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碑》里的八思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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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郊区的天宝宫里，现藏有一通元代《圣旨碑》。全称《大元宣谕圣旨之碑》的该碑，因用汉文与八思巴文两种文字写就，故而又称《八思巴文碑》。

《圣旨碑》拓片

据史料记载，该碑刻立于元（后）至元二年（1336），碑高4.1米，宽1.1米，厚0.32米。碑首部位镌刻有“大元宣谕圣旨之碑”八个大字。碑身上部为八思巴文的大元皇帝圣旨全文，下部则为该圣旨的汉语译文。其主要内容不过是元朝皇帝为保护天宝宫庙产及道教活动不受外界影响，严禁过往官员扰乱天宝宫道士清修而下的旨义。此碑作为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八思巴文碑，对研究蒙文演化，对了解当时元朝中央政府对宗教活动的态度以及道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情况，无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意义。八思巴文系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史称“八思巴蒙古新字”。该字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当然也有一些梵文字母，甚至还包括几个新造字母，只是字母形体大多呈方形。关于字母数量，《法书考》《书史会要》等早期文献及其不同版本中，有41个和43个两种说法。前一种是指最初的字母表，即原字母表；后一种则包括续增字母。事实上，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字母陆续有所增补。据现存资料归纳，其总数应不低于57个。

《圣旨碑》“八思巴文”特写

作为八思巴文的创立者，八思巴系西藏萨嘉人。公元1235年生，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据说，因其三岁能讲喜金刚修法，听众无不称叹，于是称之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而声名大振。南宋淳祐七年（1247），他随其伯父至凉州（今甘肃武威），见到了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次子阔瑞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

元宪宗三年（1253），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1260）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元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1269）颁行全国，史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次年又被升号“帝师”，晋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1275），八思巴返回西藏，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开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先河。在此期间，曾由元世祖忽必烈做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他不仅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等引进内地，而且将内地印刷术等传入西藏。从而有力的促进了汉藏民族文化和科技的交流。留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至今的有《萨迦五祖记》等。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但其推广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加之在有些地方使用时还需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从而增加了其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甚至还转写过汉文，藏文等，但民间还是习惯于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里。

天宝宫是许昌的著名的道教宫观，始建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宫内所保存的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在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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