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h3><h3>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将全国的区域划分为六个大行政区，即：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北局宣传部属下有一文艺部门为“华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华北文联”。 手托着这枚小小的信封，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的思绪飞速穿越回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父亲的脚步在一个叫做香饵胡同的路面上匆忙地走着…… 1951年的夏秋之间，父亲在山西省文联任上接华北局宣传部调令，赴北京筹备组建华北文联。 然而，父亲刚到北京筹建华北文联时的办公地址并不在这个小信封上所印的“香饵胡同”，而是在“后圆恩寺胡同”。 后圆恩寺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胡同的西端北侧有一座电影院，即以胡同名称，“后圆恩寺电影院”。每至电影开场、散场前，影院门口都三五成群的聚集着许多等待的看客，喜形于色高谈阔论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吃冰棍的、嗑瓜子的、看影片剧照的大人、人缝儿中乱窜的孩子，很是热闹。母亲和哥哥常带我去看电影。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指着电影院斜对面的一个小门洞说，咱家刚来（京）时，就住在那个院子里，你爸就在那里办公。 我脑海中的这一清晰记忆，多年后在我国著名版画美术家力群先生的著作《我的艺术生涯》中得到了初步印证。力群先生也是在山西省文联任上稍晚于我父亲而调到北京筹组华北文联的，他在该书中说到“华北文联，当时并未正式成立，尚属筹备阶段，设于北京的交道口前圆恩寺16号，华北局党委也设在这里。华北文联筹委会的领导人是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阿英同志。华北局党委宣传部长是张磐石同志，具体管文联工作的是白桦同志。” 尽管力群先生的笔录和我母亲的口述，“前”、“后”圆恩寺胡同不一致，但据笔者研究分析，二位老人所指，应是同一座深宅大院的前门与后门。而高台阶、深门洞这样的庭院，在前圆恩寺胡同和后圆恩寺胡同，乃至再往南端的秦老胡同，又何止五、六、七个。京都地界诺大，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到北平，不住别处，偏将行辕设在了后圆恩寺胡同，可见这一带的庭院深不可测。笔者发小同学也曾告我，其家的街门开在前圆恩寺胡同，其院落向南延伸，其正门已开在了另一街面的秦老胡同。此即为现成实例。 总之，华北文联筹委会最初的临时办公地址前（后）圆恩寺胡同，最终落脚到了香饵胡同。 一枚小信封竟然牵出华北文联筹委会办公地址的变迁历史。 扯远了。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位华北文联当事人的回忆吧。 钱小惠，华北文联干部，1978年后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阿英同志的儿子。他在为其父作的《钱杏邨纪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这年（1951年）夏天，父亲（阿英）奉华北局令调北京，担任新建的华北文联主席”。 “ 华北文联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干部十余人。主要任务是：组织专业干部下厂下乡，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每年召开各种艺术创作会议，以推动河北、山西、察哈尔、内蒙及北京、天津的创作活动。” “ 三年多来，他（阿英）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和同志们先后多次召开了文学、戏剧、美术等专业性的创作会，检查工作，交流经验，还请老舍等来作过报告。先后出版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小说、诗歌、剧本、美术作品”。 …… “ 秋天（1954年），全国大行政区撤销，华北文联也告结束”。 这段叙述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仅存三年多历史的华北文联最全面、最细致的叙述了。 笔者父亲1951年由晋赴京参加筹组华北文联，至1954年秋，全国大行政区撤销，华北文联结束，一直侧身其间。这三年多里，他曾两次代表华北文联到内蒙古文联和河北文联出席会议。再就是他与王应慈、任桂林合作，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虎穴追踪》，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公映。至于对华北文联相关的其他人与事，则无片言只字记载。</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