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上）

忠忠之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是唐朝贺知章久客异乡返回故里时写的一首感怀诗，千百年来为世人所传诵，人在离开故乡多年后回乡时都会有这种感慨。对于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人来说，故乡是从来也不会想起，根植心底的一份眷恋， 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牵挂心头的一腔情怀。一九七一年春节离开家乡时，我七岁多一点儿。尽管离乡时年纪不大，我还是对故乡有很多彻骨铭心的记忆，并始终对她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热爱。尽管夏天时我要忍受烈日下的炙热，冬天时我被冻得耳朵和手背生疮，但我不会嫌弃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况且，春天里田野里的绿色葱葱，秋天里稻田里的金色海洋，夜晚天空的星光闪闪，雨季里的丝雨绵绵，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陶醉。记得我离开家乡后第一次返乡是在1984年，当时二十一岁的我已经工作了。火车过了南京之后，当我看到铁路两旁一片片绿色的庄稼以及远处的江南村庄时，我觉得很像我们家乡的景色，我顿时感到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火车越往南走离我的家乡就越近，这种感觉也就愈发强烈。我想世上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和我类似的这般心境。

李克明的孙子李浩用无人机拍摄的李家弄堂

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的李家弄堂，也叫钱家村。此处东临长江，南接上海市嘉定区，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李家弄堂现在属于浏河镇浏南村，位于浏河南部，它是浏南村众多自然村中其中的一个。李家弄堂离浏河镇的老河桥有三里多的距离，走路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从村东口向北走先到环龙桥，再向北到埭上，然后向东就是水闸桥（新浏河上的桥），过了水闸桥就到浏河镇了。

我的父母李颂声和钱丽英于1959年8月结婚。1961年11月1日晚，妈妈到隔壁琴娣家炒花生，炒着炒着妈妈突然感觉肚子一阵阵疼，意识到自己要生孩子了，就赶紧叫李克明的娘子和文龙的娘（李瑞英）一起陪她去了浏河镇的人民医院。那时候从乡下到镇上没有交通工具，她们三个人只能步行前往。一路上妈妈忍着疼痛艰难前行，终于走到了人民医院。当晚，妈妈生下了哥哥李兵。

李兵出生后，一家人非常高兴。对于阿太钱阿舍（我的曾祖母）来说，这是她的第一个曾孙，对于爸爸来说这是他的长子，而且爸爸是家里的独子，是钱阿舍唯一的孙子。李家有后了！很快，李兵一岁时会走路了。1963年1月，妈妈带着李兵到北京探亲。春节过后，在北京住了20天的母子二人回到了浏河乡下。回乡下后半个月时（1963年2月），发现李兵有点儿感冒，妈妈还带他到艾兴医生那里看了看。但过了两天姑姑李秀琴（雪英）说她抱完李兵想把孩子放下来时发现李兵不肯下地了，并且也站不住了。妈妈马上带李兵到浏河的医院去看了医生，经诊断为骨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就是双下肢瘫痪无法走路！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绝对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噩梦，犹如晴天霹雳！据妈妈回忆，在李兵患病之前，妈妈曾带着李兵从北京回上海的途中在火车上曾看见一个得病的小女孩，不知是否在火车上传染上的病。李兵的患病，不仅使我们家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妈妈回忆，当初我们一家从东宅上搬到西边时，钱福康（我阿太的侄子）曾经对她说过，他的小阿嬢钱阿舍是个扫帚星八败命。钱阿舍年幼时没有了父母，三十一岁时丈夫就去世了，大儿子没有成家更没有后代，二儿子（李呈祥，阿雪）和二儿媳妇（李兰英）先后在三四十岁去世。当时妈妈问钱福康，那以后怎么样？钱福康说以后的事儿不好说。李兵的得病，似乎印证了钱福康之前说过的话。当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自然不相信这个迷信的说法。
我父母结婚那年拍的全家福，前面坐着的就是我的阿太。
1963年春，已怀孕的妈妈带着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李兵到上海看病。妈妈打听到闸北区有一位老和尚开的诊所可以用中医推拿治疗此病。到上海后，妈妈先在位于福建中路的钱阿叟的侄子林生家落脚。福建中路距离看病的诊所比较近，每次走10分钟左右就到了。两个多月后，因妈妈怀了我不方便继续住在林生家了，所以就搬到了大章妈妈家那边的一个厂房。两三个月之后，钱家村的钱佰明（在上海工作）向妈妈介绍了蒙古路上的一处房子，在爸爸的几个战友的帮助下妈妈和李兵又搬到了蒙古路。

1963年9月4日卯时，我出生于上海市闸北区蒙古路附近的一所医院里。我出生后，父母觉得当时最主要的是给长子李兵看病，如果再抚养一个孩子的话负担太重，所以打算将我送给别人抚养。当时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工人出身，因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经医院检查确实是不孕，很想领养我。他们表示要了孩子后就搬家，不会告诉别人孩子是要的。那个女的还委托她妹妹到蒙古路看到了爸爸和李兵，觉得挺好，临走时说过几天再来抱孩子。之后，蒙古路的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是江北人）听说这件事后，极力劝说父母不要把我送人。她说你们的老大腿已经坏了，现在有了老二多好，如果送人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们再好好想想，千万别犯傻啊。此时爸爸在医院里和医生也谈及要将孩子送人的想法，医生问爸爸你爱人同意把孩子送人吗？爸爸说爱人没说不同意但总是哭。那位医生说那就最好不要送人，送人的话你爱人坐月子期间会因为伤心而影响身体。那位医生还说，如果不送人的话，孩子一定要自己带，别人带的话以后肯定就不亲了。医生说她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请别人带了，结果之后就一直不亲了。在听了邻居和医生的话后，父母最终放弃了将我送人的想法。

我满月后，妈妈带着李兵和我回到浏河，准备过年后再到上海继续给李兵看病。1964年2月，妈妈带着2岁的哥哥李兵和不到4个多月的我再次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妈妈在西藏北路租住了大章妈妈家的一间房子，每月房租8元。我们母子三人在上海大章妈妈家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65年10月，看到李兵的病根本没有好转，妈妈只好带着李兵和我告别大章妈妈一家回到了浏河乡下。

我的故乡浏河李家弄堂在人民公社期间属于浏河公社浏南大队。我家的具体位置是在李家弄堂的老宅上，房子以前是我爸爸的阿婆（我的阿太）的哥哥（阿和尚）的房产，父母结婚后阿和尚将该房产赠送给了我们家。1961年初父母放弃了在李家弄堂东宅上的老房子后搬到了老宅上，并且把东宅上的老房子拆掉了，拆下来的材料修到了老宅上的房子上。

1991年10月李兵回乡时拍摄的我们在老宅上的故居

老宅上的这所房子坐北朝南，但房子并不大。除了一间客堂外，有一个灶头间和两个卧室，这两个卧室实际上都是和灶头间连着的。房子北侧有一个竹园，据说里面长的竹子叫五月季，是一种相对比较粗的竹子。这种竹子每年的春末才会长出竹笋，是最晚长竹笋的品种，而且竹笋吃起来还有一点儿苦味儿。房子的西侧有一个坑宫，旁边还有一颗月季花，一条小路向北走没多远就可以走到小河（后宅沟）边上。那时候我经常看见妈妈在那里洗菜洗衣服。我家南侧有一片不大的场院，西侧有一点儿菜地（一分地），并且还有一个小猪圈。最初家里人口有四人，因爸爸在北京工作，所以常住人口是三人，即阿太、妈妈和我的嬢嬢李秀琴（雪英）。后来有了李兵和我以后，家里的常住人口增加到了五人。我的（阿太）曾祖母住在小一点儿的卧室里，妈妈带着李兵和我住在大一点儿的卧室。起初李秀琴也住在大卧室里，后来她搬到客堂里住了。1967年初李秀琴出嫁到瞿家宅后，家里的常住人口是四人了。

我家的东侧隔壁是阿梅生一家，家里有五口人。阿梅生姓钱，大名叫钱毓兰，他的年纪比我的父母要大十几岁，一直在上海工作，平常一个月回来一两次。阿梅生的妻子叫五妹，我们叫她阿婆。阿梅生两口子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小和尚，曾经当过兵。老二是个女儿，叫琴娣，长得非常漂亮。老三是小儿子，叫志良，他比我至少大五六岁，我和李兵和他在一起玩儿的最多。因为阿梅生解放前就一直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较高，所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乡下的多数人家要好很多，生活水平在村里相对是比较好的。

在阿梅生家东南侧还有三间房，是南北向坐东朝西的房子，那是娥姑家。娥姑家只有娥姑和她的女儿根娣两人。娥姑是常州人，年轻时逃婚到上海，后来又嫁给了在上海工作的钱润德（阿雄），钱润德去世后娥姑就成了寡妇，和女儿根娣住在这里。根娣和琴娣的年龄相仿，但长相远不如琴娣，也不像琴娣那么聪明能干。

在我家的西边是钱家墙门，里面有几户人家，其中的一家有个姑娘叫秋芬。钱家墙门和我们所在的老宅上之间有篱笆墙（子杨）相隔，正常情况下进出钱家墙门应该是从他们的南边进去，进口处两侧有两个石柱。因为秋芬的两个哥哥比她年纪大很多，所以她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来我家找我和哥哥玩儿，因为年纪相仿，她可以说是我和哥哥真正的小伙伴。秋芬来我家的时候并不从大路来，而是从我家后面直接穿过篱笆墙而来，这样可以少走不少路。秋芬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我记得她和我是一起上学的，所以我们也是同学。

竹园

在我们家东北边，住着我的娘舅钱春兰一家，那里也就是妈妈的娘家。娘舅比妈妈小四岁，在他没有出生时外公就被日本杀害了，所以他是遗腹子。舅妈是个“河北”人，在我的印象当中，舅妈从来没有来过我家。娘舅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叫建龙，女儿叫建琴。建龙和我同年出生，比我大两个月，后来他成了我们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后来移民加拿大了。建琴比我小三岁，她红颜薄命，年仅二十一岁时就意外身亡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只要有大点儿的事情，我们都要找娘舅来帮忙。

从娘舅家向东是李克明家。据说李克明的阿公李汝崗曾经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会看风水，办过私塾学堂，人称老先生，他也是浏河忠裕堂李氏家谱最重要的传承者。李克明的父亲李长贵也在私塾当过教师，人称小先生。李克明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依次是李云祥、李永祥和李幼祥，两个女儿是李娟和李英，他们都比我和哥哥年龄大多了，就是最小的李幼祥（老幼）也比李兵要大一岁。

李克明家的东边叫东宅上，那里有一家人家和我们家是世交。这家的男主人叫李其祥，女主人叫李瑞英，他们夫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文龙，小儿子叫康龙，文龙比康龙大17岁。李瑞英和我的阿婆李兰英是闺蜜，关系一直非常好。1938年，我的阿公阿婆在李家弄堂的老宅被日军烧毁无家可归，全家就到李其祥李瑞英夫妻家借宿，直到后来我阿公后来靠在上海工作挣的钱在东宅上买了一间瓦房和一点儿地并重新盖了两间草房后才搬回自己家。在李其祥李瑞英夫妻家借宿期间，我阿婆生下了我爸爸。另外，李其祥的祖母金南（康龙的阿太）还是我阿太钱阿叟的过房娘。所以我们两家经常互相走动，甚至比有些亲戚关系还要密切。康龙和我爸爸是一辈的（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但他只比我大一岁，所以我们从小是发小关系，后来又在一起上学，也是同学。小时候我经常去康龙家找他玩儿，对他的阿太印象也很深。康龙的阿太于1967年九十三岁高龄时去世，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

妈妈说我小时候长得虽然很瘦小，但身体一直很硬朗，基本上没得过什么病。1966年夏天，妈妈带着李兵和我到北京爸爸所工作的单位总后勤部军需研究所探亲20天，军需研究所位于禄米仓胡同69号。探亲期间我们住在研究所副所长岳恒家隔壁。岳恒的儿子岳子岩和我同岁，但岳子岩小时候经常生病，比较娇气。有一天岳子岩他妈妈看见了活蹦乱跳的我，羡慕地问妈妈，你的儿子身体怎么那么好？有一天上午，不到3岁的我独自一人离开了禄米仓69号院，向西走到了样品所大院门口附近，之后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样品所传达室值班的一位老师傅见到后，问我家在哪里，但我因年纪太小说话又有口音说不清楚，只知道叫那位老师傅阿公。后来那位老师傅只好把我送到了南小街派出所。中午父母以及爸爸的几个同事一起到附近寻找，爸爸的战友郁正钧叔叔在样品所传达室从那位老师傅了解到情况后，到派出所把我领回了家。说来奇怪，郁正钧叔叔从派出所把我领走时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得，有人说能够记住是因为受到了强刺激后的结果。

乡下的娃 妈妈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但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所以生产队干部经常到我们家里开会。有一次徐进岐到家里开会时，看到四五岁的李兵正坐在地上用刀切南瓜（准备做猪食），我在后面给李兵递南瓜。当时徐进岐对妈妈说，真佩服你们家的孩子这么小就能干活了，我家的孩子差不多大但还抱着呢。

爸爸的伯父李趾祥（阿灵，我叫他阿公）是个裁缝，一直在浏河镇上工作。有一次，妈妈让我带上一些阿公喜欢吃的麦芽、黄豆和大米磨的粉给阿公送去。当时的我还不到四岁，一个人去怕找不到，所以就让比我大一岁的康龙陪着我一起去。两个人按照妈妈详细描述的地址徒步三里多的路程到镇上找到了阿公。过了一阵，妈妈问我一个人能不能去，我回答说能去。就这样，幼小的我从浏河乡下独自徒步去了多次浏河镇给阿公送东西。阿公见到我送去的东西都很高兴，每次都会给我一些零钱或者东西带回家。

我家和村里的普通人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的爸爸是个军人，他1956年当兵，同年考取了南京军械学校，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总后勤部军需研究部工作，打那以后他就一直不在家。另一个不同是我和哥哥李兵从小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因为他们很早就去世了，特别是外公在妈妈3岁时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和哥哥小的时候是我们的阿太（即爸爸的奶奶）帮助照顾的。妈妈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每天工作都非常忙绿，所以阿太在家里还能够帮着做饭并且看管两个曾孙。在我的记忆里，阿太是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心地极其善良，从来不会和别人计较得失，一旦有人上门求助她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没有任何“心眼儿”老人。实际上阿太是个非常可怜的老人，她年幼时就没了父母，从小到李家当童养媳，家境始终非常贫穷。三十一岁那年，阿太失去了丈夫并开始守寡。阿太一直有胃病，吃的稍有不注意或则稍微受一点儿凉就会闹胃疼。阿太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团子，就是用糯米粉制作的那种大汤圆，团子有猪肉馅、豆沙馅和红枣馅几种。这种食物在江南的乡下是一种很受欢迎也很常见的食物。因为是糯米粉做的，相对而言不太好消化，特别是胃不好的人不能多吃，而阿太吃了团子以后多半就会闹胃疼。每次吃的时候，妈妈都会劝阿太少吃或别吃，但太太每次都说上次吃了就没事儿。结果吃了以后时间不大就开始胃疼，疼的她哭叫亲爷娘，并且要过几天才能恢复。即便如此，阿太每次还是要吃团子。阿太的牙不好，实际上嘴里没有几颗牙，所以阿太还喜欢吃用面粉摊的面饴饼，这种很薄很软，快熟的时候上面抹上白糖，吃起来很香。此外，阿太还很喜欢吃荠菜猪肉馅的馄饨，就是和上海大馄饨一样的那种。我记得有时候阿太还会把吃剩下的馄饨和剩米饭放在一起做成粥，我们把这种粥叫做“咸酸饭”，我觉得很好吃。还有一种吃食叫“蚂蚁塌饼”阿太也特别爱吃，这种饼是用糯米粉和草头和在一起然后在锅里用小火煎制而成的。实际上阿太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我也特别爱吃，有些东西现在我还经常在吃。

我们家搬到老宅上不久，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妈妈决定请人在家门口挖一口井。我记得那天家里来了两个大男人，力气都很大，他们挖了一上午井就挖好了。妈妈做了丰盛的午饭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和哥哥看见那两个人饭吃的很香，红烧肉一块又一块地往嘴里放，心里很不舒服。没多久，其中一位让妈妈再给他盛一碗米饭，这时哥哥忍不住说：他已经吃了一碗了！那个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妈妈赶紧说了一句，小孩子不懂事你别介意啊！

有一次，妈妈买了几个桃子，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挂在高处，打算晚上出去干完农活回来再吃。但妈妈的举动早已被我看在眼里，当时只是不动声色。等妈妈出门后，我就站在凳子上取出一个桃子，一个人偷吃了那个桃子。等妈妈回来后发现少了一个桃子，就问我是不是吃了一个桃子，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家里有桃子。其实妈妈心里知道桃子就是我吃的，心里觉得这孩子还挺机灵的，也就没有再说什么。那个年代乡下多数人家都比较穷，孩子没有什么零食吃的，见到什么都觉得好吃。我记得我还偷吃过几次妈妈挂在高处的篮子里的蚂蚁塌饼。还有一次，爸爸出差到上海，顺便回到乡下，带着在上海买的蛋卷等点心送给了康龙的阿太。后来我去康龙家玩的时候，康龙把蛋卷拿出来并和我一起把蛋卷吃掉了。康龙的娘知道后，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妈，那次妈妈要打我，但我跑掉了，妈妈没有打到我，后来喊了我好几次并向我保证不打我了，我才回家了。

小时候乡下经常有人挑着担子敲着铁片哒啷哒啷地来卖自制的糖。糖有白色和红色两种颜色，白色的叫蓝蘸糖，是麦芽做的，红色的叫梨膏糖。糖是硬的，要用刀敲几下后才能切下来。我记得有几次阿太给哥哥和我买了那个糖，很甜，我们都喜欢吃。我记得阿太还拿旧布头换过那个糖。夏天时，阿太还给我和哥哥买过冰棒吃。我记得卖冰棒的人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一个白色木箱，木箱上面盖着一小块棉被，棉被下面放着冰棒。掀开棉被取冰棒时，我看见里面还会有白色的冷气冒出来。除了这些东西，乡下经常吃的东西就是芦粟，有点儿像高粱杆那样的东西，绿色的，吃起来类似甘蔗，但不如甘蔗甜。再有经常吃的东西就是炒的硬蚕豆了，乡下管蚕豆叫夏豆，用沙子在铁锅里炒制的蚕豆叫做硬夏豆。

我小的时候，乡下各家都会用茄子和黄瓜放在豆瓣酱或者甜面酱里腌制很多酱菜，平时吃饭时把酱菜当菜吃。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早上会用一个大铝盆泡上一大盆茶水，白天我口渴了就大口喝那个大盆里的茶水。到了晚上，我们经常用白天吃剩下的米饭泡在喝剩下的差凉茶水里，就着一些酱菜，再把家里的桌子抬到家门的空地上，在露天吃晚饭。秋天时，我喜欢家里蒸的一大锅长生果、南瓜、芋头和毛豆，吃着真香，只不过不是经常可以那么吃。冬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咸酸粥。

1967年12月29日，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早上，一家人和往常一样，起床以后在家里吃早饭。那天的早饭是用头一天吃剩下的米饭熬的粥，还有头天剩下的一点儿红烧鲢鱼。吃着吃着妈妈说肚子疼，让我马上到娘舅家去让娘舅赶快去黄家宅叫黄妈妈（就是我的小姨灵宝的养母）到家里来。我随即跑到了娘舅家，把妈妈的话告诉了娘舅，娘舅听了以后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出发了。时间不长，娘舅带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到了家里，她把妈妈搀扶到了卧室里，同时让太太准备一盆热水。他们进屋时我也想跟着进去，但是他们不让我进去，还把房门插销插上了。我只好在门外面等着。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妈妈在房间里大声地喊叫声，而且喊叫声越来越大，我感到很害怕，因为当时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如此痛苦。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房门打开了，我第一个冲到了房间里，看见家里的红色木盆里放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我这才知道，我的妹妹诞生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女人生孩子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妹妹出生后，爸爸给她起名叫李红，小名叫小红。长大后我听妈妈说，如果当时生的是男孩的话，她和爸爸就打算把孩子送给别人。爸爸非常喜欢女儿，家里人有目共睹。

1968年初秋，妈妈的娘舅因病去世。那天全家人正在隔壁小和尚家里做客聊天，妈妈得知她的娘舅去世了，并说他73岁。当时哥哥李兵说道，阿公73岁死了，阿太也73岁了，也要死了。听到此话，阿太一声惊叹，妈妈赶紧骂哥哥胡说八道。而阿太则非常相信哥哥的话，她知道按照迷信的说法，小孩子的话是可信的。两天后的中午，我一家去舅公家吃豆腐。我记得当时妈妈一个人先去了，阿太带着我和哥哥一起随后去的。到了舅公家时，我看见舅公已经被装进了棺材，而妈妈正在棺材前哭泣。我走到棺材跟前，因当时棺材盖还没有封死，我从棺材盖的缝隙中看到了静卧在里面的舅公。我说我看见阿公在里面睡觉呢。记得那天舅公家里摆了好几桌，吃豆腐的人有不少。我记得后来阿公下葬那天我也跟着去了，我看见有人抬着棺材，后面跟着不少人，一直向东走，似乎走了很远。到了墓地后，大人们把棺材放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坑里，然后埋上泥土。

阿太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吃的，还没有散席阿太就说心口不舒服，提前带着我们回家了。阿太回家后就躺在了床上，1968年12月，阿太在卧床100天后去世了，享年73岁（虚岁）。在我的记忆里，阿太去世前，我经常听到她躺在床上叫阿雪（我的阿公）和金涛（我爸爸）以及阿灵（爸爸的伯父）这几个名字，这些人是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最想念的亲人。

阿太去世以后，大人把家里的客堂大门拆下来放在客堂里，阿太的尸体放在上面，再从房顶上取下三块瓦，两块并排扣着放，另一块开口朝上放在中间，然后把她的头枕在上面。当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老太太，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是秋芬的阿婆。她们坐在阿太的尸体旁边，开始了她们的“哭丧”仪式。听上去似乎是哭，实际上是用在哭腔唱歌，哭唱的内容大致是死去的人生前有多么好，她的死有多么令人伤心等。我想那也算是过去我们乡下的一种传统吧。他们哭唱的那个旋律我现在还记得。我记得康龙的阿太去世时那几个老太太也去哭丧了，形式也是完全一样的。第三天，家里吃好了豆腐，爸爸和阿公（爸爸的伯父）就一起把阿太的遗体拉到嘉定火化了。我至今还记得爸爸拿回来的那个骨灰盒，在随后的几年里，阿太的骨灰盒一直吊放在客堂的角落里。长大以后我听说阿太是村里第一批被火化的人。我记得阿太死了以后妈妈一直不敢去她生前住过的那间房间。那间房子我们当做杂物间了，里面放着一些粮食和鸡蛋等。我记得每次妈妈要用鸡蛋时，都让我到那间房子里去取。由于知道妈妈有些害怕，所以其实我也就有一点儿害怕了，可是每次妈妈让我进去拿东西时我因为不敢违抗妈妈也就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拿完东西以后我几乎都是跑着出来的。

阿太去世后，由于长时间躺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她的被褥上以及她住的那间房子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个味道后来过了很久我还能闻到，那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多年后我在别的房子也闻到过那种味道，我问人家那个房子里是否死过人，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养过几只鸡。鸡窝就在家里的客堂门口，每天晚上我负责把几只鸡赶回鸡窝里，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把鸡放出来。那几只鸡是从小开始养的，等鸡慢慢养大了以后，其中的一只母鸡开始下蛋了。每天中午等鸡下蛋以后一叫，我就去鸡窝里把鸡蛋捡出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麻烦事也来了，每天早上我起来到客堂一看，几只鸡都从鸡窝里出来了，而且都站在家里的饭桌上。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头天晚上我明明把鸡赶进鸡窝后把鸡窝的小门堵的好好的，我不明白鸡为什么能自己出来。我赶紧过去把鸡赶下来，鸡下来后我一看，桌子上竟然有几摊鸡屎！我只好赶紧把鸡屎清理干净。我记得那时候每天都是这个情况，而我只好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去清理饭桌上的鸡屎。
小鸡 后来，妈妈决定让母鸡孵小鸡，就把攒好的十几个鸡蛋放在一起，让家里的母鸡趴在上面孵蛋。但那只母鸡孵了几天后不知为什么不孵了，妈妈赶紧去别人家借了一只母鸡继续孵。期间妈妈还几次把正在孵的鸡蛋拿起来放在灯光下查看，在灯光下我也清楚滴看到了鸡蛋里面有深色的东西，我知道那就是小鸡。若干天之后，我好奇地看见好几个鸡蛋的蛋壳陆续慢慢地被里面的小鸡啄破，然后小鸡从里面出来了。小鸡孵出来以后，我看见母鸡带着那些小鸡到四周寻找食物。有几次我从它们旁边路过时，母鸡就会突然咕咕叫着向我冲来，我明白母鸡的意思是让我离小鸡们远一点儿。

有一次，因村里各家散养的鸡经常吃粮食，生产队队长谢德兴下令下农药毒杀村里的鸡。那天我们发现家里的那只母鸡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知道是因为吃了农药。妈妈急中生智，马上找了一把剪刀，把鸡嗉囊剪开了，掏出了里面的所有东西，然后用水洗干净后用线又给缝上了，之后还给鸡吃了四环素。第二天我们惊奇地发现那只母鸡没有死，慢慢地又开始吃东西了，而且到了第三天，那只母鸡竟然又开始下蛋了！过了两三天，我们隔壁的邻居小和尚到我们家来找妈妈，说他家里的一只鸡也吃了农药快死了，听说我妈妈会给鸡做手术，请妈妈给他家的鸡也做个手术。妈妈马上去了小和尚家，按照之前的方法给鸡做了同样的手术治疗，结果那只鸡也活了下来。后来，妈妈给鸡做手术的事情在村里传开了，大家都很夸赞妈妈的能耐大。

除了养鸡，我记得家里也养过两只鸭子，我还赶过鸭子出去和回来。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着妈妈去秧田，妈妈插秧，我就在秧田里抓了不少蚯蚓，回去后喂给家里的鸭子吃了。然后有一天我再也没能等到两只鸭子回来，后来妈妈说鸭子被农药毒死了。

除了养鸡养鸭，我家还在猪圈里养过一只猪。猪吃的比较多，我记得妈妈经常用胡萝卜、南瓜和卷心菜等和稻糠一起做猪食，每次我都会跟着妈妈去喂猪，猪吃食的声音比较大，印象深刻。后来那只猪长大了，妈妈叫舅舅过来帮忙把猪给杀了，然后把猪肉给卖掉了，家里只留了少量的肉。后来，我家还在猪圈里养过一只兔子，那只兔子吃草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对了，我们家还养过一只羊呢，我还放过羊，拉着羊在地里吃过草，也有很深的印象。

有一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发现床底下有一只白色的大猫，也不知道那只猫是什么时候跑到我家的。开始时我们想把猫赶走，但不管我们怎么赶它也不走。所以我们只好给它吃的，被迫把它养起来了。后来我们发现那只猫竟然还是一直瘸腿的猫，一条后腿少了一截，估计是被人家剁掉的。养了一阵以后，我们发现那只猫经常会偷吃家里的东西，甚至灶堂间的墙上挂着的小橱柜里放的吃剩下的饭菜也被它偷吃过，后来妈妈只好决定把那只猫除掉。我记得又是舅舅到家里来，在客堂里把那只猫吊在半空中勒死了，后来我们吃了猫肉，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吃猫肉，感觉猫肉不如猪肉好吃。

隔壁家的小和尚是家里的长子，岁数比我大21岁。小和尚在浙江当过兵，据说他在部队里当兵时是个炊事员。在我四岁那年小和尚结婚了，他的媳妇是他的继母从“河北”那边介绍来的，名字叫做梅兰。记得他们刚结婚时，我总喜欢去小和尚两口子的房子里去玩，对他们对我很客气，也很欢迎我。记得有一天一大早刚起床，不懂事的我就去了小和尚两口子的房间里，当时他们还在被窝里没起床，我就站在他们床前和他们聊天说话了。梅兰对我说，忠忠，你这么喜欢来我家，干脆你以后就来我家给我们当儿子吧。我听了以后回答说，可以啊，不过我每天只来你家吃饭，但还是要回家去睡觉。小和尚两口子听了我的话以后哈哈笑了起来。有一天，妈妈干了一天农活回家后对我说她特别累，但还要马上生产队开会，让我拿着几颗青菜找隔壁的梅兰帮忙洗一洗，等妈妈回来后就方便炒菜了。随后我拿着青菜到了小和尚家，不但请梅兰洗了菜，还让她帮忙把青菜炒好了。后来妈妈回家后看见桌子上放着炒好的青菜感到非常高兴。除了小和尚家，我也时常去另一个邻居娥姑妈妈家玩儿。有一天晚上，我去娥姑妈妈家玩的时候，娥姑妈妈问我，忠忠，我家的米不够吃了，能不能借一点你们家的米呢？我回答说，我家的米都没有了，都让老鼠给吃掉了。娥姑妈妈听了以后也是乐得不得了。

记得有一天上午，小和尚家里重新修建了灶堂间，我和哥哥一起兴高采烈地跑到他们家去看新的灶台。因为兴奋的缘故，哥哥走得太快了，刚一到他们家的新灶台就被绊倒了，摔到地上前耳朵刮到了灶台的角上，一下子把耳垂撕开了，真是乐极生悲，哥哥当时疼的哇哇大哭，都快岔过气去了。妈妈赶紧请舅舅带着受伤的哥哥到镇上的医院看急诊，我们都在家里等着。那天正好下着小雨，当时的情形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里的长辈李克明也来我们家了，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在妈妈刚买的那把油布雨伞的手把上刻了妈妈的名字。快到中午的时候娘舅带着哥哥回来了，我们得知医院给哥哥缝了三针。娘舅还从镇上买了几个肉馒头（肉包子），我记得我吃了一个，包子实在是太香太好吃了，那种香我这辈子是忘不掉的。

小和尚的弟弟志良比我大至少五六岁，因为是隔壁邻居，小时候他和我们兄弟两人在一起玩儿的最多。我记得志良会用一节竹子做的像气筒一样的玩意儿，从一端放入一粒啪啪果（树上结的一种绿色的小圆果），然后用一根竹签快速向前一推，可以听到啪的一声，耙耙果就会像子弹一样被打出去。记得当时是文革期间，村里的富农和“江北人”还被押出来游街和批斗，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地富反坏右几个字，看上去挺可怜的。有一天下午，志良到我家来玩儿，想出了模仿大人们批斗地富反坏右的主意。于是他和我哥哥一起用绳子把我捆在了一个长条凳上开始批斗我，由于当时我才四五岁岁，无力反抗，只能任人摆布，被他们强行捆在凳子上动惮不得。恰好我娘舅到我家来看到了这一幕，娘舅当时非常生气，马上把绳子解开把我放下来，然后怒斥了志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孩子，志良说是闹着玩的。娘舅警告他以后决不能再这么玩儿了。

还有一次，妈妈让我随志良拿着面粉去南边三四里地的汤家楼后压面条。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我跟着志良走在田间的小路上。走着走着，前方有一条一米左右宽的沟。志良一迈步就跨过去了，可是我因为年龄小跨不过去，志良在沟的另一边对我哈哈大笑非常得意。无奈之下，我只好沿着那条沟走，走到沟的尽头后才继续向南走，多走了不少路。到了汤家楼后，我们遇到了当地的几个男孩子，他们看见我们是从别的村去的，就开始欺负我们，当时我很害怕，而志良一看他们有好几个人，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我记得他挨了好几下打，不敢还手，而我只好紧跟着志良赶紧走开了。

哥哥李兵是残疾人，我从小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经常会摔倒，每次摔倒时我就会把他扶起来，并把他的拐杖捡起来。1968年春，4岁半的我开始陪伴6岁半的哥哥去大队的小学校上学了。上课时，学校的老师允许我坐在哥哥的旁边。由于年纪太小，我在上课时自然也听老师的讲课，学会了很多文字，但也经常会和其他同学说话，扰乱班里的教学秩序，对此老师也感到无可奈何。到了1969年，老师为了避免我影响其他学生上课，就让5岁半的我去学前班上课了。到了学前班，老师教的所有内容我几乎都会。于是，一个星期后，学校老师说我不用上学前班了，可以直接上一年级了。就这样，1969年春我也正式开始上小学了。
1991年10月李兵回乡时拍摄的浏南大队小学一角 我记得我们上小学时，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左边是一年级学生，右边是二年级学生。老师先给一年级讲课，讲完课布置作业后再给二年级讲课，以此交替进行教学。因为当时学校规模很小，教室和师资数量很有限，所以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我从小耳朵长得比较大，所以邻居志良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羊妈妈。学校里的同学们也就叫我羊妈妈这个外号，对此我觉得有些自卑。记得那年的一天晚上，爸爸从北京回来了。因为当时爸爸一直不在家，我根本不认识爸爸。他进家门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我爸爸，我还跑到妈妈那里说我们家来了一个解放军叔叔。当我知道爸爸是解放军后，我感到非常自豪。我记得那天吃完晚饭后，爸爸还把我抱了起来。我为了讨爸爸的欢喜，对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学校里有个同学，大家都叫他羊妈妈，真有意思。爸爸听后笑了笑，但就在这时候，志良在我家门外喊道：羊妈妈就是他自己！我顿时感到极其尴尬，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无地自容，心里责怪那个讨厌的志良。

我上小学时正值文革高峰时期。入学不久，学校组织同学们掀起了写大字报的热潮。某一天，我的哥哥随我母亲去北京探亲回来了，跟我讲述了很多北京的新鲜事儿。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我哥哥在北京的大街上亲眼看到了一件好人好事。一位拉煤的工人师傅拉着满满一辆三轮车的煤，艰难地在上坡路上前行，几个带着红领巾的红小兵看到后便一起主动地在后面帮着拉煤的工人师傅把三轮车推上了坡。听到这个新鲜事儿后，我感到十分好奇。第二天到学校后，我迫不及待地向我的小伙伴们讲述了这件新鲜事儿。

然而没过多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人到班主任老师那里揭发了我，说我在对他们讲北京的红小兵们“偷”了拉煤的工人师傅的煤车。于是老师当场认定是我污蔑了首都北京的红小兵，这属于反革命言论。上课时班主任老师在班里毫不留情地对我进行了批判，并动员同学们给我写大字报。当时，我感到万分冤枉和无助。下课后我马上找班主任老师陈述了我的冤情，但老师态度非常坚决地否决了我的申诉。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最挫折的一天，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和同学们不能理解我的真实意思。哥哥和我在一个学校，我和哥哥讲述了这件事儿，希望哥哥能够帮助我洗清冤情。但是哥哥也感到非常无奈，他表示无能为力。回到家后，我非常委屈地向妈妈讲述了我在学校的遭遇，希望妈妈去学校找老师把事情讲清楚。但是妈妈听我说完了以后，只是叹气，却没有做出我所期待的表示。第二天，我垂头丧气地去了学校，一进教室就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份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批判李忠的反革命言论，要求李忠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认真接受无产阶级的监督和批判教育。看到这个情景，我欲哭无泪，心里感到极其的迷茫。我无力进行争辩，我恨我的老家话，竟然“推”和“偷”不分，让我蒙受了如此深冤。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虽然事情发生在四十多年前，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时，首先就会想到这件事。

文革期间，农村地区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做法（在城市相应地有工人阶级管理学校）。我记得娘舅就到大队的小学参加过管理学校的工作。有一天，学校组织学生吃忆苦思甜饭。那天学校请一位老贫下中农给我们做了忆苦思甜报告，我记得他诉说了在旧社会讨饭时被地主家里的狗咬伤的遭遇，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吃饭的时候，小学给我们提供了“麦细饭”，那种饭吃起来确实不如大米饭好吃，一点儿都不粘，但吃起来觉得还好。关键是学校给我们配的菜是豆瓣雪菜汤，因为大家都喜欢吃这个汤，所以所有的同学都说那顿忆苦思甜很好吃，哈哈！

从我们家到学校需要走大约十多分钟。出了家门后，我们先路过志良家门口，然后从娥姑家门口经过，出了老宅上的两根石柱，再往东，接着往北，走到小河的拐弯处，旁边就是哑子家。继续向北走，走到小北宅的路口后就向西走了，不拐弯一直走大约五分钟左右就到学校了。我记得那时候向西的那条路是一条土路，下雨的时候路非常泥泞，很难走。记得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和哥哥吃完早饭就匆忙出发去上学。走到哑子家门口时，因为哥哥走得太靠河边了，一不小心滑倒了，并且掉到河里了。我赶紧跑到娘舅家叫娘舅来把哥哥给弄上岸了。上来后哥哥的衣服都湿了，我们又赶紧回家了。那天我们上午很晚才到的学校。我记得哥哥还掉到河里过一次。有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到我们家南边的小长泾边上玩，看见有两个人站在一条小船上在河里挖河泥。当时我们很好奇，就在岸边看。因为河岸比较高，我们两人都趴在岸边，头朝下看。看着看着，哥哥因为身子太靠前了一下子就掉下去了，掉到了河里，哥哥吓得哇哇大哭，挖河泥的人赶紧把哥哥从水里捞出来了。

有一天下午，在我和哥哥从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人看见路边有一些零星的荠菜（老家话叫西邪），我们就决定挖一些回家。我们边找边挖，边挖边走，走着走着，我们看见路边的田里一大片荠菜，我们非常惊喜，最后我们挖了一大包荠菜回家了。晚上，妈妈回家后我们赶紧告诉妈妈挖到很多荠菜的事情，妈妈也很高兴，说这下我们又可以包馄饨吃了。但是第二天，村里的一户人家找到了妈妈，向她告状说她看见我和哥哥头一天下午到她家的地里挖走了她家的很多荠菜！后来妈妈和我们说了，那是人家自己家里的荠菜，外人不能去挖的，我和哥哥这才明白为什么那里有很多荠菜。

上小学的时候平时多数时间都是上半天课，有时下午上课的话放学很比较早。放学后回家后，我和哥哥在家里写作业。秋芬也经常来家里和我们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后和我们一起玩儿。哥哥腿不好，相对活动的少一些，但我和秋芬总是喜欢跑来跑去的。有一次写完作业后，我和秋芬到我家旁边的稻草堆玩儿。稻草时乡下烧饭用的主要柴禾，由于数量多，一般各家都会把稻草堆成一人多高。因为稻草堆的中间一般是空的，那天我和秋芬钻到了稻草堆的里面，结果出来的时候把稻草堆弄塌了一部分，阿太看见后气得直骂人，我们吓得赶紧跑到别处去了。五十年后秋芬见到我时说她记得那件事情，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
石臼舂米

以前江南乡下每到腊月时家家都有蒸米糕的习惯，这种米糕是用七成糯米粉和三成粳米粉的混合米粉做的。有条件的人家会在米粉里放入红糖、红枣和红豆等配料，而条件差的人家就只加点儿糖精。米粉一般都是用石臼打出来的，但不是每家都有石臼，我家隔壁邻居志良家里就有石臼。另外，我娘舅家、康龙家和秋芬家也有石臼。石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工具，是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下面是一个锥形的石槽，口大底小。在石臼的上面有一个纵向的木头（杠杆）机构，前边有一条腿，腿上面固定着一块石头，对着石槽，杠杆中间有支点，上面还有一个上下的木头架子。大米粉的时候，把米放在石槽里，人站在木头机构后面，手扶着架子，人向后退一步时前腿会抬起来，然后人向前迈一步是前腿就落入石槽里了，也就舂了一下米，以此反复地舂，直到把米都舂成米粉为止。进入腊月后，乡下的各家各户就会陆续开始蒸米糕。按照过去的说法，蒸米糕的时候不允许别人来串门，如果有人来串门，米糕就会蒸不熟。一般米糕是在晚上蒸，一次要蒸很多，蒸好以后要切成长方形的形状，像一块肥皂那么大。第二天就要把切好的米糕拿到室外晾晒，直到晒干为止，这样米糕就不会坏了，但米糕就变得很硬了，称为硬糕。之后把储存在缸里，便于日后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吃的时候一般是早上吃早饭时吃，吃之前还要蒸一下，热着吃。我小的时候很少有零食吃，所以就经常从缸里拿一块硬糕吃，吃起来非常硬，要一点一点地啃着吃。尽管吃着很费劲，但那时候我觉得吃的很香。我记得志良家蒸的米糕非常好，比我家蒸的好吃多了，因为他家的米糕里面放了很多红糖和红枣，还有红豆。

自从我们家从乡下搬走以后，我们几十年以来再也没有吃过乡下的米糕。直到2018年11月份，秋芬知道了我的心思后，特意给我寄来了六大块精致的米糕，足有将近二十斤之多。我收到后迫不及待地品尝了米糕，实在是太香了，我终于又吃到了家乡的味道。我把米糕分了四份，妈妈一份，哥哥李兵一份，我自己一份，妹妹李红一份，后来给儿子也拿了一些。妈妈吃了以后对我说，这个糕比我们在老家时做的那个糕好太多了，太讲究了。之后我听哥哥一家人也对这个米糕赞不绝口，没想到他们一家三口也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借此机会我要再次感谢一下秋芬！

2018年11月秋芬给我寄来的精致米糕

2020年春节前，在嘉定华亭的李英阿姐（实际上她和我奶奶是一辈的）又特意给我寄来了非常精致的米糕。开始我对她说不用寄了，挺麻烦的，但推脱了几次最后李英阿姐还是寄来了米糕。我觉得李英阿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她为人忠厚，非常真诚，朴实。她从小就任劳任怨，还特别乐于帮助别人。在她小的时候曾经到我们家陪我的阿太住过，后来在我舅妈病故前后那段时间里，李英阿姐一直主动到我娘舅家帮助他们做过很多家务，特别是照顾过我的表哥建龙很长时间。加上在我小的时候李英阿姐也照顾过我，所以我特别感激她。2019年4月我和国春回乡时见到了李英阿姐，我们还到她家里做了客，非常高兴。在此我也要再次感谢李英阿姐，祝她好人一生平安！

李英阿姐送给我的精致米糕

1969年春，妈妈打算再次去北京探亲，但三个孩子都去怕不方便，所以妈妈决定只带哥哥和妹妹一起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临行前，妈妈觉得家里养的那只母鸡一直是由我照管的，就在走之前把那只鸡杀了好慰劳我一下。我记得那天中午妈妈煮的鸡味道特别鲜美，我吃的太香了，米饭也多吃了一碗。吃完饭，妈妈把剩下的鸡汤放在一个大海碗里，让我把鸡汤送到娘舅家去。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端着满满一海碗鸡汤，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把鸡汤端到了娘舅家。妈妈带着哥哥和妹妹走后，白天我去娘舅家吃饭，晚上我的表姐建芬阿姐和李克明的二女儿李英阿姐轮流到家里来陪我过夜。

196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过后，家里的一间房子后墙倒塌了。当时我的阿太已经不在了，家里只有母亲钱丽英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当时哥哥李兵不到8岁，我不到6岁，妹妹不到2岁。墙塌了以后妈妈非常着急，因为请人砌墙家里负担不起。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妈妈让我不要去上学了（当时我已经开始上学），让我帮助她在家里砌墙。妈妈和好了泥，让我负责给她递砖，妈妈找了一把菜刀独自一人一块一块地砌墙。半天时间过去了，在中午之前我们母子二人终于把两米多高的墙砌好了，竟然没有找别人帮忙，要知道这是妈妈平生第一次砌墙！

那年的夏天天气特别闷热，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决定到后面的小河里游泳。我们穿着小短裤来到了河边，小心翼翼地往河里走，直到河水过了腰部，那感觉真是太凉爽了。我们尽情地在河里玩儿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就打算回到岸边。在上岸之前，我们看见河岸下面有一个小洞，我们好奇地把手伸进去摸，摸着摸着我们竟然摸到了一只螃蟹，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知道螃蟹是美味。我们赶紧拿着螃蟹回到家里，把那只螃蟹放在锅里煮熟了，然后我们两人愉快地把那只螃蟹给米西了。我想这件事哥哥也一定还记得。

因为我们家的房子比较老旧了，1968年时父母就打算把房子拆掉（或者拆一半）然后重新盖。遂开始采购建筑材料，为盖房子做准备。当时那个年代建筑材料在乡下是很难买到的，如果没有关系根本无从购买。爸爸利用和解放军上海某部的关系买了一立方木头，妈妈在大队里买了水泥，并请乔竹亮在罗店帮忙买了钢筋（村里还有几家也一起买了，为此乔竹亮差点儿被追查）。1969年，“河北”的姐夫因在当地当大队书记并且大队里有砖窑，帮忙买了4000块砖头和3000块瓦。妈妈清楚地记得，砖和瓦用船运到拐龙桥后，她请了李其祥、文龙、钱春兰、李发祥、李克明、海兴和小和尚等亲友帮忙把砖瓦从船上用扁担调到老宅上的家里。那天晚上从不到7点开始，那几个壮劳力一直搬运到晚上10点才搬完。砖头就放在家南边的场院上。搬运完毕后，妈妈在家里做了一桌子饭菜，有红烧肉、红烧山药、百叶包、鱼、砂锅等，请干活的亲友们吃了晚饭。那天晚上李兵和我困了没人照管，两个人就趴在客堂的桌子上睡着了。而妹妹李红因当时才一岁多，一直在房间里睡觉，也就不需要照顾了。

1970年10月，妈妈收到了爸爸写来的一封家书，得到了全家可以随军迁居西安的消息，妈妈心里知道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高兴的一夜没有睡着。之后，妈妈陆续把已经买好的那些建筑材料以及部分家具卖给了亲属，据说总共卖了400元。

我记得在我们搬走前不久，有一天下午我和秋芬在我家西边的房檐下搞了一个小小的分别仪式，当时我们相约长大后要结为夫妻。这件事我至今一直没有忘记，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984年，在离开家乡13年后我第一次回乡时我见到了秋芬。那时我已工作而且当时已经在北京有了女朋友，当时见到秋芬时我因为觉得自己食言了，心里有一种愧疚感，所以那次在康龙家见到秋芬时我都没好意思和她说话。

我记得在我们家搬走之前，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到她的“河北阿姐”家吃了我们的表哥的结婚酒席。记得当时正好妈妈给我和哥哥一人做了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上衣，我们是穿着新衣服去的。那天晚上因为妈妈一下不方便把我们一起带回家，就把我留在那里住了一夜。那天夜里我是和圆桃阿哥睡在一个床上的，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有印象。

从“河北”回来后，我又到瞿家宅的雪英嬢嬢家住了两天。当时我和嬢嬢说，我们要搬走了，等以后再见到你可能你已经老了。

1971年春节，父母带着近千斤大米和200尺土布以及100斤全国粮票从浏河乡下到了西安。1974年夏天，我们全家又从西安迁居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