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仇雪先生

桑日

2019年3月 24日 ，98岁高龄的仇雪先生走了，走得平静安详。虽有预感，听到消息后还是有些许遗憾。还是在前一天，我回家看母亲，听说了仇雪先生生病的消息，便和母亲商量第二天由我母亲去看望，不想还没来得及去，他便走了。（仇先生妻子早年和我母亲建立了比较深的情谊，她们一直保持着来往）。

仇雪先生是红杨镇三胜村周屯自然村人，和我家同一个行政村。从小从大人嘴里就知道他，那还是“文革”批斗他的时候，听说他是国民党的“大官”，出门坐“轿子”；还有他家现在很穷，妻子在讨饭，我经常见到她，知道这是仇雪的妻子。但我并不认识他，也许见过他（比如在批斗会上）因年龄小也没有印象，以后很多年也没有见到过他，但他家里发生的很多事我还是知道的。直到2008年的一天，我们自然村修土地庙，请他来开光（免费帮忙），结束后，村子里会餐，我们在一起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给我印象是人忠实，很有学问，给我讲了不少有关目连戏的事情。第二次见他已是10年以后，2018年8月21日，我和县人大副主任董晖去专门拜访他，也是采访他，目的还是想写写他。他作为当地的乡贤人物，更有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是值得写也是必须要写的。当时他已是97岁耄耋之年，但精神还好，记忆力也好,应我们要求，他向我们讲述了不少过去的事情，特别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

仇雪先生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也颇具传奇色彩。他家世代居住在三胜村周屯树自然村，祖先从雍正年间就在此定居，世代单传，至今仍是单门独户。他出身贫寒，解放时家有三间茅草房，没有几亩田，土改时划为贫农。家虽穷，但他父母却想方设法供他上学，念书至19岁，使他“饱读”了诗书，成了当地的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作为热血青年的他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下，毅然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宣城周王开办的抗战干训班并担任训导工作，积极投身到抗战之中。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8月调任家乡大明乡任乡长，一年后，大明乡、西河镇、珩琅乡合并为西红乡，他调任团山乡（今属宣州区）乡长，后又调任人和乡乡长。1948年任湾沚镇镇长至1949年4月湾沚解放后回乡。

1955年因党团骨干案被逮捕，在黄山茶林场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这期间遇到了上海劳教人员林若泉，可能是相同的文化背景，又是同病相怜，两人走到了一起，1963年结为伉俪。同年离开林场，双双回到周屯树老家。

妻子林若泉乃名门闺秀，出生上海，是林则徐的直系后裔，第六 代孙。据她说父亲是旧上海邮政局局长，家境富裕，小时候她曾随父亲坐过飞机。解放初期，家道衰落，那时她初中毕业，懂事的她没有选择上高中，而是瞒着家人偷偷上了技校，毕业后在上海信谊制药厂工作。1956年她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到上海五洲制药厂作技术支援。1960年的一天，她在一次做实验时不慎发生了爆炸事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处以劳教三年的处分。先后辗转在皖北、畀史杭等处劳教，最后到了黄山茶林场。

回到周屯树后生活无疑是艰辛的，仇先生不熟农活，在生产队算不上整劳力，工分低，妻子更是做不了农活，挣不到工分。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日子越发艰苦。为减轻家庭负担，摆脱一家饥饿局面，林若泉毅然走上了乞讨之路。一个名门闺秀、出生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走到这一步，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实在是生活逼迫而为之。好在当地老百姓都比较同情，到哪家都会给的，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生活穷困的局面。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周屯树村（大队所在地）念小学五年级，经常看到他家大女儿背着个小孩在学校门口玩，大女儿头发发黄，明显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正常情况下以他们夫妻二人的文化水平和理念肯定会让小孩去读书的，无奈家里太穷只好让孩子失学。

文革期间，仇先生作为“四类分子”经常被批斗，好在他解放前没有恶果，没有多少人为难他，大部分是陪斗角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拨乱反正，仇先生夫妻二人双双获得平反，落实了政策。仇先生担任了红杨片区政协联络员工作，相当于红杨区政协秘书之责，主要是上下联络和为委员服务，享受生活补贴。妻子经上海司法部门裁定“原处不当”，撤销了原处分，在原厂方享受“光荣退休”待遇 ，四个子女户口也实现了农转非。由此，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性改观。

仇雪先生夫妻二人都在人生的早期有过较好的生活工作境遇，又几乎同时一夜之间陷入了困苦的境地，长时期在苦苦支撑，但他们没有消沉、没有放弃，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顽强地坚持着，终于赢来了新的转机，苦尽甘来，享受了美好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