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一点反思

南柯

疫情肆虐的日子里，大家都不好过。压在心头的空虚与真真切切的冲动交错施加的流放感，加之令人恐慌或是愤慨的汹涌信息，将所有人的情绪阈值不断降低。

一般在重大社会事件中，若是天灾，我们会为之报以遗憾和同情；但若是人祸，尤其是归责明确的、一小部分人导致的人祸，铺天盖地的汹涌攻击便能够淹没一个地区。在社会共同情绪下，美德和罪恶都会被放大。

于是我最近极少点开铺天盖地的公众号、或者是群情激愤的微博，因为我害怕当我消化不了过溢的情绪时，头脑就会被情绪左右了。冷静了两天，对于本次疫情之下的种种世态也有了一些反思。

首先，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疫情刚刚曝出的两天，我沉溺于微博、群聊，试图还原疫情真实状况，却被纷飞的流言和无数张模糊的打码的截图造成的恐慌情绪吓到。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如此惜命。

我们正处在后真相时代。引用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定义：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情形。简单而言，公众不是不明白“后真相”不等同于“真相”，而是更愿意相信他们在情感上相信的事实。

所以，人们简单地对zf数据抱以不信任，不断转手着各种传言。它们有些是真实的，是暂缓公布的真相，但有更多是人们出于恐慌臆测出的“真相”（毕竟我们亲眼所见的东西距上帝视角的真相也往往差得很远）诚然，舆论是能中和zf数据的，尤其是在疫情初期，最易传播而警惕性不够的时候，在身边发生的、夸大的“数据”能够激起人们的同理心，督促他们保护好自己。然而，在这里我倒是想为zf数据辩护几句。

一个不真实的数字，纵使是合理的估计，它也不是事实。而一个不正确的数据被公布所产生的影响会比保守的数据恶劣得多。湖北省内试剂供需缺口导致大量患者无法确诊是事实，但不是随意估计的借口。就无锡的情况而言，虽有延缓，我们观察到的、确认的患病人数都由官方如实公布了。

我们会认为zf数据格外不真实，正是基于我们的心理预期，即更愿意相信我们在情感上相信的事实，这无可厚非。但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做理性的传播者，而不是贩卖焦虑的中介。

伦敦商学院的Alex教授在“后真相时代里我们该相信什么”的演讲里发出了三点呼吁：

1. seek other viewpoints（聆听他人的建议）

2.listen to experts（相信权威）

3.pause before sharing（在分享前冷静筛选）

引以自省。

其次，我们该谴责什么。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所有人愤慨叹息。错误应当被谴责，但值此关头，我们更应该注意谴责的范围和方式。“对事不对人”，尤其不要将谴责范化到相似的人。

人总有私欲，没人能宣称自己一生正确。只是一些人的私欲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上被放大了，或者说，使他们的作为满足不了我们对他们的高期待。但是还有更多与他们处在同一阶级的人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随意谴责的后果是可怕的，试想，当所有红十字人被毫无根据地一概而论的时候，正直的人会觉得不值得，从而降低对自己品行的自我要求。

愤怒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只有当愤怒被看见、被理性地表达、被驱之于良善，它才有价值。正常的社会总是存在分歧，不要因为批评太严厉就否定它，愤怒的力量是为了改良它。

最后，我们该信仰什么。人们在难过时就会格外需要外在的依托，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精神偶像。zg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因此精神偶像就会被捧得格外高，“吹哨人”被人为塑造成“妻儿重病”的悲情人物（这是已经被辟谣的传言，所幸李医生的父母妻儿仍健康平安）。

李医生必将成为本次疫情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存入历史，值得所有人报以敬意。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可以尊敬某人、怀恋某人，但不要造神。将别人举得离人群越远，就是在内心划出了界限，给了自己“我们做不到”的心理假设。

仔细想想，李文亮医生不过做了一件最本分的事：上班，发现异常，发微信告诉关系好的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都应努力做到的事情，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如果这变成了一件需要去歌颂的不正常的事，那究竟是什么不正常。

勇作愤怒的发声者，学做理性的发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