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老木匠

我 的 父 亲

宋树恢

我的父亲李相亭（图1宣化店时期的证件照），民国二年（1913）生于湖北沙市猪场街（解放后的民乐横街）。族谱名李宝康，字建之，行二。原籍赣笔之乡江西临川下北乡李家渡街市（今进贤县李渡镇），向以在九江到汉口重庆成都沿江卖笔墨为生。清嘉庆迁入武昌，在大都司巷（解放后武昌文昌门正街）设李仕泰笔庄，居宅在张江陵路（武昌临江大道）文昌门段。

父亲青少年时段都生活在武昌，北伐以后，在离家不远的国共共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次接触到苏联这个国度，开始有了革命的概念。1928年以后，武汉开始白色恐怖，有革命思想的人蛮难生存。约在1930年前后离家去了苏联，先补习俄语，后学习医学，成了一名手术外科医生。1937年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时回国，到了延安，做外科医生。（查阅过许多延安医院档案，没有查到父亲的有关材料，但父亲提到过渡黄河，也有可能是在晋察冀前线部队医院）。1944年11月，日本快要垮台，接中央调遣，湖北籍干部支援鄂豫边区充实中原解放区，父亲编入王震王首道359旅南下支队去新四军五师，1945年1月到达鄂豫边区中原解放区医院工作。此后回了一趟武昌的家，找我爷爷给鄂豫边区宣化店送了一批药。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要搞第二次皖南事变，中原军区主力西突回陕甘宁，小部皮旅东突到苏北解放区，非军事人员化妆就近潜入城市，父亲和医院的护士金友华化妆成夫妻进入汉口，父亲还领了一个带二十多名非湖北籍潜入汉口的干部到苏联待命的任务。父亲原是延安派来的干部，入苏的经费也没落实，他很犹豫要不要启程，1946年6月遂从家里拿了几个银元经平汉陇海津浦铁路绕到南京，去梅园办事处请示。梅园钱瑛的指示，形势很快会变，不必去苏，就地潜伏待变。离开梅园后就近进入安徽芜湖，在吉和街一家私营医院当了外科医生，并结识了芜湖女高中毕业的该院护士程万英（即我的母亲）。1946年12月携我母亲离芜返回武昌，租住在纸坊老街（现武汉江夏区兴才路）姜传泰宅，并开办了诊疗所，不久所里就配置了电台，可能是中原军区武汉城工部的江南点。1947年我的姐姐出生，我们家一直在这里待了两年，其间父亲曾口叙交待过汉口五洲药房和汉口三元里五号的接头点和接头暗号，不到紧急不用，主要是防止被捕。然而，1948年12月22日晨起双眼充血，几小时后就体力不支倒下，不久就停了心跳。据说我的奶奶民国二十八年去世时也有这个症状。父亲意外去世后，母亲到祖屋找了我的祖父，安葬了父亲。春节前带着孕有我的身子过江（当年过江办事需二天）找组织求援。到汉口五洲药房没有对上暗号（可能春节前夕接头人不在），到交通站没有找到三元里，只有一元路（现在解密的档案是交通站在昌年里五号，没有文字记载犯了音误），错过了找到组织的机会。因怀孕在身，只得将大女孩丟爷爷家，自己回娘家生产。1949年9月回到武昌，找武昌的新政府求援。新政府虽不认识我的父亲，但还是安排母亲到大冶军分区卫生科任职

（图2，大冶政府卫生科，前排为政府党政班子，小女孩为我姐姐）。从此有了稳定的生活。

约在1953年左右，张江陵路老宅收到中央政府某部门寄来的包裹，是父亲在延安时期的遗物和材料，但我们不在老宅没有收到。1954年大洪水，张江陵路在城墙外全部淹没，父亲的遗物丟失殆尽。老宅大水后拆除修了临江大道，老宅搬到城南保安街。据外婆未有根据的说法，父亲在延安有过配偶，也是医务人员，过黄河时中弹牺牲了，南下时在延安还留有两个孩子。查资料359旅南下过黄河时干部大队没打一枪，要是东渡黄河去晋察冀，黄河亦不在国统区，如留有小孩60年代应该长大会找回家。所以无法证实。1954年大水后，母亲被单位送湖北医学院干部专修科学妇儿科，并认识了邮电系统的河北籍南下干部宋斌，组织了新家。1956年毕业后派去青海组建邮电医院。六十年代以后，我一直在各种文献档案资料中找材料，没有结果。九十年代后，党史资料开始多起来，终于在湖北档案馆找到新四军五师医院文献

（图3），文献中记载有十余名延安医生随359旅南下支队到五师（图4），人员名册中有父亲李相亭的名字（图5），也有该院护士金友华的名字（图6）。现在还没有搞清的是当年在苏联的哪个学校学习，在延安的那个部门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