培养他的子女一样用心。到得第三个年头的时候，父亲的果园已经郁葱葱、茂腾腾，颇具规模了。
早春，当覆盖大地的白雪还未来得及消融，父亲就轻轻地移开草莓苗上的草帘，他的动作是那般小心翼翼，眼神里全是欣赏，就像是在呵护他待嫁的女儿。于是，那丛深浓的绿啊，就在白得让人心疼的雪地里肆意蔓延，仿佛一夜之间，就有了零星的小白花，散落在蓊郁之间，轻轻牵起我们对果实的无限期盼。
父亲像侍弄稻田一样，在草莓丛中筑起田埂，早春雪水渗入泥土，给了草莓最初的滋养，雪化尽后，就用水泵灌溉，充足的供水，保证了草莓开花结果所需。于是不久之后，某个清晨，星星点点的，就能看见红亮饱满的大草莓，在一畦畦深绿中向我们招手了。踏着田埂，避开头顶的海棠枝，费力地够到一个顶大的草莓，拂去上边的露珠，或者一两片细小的花瓣，一口咬下去，凉沁沁的清甜溢满口腔，再顺着喉咙，滋润着肠胃，直沁入心脾。八十年代的农村小孩儿，很少有见过草莓的，这关东的第一批草莓啊，便被小心的摘下、细心地码在小筐里，带着清凉的露水，在孩子们惊艳的目光中，卖上了极好的价钱。
脚下草莓连茬采摘着，樱桃树和杏树可就次第开花了。樱桃树矮，花也细碎，闹哄哄的不太讨喜；杏树舒展，花也大气，很淡很淡的清香中带着一丝丝苦味。有风吹过，大大小小的花瓣扬了满地，惹得高处的海棠芽苞鼓着腮帮，硬憋着不笑出声来。却也憋不了几天，只需一场透雨，它们就争先恐后地翘起胖嘟嘟的小嘴巴，贪婪地吮吸起来。明早你再看，一簇簇满覆着绒毛的新叶中间，晕出淡淡的一点红色了，那便是海棠的花蕾。父亲最喜欢海棠花开的季节了，南园三十五棵海棠同时开放，一树树翠枝堆雪、雕冰、绽玉……路人见了，由衷的赞：“这花开得真好！这家人今年可发了！”每每这时，总能看到一丝丝得意，从父亲笑眯眯的眼角漾出来。
父亲整天在果园里，海棠坐果了，樱桃泛白了，杏儿又长大了，毛桃儿的肉变得松软了……他总是第一时间指给我看。
一场大风，摇落好多青海棠，我们大家都感觉惋惜，父亲却说这是自然选择，弱果落了，剩下的果子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长得更好，每年春秋两次给果树剪枝也是这个原理。母亲便释然，收拾起落果，吩咐我们送给村里的小孩子和贪酸的新妇解解馋。不仅送青果子，园内的樱桃红了，杏儿熟了，母亲也会唤来村里的孩子大人，随便摘食。真正卖钱的，只是海棠。
立秋过后，海棠成熟了，一串串红红的果子，挨着、挤着，压弯了树枝。早晨，我们收拾起两大花筐海棠，母亲用自行车驮着，去远一点的村子售卖，近村和本村的人，则自己到园中选果。乡亲们都熟识，来了果园，先自己摘着吃个够，带走的才按斤算钱。
这时的父亲，更是舍不得离开他的果园。掉在地上的果子，他都会轻轻捡起来，看看有没有伤，没伤的，放在筐里出售，有轻伤的，就送给不买果子的人家。果树生虫了，父亲就一个一个的找到，用两根小木棍夹着，在我半是害怕半是兴奋的尖叫声中，放到大罐头瓶里。实在没有什么活儿了，父亲也不离开，就那么一棵一棵绕着树看，还时不时的点点头。仿佛，每棵树都是他的一位很熟悉的老友。
在海棠最红、水分最足的时候，父亲把两口大缸洗干净，控干水，放到仓房最凉爽干净的角落。缸底放半碗高度白酒，碗上放一木隔，剪下最大、最新鲜的海棠，小心地一层层码放好，然后密封，说这样可以一直存放到老秋。我像参加一场庄严的法会，全程屏气凝神。
启封那天，我满心虔诚与期待。父亲一层一层揭开裹住大缸的塑料布，扑面的酒香中，大缸里的每个海棠都红得那么深邃，那么神秘。父亲反复用手掂量着他的宝贝，皱纹里都是笑。
父亲说，在果树的繁殖上，嫁接苗一代强于一代，实成苗一代不如一代。
这样说着，就到山上采来大量的山丁子，处理后种在后园。野生植物真的很容易成活，后园一亩地，密密的，竟然种出了七千多棵山丁苗，几乎没有断空。
于是，第二年的一整个暑假，我都和父亲待在后园。父亲选择前园海棠的徒长枝，剪下来作接穗，截取地面以上十几厘米的山丁苗，做砧木。我们用快刀在砧木侧面切丁字口，芽接，很快就能完成一棵树苗的嫁接。我和父亲工作了一个暑假，七千多棵树苗几乎全部成活。每棵树苗卖五毛钱，三千多块钱，对于那个时代的家庭来说，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父亲高兴起来便做起实验，在一棵杏树枝干上，分别嫁接了桃儿、李子和杏梅，于是这棵结了三种果实的树，又成了村中别致的一景。
满园的花树，也为我们约来了经年不断的鸟鸣，连冬季也不寂寞。冬日里，由于窗前树木扶疏，我家的窗子，总能在清晨的鸟鸣中，捧出格外美丽的霜花。
这样的花香鸟鸣，伴着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
记得那年海棠已经坐果，好几棵海棠树上，忽然又开了好些重瓣的白花，这花又大又美，我和二姐便漫步园中，细心地找了来夹在书中风干，却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想到《红楼梦》中的某个场景。
转年的正月里，二姐也出嫁了，我住读高中，每放假回家，都感觉又冷清了些。父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四处求医不见起色，母亲的脸上便多了些阴云。就这样又挨了一年，下年的二月里，父亲竟默默地离开了我们。
没有了父亲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和命运，于我，是怎样一片无助的铅灰色了。但是，我和母亲还是要勉强支撑起这个家，继续经营父亲的果园。
可是那果园，随着父亲的离世，仿佛也失去了灵魂。
五月里的一个周末，母亲说园中起虫了。我知道母亲怕虫，我也是不敢捉虫的。于是翻找父亲的书籍，按要求兑了一桶乐果，装进喷雾器，做好全副武装，给果树喷洒了一遍。下个周末回家，母亲说，虫是没有了，可是果树叶子都卷了。我捋开卷曲的树叶，发现下边密密麻麻的，都是蚜虫，原来乐果杀死了蚜虫的全部天敌，叶子下的蚜虫反而泛滥成灾了。赶紧再翻书，按照指引，树干去皮，给药辛硫磷。大热天里，溜溜的忙了一小天。两翻折腾下来，虫除没除掉不知道，果树可不像先前那般茂盛了。不知何时，那大片的草莓，也悄悄的消失殆尽了。
世事浇离，渐渐的，我的家竟冷清到让人心痛的地步了。后来老屋易主，好久都不回村，父亲的果园似乎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是偶尔和孩子们提起，总会惹来他们羡慕的目光。
前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又回了一次村。怀揣着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路找去，不要说果园了，连老屋也早被翻盖。看着焕然一新的院落，心忽然变得空落落的。
我知道，从此以后，父亲的果园，真的只能在我们的心里芬芳，梦里结果，在我们的灵魂和血液里挥洒一片绿荫和鸟鸣了。

父亲的病
文/徐冬杰
父亲节的傍晚，母亲打来了电话：“天都要黑了，可你爸就是不进屋，问，你看见杰子……”还没等母亲的话说完，我已哽咽难言。这才想起，最近一直忙于孩子的高考，接着又搬家，真有好些天没去看父亲了。那边又传来母亲的声音：“杰子是谁家的孩子呀？”“咱们家的……”父亲不是很清晰地答着。
父亲虽然只有六十几岁，但是，由于几年前患过一次重病，头发现已全白，记忆力也日渐失去，腿脚越来越不灵活，说话也含混不清了。可即使这样，仍然记着已有多日不见的我，我的心啊，幸福着，内疚着，更辛酸着。
父亲曾在生产队里出过苦力，后来凭着自己半工半读当上了小学教员，再后来又调到乡里的文化站。这样的身份在当时的农村来说，是让人刮目相看的。而他的玻璃画、毛笔字，则是我儿时最大的骄傲。
小的时候，经常有熟悉或陌生的亲朋好友、远村近邻来找父亲给画家具。我也常常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父亲身后，否则就会哭闹个不停，父亲只好领着我。我很乖地守坐在父亲旁边，看着他画。过不了多久，一幅幅喜鹊登梅、花开富贵、年年有余等就跃然玻璃之上了；也会看到父亲把新打好的橱柜用砂纸磨光，打上腻子，再均匀地刷上油漆，然后用大小不同的毛笔占着金粉、银粉，画上各种图案，涂上不同颜色；有时也会用一小块胶皮，在尚未干好的柜面上擦出湖光山色、花好月圆、熊猫翠竹等。当时听得最多的就是人们啧啧的赞叹声：真巧，好看！这让年幼的我怎能不美滋滋的。虽然这种免费的劳动通常换来的是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
而父亲最忙的日子，莫过于春节的前两天。他要为家家户户写春联。一大早，门刚被打开，村邻们就陆续地来了，一张张红、黄、绿、粉色的彩纸被裁成宽窄、长短、形状不同的部分，写成门对、大门对、标语、大、小福字；还有金鸡满架、肥猪满圈、井泉大吉等，一份又一份，一家接着一家。炕上摆着的，地上站着的，你来他走，他来你走，应接不暇，动起笔来就是一小天，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其实，我知道，这些村邻中又有多少人能完全认得出看得懂对联上写的是什么呢？不过看到人们拿着写好的对联心满意足地回去粘贴了，我们是既高兴，又着急，可再急也是没用的，因为不把村邻打发走，自己家是不会排到号的。也是在那时，我竟可以清楚地认得很多字了。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当时村里的小伙伴们，没有一个敢欺负我们姐弟的。这应该是父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给我们带来的优越性吧。
上中学时，由于家离学校很远，父亲便想尽办法为我买了一辆当时还很少见到的红旗牌自行车，而他却要步行十几里去上班；最忘不了的是高中时候，由于家离学校更远，只好住宿了，这要很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记得那天，天还没亮，父亲就为我炖好了鱼，又装了满满一瓶子熟酱。待我吃饱之后，在点点星光的陪伴下，父亲把我送出了很远很远，也和我说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读完高中，念完大学，既陪我走过了花香，也伴我踏出了风雨。
参加工作不久，我就结婚了，接着是买房子，生孩子。那时工资只有不到200元，要生活，要还债，要雇人看孩子，要……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月光族”。我真切地记得：一次回家让父亲帮我印背心，回来时的三块钱车费都是母亲给拿的。也正因为这样，父亲在我家吃饭的次数几乎为零。要么在小吃部吃完再来我家，要么就是不吃饭就走。等到孩子稍大些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们进回一些对联、鞭炮，让我们利用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去集市上卖。我知道，父亲进货靠的是一辆自行车，并且每次都是披着星星从家出发，晚上再戴着月亮从我家回去。期间要经过一条很宽的冰面，那上面要么很滑，要么是厚厚的雪。我不知道父亲经过的时候是否摔倒过，手脚是否冻着，这些我从没问过，也不敢问。即使如此，父亲仍旧是把货物卸下来连水都不喝一口就匆匆往家里赶去，我只好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虽然，那时我没有强烈地挽留父亲吃饭、喝水，可是“等条件好了，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的”这话，我曾对自己说了无数次。
有了父亲无私地扶植，再加上自己不懈地努力，以及工资不断地上涨，几年以后，我们不但彻底还完了债务，而且还有了剩余。我想，我终于可以也能够好好孝敬一下父亲了，可是谁曾想——
一天，突然家里来信说父亲病了，打车去的吉大一院，检查结果为脑部微量出血。父亲的这次重病，虽然在医生的全力诊治和我们的精心护理下，得到了好转，可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萎缩。越来越多的症状在出现，在证实：如果不是一次穿着拖鞋在大冷天走失而被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来，我们仍不愿相信这个结果。后来又渐渐地发展为不知饥饱、吐字不清晰、腿脚不灵便，再后来大小便都需要提醒和搀扶了。怎么会这样？我的父亲怎么就这样了呢？
开始的时候，每次回家看到父亲只能吃完母亲为他规定的饭量，然后咂着嘴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离开饭桌，我都好难受，也在暗暗地埋怨母亲不近人情。一次，我趁母亲出去的功夫，就把刚买的各种糕点、水果挨样让他尝尝。看着父亲像孩子一样满脸的笑意、贪婪地吃着的那个香劲，我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还没高兴多大一会呢，就坏事了，一股难闻的气味正在房间里弥漫开来，莫非是父亲？是了，一定是了。这可如何是好?我正不知所措，母亲回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切，不用我说什么，母亲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她并没有责怪我，只是一边像小时伺候我们那样为父亲收拾着，一边又不无怜惜地说：“我也想让他吃的好一点，饱一点呀！你以为我真有那么狠心吗？”我这才怪自己没听母亲的话，更后悔对母亲的不理解。可是，可是我有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可以放开肚量不被拘束地吃上一次我给他买的糕点和水果，能够可以尽情地吃上一顿我亲手为他做的饭菜啊！
然而人生旅途中没有可是，生活字典里更没有如果，如烟的往事只能靠记忆去搜寻，浓郁的亲情也只能靠心灵去摆渡。闲暇之余，我除了感慨岁月的无情，便是深深的自责。从小到大，我成长的每一步何曾离开过父亲的悉心呵护与陪伴!可我又何曾真正地关心过他。在他健康的时候，我甚至没坐下来面对面地陪他聊过天唠过嗑！我更没想过，只是忽然间，父亲就老了，就病了，就不记着什么事了，不记得几个人了。可即使这样，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却永远都记得很清、很真。而我除了双眼里再也无法噙住的泪水，也只能是无助又无奈地在心里呐喊着：爸，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在您想我之前就回去看您的。

　　父亲的鞭子
文/孙迎春
父亲年轻时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儿”。
如同壮士的佩剑，书生的狼毫笔一样，一个响当当的车老板儿，一定要有一杆像样的鞭子。记忆中父亲的鞭子，比我个子还高出一倍带拐弯，几根细竹子拧成的鞭子杆，把手处密密匝匝缠着丝线绳，由于常年把摸，磨得油光锃亮。鞭子杆的头顶处扎着一簇鲜艳艳的红缨子，红缨子下栓着一条搓得很均匀的尼龙绳，鞭绳比鞭杆长出一大截，尾端用“猪蹄扣”盘绾上一根长长的皮条，这根皮条是鞭稍。鞭子向空中一抽，那是“啪啪”的脆响。生产队干活，所有社员都凑在一起，起早贪黑，但活却不多，闲着的时候，他们爱比个力气，斗个狠，父亲力气大，脾气更大，像火药桶一样。总之父亲大鞭子一甩，人畜皆惊。
那时的车老板儿负责屯里一切出差事宜，去城里购买化肥、种子，往镇上交公粮，屯里人家的婚嫁迎娶等等，都要套上几辆大马车，车老板儿们那系着红缨子的大鞭子一甩，“啪啪啪”的鞭子声，“驾~嗐~吁～哦”的吆喝声，“咯噔噔”的马蹄子声，人欢马腾，好不热闹。
父亲的这杆大鞭子在外边能呼风唤雨，却换不来一家人的吃饱穿暖。我小时候的家，屋顶漏雨，四壁透风。姐姐们四季有拾不完的柴，干不完的零活。有一次，父亲给生产队出工，临走时，吩咐我大姐二姐出去拾粪，这种活倒是不累，但女孩子谁也不愿意干，太没面子。当父亲回来时，看见大姐二姐在院子里踢毽子呢，拾粪筐是空的，顿时火冒三丈，扬起手里的鞭子对着大姐二姐就是一顿抽，即便是当时穿着棉衣，可被父亲鞭子抽的这件事还是成了大姐二姐触目惊心的回忆。
在这杆大鞭子以及父亲火爆脾气的震慑下，我们姐妹几个战战兢兢，算得上屯子里最听话能干的孩子了，当然，弟弟就不用这样。“草盛豆苗稀”，家里四朵金花，就这么一个接户口本的独苗苗，纵使“阎王爷”一般的父亲也对他的小儿子极力展现了慈父情怀，会时不时给弟弟拴根鞭子，拧一盘铁夹子，揣回两只冻僵的老家蛋……这一点就是祖祖辈辈的习惯，父亲只是遵循，我们虽然不服气，但也就背地里瞪瞪眼睛，嘎巴嘎巴嘴，也并不会因为他亲近弟弟就减少对他的惧怕。童年的记忆里有无拘无束的奔跑，也有捡柴、拾粪、打猪菜、放鹅、拔草等父亲分配的活计。以至于以后上学时也是，拿了老子的钱上学，哪个还敢不好好读书？脑海中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就是手握一杆大鞭子黑着脸唬我们的样子。
生产队解散后，再也不用套那种几匹马拉的大车了，父亲忍痛卖了生产队分给他的那匹枣红大马，换来两头老牛。家里耕地、拉庄稼就都用牛了。老牛性格温顺，听话能干，父亲手里只拿一根拢共一庹长的简易的小鞭子，象征性地吆喝两声就可以也。鞭子不用抽在空中“啪啪”炸响，也不用抽在牲口身上，更没机会抽在我们身上了，虽然父亲还是黑着脸。至于父亲的那杆象征着“荣耀”的大鞭子也逐渐隐退，先是挂在家里外屋的柱子上，后来慢慢转移到仓房的墙上。父亲也只是农闲时偶尔拿下来抖落抖落上边的尘土，换上一束新鲜的红缨子，再用油浸浸鞭稍处的皮条子。
父亲的鞭子，由一杆旗帜一样威风八面的大鞭子，换成了随随便便的一把简易小鞭子。再后来，耕地，拉庄稼，卖粮，打茬子等一应农活都用四轮子了。不用吆喝，不用抽打，加点油，“轰轰轰，突突突”以前十天干的活，这家伙一天就搞定了。父亲连小鞭子都不用了。至于牛，当然还是要养的，越繁殖越多，有都是的秸秆和玉米，父亲把牛饲养得溜光水滑，每年都争取卖上几头，对比一下以前家里连耗子都跟着掉顿的日子，父亲的脸也就不那么黑了，人们也不再提起父亲当年的“江湖美称”了。我倒是愿意时常提起，为的是刺激一下日益年迈的父亲，让他也时常追忆那些“英雄”的时光。
父亲66岁那年，举家来到了城里，临走时，他摸了摸那杆大鞭子，几多不舍，又放下了手。大鞭子连同农村的房舍都交给了我的堂弟。来到城里的父亲，不多时日就熟悉这里的生活，每天溜圈，捡点矿泉水瓶子，去社区打打牌，偶尔也被忽悠着去听听直销课啥的。有一次，我陪父亲晨起溜圈，听到远处传来“啪啪”的甩鞭子声，父亲听得出了神，望着远处甩鞭子的人，他做着握鞭子，甩出去的动作，“怎么，老爸，你想甩鞭子啊？”父亲眼里流淌出一丝喜色。几天后，父亲拥有了一杆新鞭子。一握有余的纯钢把手，一端是一簇红穗子，另一端是2米有余的钢锁链，锁链尾部是黄色尼龙绳。这外观比赶牲口用的鞭子高级许多。看着老爸对鞭子的稀罕劲，我又嘱咐他去广场甩鞭子一定找个宽敞地方，自己一点点试探，先练熟了，再往出甩，别伤着自个，更别伤着别人……老爸表示玩鞭子，让我放心。
“闺女，上次和你说的那个老张头你还记得不？开始还看不起我，和我比了一回甩鞭子，咋样？现在对我都刮目相看 ……”每次见到父亲，他都兴致勃勃，和我说一些让他自认为很骄傲的事情。这把大甩鞭，着实让父亲兴奋了一阵子。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却说：“看来这鞭子甩不了了。”“咋，甩不动了？”“不是，城管不让了，说是扰民，我一琢磨可也是，现在年轻人平时上班太累，都想睡个早觉，我这老早就起来甩鞭子影响年轻人睡觉。”突然想起小时候老爸一分钟都不肯让我们多睡的情形。到点起床，不起来，巴掌撇子就作势扇过来，我不禁哑然失笑。
“哦。”我回过神来。“老爸，不甩鞭子，咱干点啥呢？”“我领你妈跟秧歌队扭秧歌去，我年轻时可是秧歌队里踩高跷的呢！”于是老两口早晚都出去扭秧歌，当然其间不会忘记拿个塑料袋继续捡点废品，更不会错过药店发放鸡蛋等活动。
“闺女，我发现有人玩那个大冰猴不错啊，好大的，还带着灯的，一转起来啊，可好看了。”几天后，网购的冰猴到了，带一把小皮鞭，略似弟弟小时候父亲给他拴的鞭子。细细的鞭杆，一条柔软的长绳，父亲一鞭子下去，准准稳稳地抽在冰猴上，这个大陀螺便忘我地转了起来，转起来……
一场平平凡凡的岁月，一段兜兜转转的人生，一个不离不弃的喜好。初现温情的父亲，真希望你握紧手里的鞭子，就这样一直抽打下去。或许，陀螺需要你。

姥爷的香筐
文/姜连波
记忆中，姥爷有一个香筐，香筐是姥爷割来柳条自己编的，柳条一顺儿地细，编出的柳筐远小于农用的筐，玲珑精致，好看得很。这样好看的筐能装什么呢？
不久，我就发现柳筐挂在了姥爷睡觉那屋的房梁上，房梁上拴了根绳，绳上有个铁钩，带着春天气息的柳筐高高地挂在那。这真是一个新鲜的想法。我跑出屋去，叫来表弟。表弟见怪不怪，这有什么，二胖的奶奶家也有。
筐里装的都是好吃的，表弟趴在我的耳边说。我抬头看了看，筐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快有了。表弟似乎很有信心。下午，我正在园子里玩，娘来了，自行车的后架上夹着黄纸。表弟来了，看见自行车，摸摸后座，低下头闻了闻，笑着走过来，这回柳筐变香筐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瞪了我一眼，你傻呀。我后知后觉地醒悟过来，是娘买了好吃的。娘从不给我买好吃的，我感冒发烧的时候，娘喂我药，我咽不下去。吐了几次，娘才给我一小勺白糖，连二分钱一根的冰棍也不舍得给我买。可她总有钱给姥爷买好吃的。
吃饭时我心不在焉，眼睛老往棚上看。吃完饭，大人们坐在炕上聊天，香筐就在他们的头顶招摇着。我时不时地抽动鼻子，使劲吸气，一丝丝香甜贯穿我的四肢，麻花，一定是麻花。我咽了口唾沫。表弟看着我，眼睛里的光比平时亮很多。
姥爷忽然站起来。大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看着他，都不说话了。他把香筐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放在炕上。我和表弟不由得伸长了脖子。大人们忽地笑开了，并腾出一块空地。我和表弟马上围上来。姥爷的香筐里有六七个包，都用牛皮纸包着，大的大，小的小，大的把纸都油了。姥爷把最大的包拿起来，放在左手上，一层层打开。三根麻花，像三个小太阳晃着我们的眼。我舔了舔嘴唇。姥爷拿起一根麻花，分成两半，说，好东西要慢慢吃。
我和表弟双手捧着，像小狗叼着骨头跑到一边吃去了。那时的麻花，香酥脆，一咬一掉渣。那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让你香到骨头里。我和表弟坐在马棚外面，背靠着柱子，大口大口地嚼着，全忘了姥爷说的好东西要慢慢吃。直到剩下最后一口，才恍然想起姥爷的话，就像奔跑的人突然来个急刹车，我开始慢慢地一点一点咬，恨不得麻花再长出一节来。表弟手里空了，他慢慢地舔手指头，直到每个指头上干净得不带一点油星。然后，我俩趴在地上捡麻花渣。
姥爷的香筐真好。自从有了香筐，姥爷的屋中总是弥漫着香甜的味道，那味道在我心里扎了根，像一根疯长的藤蔓，枝枝叶叶刺得我心痒痒的。
我去姥姥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姥爷不是给我糖块，就是给我炉果，有时还有一块大饼干。香筐在我眼里就是百宝箱，好吃的永远吃不完。当然我知道这都是舅舅姨姨也包括娘孝敬姥爷的。
那年冬天下雪，雪下得很大，风也大，风把雪推到墙根、门口，厚厚的，我踩上去，快到大腿根了。雪停了，姥爷领着我们扫雪。铁锨比我们高，扫帚比我们手宽，姥爷就让我们把着车子，他往车上装雪。新下的雪松散，像白糖一样，雪装多了就会从雪堆上滑下来。这样没等车装满就要往院外运雪。姥爷扶着车把在前面拉，我们在后面推。遇到坑洼的时候，姥爷说，使劲！我和表弟就咬紧牙，猫下身子，使劲推。姥爷说，这两个小家伙真有劲。我们心里就热乎乎的，身上热乎乎的，浑身上下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扫完雪，姥爷用笤帚给我们打扫棉鞋。棉鞋都湿了，我们脱了鞋，把脚伸进炕头的褥子底下。他把鞋放在炉子边烤，边烤边问，你俩想吃什么。我看看表弟，表弟看看我，我们一起看棚上的香筐。爷爷笑了。他把香筐取下来，浓浓的香甜的味道一下罩住了我们全身。姥爷拿出一包，拉下纱布的袋子，里面是一袋和麻花一样颜色的面。
姥爷说，今天给你们吃油茶面。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油茶面的名字。姥爷把油茶面倒进碗里，又从锅里舀些开水，再用筷子搅拌，冒着热气的甜味直往脸上扑。我和表弟顾不得烫嘴，一边吁气一边喝，连喝了三碗，肚子圆得像皮球，装满油茶面的皮球，连头发丝都散发着油茶面的香味。再看装油茶面的小袋，下去一大半。姥爷把香筐又挂起来。我们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困意上来了，迷迷糊糊中才想起姥爷。一骨碌爬起来，姥爷在厨房一手拿着玉米面饼子，一手拿着大葱蘸酱吃。姥爷，你怎么不喝油茶面？你说呢？好东西慢慢吃。我和表弟一齐说。对喽，好东西慢慢吃，一下子都吃了，以后吃啥呀。姥爷笑着说。
一天，姥爷家里来了一个老爷爷，比姥爷还要老，走路慢腾腾的，好像怕吓着谁似的。和姥爷聊了一会，姥爷的眉头始终皱着。老爷爷要走时，姥爷拉住了他，从香筐里拿出几包东西塞进他的衣兜里。老爷爷不要，姥爷硬塞，老爷爷就不推让了，吸吸鼻子，好像要哭了。姥爷搀着他，把他送出院子。我跳上炕，踩着板凳，把香筐够下来，香筐空了。我跟表弟说这事，表弟也不知道老爷爷是谁。但姥爷把那么多好吃的送给不相关的人，这把我们惹生气了。自己不舍得吃，我们也不舍得给，给别人，爷爷傻呀。是呀，从来都没让我们吃个够，好吃的都给别人了，姥爷真糊涂。
春天来了，大人们去地里忙农活了，留下我和表弟看家。老猫不在，我们成了家里的王。我们撒欢地玩，把被子拽得满屋都是，打滚，摔跤，从地上到炕上，从炕上到地上，厨房的柴火堆也成了我们战争时的隐蔽点。玩累了，我们四仰八叉地躺在炕上，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屋顶上那个香筐，已由麻灰变成麻花红，此时就悬在我们头顶。我们看着它。它伸出红红的小舌头诱惑着我们。我们的肚子开始咕咕叫。我们转过头，看别处，小红舌头追着我们直往鼻子里面钻。躺不住了，心里像有猫挠一样，索性坐起来。眼里再没有别的东西，直勾勾地盯着香筐，好像一眨眼睛那香筐就会长翅膀飞了。我听得见表弟的心跳，咚咚咚敲小鼓一样。香筐好沉。当我们把它稳稳地捧在手，我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满一筐。这都是我们的了，终于可以变着花样吃了。等姥爷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外面快乐地玩耍。姥爷。爷爷。我帮你拿，我拿。我和表弟抢着拿锄头。姥爷摸摸我的头，摸摸表弟的头，笑了。
我们围着姥爷在屋里转，帮他烧火，给他拿烟袋，从没有过的勤快。奇怪的是，他好像把香筐忘了，连看都没看一眼。三天后，姥爷出门了，手里拎的就是那香筐。我赶紧叫上表弟，我们偷偷地跟在他身后，见他进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表弟说，这是杨爷爷家。过了一会，姥爷回来了，把香筐挂在棚上，香筐轻轻荡着。他坐在炕头上，点了一袋烟，漫不经心地问，咱家来猫了吗？猫？没有，没有。我俩摇摇头。没来吗？姥爷抽了一口，从鼻孔慢慢地冒出两股烟。香筐里的东西好像少了，我以为被猫偷去了。姥爷的声音和平常一样，没带着一点火星。但那声音似乎带着千斤的重量，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我们不敢吭声，不敢看姥爷的眼睛。表弟偷偷往我身后躲，我背着手轻轻拽他的袖子，可是手软绵绵的，使不出一点力气。你杨爷爷病了，孩子在外地，身边没人，吃饭都成问题，人老了，唉。姥爷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一声叹息，彻底把我们救了。无缘无故地，我们知道姥爷不会骂我们，但感觉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从那天开始，我和表弟好像懂事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想着玩。我们经常去杨爷爷家，新挖的曲麻菜，小根蒜，蒲公英，都给他送去，姥爷的香筐再也没少过一样东西。姥爷给我们的好吃的，我们都留着，攒起来给杨爷爷，好东西要慢慢吃嘛。
有时我们会在杨爷爷家碰见姥爷，杨爷爷对姥爷说，你的孩子好哇！后来，我们都长大了，离开了姥爷。后来，姥爷去世了，当年的香筐也陪他埋在地下。每次上坟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带去一些好吃的，装在盘子里，供在坟前。
姥爷，这都是您以前没吃过的，装在香筐里慢慢吃。

编辑：刘立山 徐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