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吉也春树

　　元宵佳节，本是个万家团聚、举国欢庆的日子。然而，于我们而言，2020年的元宵节却让我们痛彻心扉。这不仅是因为神州大地疫情漫散，万门闭户，人皆蜗居，行人稀疏，商户歇业。还因为我们敬爱的父亲于是日凌晨五点二十三分永远离开了我们。

国难家愁，情何以堪！

从此以后，王家再无元宵的欢乐。

家父王监，原名王宝监（原来名字中的监带金字旁，电脑打不出这个字，就改成现在的这个“监”了），1931年10月22日（农历）出生于海安县于王庄乡一个殷实的农家。终年90岁。父亲聪慧好学，幼年入私塾、于庄学堂、王氏义庄学堂读书数年，后升入人民政府举办的曲塘中学读书。抗日战争后期，国共在苏中军事重镇曲塘展开争夺战，学校被迫解散，遂转入县城的紫石中学就读。

家父居住在国共交界地带，分别在国共所辖管的两地求学。亲眼目睹了两党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心底里向往革命。加之同父异母哥哥王建（时任共产党领导的海安县拥徐乡乡长）的熏陶教育，1945年7月在紫石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7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入海安团卫生队学习。学习结束后，编入海安团七连卫生队。其时，年仅16岁的父亲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荣立战斗三等功一次。1949年8月，家父加入中国共产党。苏北解放后，分别在苏北军区特务团、泰州特务团、苏北警卫一团二营营部工作。1952年8月被部队派至上海医学院卫生学校学习，1953年9月由部队保送至杭州浙江医科大学（原名浙江医学院，后并入浙江大学）读书，任班长、班党支部书记。

在浙医读书期间，适逢鸣放和反右运动。因为是班干部，父亲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学校发动的鸣放活动，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将休假探亲期间见到的农村真实境况（农民缺食少穿，甚至有人饿死）反映出来。随后受到清算，被浙江省委划为右派。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严厉处分，并遣送至西坞农场劳教。政治前途、幸福的爱情、美好的事业顷刻间毁于一旦。这种打击，虽然距今已时隔63年，但仔细阅读父亲58年前的亲笔记录，依然背脊发凉，痛彻心肺。我们无法想象那段泣血时光父亲是如何熬过来的。

反复审查，因确无反党恶意，且在劳教期间为学员职工义务诊治疾病，各项表现积极，遂在1962年摘去父亲的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并介绍至海安统战部安排工作。

回到家乡海安后，根据他的学习经历和业务专长，安排至老家双楼从事医疗工作。先后在新河卫生站中桥卫生室、双楼医院工作。1978年，组织上重新审查他1957年的右派问题，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党龄自1949年起算。并征求本人意见，拟将其调到县人民医院工作。家父谢绝组织安排，选择留在双楼工作。直至1982年12月26日因心脏病离休。

家父一生命运多舛，遭受不白之冤几十年，但始终不改初衷，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说过他的冤屈，没有一句对生活的抱怨，没有一句不满的泄愤之言。如果不是这次整理他的遗物，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曾经经受过那么重的冤屈和苦难。反而是当我们平时有所抱怨的时候，他总是劝解我们要向前看，多看未来，多看发展。向下看，多看比我苦的，多看基层的贫困群众。教育我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

　 过80岁生日时，家父念叨着，没去过北京，没看过天安门，希望有生之年能去趟北京，看看祖国的首都。2012年春天，为了不给老人留下遗憾，大儿子全款出资为老人预定了北京的行程，女婿和大儿媳受全家委托陪老两口到北京旅游，参观了天安门、故宫，游览了长安街、颐和园，还搀着腿脚不好的老人登了长城。老人最激动的是参拜毛主席纪念堂。那天，参观的人很多，排成的长队绕了好几个大弯。坐在轮椅上的家父担心排不上队，有些着急。陪同的大儿媳赶紧上前，向工作人员简要介绍了老人情况后，两位工作人员径直来到我们身旁，帮我们抬起轮椅，一直把老人抬到贵宾通道。经过毛主席遗体前时，老人眼含热泪，挣扎着要下来祭拜。我们看着老人太过激动，只能轻轻按住他，劝慰他。

父亲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和水平，扎根基层，不改初心，用满腔的热忱和精湛的医术服务家乡父老，赢得家乡群众和广大患者的无数赞誉。无论是在卫生队学习班，还是在卫生学校，还是到浙江医科大深造，父亲总是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刻苦钻研。学习成绩始终是学员中的佼佼者。父亲学的是战地救护和临床医学，实际诊疗中，他发现经济拮据的群众比较喜欢花钱少的中医。于是自学中医，并结合本地实际，对许多传统方剂做了修订和创新，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病人的需求，就是父亲的追求。虽然父亲工作的医院离家不过两三公里。但是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偶尔回来一次，路上的乡亲看到他回家了，赶紧找上我家来看病，吃顿饭功夫，家门口就能围了十几个来看病的人。饭碗端在手上也要诊治好几个人。我们催他吃饭时，他总是说，我本来也是个农民啊。父亲退休20多年了，一个老人找到也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大女儿，一定要托她给父亲送双皮鞋。老人说，他是父亲几十年前看过的一个病人，那次治疗，父亲救了他的命。他那时候很穷，也没钱给诊疗费。当时父亲到他家给他看病的时候穿着一双破解放鞋，跑得汗淋淋的，那时还是个小伙子的他看着父亲漏出的脚趾头发下誓言：活下来，发达了，一定送双皮鞋给救他命的王先生。不想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人没发达，老人的儿子发达了。一桩心思才了了。当女儿把皮鞋送给父亲，父亲怎么也想不起这件事这个人。

父亲待家乡人民如同家人，他总是说，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家乡的土地养育了我，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有点本事了，就要服务家乡人民，这个本不能忘。父亲给群众看病，总是尽量用最便宜的药，因为他深知群众还不富裕，他们赚点钱不容易。能到病人门上去的，就不让病人来诊所。宁肯自己烦点累点，也不给群众添麻烦加负担。在诊所工作的父亲有三件宝：药箱、手电、破自行车。1982年父亲离休后在家休养，周围的群众又到家里来看病。我们劝父亲，离休了就是要你休息的，身体又不好，不要再忙了。可是父亲说，群众找上门看病，是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了群众。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清白做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顺境，逆境，人品最关键。虽然父亲经历了人生最为惨烈的跌宕。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处人生低谷而卑躬屈膝，谄媚献好 。也从不因为自己的技术专长和学术修养藐视同仁，趾高气扬。在双楼医院工作凡二十年，尊敬领导，友爱同事。人皆言其善，无有恶声。父亲年轻时饱受伤害，无处发泄，也不敢言表，郁积于胸，伤心过度，50岁即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至于影响到正常工作，不得不提前病退。离休后，病势发展较快，至70岁时，终于发展为危及生命的心绞痛。此后，多次赴上级医院治疗，才勉强保住性命。近几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耳朵已经接近完全失聪。住院治疗的次数也明显增多。每次治疗，稍有好转，即催着赶紧出院。我们姐弟仨劝他再住几天院，反正大多数费用都可以报销，自己又花不了几个钱，不妨巩固巩固。听到我们这样说，父亲就生气，“无以为国奉力，徒糜国帑，于心不安”。尤其让我们难过的是，第一次心脏介入治疗后，医生一再嘱咐必须服用进口抗栓药波立维至少一年，父亲为了省钱，竟然用每片只有一分钱的国产药阿司匹林代替，等到我们发现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父亲生活非常节俭，从不铺张浪费。衣服破了总是补补再穿，不舍得轻易丢弃。一些太旧太破的衣服我们帮着收拾时悄悄藏起来，买来新的给他，可他还是找出来继续穿。父亲逝世后，我们整理父亲的衣物，几年来我们为他买的新衣服都整齐叠放着，平常穿的都是些旧衣服。

父亲体谅我们工作忙，家务重，自己的事情总是尽量不给我们添麻烦。虽然父亲非常希望我们能常聚身边，但是我们来看望他，时间稍微久一点，他就催促我们早点回去。这次住院治疗，本来打算姐弟仨轮班陪床照顾父亲，不料疫情形势严峻。为最大限度的减少感染可能，小弟两口子主动承担了陪护责任。虽然，最后我们都来到父亲床前送别父亲，但没能在他清醒的时候多陪父亲聊聊天，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父亲，我们敬爱的父亲，一路走好！希望那里没有病痛，没有伤害，没有疫情。

父亲，我们会努力工作，积极生活，勤俭持家，友爱互助，活成你希望的那样。

父亲，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让她过得如意幸福。

作者：王国荣 朱爱武，王国强 韩加芳，王亚琴 吉英素

　　父亲逝世后，海安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杨局长，市卫健委季局长、童科长，双楼医院黄院长等领导及部分亲朋好友冒着疫情，第一时间登门吊唁慰问，其他亲友因防疫需要以其他方式吊唁慰问。借此 ，谨向各位领导及亲友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