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我的母校德和新街小学</h1><h1> 作者：劳健斌 </h1><h1> 日前，在网上搜索资料时，偶然发现我母校与伟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一段交集。作者在《新史纪》续第一期第91页（原文见此文章结尾处插图）写道：1925年10月末,杨开慧携三岁的毛岸英和蹒跚学步的毛岸青辗转到了广州，与先期到此发动革命运动的毛泽东团聚。“杨开慧不甘心总这样待在家里，她想出去工作，以减轻家庭生活负担。虽几经接洽、几经磋商，也曾到过河南岸的德和新街小学联系，但终因两个孩子需要照看的缘故，杨开慧只得暂时留在家中继续料理家务，协助丈夫工作。”</h1><h1> 这段“几经接洽、几经磋商，也曾到过”言之凿凿的珍贵历史资料，使这不见经传的学校，竟像藏在深巷无人识的好酒，蕴藏了近百年的浓烈醇香，扑鼻而来，未喝人已微醺。我随即致电从小住母校附近，曾在教育界当领导的同学打听一下母校历史。她说，母校撤销已有30多年，先是改成中学，后转成区电大，校史无从考证。我们都非常惋惜，母校与毛主席夫人失之交臂。如果这信息出现在撤销令之前，母校说不定会成为知名历史故地。</h1><h1> 母校坐落在与广州沙面隔江相望的洪德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德和新街。记忆里，这条街巷与附近的几条街巷一样平淡无奇，长条麻石铺就的两三百平米长的街道，尽头处是一堵墙，旁边放满了左邻右里栽种的花草花盘。街道两旁多数是西关大屋式岭南风格的房屋，间中也有两层的“竹筒屋”。这里原是大户人家的大屋，被分割成了“七十二家房客”般的小房，上下一百平米左右的竹筒屋最多的住有五六户人家（据文史记载，这些街区与十三行有着密切关系，清代成为十三行行商的聚居区）。</h1><h1> 住在这里的孩子大都在母校上过学，而我也去过附近很多同学的家。巷口处有一个零食摊档，在竹编大圆簸箕上面摆满了公仔纸、装满酸萝卜的玻璃缸、染上颜色的薄脆等零食，经常围满了学童，摊主大婶是我同班同学的母亲。</h1><p class="ql-block"><br></p> <h1> 母校坐北向南，藏在大街的中间。学校大门的门框是花岗岩，两扇木门非常厚实。对面是一个五人足球场规模大小的操场，北面是一个水泥砖石砌成的舞台。当时，一年级我班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只有我和班长两人，在队旗猎猎队鼓咚咚声中，是我即将毕业的七姨亲自给我戴上了红领巾。在这舞台上，我和第一批入少先队的邻班同学何永德同台手舞足蹈唱过：“小白杨呀，小白杨，愿你赶快往上长，等到我俩都长大，手牵手儿进工厂…”。</h1><h1> 走进校门，微风摇曳的散尾葵掩映处，一间门前挂着白底红字“大队部”字样标牌的小屋里，墙上挂着红艳艳的少先队队旗和金灿灿的队号，绿白相间的队鼓整齐摆放在一侧。记得原三班升初高中与我同班，至今仍为经常联系的邹伟成、梁洁蓉、李慧雯三位好学友，分别为少先队大队的司号手和两个大队委级别的小美女护旗手，活动时，当宏亮雄壮的鼓号声响起，踏着整齐步伐的队列经过街道或进入对面的操场，四周总围满看热闹的街坊和充满艳羡目光的少年。总辅导员是相貌俊朗的何卓雄老师。还有面容姣好的崔同碧老师组织过少先队的大合唱，九十年代我还在报社见过已退休仍活跃写稿的她，她热衷社会活动，热心助人，据闻曾获得过不知是省市级，还是全国级别的“好人”称号。去年去参加“恩施三峡之旅”，我还巧遇当年的小美女大队长吴丽月。</h1><h1> 校园中间是个绿树成荫的大天井，西边那片教室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从一条长长的冷巷过去，又是一片用作教室的砖木房子，中间也有一个小天井。教室楼梯有简陋的房板间隔，午休时，有学童从板缝偷窥过恋爱中的老师热吻。</h1><h1> 东边是一幢三层的水泥结构洋楼，一楼是教导处，瞩目的大电铃就在门口上方。楼梯是从中庭的大天井露天而上，楼上其中音乐教室放着一架黑漆锃亮的脚踏风琴和一排排长条板凳，还记得叶德煌老师教唱：“啊…，啊…”抑扬顿挫宏亮的歌声。北面栽了一棵树干高大、枝繁叶茂、树形优美的苹婆树，它浓密的树冠像巨型大伞一样遮蔽着一楼的大天井。据说，城里的官宦人家、富豪府邸喜欢种这属梧桐科的苹婆树在庭院，除装点风景外，还取凤凰高枝之意头。 </h1><p class="ql-block"><br></p> <h1> 苹婆树一年春秋两季均有收获。盛夏时节，延伸到二楼阳台的树枝上，绿叶丛中长出一簇簇丹红色、形如丹凤眼、食如栗子般的果实。印象如此深刻，因为五年级时，这阳台是我们班专用跳绳、踢毽子和追逐嬉闹之地，教室就在垂手可摘到果实的阳台旁。</h1><h1> 那时，教我们数学兼班主任的伍梦麟老师学术精湛、教导有方，他梳着分头发型，黑发油亮，面容俊朗、身材修长，除了不苟言笑，称得上是英俊倜傥，玉树临风的美男子。70年代初，他被调到教育局编写教材，本应宏图大展时，岂料天忌英才，罹患肝癌。最后的日子里，他躺在马扎上乘凉，我和同学围在跟前，强忍住眼眶打转的泪水，用葵扇为他扇风降温，他殁时39岁。</h1><h1> 从我们的教室下楼，可经过何树杨老师教的五年四班和何美娴、黄慕贞老师教过的五年三班。升初中后，三班的大部分同学和我同一个班读书，毕业几十年来常有聚会。</h1><h1> 从学校北后门，走到母校的后街—德和南约街，中西式建筑风格的德和南约街18号，是广州市第六批公布的受保护历史建筑。据住过这里的同学说，此居住过主张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凯先生的亲戚，使我考证杨开慧与母校的关联性更进了一步。在此赘述目的有两个，一是校友如去母校旧地凭吊也并非一无所获；二是此处人杰地灵，并非泛泛之地。</h1><h1> 在印象里，最深刻的老师是在一、二年级教手工课的夏玉卿老师，那年她十八岁，每到星期天，我时常到她在海珠桥旁的中一烟厂，正心茶楼对面小巷的家里玩。为了学做牵线会飞的纸飞机，我还爬竹梯上阁楼进过她的闺房。</h1><h1> 还有余怀远老师，他在苹婆树旁的教室里，给我们上过地理课，同学们抬着头屏心静气地听，他春风满脸地讲述自己到全国各地参加足球赛的见闻，那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h1><h1> 当时停课两年，1968年复课时，随即举办毕业学习班，余老师是班主任，我成了临时召集人。不知道是否因为他写的毕业评语，使我进入初中时当上排长（即班长）。两位恩师的拳拳爱心，我终生难忘，半个世纪以来，虽断断续续，至今仍有保持联系。</h1><p class="ql-block"><br></p> <h1> 1966年停课时，学校老师分派性组织支援夏收，去市郊白沙农场收割稻谷。参加的老师属“旗派”。十二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城里娃，睡在一个旧养猪场干净的猪圈里，被水稻田的蚂蟥咬过，手指被镰刀割伤过，却从没害怕过，因为很多老师与我们同甘共苦，其中的老师有文质彬彬的余念宗、余志刚。<br> 文革期间停课在家，听闻教图画的刘钟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他身体瘦弱，戴一副黑色的细框眼镜，平时沉默寡言，只喜欢埋头画画。他家住在西平巷附近。离开母校的十几二十年中，体育老师梁深明每每经过我家，都会驻足和我聊一阵天。师生之谊，倍感温暖。<br> 一到四年级，当我们班主任的是李可卿老师，她喜欢穿枣红色的灯芯绒衣服。大家感恩她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教导，去年初，我和蔡国立同学发起组织的“1966年五年一班同学53年后第一次大聚会”活动，国立同学专程到家中接她过来。我特备红领巾让参会的几十个同学和她一起戴上。相顾而看大家如鲜花绽放的笑脸，犹如回到小学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时隔半年，远在美国纽约的鲍建华同学刚回国，就盛意邀请几十位同学餐聚，很多同学几十年未见，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友情。</h1><h3></h3> <h1> 往事如烟，离开母校半个多世纪，不知母校旧地电大的校园中，那棵百年的苹婆树还在不在？苹婆树不开花平淡无奇。花开时，顶生和叶生的圆锥花序，密而细碎，不走近了细看，往往被人忽视。直到秋日之后，果实才艳红一片。</h1><h1> 母校如“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每念至此，难免耿耿于怀，但又想梧桐之地，凤凰涅槃，未必是憾事。有如斯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沉淀的风水宝地，有历届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母校已培养输送了良多的社会英才。</h1><h1> 想起苹婆花语：“一切随缘”,心中释然。</h1><h1> 庚子年立春写于广州</h1><h1> </h1><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