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革十年

老杨树

　　我与文革十年与“十年文革”在时间点儿上几乎同步。
　
　　我于1964年秋入学读一年级，至1974年春节前高中毕业，一共念了九年半的书。

　　这接近十年的基础教育，却经历了我国“四清”、“文革”两场政治运动的洗礼和锻炼，也感受了“邢台大地震”的威力和恐惧，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丰富多彩的一段磨砺。

　　一、入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北平原那场大水的第二年，我要上小学了。

　　中秋的一天上午，爹领着我到我们村小学去报名。

　　进入学校办公室，只见一瘦高个戴眼镜的男性老师端坐在椅子上，和蔼地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了，并一一记录在一张表格上。然后指着旁边的窗户对我说：“你能数一数窗户有多少格子吗？”

　　那个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玻璃窗户，是那种木制糊着毛头纸的小方格花窗，分上中下三部分，上下两部分固定，各为两层，每层八个小方格，中间为活动部分，能支起来为室内通风，分六层，每层也是八个小方格。

　　对我来说，数数乃小菜一碟，我顺利数完。老师说，很好，你通过了，明天来上学吧。上了学才知道，他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校长。

　　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八岁入学，可我已近九岁。我们同学之间岁数相差较大，大的十岁，小的七岁。

　　我本来上一年就该上学了，但我妹妹还小，娘再让我看一年，“你明年再上吧”。没想到这迟到的一年，确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爹也感觉有点儿耽误我了，索性先让我在家自学吧。爹是旧社会高小毕业，我哥正上四年级，于是，爹和哥就成了我的第一任老师。

　　哥给了我他一年级用过的语文课本。哥教我汉语拼音，爹教我认字和算数。

　　我学习很用功。到入学时已将一年级语文上下册倒背如流，二十以内加减法张口即来，乘法“小九九”口诀滚瓜烂熟。

　　至今我还记得好多课文。

　　语文第一册课文：

　　第一课：一、二、三、四、五

　　第二课：六、七、八、九、十

　　第三课：人、手、足、口、耳、目

　　第四课：上、中、下、大、小、多、少

　　第五课：马、牛、羊、鸟、虫、鱼

　　然后是单元总结，“比一比、认一认”。

　　第某课：《一群大雁往南飞》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语文第二册课文：

　　《哥哥毕业回到家》：小喜鹊，叫喳喳，哥哥毕业回到家。放下笔杆拿起锄，跟着大伙儿种庄稼。南山坡上种玉米，北山坡上种南瓜。记工算账样样会，还教社员学文化。又能文，又能武，文武双全人人夸。

　　《卖菜》：卖菜，卖菜！卖得什么菜？韭菜。韭菜老，买辣椒。辣椒辣，买黄瓜。黄瓜一头苦，买点儿马铃薯。昨天买得没吃完，请你买点儿葱和蒜。葱和蒜，人人爱，又做汤，又做菜，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

　　《司马光砸缸》、《一只乌鸦口渴了》等等。

　　所以说，让我数窗户格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由于我学习好，年龄大、认真负责，开学后不久后，我就当上了班长。

　　我的班主任老师叫张健康，瘦高个，窄长脸，架一副深度黑框近视眼镜，年龄四十上下，朱家庄村人，离我们村不过三五里。他和蔼可亲，虽然每节课都带着教鞭，但进教室后，他便把教鞭放在讲台上，从来没有用过。对调皮的学生，最多嗓门提高一度。久而久之，调皮的同学，也不闹腾了，只要是他的课，再没有交头接耳、搞小动作的现象发生。

　　张老师有时有事儿，他便让他闺女代课。小张老师不到二十，同样亲和力很强，我们都爱听她讲课，她的课确要生动多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张老师是我们学校唯一外村老师。我们班教室旁边有一小耳房，就是他的厨房，生着一个小煤火炉，大多自己做饭。有时候晚上回家，或是遇星期天，煤火炉灭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生炉子。天冷了，张老师就把煤火炉搬到了办公室，又取暖，又做饭。

　　学校看门的老人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也是外村人。每天早晨，他都要舞上一阵大刀。他的大刀跟关公的大刀一模一样，我掂量过，沉沉的，估计有十多斤。我对武术比较着迷，每天早上，都要欣赏到结束，才恋恋不舍地走进教室。

　　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高小要到邻村老营村去上，我哥就在老营上高小。说起老营的高小，我还想起一件尴尬事儿。那是我头入学的一天下午，当时我正与小伙伴们游泳，顺便洗了裤衩挂在树枝上晾晒，突然想起来，我哥正在考高小。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光着屁股就跑去看热闹了。你们想想，那时我已经九岁了，也不害臊。我也知道丢人，蹲在墙根儿，使劲夹着双腿，抱着膝盖，护住那儿，看着哥哥考试。话又说回来，那时，农村男孩子上学前夏天大多都是光着屁股的。

　　回家娘知道后，一边笑，一边不断地数落着我。这件事也让我彻底觉醒，从此后，再没光屁股出过门，当然除了游泳的时候。

　　这件事儿，我后悔不已。至今，我还不时梦见没有裤子穿，夹着腿、捂着脸往没人的地方钻。

　　二、地震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二年级，过年后开学不久，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体育课。操场不大，就在教室中央的空地儿上，离教室不过二十米左右。

　　体育老师姓周，本村人，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管她叫姨。

　　一曲“打靶归来”未完，突然，“呼隆隆”的闷雷声由远而近，紧接着天摇地动，“地震了！又地震了！快集中！”周老师大声叫喊着。

　　同学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女同学尖叫着，男同学推搡着，迅速围抱在周老师四周。

　　数秒后，地不晃了，同学间，你看我，我看你，死一般的寂静。“哗……！”不知是谁带的头，同学们潮水般地涌向教室。

　　“不许进教室！不许进呐！”周老师大声呼喊着。

　　我们似乎没有听见老师的呼喊，挤进教室，慌乱地将书本装进书包，搬起凳子，迅速跑回操场。同学们喘着气，涨红着脸，拿着个人的物品，惊恐地围在老师身旁。

　　“轰隆隆……！”地震又来了！

　　“呼啦啦……呼隆……噗通！”眼瞅着，我们班教室的房檐子整体掉了下来！塌下来的砖头堵住了教室门口，尘土滚滚而来，碎砖头溅到了我们的脚下！

　　“好险啊！”老师同学无不惊讶地张嘴、瞪眼、屏住了呼吸！一张张小脸蜡黄、雪白、黄白相间！

　　如果同学们动作慢一点儿，如果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稍微短一点儿，如果慌乱中进出教室门口堵塞、耽误的时间久一点儿……简直不敢想象。

　　还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邢台大地震”，震级七点二，震中在邢台宁晋县，离我们村不过五六十公里。本次地震，是一系列大地震中最大的一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六级以上共发生了五次，小的余震不计其数。

　　大约半个月前，就发生了我一生以来经受的第一次地震。这天半夜，“噔噔”地敲窗声把我们一家从梦中惊醒，当时我还认为谁在敲窗叫起呢。爹迟疑了片刻，突然说：“快起来！这是地震了。”

　　“小时候我经受过一次，不过没有这么大的动静，橱子上的锁钥只是晃悠了几下。”爹喘口气，掩饰不住心中的慌张，“地震时，要迅速远离房屋建筑，防止倒塌砸伤。”爹一边解释，一边催促我们快一点儿穿衣跑出去。

　　不一会儿，大街上就传来了嘈杂地人声。大人们大声地传授着躲避地震的经验，小孩们张着大嘴不解地小心听着。大人们议论着，小孩们嬉闹着，一直到天亮，再没有发生余震，人们才三三两两陆续回了家。

　　说实在的，只是发生了小小的一次，而且十多天了，平安无事，所以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重视。我们照样天天上学，社员们们照样日日出工。

　　一般来讲，小震是先兆，过后就是大震。可当时谁也不知道，确实是无知，大队、学校也没宣传防震的知识，特别是没有落实防震的具体措施。

　　还好，这次地震发生在白天，学生上学，社员们都带着未上学的孩子到生产队干活去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也是三三两两坐门口聊天，再加上有上一次的小震预演，所以村里没有发生一例伤亡事故，附近村庄也没听说。

　　这次地震，住人的房屋倒塌的不多，柴火棚子、猪窝、羊圈、墙头等辅助设施倒塌的不少。经过两年前那场大雨，不结实的房屋已经倒塌完了，剩下能住人的房子都是相对结实一点儿，并进行了适当加固修缮，也是这次地震房屋倒塌少、无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主要房屋虽然倒塌的很少，但普遍受到了伤害。栏水塌了，房檐掉了，山墙歪了裂缝了，等等比比皆是，大部分成了危房。

　　学校暂时放假了。

　　生产队号召每家搭窝棚，不允许睡在房子里。各家各户急着加固房屋、修理病害。我们小孩子都不敢单独呆在家里，每天我带着妹妹，跟着娘到地里玩耍。

　　回家后，娘不许我们兄妹进屋，她一人在屋做饭，饭熟后再拿到当院吃。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地震又来了。我带着妹妹，正跟着娘种山药，大地摇晃的非常厉害，怎么也站不稳，队长大声喊：“快爬下！爬下！”

　　地震停止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村庄望去，啊！村子上空一股黄烟腾空而起，慢慢向村庄四周扩散，那是倒塌的房屋卷起的灰尘在蔓延。大人们瞪着眼、张着嘴、屏住气，久久沉默着，思量着……

　　还好，大部分房屋未倒，只是修好的又坏了，裂缝又大了。

　　天气逐渐热了起来，雨水也渐渐多了起来，窝棚里也慢慢不适应再住下去了。胆子大的先回到了屋里，你看我，我看你，人们陆续回到了房间。

　　学校也复课了。

　　万幸，这是最后一次。

　　三、破四旧

　　地震的事儿渐渐淡忘，“四清”运动也不能停止，“破四旧”行动更是如火如荼。

　　我们学校，在老师的指引下，各个同学分片包干，负责自己家附近的住户进行“破四旧”。

　　首先从自己家入手。在爹娘的配合下，搜集了我爹的《三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书，找出了我娘出嫁时的平时不舍得穿的绿色缎子棉袄，翻出了“四郎探母”京剧戏装油画吊卦，交到了大队。

　　然后到我们本家族一个奶奶家，把她家大门楼两个砖雕狮子砸了下来。

　　就连房子后山墙上的“泰山石敢当”砖刻的五个字也要砸毁，我们家的也没放过。

　　这是老师分派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大人们看着我们满街找，到处砸，谁也不敢吭一声。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偶尔看到一个老人，肩背粪框，后背背着一块儿纸箱板，上面用毛笔书写七个黑色大字：张某某地主份子。前面三个字显然是他的名字，倒着写，并用红笔打了三个X。我认识他，他可能又来看望他的舅舅、舅妈来了，按辈分我还要叫他爷爷呢。后来上初中时，他的二小子是我的同学。

　　我非常纳闷，这是为什么？我们村怎么没有这样的事情？莫非“四清”清成份、清理阶级队伍就要这样做出标记吗？

　　我寻思着不觉地到了家门口，猛一抬头，一块儿长型木牌子钉在我家门口右墙垛上，上书“富农”两个黑色毛笔字。我立刻气不打一处来，伸手抠下木牌扔在右侧的空地上。

　　我气冲冲地进得家门，忿忿地对娘问道：“门口那块儿牌子怎么回事？我摘下扔了！”

　　“我的小祖宗，可不得了了，你赶快钉上去！”娘听后大惊，迟疑了片刻然后厉声吩咐到。

　　爹解释说：“这没什么，这就是一个标记，是村里要求的，你刚才没看到你张爷爷身子上背的牌子吗？起码咱们村还没让你爹背着呢。”

　　我不情愿地返回大门，寻回木牌，重新钉上。

　　这是我对我们家“成份”的初步认识，只是感到了一丝屈辱，实际上，更大的威力、影响远远不至于此。

　　不久，“四类份子”们就开始扫大街了。

　　我们村六个生产队。一二三队在前街，四五六队在后街，我们家是五队，平时与后街的同学接触较多，自然也熟悉的多得多。正好，一个生产队一个“四类份子”，负责清扫本队的大街。四队是个地主份子，他儿子小名狗狗，是我的同学；五队就是我们队，是个反革命份子，他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参加过台儿庄大战，他三小子叫三儿，也是我的同学；六队也是一个反革命份子，他是日伪时期的区警察所所长，他儿子叫谦谦，同样也是我的同学。三儿、谦谦他爹正当壮年，都是天还未亮就打扫完了，可能是身强体壮，也可能是羞得见人。唯有狗狗他爹已步入老年，腿脚不利索，走路晃晃悠悠，我上学的时候，有时他还没有扫完。不光是扫街慢，就是到队里干活，他也要提前出发，否则，当天的活计是不能按时完成的。

　　我家的成份没有“份子”，所以没有给我爹分派任务。至今我都没有弄明白，有“份子”和没“份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大队里经常召开批斗大会、忆苦思甜大会，四类份子们就是批判的对象。他们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他们的名分“某某某份子”，同样，名字倒着写，并用红笔打上X。民兵们带头高呼口号，“打到某某某！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是对地、富、反、坏、右“四类份子”们的基本要求。至此，我才感到了私自摘下“富农”牌子的后果。

　　还未到期末的一天，张老师迟迟未来上课。正在翘首以盼，一新面孔的老师走进课堂。她首先自我介绍，我叫张淑玲，本村人，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班主任，语文老师。

　　新张老师是第二生产队的，三十上下，中等身材，形象姣好，开口即笑，显得和蔼可亲。

　　怎么回事儿？张老师可是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怎会不教我们呢？难道教别的班级了？下课了，突然看见张老师一人，正将铺盖卷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然后推着自行车，惺惺地走出学校。全校师生，静静地站立着，没有人吭气，没有人相送，只是远远地目送张老师走出学校，直至消失在村外……

　　终于还是来了。他是被遣送回家，被开除公职，只是因为家庭成份是“富农”，是被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

　　上星期天，我正在家里温习功课，忽听街里人生嘈杂，锣声响起。我立即奔向街上，锣声响处有好多人，东张西望地看热闹。挤进人群，只见一男人，头顶的头发剪了个“十”字，“十”字的笔画足有一寸多宽，十分醒目，手里拿一小铜锣，一边走，一边敲，一边大声说：“我叫郝某存，反党反人民！”后面一左一右寸步不离跟着两个陌生人。

　　我认得他，是我家邻居，在外村教书，家庭成份“富农”，他儿子比我低一年级。大人们议论着，“又一个遣送回家的。”

　　在他之前，我们村已经回来两个了，都是教书的，象张老师那样，无声无息自己回来的，他们两个家庭成份都是“上中农”，唯有他这么夸张，这么“风光”。

　　他目光呆滞，低着头，木纳地嘟囔着、敲打着回到了家。他本来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经此一事，羞愧的好长时间也不出门。

　　四、大字报

　　天气渐渐变冷了，“文革”开始了。

　　一天的自习课上。张老师拿着墨水、毛笔、还有一摞旧报纸来到了课堂。她笑着说：“想必你们也知道了，咱们村已经贴出了很多大字报，校长已经安排，咱们也要写大字报。是给我写，写我的缺点，写我对待你们不好的地方。不要不好意思，这是对我的帮助，是为了我好，为了能让我更好地教你们学习。”

　　刚升入三年级不久，毛笔字课程还没开，就当作“四旧”给取消了，我们都不会写毛笔字呀！

　　张老师接着说：“我知道你们不会用毛笔写字，今天就临时讲一讲如何握笔、如何写吧。不怕写不好，只要能看得清就行。写好后张贴在后面的墙上，又不往外展览。”

　　说实在的，在家里，爹已经教我毛笔字、珠算很长时间了，毛笔字的基本笔划已经基本掌握。笔砚墨我哥有现成的，就因为无钱买纸，所以练习的很少。

　　张老师虽然任课时间不长，但她天生的亲和力以及一丝不苟地教学精神，还是感染了大部分同学，给她提意见哪有呀？多不好意思呀！

　　在张老师不断地要求和请求下，同学们都知道我的毛笔字还凑活，把目光都转向了我，我不得不首先拿起毛笔。

　　写什么呢？我灵机一动，写了起来。

　　“张淑玲——张老师要求，必须直呼其名，你太温柔，有个别人上课说话，你不骂不打，还长时间看着他对他微笑。”

　　“张淑玲，二丫故意将自己的作业本皮弄烂了，你不但不生气，还替他换皮。”

　　等等，都是些明为批评，实则表扬的事例和语气。

　　我故意字写得很大，就是为了凑篇幅。一气写了十多张，贴在了后山墙上。

　　张老师看了大字报，收住了笑容严肃地说：“这可不行，要写我真正的缺点，否则我是过不了关的。”

　　张老师离开后，班上最调皮的两个同学，拿起笔写了起来。

　　“张淑玲，那天老干儿（自称）没有完成作业，你让他站着听课，对革命小将打击报复。”

　　“张淑玲，二丫（自称）偷着抽烟，你告诉了二丫他娘，你是叛徒特务。”

　　好家伙，真能上纲上线，一派大人们的口气，字迹龙飞凤舞，笔画粘连，黑乎乎的乱成一团，连猜带想勉强才能认清。

　　张老师看后，先是皱了皱眉，然后尴尬一笑说：“挺好，贴到墙上吧。”

　　校长带着全校老师对各班进行了检查，看完大字报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张老师跟在后面，临出教室门回头一笑，好像在说，谢谢同学们，我过关了。

　　过了几天，张老师把大字报小心揭下来，一边整理一边说：“这是同学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要保存好，时时刻刻警醒自己，当一个称职的好老师。”

　　给张老师写大字报的那两个同学，一个叫老干儿，一个叫二丫。他俩岁数最大，学习最差，自己不学习，还经常扰乱课堂秩序，专门给老师出难题，曾气哭过张老师多次，是出了名的捣蛋鬼。

　　给老师提意见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批判“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每个人都要写，校长、任课老师也不例外。

　　张老师带头，写完贴在教室的墙上。同学们无不例外地争先恐后写好贴好。好家伙，教室全部贴满，遮住了斑驳破旧墙壁，倒是特意装修一般。

　　张老师还要求，家里要布置《学习栏》，要将写好的各类文章张贴在栏中。

　　我比较听话，回家后就布置《学习栏》。我用红纸剪成长条，贴在我的卧室墙上，粘成一个边长一米的方形框，让爹用毛笔在红纸写上“学习栏”三个字，贴在方框的上方。呵！真不错！我满足地笑了。

　　之后，我陆续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学习“老三篇”读后感、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心得”等贴在《学习栏》中。每天看着栏中的文章不断增多，我经常沾沾自喜，非常有成就感。

　　看了村里大人们的大字报，我们学校的大字报简直就是小儿科了。

　　我们村供销社位于村中心，坐北朝南三间卧砖到顶的青砖房，供应凭证采购的食盐、煤油、棉布等以及其它日常用品，附近村庄的社员们也要到这里来采购。

　　供销社前面是一空地儿，面积有一两千平。

　　空地儿的南侧一口大眼水井，全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要到这里来打。

　　大眼井旁边一棵洋槐树，两个同学拉手才能合抱过来。

　　大眼井的南侧是一个五六十米直径的大水坑，周边街道的雨水汇集于此。

　　大水坑周边是一二十米宽的街道，四通八达，“四清”前阴历逢三、七日的大集摊位，就摆在大水坑的四周。

　　就这么一个地方，由于它的中心位置，它的实用功能，当然不让地成为了我们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中心，也是我们小孩子打闹玩耍集中地。大人们从来没有给它起过名字，我暂且叫它“中心广场”吧。

　　大人们的大字报就张贴在中心广场四周民房、供销社的墙上。

　　大字报每天都在更新，全部匿名，天不亮就已经贴满。

　　每天一早，学生不上学、社员不出工、民兵不上岗也要先睹为快。我也不例外，是这里的常客，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新鲜事儿，很是吸引人。

　　开始，都是针对现任和上任村委及成员提意见。后来，慢慢发展为对村干部的亲属、朋友、家族等进行人身攻击，相互诋毁。显然是别有用心，大有夺权与反夺权之势。

　　一天早起，我正专心拜读。突然，出现了针对我爹的大字报。我的心突突跳着，一目十行溜了一遍，大概意思是：冒名顶替，混进革命队伍；不老实做人，秘密串联，出谋划策，充当黑军师等。

　　我迅速跑回家里，告诉了爹娘。爹娘听后大惊！面如土色，瘫坐在地上，我的爹娘是队里无人不知的老实人，那能经得住这种局面。

　　这意味着我爹是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不久后就有揪出来批斗的可能。我的本家一个爷爷是现任大队秘书，我爹解放初曾在保定地区工会工作，他的历史问题单位早有定论，而且我爹诚实厚道，人缘极好，一贯兢兢业业，从没仇敌。这显然是敲山震虎，意在沛公，目的就是搞垮现村委，抢班夺权。

　　这期间，我的姑表哥也看到了这张大字报。

　　当天下午，我姑及时出现在中心广场，面对拥挤的人群，开始了她的自发地“忆苦思甜”大会。

　　“解放前，因为家里穷，不得已才把我的小弟弟送了人。乡亲们都知道，我弟弟是多么的一个厚道人，说他是狗头军师，是瞎了你的眼睛，满嘴喷粪！”我姑越说越激动，竟开了骂腔，说完后，把大字报扯下来撕得粉碎，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那过去的故事。

　　原来，我爹是抱养的，是她的亲弟弟。

　　我在一边看得真真的，“真解气！”我们家终于与贫雇农沾上边了，看谁还敢小看我们家，我露出了一丝笑意。

　　其实，我早就知道是我亲姑。通过这件事情，更加深了我们两家的亲情关系。当年的大年初二，姑就带着爹以及我们兄妹三个，拜见了还健在已七十多的亲奶奶和众多亲属，等于爹认了祖，归了宗。

　　姑的演讲发挥了显著作用。整个“文革”我爹安然度过，再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真佩服我姑勇敢、担当、泼辣、外向的性格和勇气。

　　五、红小兵

　　大字报的泛滥，迅速演变成两个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

　　当权派我称其为“红派”，以现任村委及其追随者为主。名曰“赤卫队”，左臂着红地儿黄字“赤卫队”袖章。

　　造反派我称其为“皇派”，以上任村委及其追随者为主。名曰“红卫军”，左臂着红地儿黄字“红卫军”袖章。

　　统一左臂着红地儿黄字“红卫兵”袖章的青年人，则以现有基干民兵为主。虽然都戴“红卫兵”袖章，但也随家长分成了“红派”和“皇派”。

　　我们学校也分成了两派。红派由校长、相应老师、红派家长的孩子组成；皇派由副校长、相应老师、皇派家长的孩子组成。

　　两派之间经常轮流组织召开批斗大会、忆苦思甜大会、游行示威等活动，都要邀请我们学校师生参加助威。

　　有一次批斗皇派头头，一老者发言，说到义愤处，一边振臂高呼口号，一边高举拳头，走向皇派头头，似要动武。说时迟，那时快，台下人群中不知谁大声呐喊“保皇”，一声令下，人群攒动，红卫军们个个龇牙瞪眼，紧握双拳，似乎要冲上台去。老者的拳头在空中划了几个圈儿，终没落下，台下愤怒的人群也没冲上去，武斗危机终没爆发。

　　自此，赤卫队员们又称红卫军是“保皇派”。

　　一天的自习课，张老师来到了课堂说，现在我要分发红小兵袖章，拿到袖章的同学，出门上学都要佩戴。我、狗狗、小允儿、两个调皮蛋儿以及部分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没有拿到。

　　我很委屈。“四清”前，我第一个加入了少先队。“四清”中，少先队作为“四旧”也清除掉了。这次颁发红小兵袖章，在我看来就是少先队的替代，为何没有我的呢？！同样，为何也没有小允儿的呢？她的学习成绩可始终排在前四名呀！

　　回家后，我闷闷不乐。爹问我：“怎么回事儿？”

　　爹知道原因后笑到：“这有何难，我给你做一个。”

　　爹扯了一块红布，用毛笔书写上“红小兵”三字交给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戴上红袖章，兴高采烈，蹦蹦跳跳跑到学校。

　　张老师看到了，立即沉下脸来，把我拉到墙根儿，严肃低声命令道：“快摘下来！”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家成份……”

　　“啊！”

　　又是“成份”，我明白了，不是我不优秀，是成份惹的祸，是我没有资格。我立即哏儿屁着凉——没脾气了。当然，我也知道小允儿为什么也没有了。她爹叫小亨，是上届村委会计，批斗大会上经常见到他的尊容。

　　狗狗更甭说了，他爹是“地主份子”，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步履蹒跚，也要扫街、挂牌陪榜。

　　“狗崽子”之类的那有资格佩戴“红小兵”袖章，充当革命小将？

　　说到狗狗同学，他有一个小毛病，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好“发贱”。他活泼好动，时常对邻桌、对经过他课桌前的同学摸一下、扭一把，然后偷偷嬉笑。这一点儿小动作，小孩子吗，喜欢乐呵，可时间一长，确实让人心烦。

　　老干儿和二丫这两个捣蛋鬼，本来就不愿意学习，狗狗的行为给他俩提供了捣蛋的理由。上课前、课间、自习课等老师不在的时候，这两个就拿狗狗作乐、出气。狗狗一反抗，拳打脚踢是常事儿，厉害的时候，则扒下衣服，用柳条抽打后背，条条红印立即泛起老高。狗狗则高声哭啼，甚至抽泣到放学。

　　我们的课桌多是用榆木做成的，长长的桌面，没有抽屉，一桌四至六人。凳子是个人的，我的凳子还是借的呢，同学们都专心保护。狗狗的凳子，凳面有无数手指粗细的黑洞，那是两个捣蛋鬼用烧红的火柱烫的。

　　冬天到了，教室生了煤火炉取暖，由值日生轮流照管。小孩子，技术差，炉火经常熄灭。张老师要求，值日生必须提前到校，上课前生好炉火，教室里不能有烟，不能影响上课。

　　老干儿和二丫可好，又找到了一个捣蛋的机会。他俩不是用火柱捅灭，就是往炉子里浇水，或是用砖盖上炉火，故意让炉子冒烟，还故意关闭门窗，直至上课钟敲响，他俩才匆匆打开门窗放烟，有时半节课时间过了，才能上课。

　　对他俩个的恶行，同学们敢怒不敢言，老师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谁都怕打击报复，谁都怕戴上袒护“狗崽子”的帽子。

　　随着“文革”的深入，正常的学习秩序已经打乱。《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成为了教材，写作文就是批判刘少奇，大部分时间不是参加批斗会，就是游行示威，加上两个调皮蛋的不时捣乱，四年级时，大部分女生、狗狗、老干儿、二丫等陆续退了学。

　　有一段儿时间， “红小兵”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利用上课前、放学后的闲暇时间，三四个同学为一个小组，手持自制的木质红缨枪，站在两个村庄必经之路上，对经过的村民社员进行毛主席语录检查考试。

　　我虽然不是红小兵，但也要参加。我的岗位是去老营村的必经之地水渠石桥处。只要遇到一人，我们便说出一条毛主席语录的上句或下句，让来人回答下句或上句，回答不上来，就反复教育，直至学会，才能通过。

　　使用最多的是“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比较简短的经典语录。

　　在检查中，经常遇到一些故意捣蛋的村民。一次，老营村一人通过时，一直嬉皮笑脸，不严肃，不认真，一开始不回答语录，却硬要通过，我们几个同学同时用红缨枪顶住他的身体。

　　“批修，请回答上句。”我大声问道。

　　“豆shi（音湿。方言，就是黄豆酱）。”他一边笑，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显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还了得，这是公开歪曲毛主席语录，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异口同声大声道：“反革命，到大队去！”

　　他立刻收住了笑脸，正经地说：“我……我口吃，发音不准，是斗私，斗私。”他态度诚恳，表情严肃，显然，他才感到个中厉害。

　　“你不严肃，故意耻笑革命小将！”

　　“竟敢说，毛主席语录是’豆shi’，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跟我们去大队部！”

　　我们几个用红缨枪顶着他，朝大队部走去。离大队部也就四五百米，刚走到一半儿远迎面碰上来检查工作的校长。

　　老营村离我们村不到一公里，两个村的人大部分都互相认识。
　　
　　见到校长，他立即向校长求饶：“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嘻嘻哈哈，我不该口齿不清，说错了话。”

　　校长问清情况，给我们使了个眼色说：“这样吧，让红小兵小将再考你一次，如果答对了，就放你走。”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请回答下句。”我心想，给你出一个难一点儿的，叫你得瑟！

　　他顺利回答完毕，只得放他走了。

　　那个时候，戴红袖章的红小兵可牛了，谁敢看不起红小兵，就是看不起革命小将，就是反对毛主席，揪出来立即批斗游街。这是碰到校长了，否则，扭送大队后，免不了游街示众。

　　六、游行

　　整个三年级，参加最多的活动就是游行示威。

　　红派组织的活动由红卫兵中的赤卫队打头，校长带队，全体老师、学生参加；皇派组织的活动由红卫军打头，副校长带队，同样，全体老师、学生参加。低年级在前，高年级殿后，每班一名领队领头呼喊口号。围着村边的主要街道，反时针游行一圈，最后聚到中心广场，由高年级领队带头，统一呼喊口号，然后解散回家。

　　这已经成了固定模式，每周至少一两次，中午放学后开始。呼喊口号的内容，基本都是警告对方“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

　　这天，游行照常进行，但有些异样。只见打头的红卫兵增加到十来个，并手拿四五个白纸糊的一米多高的大帽子。这种纸帽子并不新鲜，批斗会上被批者有时就带着这样的帽子。游行莫非要变成批斗会呀？！我心里不禁一怔。

　　队伍出发不久，就拐进了一条小街，停止在一家门口。不一会儿，红卫兵就押着一人出现在门口。只见这人头戴白纸高帽，低头猫腰，身披棉被，面容憔悴。我认得，他就是小允儿的爹，已被批斗多次，至于为什么披着被子，街边看热闹的老太太们议论着，说他有病了，还没有好利索，正在发着烧。

　　我没有注意到小允儿的表情，也没注意她是否继续参加游行了。

　　队伍转入正道，继续前进。又高又尖的纸帽子，在队伍的前面晃来晃去，非常显眼。同学们的口号声似乎越发高亢有力，此起披伏。

　　队伍转入东街，在村东的大水坑北沿儿停下来。我已经明白，今天是要揪出红卫军的头目来，游他们的街。小允儿她爹不是红卫军头头，但他属于皇派，又是上任村委，红派当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好好照顾他一下，让他陪榜，也震慑一下造反派的嚣张气焰。

　　一个带高帽子的男人被红卫兵押了出来。他叫小甫，大个子，小平头，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我们的上头是江青同志，胆敢批斗我？”他就是红卫军的二头目。他经常提到江青，红派从不理会，从不忌惮，照样批斗。我也经常纳闷儿不得其解，他既然说红卫军的上面是江青同志，赤卫队怎么还敢批斗他呢？

　　队伍行至后街，红卫兵将红卫军的大头目押了出来。他叫大巨，大脸高个，足有二百斤以上。他面带怒色，晃悠着偌大的身躯，昂首挺胸走出门口。一个红卫兵给他戴上纸帽子，他立即扯下撕碎摔在地上。紧接着，红卫兵们拿出绳子，倒背剪捆住了他的手腕，给他重新扣上一个纸帽子。

　　大巨和小甫是我们村皇派红卫军的头头，听说也是县里造反派的不小的头头，经常参加上面的活动，接受上面的指示，领导我们村造反派的斗争。
　　
　　游行接近尾声，前队已进入中心广场。突然，队伍骚乱，后队变前队，迅速向后跑去。大约一百多米后停下，只见红卫兵押出一年轻妇女。她二十出头，中等身材，面容姣好，垂拉着脑袋，脖子上挂着一双破鞋。

　　破鞋，她真是个“破鞋”，我认识她。她叫小妮子儿，是我们一个队的，干农活，她的确是一把好手，摘棉花，掐谷穗，手疾眼快，无人能比。她爹叫小狗儿，皇派，是我队的“贫协代表”，为人奸诈，传说是皇派的幕后军师。

　　她的“靠山”叫小波，皇派，也是我们队的，三十出头，头大腿短，但口齿伶俐，风趣幽默，简直活宝一个，是上任村委的团支部书记。虽然名声不太好，但在“文革”运动中，他没有受到冲击。

　　听说媒人在她娘一再哭诉下，多次登门，但小妮子儿无动于衷，誓言誓死不嫁，直至文革过后接近四十，小波肝癌去世后她才嫁人生女。

　　游行队伍全部聚集到中心广场后，校长亲自领头振臂高呼口号。三个“大高帽”，一双“破鞋”，在红卫兵的押解下，一字分开，站于队伍面前，在震耳欲聋地呼喊声中，低头哈腰，面如死灰，瑟瑟发抖。

　　程序完毕，带头的红卫兵厉声道：“今天到此结束，要保存好你们的帽子，下次传唤，立即报到！解散！”

　　这是最有趣、最有特点的一次大游行、大游街。

　　有时我在想，那时的人们不可想象的狂热，就因观点不相同，站队不一致，兄弟反目，朋友成仇比比皆是。都是老乡亲们，祖祖辈辈住在同一个村庄，出门不见进门见，是什么魔力使人们如此疯狂到这种地步？！

　　但，我还是感到非常解气。因为，小狗儿很可能就是我爹大字报的幕后黑手，也是我家“富农”的坚定制造者。

　　七、斗地主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两派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社员们都小心翼翼，个个变得神经质，人人自危，生怕祸从口出，遭对方暗算，惹祸上身。

　　好多胆小怕事儿之人，不敢公开派性，不敢参加活动，但是他（她）们是心有所属的，不是红派就是皇派，中间派是没有的。他（她）们中有的人充当奸细一角儿，暗中监视观察，遇有风吹草动，立即向所属组织汇报，简直就是“地下工作者”。

　　爹娘是本分之人，虽然心属红派，但从来不敢参加任何活动，不敢议论任何事情，老老实实干活挣工分。

　　老远，“地主份子”，年近花甲，心属皇派。他是一个多事儿之人，爱显摆自己。在红、黄两派组织的批斗大会上，他必是陪榜之人，每当大会开到高潮时，押解他的红卫兵或红卫军，都要踹上他几脚，以彰显组织者的合法性和大会的隆重与成功。

　　最近，他又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听说他把毛主席像倒挂在茅房里。这还了得！

　　揪出来批斗。

　　掌灯时分，我们小孩子喜欢看热闹，早早就来到了大队会议室。

　　会议室灯火通明，两个气灯一前一后，照亮了每个角落。

　　两个红卫兵，押解着老远，进入了会议室，嘈杂的人群立刻静了下来。

　　另两个红卫兵搬来一长条凳，抬来一实木大黑板，比我们班的黑板足足大了一倍，是红卫兵们学习毛主席语录用的。黑板的挂绳是用黄豆粗细的铁丝制作的，看来，有人故意换成了铁丝。

　　“上去！”一红卫兵指着长条凳厉声命令道。

　　“伸出脖子来！”

　　老远哭丧着脸，乖乖地伸长了脖子。他穿着厚厚的黑色大棉袄大棉裤，天好似还没有那么冷。他弓着腰，伸着脖，活似一只老乌龟。

　　两个红卫兵抬着黑板，重重地挂在他的脖子上。黑板约有四五公分厚，估计四五十斤重。老远身体晃了一下，差点儿从凳子上掉下来。

　　“不忘级阶苦，牢记血泪仇！”

　　“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打到某老远！”

　　有人领头大声呼喊，口号声此起彼伏。开场仪式过后，批斗大会正式开始。

　　我同学小偏儿他娘首先站起揭发批判。她是有名的“大辣椒”，身材五大三粗，大脚板，性格泼辣，敢说敢为，始终戴着赤卫队红袖章。

　　我们村有一座大庙，大庙的主人信奉道教，年过百岁，每天上下学我都要经过他家的门口，却从未见过这位老人。

　　有一天学校游行至大庙门口，像往常一样，队伍行进到“四类份子”家门口时，都要停下针对其类别呼喊相应口号。

　　在一旁看热闹的“大辣椒”突然大声高喊，“打倒某老道，滚回老营去”。老道独女，招的老营村上门女婿。他老头子叫大根儿，慌忙说道，人家已过百岁，何必呢。“大辣椒”脸一横，叉着腰，转向他老头子，振臂高呼“打到某大根儿”。同学们也跟着呼喊，大人们却“哈哈”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把主席像倒挂在茅房里？”

　　“你按的什么心？”

　　“你就是想回到旧社会，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大辣椒”连珠炮似的一通质问和指责。

　　“打到某老远！”

　　“只有老实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又是一波呼喊，一声紧似一声，一声高过一声。

　　“说！为什么？”

　　“说……”

　　群情激愤，所有人都在厉声质问。

　　“我……我………我没有呀！”老远支支吾吾、浑身哆嗦着小声道。

　　“我让你没有！？”旁边的红卫兵一边呵斥，随手就是一拳。

　　老远身体晃了一晃，另一红卫兵及时拽住了他的胳膊，才没摔下来。

　　自此，老远再不吱声，任你呼天唤地，任你拳打脚踢，始终弥撒着眼，随着黑板晃来晃去，身体也不断地扭动着。

　　这是他的防身之技。他肥大厚实的棉袄棉裤也是有备而来。身体肯定无大碍，脖子肯定有问题。

　　红卫兵们也无计可施，索性使出刹手锏。带头的“呵”的一声，左右两个红卫兵各架住他一只胳膊，另两个红卫兵握住黑板，来回摇了起来。整个会议室沸腾了，人们呼喊着，高举手臂，向老远涌来。

　　“噗通”一声，老远倒了下来，连同长条凳一起，被黑板压在下面。

　　不知是铁丝勒到了肉里痛的，还是红卫兵没有架稳，或是人们冲击力太大，反正是倒在了地下。

　　人们的气出了，消了。斗争大会没有任何结果。

　　至于他到底干没干那事儿，再也没有人追究过。

　　我们村的“四类份子”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传统的地主富农，还有两家道教，一家天主教，一个国民党的排长，一个日伪警察所长。这些人中，都老老实实，认真扫街，低头陪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唯有老远，不识时务，不但受到屈辱，还时常尝到皮肉之痛。

　　说到天主教，老营村是一个集中地，信教教徒足有几十家。天主教组织中有一职务，听大人们说叫“妹妹”，女性，终身不嫁，专门伺候教主。老营村就有一个“妹妹”，批斗她的场面也很刺激。红卫兵让她跪在长条凳上，双臂各举一块儿土坯，每块儿十六斤，是过去盖房打里（内墙）用的。当时这位“妹妹”看来已步入老年，不一会儿她就支持不住了，胳膊下垂，土坯搁在肩膀上。红卫兵看到立即大喊“举起来”，吓得“妹妹”赶紧举起。没有两分钟，“妹妹”又坚持不住了，于是红卫兵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唉！人们好似中了魔，失去了理性，疯狂到了极点儿。

　　八、尖刀班

　　眼看皇派声势渐微，每况愈下，情急之下，要搬救兵助威。

　　“四清”时，公社就派来了工作队，协助指导村委开展工作。这个时候，如果上级派来工作队也属正常。

　　一天，正上课，张老师宣布，咱们村要来“支左”工作队，现在咱们去迎接。

　　校长亲自带队，全校师生列队欢迎，站在三队的记工屋前等候。

　　三队记工屋位于中心广场大水坑的东沿儿，门前场地宽阔，不光是三队集合、派活、记工、开会的地方，也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地方，距离我家也就二百米左右。

　　记工屋已经布置一新，作为“支左”工作队的办公地点。

　　接近中午，一队十多名青年男女，个个身着背包，双臂半挽袖管，左臂着红卫兵袖章，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脚踏绿军鞋，打头的男青年高举红旗，上面刺绣着“尖刀班”三个黄色大字，雄赳赳、气昂昂来到我们面前。

　　我们村民兵连长带头鼓掌欢迎，随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尖刀班”来自旧城中学在读高中学生，不知受谁之托，徒步来到我村“支左”。旧城距我村北十二华里，远远而来，“尖刀班”的精神面貌给人第一印象确实不错。

　　“尖刀班”成员分别住到了赤卫队成员家中，吃饭交钱、交粮票。他（她）们头几天访贫问苦，了解情况，指导解决问题，夜里加班加点儿整理材料。

　　后来，人们注意到“尖刀班”成员频频出入皇派重点人物家中，这引起了红派的注意。

　　现任村委才是“左派”代表，跟“右派”打得火热那能是“支左”？莫不是皇派的帮凶？

　　直至一天皇派组织的批斗大会上，“尖刀班”领队亲自上台批判现任支书，红派才恍然大悟。原来，“尖刀班”是皇派搬来的救兵。旧城中学校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派。

　　课间，有的同学说，“尖刀班”正在整理村干部的黑材料，要送到上面去。有的说，听说“尖刀班”要夺权了，红卫军要上台了。

　　一天夜里，红派正在集会，地点儿就在支书家西邻院子里。突然，一个青铀瓦盆隔墙飞进，“啪嚓”一声落在院内，差一点儿砸到人群。

　　“这是那个王八犊子干的！“大辣椒”高声喊道。

　　红卫兵们跑出院门，只见几条黑影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这真是有恃无恐。这显然是借着“尖刀班”的淫威，发动恐怖袭击，为抢班夺权制造声势。

　　赤卫队员们一致意见，明天必须将“尖刀班”赶走，并向公社汇报。

　　第二天一早，校长亲自带队，集合了大部分红派教师和学生，在数个红卫兵的指挥下，高呼“打倒尖刀班，滚回旧城去”。

　　“尖刀班”成员，正在记工屋集中整理资料，不知详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愤怒人群，异常尴尬，匆匆收拾个人物品，衣冠不整，夹着“尖刀班”的旗帜，灰溜溜地逃跑了。

　　九、忆苦思甜

　　“文革”高潮过后，侮辱性的批斗大会、游街示众等活动基本停止，正面性的活动还是比较多。

　　“九大”召开的当晚，接近十点，我已经睡下，屋内的喇叭突然传来大队支书的声音，要全体社员，包括学生，迅速集合，庆祝“九大”召开。

　　在爹的催促下，我们一家赶到中心广场。这时，无数的煤油灯如闪烁的星星，又似黑夜的萤火，漂浮在人群中。张家爷爷的灯笼是用红纸做的，金鱼外形，非常好看。以小队为单位，队长领头振臂高呼口号，社员们随声附和。一阵风突然刮来，灯火摇摆不定，张家爷爷的纸灯燃烧起来，他急不急地大口吹着气，灯罩瞬时燃尽，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约一刻钟时间，队长再想不出新词继续呼喊，停了一会儿，他突然宣布，“回家睡觉”！

　　社员们放工、小孩子们打草回家，胆儿大一点儿的会经常偷一些玉米、山药、瓜菜之类的，拿回家尝鲜解馋。为此，大队专门组织民兵，不定时在村口必经之地突击检查，如被查获，轻则训斥没收，重则免不了遭游街示众。

　　我们队就有一人，跟我哥岁数不相上下，他们家是皇派，胆子很大，多次被查扣还不思悔改。一天，他再次被查，大队长终于忍无可忍，叫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游街示众。那时，村办初中尚未成立，他已无学可上，是一名小社员。他背着打草的粪框，手举三个玉米，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两个民兵左右保护，围村一圈儿。真是丢人现眼啊！

　　我们学生参加最多的还是忆苦思甜大会。不过，因为已知的原因，我没有机会体验。“九大”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包括“四类份子”子女，列队进入大队会场，一阵“拉歌”过后，大队长宣布，忆苦思甜大会现在开始。

　　一位老人，缓缓步入讲台。他叫老倔头，红派，“光棍”，是大队长的哥哥，他的侄子是我同学。

　　老倔头爷爷一直站着，双手按着桌子，环视四周，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高声道：“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真话！”我们大声回应。

　　“这可是你们让我说真话的！”

　　他开始演讲。“过去，我给地主扛长活！”他慢悠悠地，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台下鸦雀无声。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更是屏住呼吸，像听小说似的，恐怕漏掉一字。

　　“东家对我特别好，吃的是米糁子饼子大青豆。东家的女人和孩子不许上桌，等我和东家吃完了，她们才敢上桌吃。”他的语速突然加快加高，脸也涨的通红。会场死一般沉寂，人们一丝不动，惊讶地伸长脖子，看着台上。

　　“下去！下去……”突然，台上台下有人先后高喊。

　　“不像现在，山药面饼子都吃不饱！”他继续快速大声说道。

　　两个民兵立即冲过去，把他押下台去。

　　“你们让我说真话，现在又……”他一边挣扎着，一边回过头来叫喊着，被民兵推搡着，进了台后的大队部。

　　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确实惊动了所有人。大队长上任时间不长，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听说会后，有人上报，公社调查后，看他是雇农，“光棍”，“五保户”，又老了，最后不了了之。大人们却说，肯定是他兄弟力保，否则，不会就这么痛快就没事儿了。

　　这位爷爷说得米糁子饼子大青豆，是指小米面掺上青豆（黄豆的一种）面做成的饼子。小米较玉米奇缺，认为小米营养好。掺上豆面，营养增加，饼子变得更为喧腾好吃。我吃过小米面饼子，我认为，没有玉米饼子好吃，这可能因人而异吧。

　　大会会场终于静了下来，下一个演讲的代表走上台坐下。他叫周某某，是二队队长，贫农，皇派。

　　“旧社会，我家人多地少，打的粮食不够吃。春天饿肚子，夏天光膀子，秋天吃野菜，冬天光脚走。”他语速平稳，不慌不忙，像是在背书，环视着人群，不愧为当队长的，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同学小声跟我说，他讲过多次了。

　　“我家租了地主家十多亩地，打得粮食一半儿以上交地租了，剩下的根本不够全年吃，全靠山药、甜打（蔓菁）、榆钱儿、马生菜（马齿笕）等辅食、野菜充饥。”

　　“遇到欠收年景，就要靠借粮度日，来年还要连本带利儿，一块儿偿还。”

　　“年景不济那年（指1942年），天大旱，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没有办法，俺娘带着我们兄弟，远走藁城逃荒要饭。要得山药，当天吃掉；要得饼子，则晒干储存起来。直到天冷，我们才每人背着一袋饼子干回到了家，全家人就靠这几袋饼子干，掺上米糠、山药拐子等，才度过了饥荒”。

　　他说的这一段，倒是跟我姑说得相当一致。

　　“遇上极端情况，就要卖儿卖女。”他没有举例说谁家发生过这种情况。

　　“新社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我们贫下中农当了主人，过上了无比的幸福生活，我们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突然站起来，振臂高呼。

　　“不忘级阶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革命向前进！”台上民兵领头大声高喊。台下人群立即站起，一齐高呼。

　　忆苦思甜大会顺利结束。

　　我盼望的忆苦饭没有安排，实在遗憾。

　　我一边走，一边思索着。队长讲的平平淡淡，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既没有黄世仁的逼债，更没有刘文彩的狠毒。吃糠咽菜，“吃食堂，瓜菜代”的年代不也是那样吗？

　　要饭的，现在就有呀！每当中午吃饭时，要饭的就来了。我娘心好，总是给人家端一碗稀粥，一个饼子，还加一块儿老咸菜。可好，前脚没走，后面又来一个，在别人家要不到，在我家却能吃个半饱。她们都是献县一带的，住在亲戚家，也是将饼子晒成干，攒多了就送回老家去。

　　至于老倔头爷爷的演讲，真不敢恭维，这种事情第一次听说，完全颠覆了课本上、广播里……所讲、所闻。回家后我问我娘，娘说，反正咱们家是这样的，你爷爷你爹和长工吃完后，要立即给他们倒上茶水，我和你奶奶才能吃饭。

　　真的这样吗？可能是个别现象吧！土改可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蒋介石撤退台湾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没有土改，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十、听书

　　“话说神镖将胜英胜子川，善使一把鱼鳞紫金刀，三只斤镖甩头一子，打遍南七北六十三省，行侠仗义……”

　　爹那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神秘、时而欢快的声音，正在讲述《三侠剑》故事。

　　黢黑的卧室，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我们“哗哗哗……”刳搽玉米粒儿的声音，娘“哧……哧哧”纳鞋底儿抽线的声音。

　　文革的第二年秋后，供销社供应的煤油断断续续地，不久就断了货，无奈，开始供应柴油。柴油灯火苗冒着黑烟儿，又味又呛，早晨洗脸抠鼻子，两个小手指像摸了锅底灰。天渐渐变冷了，柴油变成了猪头冻，先要烤化，才能点着，时间不长，柴油也没了。

　　没有办法，天黑后，只能与天同在，都变成了睁眼瞎。

　　农村的习惯，天黑才能收工。没有油灯，做饭吃饭却是万万不能的。从此，队长宣布提前收工回家，保证天没完全黑下来，摸索着能吃完饭。

　　学校本来放学就早，老师留下的一点儿作业，自习课上早就写完了，只是晚上预习课文的习惯坚持不了了。

　　冬天的夜长的很，不可能吃完饭就睡觉吧？

　　所以，黑着灯干点儿活儿，即能驱寒取暖、排忧解闷，又能干了该干的活儿计，真乃一举三得呀！再配以爹的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武侠故事，吸引着我们兄妹三个以及西院几个同龄伙伴，积极地参与进来。

　　还没到过年，一年的口粮玉米就刳搽完了，队里分的花生种子也剥完了，棉花桃也掰完了，娘把全家人一年穿的鞋底儿也纳完了。

　　爹的记性非常好，文革前他的藏书很多，也特别喜欢武侠小说。几个月的时间，爹给我们讲了《三侠剑》、《三侠五义》等故事。

　　《三侠剑》中主人公侠客胜英胜三伯父，三只斤镖压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一把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忧国忧民的侠义之举，激励着我幼小的心灵，曾暗暗发誓，长大后也要做这样的人。

　　《三侠五义》中主人公御猫展昭展熊飞，夜深人静之时换上夜行衣靠，施展轻功，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生擒采花淫贼，功夫了得，除暴安良，确实羡慕至极。受之影响，就是走向古稀的我，仍然不时梦见自己，煽动双臂，展翅高飞，跨越沟渠、翱翔林间，爽快极了！

　　还在夏天，六队的徐爷爷，每天晚饭后，就坐在中心广场大眼儿井旁边，如同说书的艺人，宣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书目。乘凉的人们足有上百人，坐着小板凳，围在他的周围，星星静静地眨着眼，青蛙不时叫几声，如痴如醉，沉浸在故事情境中。每到紧要关头，徐爷爷总是嘎然而止，“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留下悬念，煞是遗憾啊！第二天晚上，我会早早前去，抢占有利地形。

　　文革开始几年，没有人重视上学。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家长的催促，小孩子谁会主动学习呢？老师讲台大声讲，学生下边小声嚷嚷，如同进入了养蜂场，“嗡嗡”声有时盖过讲课声，老师大都摇摇头，默不作声，下课钟响，夹着课本立即消失，学生则像放风的鸭子，拥挤着冲出教室，打闹起来。

　　回家后，爹就是我的老师，他的综合知识水平并不比我们学校老师差。我比较喜欢写作文，坚持每周一篇，爹给我批阅讲解。爹又教我写毛笔字、打珠算，这是学校没有的课程。

　　受徐爷爷和爹讲故事的影响，我又喜欢上了读小说。那时的农村，哪有课外书籍？只能四处搜罗，互相借阅。

　　与同学传阅，偷偷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小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禁书。爹说，这应该是他以前的藏书，“破四旧”时被人偷偷留下来的。《红楼梦》我在五年级、初中、高中毕业时读过三次，可都没有读完，书中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情节，实在是提不起我的兴趣。这些书大都是旧版半文言繁体字，无意中既提高了我的认字能力，又丰富了我的阅历和写作水平。

　　我姥爷、舅舅都是教书先生。无意中，从他家中翻出一些现代书籍，姥爷看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对我说，你拿走吧。我如获至宝，高高兴兴回家抽时间读了起来。《红旗谱》、《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记述了主人公地下党员杨晓东等一批仁人志士，在古城保定坚持抗日锄奸的动人故事。《红日》，记述了主人公连长石根荣（好像是这个名字），在解放战争攻打孟良崮战役中的英勇事迹。《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现代京戏《智取威虎山》还是比较忠于原著的。

　　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小说还是杂文诗歌，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简直让我上了瘾，着了迷。只要找到一本，恨不得不吃不喝不睡，也要一气看完。白天上学，早起、中午、下午放学后都要到地里拾柴火、打猪草，只有晚上是自已的时间。看书看到天亮，是常有的事。一次冬天围着被窝看书，为了增加亮度，我把煤油灯放在腿上，时间一长，腿部发麻失去了知觉，无意中动了一下，却将油灯顶翻，灯中煤油全部洒在棉被上。

　　从初二开始，学习逐渐进入正轨。为了少耽误功课，我有意识控制读长篇的冲动，只选择性的读一些对提高写作水平有帮助的短篇小说或文章。

　　通过听书，引起了我的读书兴趣，进而间接又提高了我的语文水平。考高中，我语文成绩全公社第一。全国高考，高中毕业务农近六年时间，在没有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百分卷我竟得了近八十分，在各科成绩中是最好的。

　　十一、中学

　　大概从四、五年级时开始，由“文革”前的秋季开（入）学，改为了春季开（入）学，小学学制由六年改为了五年，我的小学因此上了五年半。

　　在五年级时，又普及了中学教育。升初中没有考试，全班同学直接搬着自已的凳子，由小学部搬入不到二百米远的初中部。

　　初中由周边七个村庄联合办学，老师同学也来自这些村子，称为“联中”。

　　红黄两派的争斗，多少辈人累积的乡情、友、谊、甚至亲情一朝反目成仇。

　　我队的一个乡亲辈儿的爷爷，中农，皇派，识文断字，不善言辞，就是那个“九大”庆祝会上打着金鱼灯笼的张爷爷。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家正屋中堂后墙常年贴着“马恩列斯毛”伟人像，卧室还张贴着“朱德”像。我们都觉着他与众不同。

　　听说有一次与人闲聊中，说过“人民公社不如单干好”之类的话，于是红派就有人趁机举报，并在公社有关人员调查中，实名作证，致使其以“反革命罪”入狱七年，刑满已近八旬，没几年便一命呜呼。

　　调查中，他曾效仿“孙膑”装疯卖傻。有一天刚下过雨，满街泥泞，他趁着全队社员集合上工之时，光脚踩泥，站在他家接近四十米长的土墙头上，歪歪扭扭，走了几个来回。他的家人，乡亲们无论怎样呼喊，他仿佛没有听见，仍我行我素。

　　到了晚上，他倒在他家的猪窝里，抱着猪躺在猪粪里，吓得他家的猪离得远远的看着他。请来家族大辈儿叫他，他也无任何回应，“呼噜呼噜”地喘着，活着眼儿，好像睡着了。

　　就是这些弱智的行为，也没能阻止无产级阶专政的铁拳，砸向他的狗头。

　　他们家和举报人一家，自此结下了仇恨。不管大人小孩儿，见了面谁也不搭理谁。就是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两家后人还是面和心不和。

　　初一时，我们村来了一连解放军，大人们说，是来搞“大联合”的，这在全公社，也是独一份。我们村的派性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红卫军、赤卫队也是我村两派的专属名称。其他村庄只有红卫兵，贴贴大字报、斗一斗不“老实”的“四类份子”罢了，从没像我们村闹出了那么多的花花样儿，两派之间是该联一联合了，是该融一融合了。

　　解放军的到来，通过走访安抚，两派的争斗明显好转了。

　　我们学校腾出一间教室，作为战士们的厨房。他们分散居住在贫、下中农家中。

　　战士们白天集中精力说和两派“大联合”，夜晚访贫问苦，早上在我们学校操场训练。

　　熄灯、起床号定时响起。悠扬的号声和着月光，穿透夜色，回荡、漂浮在星空，社员们、同学们也不自觉地早睡早起，整个村庄嫣然一座兵营。

　　课间，我感到新鲜，经常接近厨房观看。第一次见到了白花花的大米。同时也看到，战士们吃剩下的饭菜，直接倒入门前的大瓮里。每天下午，学校旁二队饲养员前来挑走瓮内剩饭喂猪，还不时挑出肥大的猪肉片填入嘴中，站在不远处的我也不禁口水直流。
　　
　　近水楼台先得月。

　　体育老师换成了解放军战士，是为教练。训练的科目是正步走、拼刺刀两项。当然不是真正的拼刺刀，是战士们训练时用的，木棍头上镶嵌一橡胶套，胸前穿上绿色防弹衣。先是对着甘草人训练，熟练后才两人对练。没有那么多装备，总共十来套同学们轮流练习。

　　“预备用……枪！”教练是外地人，操着浓重的沧州口音喊着口令。“枪”字出口，我们便同时向对方刺去。当然，间隔很远，枪头刺不到对方的胸膛。两个教练给我们做示范时，可不是这样，是真的冲刺，“枪”字一出，枪头便同时刺到了对方的胸膛，防弹衣发出“吭吭”的响声，巨大的冲击力，也迫使两人同时向后退去。

　　音乐课的老师也换上了连队的文艺干事。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文艺干事那动情、颤抖、婉转的歌声，直唱的我们泪流满面，抽泣不止。

　　“太阳那个出来呀，红艳艳，老百姓那个一心呀，胜过苍天。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呀，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文艺干事那高亢、饱满、洪亮的歌声，直唱的我们心潮澎湃，怒花开放。

　　至今，学过的这几首歌曲，我还能哼上几声。特别是《天上布满星》，只要哼起，心里就一阵阵发酸、发凉。

　　学校还开设了《农业技术》专业课，进行了学工、学农实践。

　　在老师的厨房，新砌筑了小烘炉，学打蘑菇钉，就是故宫大门上的那种大蘑菇头的钉子。蘑菇头的形状最不好掌控，不是大就是小，大部分是半个头，或是偏向了一方。

　　在学校厕所旁边开垦出了一块儿地儿，学育树苗。我自告奋勇，上到中心广场那棵大槐树上采集种子。谁知上到树尖儿，忽听“嗡”的一声响，猛抬头，才看到头顶半米处，一大碗似的野蜂窝，大红蜂们落在了我的头上、脸上、脖子上……十几米高，那敢松手，迅速滑下，扎破了手指，划破了肚皮。足有十来天没能上学，眼睛睁不开，看不见东西，丢人呀！

　　学校组织去县城进行了串联。参观了县文化馆、烈士陵园、辛集中学校园，并聆听了一场国民党时期县长家保姆演讲的忆苦思甜大会。

　　初一下学期，学习突然紧张了起来。学校杜绝了一切社会活动，师生专心教学，中断了多年的考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了。夏、秋、寒三个期中、期末考试，全部移至操场进行，每个人间隔二至三米，防止作弊。我也当上了语文课代表，赵老师还额外教授了句子成分、修辞方法等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初中毕业，我赶上了第一次考试升学的机会。公社高中成立第二年，我以平均九十九分总分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距高中驻地八里，每天早早小跑入校，中午自带干粮，学校伙房蒸笼热一下，喝一杯“蒸馏水”，大多扒桌子上打个盹儿，下午继续上课。

　　一次打开蒸笼，大锅中飘着一只像气吹起来的大老鼠。那个中午，同学们只吃了玉米饼子老咸菜，没有喝水。
　　
　　虽然辛苦，却是学了一些东西。可是，临毕业，学校召开了一次师生大会，孟校长代表学校做了检查，他说，这两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校的回潮现象，不能再这样进行下去了。

　　毕业采取的“开卷”考试。毕业照片上的时间是1974年1月。

　　没有继续升学、参军、进厂当合同工的机会，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回生产队务农。

　　在娘的一再要求下，我参加了回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三次高考，又巧遇大中专一张卷的良机，终于在大专初选线上被中专录取。

　　入学前，爹急急忙忙赶到公社拿回通知，我家“成份”由“富农”变为“贫农”。老天爷给我们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哥说，还好，弟赶上了。哥高小毕业后，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跟随我家南邻一退职老艺人学习京胡，几年后琴艺几近专业水平，曾多次报考县里各工厂的文艺宣传队，可提及家庭成份时，没有一个工厂敢录用。后来天赐良机，地区京剧团看上了哥的技艺，却也不敢录取，而录取了一个老营村一刘姓远不如哥的贫下中农子弟。

　　妹妹初中毕业就当上了小社员。高中推荐升学，她没有机会。
　　
　　我是幸运的。是娘让我晚上了一年学，赶上了第一次考试入学的机会，我上了高中；是娘一再要求下，使我坚定了信心，抓住了时机，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窘境。

　　感谢我的爹娘，我的兄妹，还有我的未婚妻。是他（她）们每天几毛钱的工分，供养着我完成学业，过上了比他（她）们好了不知多少倍的生活。

　　文革结束，万物复苏。我家的邻居、还有另两位乡亲恢复了教书工作，现已退休。张老师是退休了？过世了？因我不常回家，不得而知。

　　可怜我的老爹，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满脑袋高粱花子，穷困潦倒，省、市工会多次串访，让人扯来扯去，终没所愿，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到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