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帖丨草木桃花墩

夏梓言

草木桃花墩

夏梓言

桃花墩是一个地名。

名字就叫桃花墩，草木肯定是婆娑的。桃花墩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不好说。就算说出个来头，也冇得人听啊。你讲，在大别山深处的山沟沟里，有一个地方春天的时候桃花满山遍野，它叫桃花墩，谁会搭理你呢？

但是你得告诉别人你是哪里的人呀。但，下次开口时，千万不要再说桃花了，俗腻。你说桃花墩有三十三棵老树，二十多栋保存完好的民国老宅，一条青石街，两口老井，还有一个即将崩塌的戏台，肯定强过说桃花。

我呢，是桃花墩的老熟人了。哦，忘了说，我是五岁的那个秋天来到这里的。一晃，十多年。

十多年里，我看老了那斑驳的灰墙，瓦槽里的青苔，还有不再结枣子的枣树。当然啦，它们也看惯了我嘞。

老宅呢是桃花墩古迹的集中地。宅子外有八百米左右的青石街，街口有两口井，我阿婆说，左边的是公井，右边的是婆井。又说啊，女人不怀孕，雨水那天，来喝这井水，回去就有喜。

我惊讶极了。

其实，婆井的水并冇得人喝。因为井里曾经淹死过一个小孩。再其实，不仅是婆井的水在雨水那一天喝了能怀孕，公井也能。甚至用碗接天上落下来的水也行。

不信，你读读《本草纲目》——时珍曰：

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宜煎发散及补中益气药。

我阿公是老中医，他说：“古籍也有差错的。”又说：“这个雨水只是治妇人冇喜的药引子之一而已。”我当然信阿公的话，虽然我是地地道道的蕲春伢子，算得上是李时珍的后人，可也不能包庇先生的错笔。

接着说老宅。

老宅在村子的最后面，也就是仙姑山下，再走几步几乎出村。

一到春天呢，浓妆的桃花开满了老宅，一枝枝从墙头伸出来，有“红杏出墙”的妖娆，艳得很。特别是在落雨天，你走在青石街上，忽而看到几枝桃花一下子出现在眼帘里，简直是游园惊梦。你听《醉扶归》中杜丽娘唱：

恰三春好处无人见。

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

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这是杜丽娘的惊梦，也是我的惊梦啊——不到老宅，怎知春色如许！

我学美术时，以老宅为意象画了一幅画：白墙，黑瓦，院门紧闭，三两枝桃花探出头来。整张画，几乎全是留白，几条粗细相搭的线条，勾勒出院子，一张白宣纸上，只有那两三点桃红，夺人眼球。

老师让我给画想一个名字，我腻腻歪歪地写下“画里春意”四个字。老师拍案叫绝，说是难得一见的天才，老师中央美院毕业，专业画师，她对我期望很大，只可惜，我后来放弃走艺术这条路。

那幅画，大概一个多星期后，被老师送到市里，参加全市中小学生书画大赛，拿了一等奖。奖了四百块钱，那时，四百块钱是农村人种地近半年的收入。这个钱一拿回来，我在桃花墩，甚至整个镇上红了半边天。

也因此，我对老宅一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欢喜。在桃花墩，很少有人去老宅，人去得少，自然就很安静，可能说寂静更贴切些。寂静得近乎骇人，甚至有诡异感。类似张艺谋电影里的大宅院儿，阴森森的。可我恰喜欢这静，是喜欢到骨子里的那种喜欢。

老宅是青砖与大青石砌的墙，宅子里边的地也是小砖铺成的。相比于桃花墩那些泥巴土砖的房子，不知要好少多少倍嘞。我阿公说这老宅是当时地主的家，是大户人家。

虽是大宅子，可一直冇得人敢住。说抗战时期这里面死了蛮多的人，血流成河。鲜血流到老宅后方的空地沟里，以至于那块儿地十多年长不好任何东西——据说人的血是极其肥沃的，肥沃到草木都被烧死了。

农村又讲究鬼神之说，因此，老宅一直空闲着。说人住不得。不过，靠我家橘子园的那栋宅子里，有一位老人住着，快一百岁了。

“不是说有阴兵，人住不得？为什么她住这里？”我问，阿婆没有搭腔，我看到她深叹了一口气。

阿公这一辈叫那位老人婶娘，我管老人叫太婆。她辈分很高，却不被待见。从我来桃花墩那一天起，就看到她每天总是孤零零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望着门口路过的人，时光仿佛在她的眼神里停驻……她穿得是旧长衫，头发梳得是一撮，是个很干净利索且慈祥的老人。这是她在我脑海里一直磨灭不了的印象。

我不明白村里人因何对她如此。直到听见阿婆们在河里洗衣裳时说，她嫁到桃花墩第三个年头，丈夫就被水泥板给压死了，儿子到了快成亲的时候，也无缘无故触电死了，村里有户人家盖房子，她刚好路过那户人家，就有工人从二楼掉了下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迷信的风头在农村，比县委书记的话还有效。我阿婆讲，曾经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姑娘被逼得上吊死在家里。原因是村里有人生小孩，所有人都去沾喜气。她也去了，可是她来了例假，迷信说身上有例假的女人不能去，否则产妇就冇奶。但她年纪轻啊，不懂得这些。后来，那个产妇果真一直冇奶，有人想了一个化解的法子，让这个姑娘亲自下一碗面给这个产妇吃，产妇就有奶。结果，这一碗面下好放在灶台上，被一只猫咪给吃了，刚好产妇的婆婆来拿面，冇见着面就逼得她走了死路。我听了，恨得咬牙切齿。不知道多少人死在这歪风邪气的手里。

而她虽逃过一劫，但比死还不如。所有人都说她不祥，是煞星，叫她瘟神。而且还要活活烧死她。她被绑在架子上，不知道是被折磨得已经丢掉了半条性命，还是已经有了要死的决心。她就这么斜着倒在这两根木板支撑的架子上。

我阿婆一辈子吃斋念佛，虽然也迷信，可不丧失人的本性，她跪着求村里人放过她。别人快要点火时，我阿公刚好从汉口回来，一下子冲出人群，踢掉了木架子下所有的柴火。大喊，这是草菅人命，是违法的！阿公是读书人，懂法，村里人也怕惹官司，就放过了她。但是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要将饱受折磨的她赶出桃花墩。可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娘家早已经无亲，你让她去哪里呢？

在农村，流言蜚语堪比刀架在脖子上，你日日要胆战心惊。她被逼无奈，搬到了村后的老宅里，一直到死，再没有踏进过前村一步。人性丑陋的一面是如此阴暗，一边说老宅住不得人，有阴兵，一边又将一个大活人送进去。

别人都不亲近她，偶尔有孩童们瞧见她独自一人坐在门前，会过去和她说说话。她见了孩童，喜欢得很。拿东西给他们吃，可大人们看见了，就一把把小孩们拉回去打一顿，一边打一边骂：惹那瘟神做么子啊，你娘个头！再去老子就打断你的狗腿！

桃花墩只有阿婆去看她。阿婆古道热肠，家里蒸了包子或者包了饺子，再或者就是用瘦肉下了面条，阿婆首先是送去给她。那年冬天。落了大好的雪，踩一脚雪，几乎都是齐膝深。阿婆用鸡蛋跟豆腐包了包子。端了一大盆出门，不用问，只要看见阿婆这架势，我就知道是去看她。

我跟着去。踩着阿婆脚印走。其实，从我家到老宅并不远，几分钟的路程而已。我家也是在桃花墩边儿边儿上。阿婆去喊门，我依旧站在门外。又忘记说了，她不让我进她屋的，说自己惹灾：“弟儿，恩莫进来，在这里站着哈。”这是迷信把一个好好的人给摧残成这个样子。她本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瘟神”，时间久了自己却认了。这是迷信给人带来的可悲。

记得头一次来她家。她问我：“弟儿，恩是哪个屋的啊？”我望着满脸慈祥的她，然后用小手指了指我家，她顺着指的望去，笑了：“恩是不是细女儿的儿子？”细女儿是我母亲的小名。

我点点头。她顿时高兴得坐不住，挥着手，示意我过去。“恩这里站着啊，莫走。”我走到她跟前，她对我说道。说完转身就回到屋里，她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片刻又见她步履蹒跚地扶着椅子出来，她手里拿了两块冰糖：“太婆冇得么东儿恩吃嘞，这冰糖，恩吃㚘？”我好吃，说吃，然后一把把糖捂到小嘴里去。

有了吃的，而且尝到了甜头。第二天，便又去了。她似是坐门口等我，看到我，急忙站起来，眉开眼笑地喊着：“弟儿，嘞来嘞来！”我兴冲冲地跑过去，准备跟她一起进门时，她却回过头来拦住我，让我在外面等她。

我抿着嘴说，要的。

她拿出了三个鸡蛋，塞到我手里，是煮熟的鸡蛋。我捧着鸡蛋，仰起脸望着她，惊呆了，鸡蛋在那个年代都是留着卖两个钱的。我惊得微张开的小嘴巴不知说点什么好。“趁热的吃哈。”她用枯藤似的手抚摸着我的小脑袋，又说，“太婆去不得村，不能给恩送去，恩明天再来啊！”我很明确地在她眼里看到了泪花。

我欣欣然跑回去，阿婆在院子里洗粽子叶，听到急切的脚步声，准备抬起头看看，又听着脚步声是我，便低下了头继续干事。当我进门时，阿婆忽然发现我手里的鸡蛋，就严肃地问：“怎么有三个鸡蛋？哪里来的啊？”

我叽叽喳喳讲了一大箩筐。

“恩冇谢谢太婆？”阿公问。

“谢了啊！”我又补一句，“她还不让我进她家门嘞，把我拦在外面！”

阿公突然目光看向阿婆，阿婆也抬起头看了阿公一眼。

阿公抽了一口烟，吐了一个圈圈，然后说：“嘞个嫲儿，真是个好人！”阿婆掀起衣袖，擦着眼睛，不停地点头。当时，我还年幼。听不懂阿公阿婆的对话，长大后才明白阿公说的那句话——“真的是一个好人！”就算她是别人口中所说的瘟神，可她却始终不曾害别人。这是人性在泥淖中散发的光芒，是历经诸多磨难与不幸，仍然保持的慈悲与善良。

她跟我说我阿公阿婆救过她的命，她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这个恩情，她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来报。

忙“双抢”时，阿公阿婆都起五更，抹黑夜回来，我冇得人带，她对我阿婆说：“紫容啊，恩要信得过我，就把伢儿孖得我带，恩夫妻两个去忙。”阿婆眼泪婆娑：“娘哎，恩说得哪里的话，我信不过恩信得过哪个？”

于是，我就在她那里住了三天半。都说跟她近，惹天灾人祸，我那么多年来却一直都好好的。

2017年秋天，我跟姑娘在鄂城电影院看电影，是严歌苓的《芳华》。电影里的一段话，让我刹那间湿了眼眶：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

她，我的太婆，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爱种花草。在院子的天井里，她种了大片的月季花，在早春时发了芽，不久开了红红的花。桔梗、知母、青葙、麦门冬、车前、沙草、红花、野牡丹……很小时，我就识得百草千花，不仅因为阿公懂医，更多的是她给我讲的草木故事。

大概是我八岁那年，她在雨夜里死去。没有人知道，我阿婆说两天冇见着她了，去敲门，才发现已经有了腐味。那年，太婆门外的老桃，还开着花。不大，细碎。想起她给我讲的古人种桃的故事：

桃树栽下五年后，古人怕桃树睡着了，就拿刀子在树上划破皮，使得桃树伤痕累累，汁液淌出来。树疼不疼？肯定疼啊，可是树也不长嘴，骂不出来，再疼也得活下去。于是桃树拿出全身锐利的力气来修复伤口，粗枝大叶，顽强地活着。

忽然觉得她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呢？她被光阴，被流言蜚语伤害到千疮百孔时，那种疼，谁能懂？夜里梦到丈夫与儿子，喊着他们的名字醒来时的苦，更与何人说？

我记不得多少次做梦梦到泛着幽深古意的老宅了。梦里的她还是很喜欢我，给我讲我母亲在家做女儿时的趣事，还有那大野里的草木。我捣腾得很，可一听她讲故事嘞，就可安静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老宅哪里。可能是喜欢她吧，说不清楚，不过是与不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着坐在老宅微凉的台阶上或者就是在青石路上走走，我的心里都是踏实的。我每次回来，总要来这里瞧瞧，仿佛是见故人。

这“故人”中，少不了老树。

两百年以上的老树，村子到处都是。四五百年的有两棵，是樟树。历经几百年的光阴，依旧枝繁叶茂。我早说过的，人在草木间。渺小的人儿，哪能与草木相比？人过百年，只是一堆黄土。可草木不同，即使是病树前头，它也能万木春来。

有时候想，如果有前世，这两棵树见过我的前世否。大抵见过吧，说不定在我前世还是个孩童时它就认得我，只是我记不得它罢了。

桃花墩的百姓，叫它们鸳鸯樟。原因是，两棵老树似连理枝一般，盘根错节地长在一起。靠土地庙东边的一棵是公树，它似乎有些不堪风霜雨雪的重负，身子微倾，身子下有很多细短的红棍儿，是香柱；西边的是母树，树身挂满了红丝带。不要问为什么，倘若你听过两句老话，你就能明白：“若要夫妻到白头，鸳鸯樟前走一走。”

起大风时，老树会掉树枝丫。不过，平时喜欢拾柴的阿公阿婆们从不捡鸳鸯樟的树枝丫回去烧。老人们讲，鸳鸯樟受了香火，是烧不得的。据说有人拾了回去，结果头痛欲裂，把树枝丫又送到树下，片刻便头不痛了。真的是奇了。

沿着鸳鸯樟走，你就能找到了老戏台了。老戏台跟老宅是一样老的。

不过呢，越老越有大气场。就如同退了台的老伶人，风烟俱净了，几十年再没开口唱，可一口就是惊天动地，似绣花的人在白绸缎上扎破了手，血滴在绸子上，要多惊艳，就有多惊艳。

第一次见戏台开幕，是五岁吧。那时收了秋，桃花墩的百姓们就挨家挨户凑钱请来了唱戏的。傍晚，我看到马车拉来很多戏箱，唱戏的红男绿女下来，在戏台扮上唱。可能你还不知道，二三十年前唱戏与现在可不大一样。那时都是晚上唱，前半夜人好多嘞，后半夜人少些。

少年时被阿公阿婆拉着去看戏，看着月亮升起来，雾水打湿了衣裳。我后半夜时早早就趴在阿婆身上睡着了……那时听不进去这咿呀之声，怪它怎么又冗长又啰唆。

“那陈三两，跪在那里一唱老半天，腿不痛么？”我张着肉嘟嘟的嘴问阿婆。

“当然痛啊！”

我就不明白了，痛他还一直跪着唱，反正后半夜冇得多少人，可以歇一歇啊。后来才知道，戏一旦开始就不能突然停下嘞，因为万物有灵，没有人看不代表没有欣赏者（农村人说有鬼看），一旦开嗓就不能停。

小小的我，自然不懂唱戏的那多规矩，也不觉得这咿咿呀呀的腔调有多么好听。只觉得戏台好看。站在上面是高高在上，哪怕高处不胜寒，也是好的。

京剧《锁麟囊》里唱：“谁知人生难预料……”多年后，我曾经不怎么喜欢的东西，却成了我吃饭的家伙，这才是人生难预料啊：二0一七年春天，按照国家人才培养计划的要求，学校开设了戏曲艺术这门课，当时学校想找一个懂文学又懂戏曲艺术的老师来教这门课，后来学校找到我。

我受宠若惊，仅仅因为喜欢戏曲，而让我从一个助讲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一年后，又因为戏曲，评上了全国高校戏曲艺术金牌讲师以及第五届湖北省高校教学名师。这是戏曲对我的眷顾，我一辈子不能忘记。而我最早对戏曲有感觉，也是源于这老戏台。桃花墩的夜晚，有野气。特别是在月朗星稀的夜里，那更是迷人。

戏子开台往往要等到整点。所以，我一般都会提前去戏台那边，原因是想台上走走。于是，就跑上去了。这一上去，看着下面，长凳子排得七扭八歪的，突然就心里不一样了。就觉得高了，觉得别人都在看自己了，就觉得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唱戏的。虽然后来唱戏的冇做成，可教戏曲也是一种圆满。

当初念书时，被学校破例录为助讲，归根结底也要感激这戏台。不要问为什么，请让我把话说完嘛。看戏看多了，也盼着上台，也学着伶人们的模样，高声狼嚎，第一次呢，心里必定是颤抖的，声音也是哆嗦着，不敢看下面，生怕眼前一黑倒了；时间长了，嚎多了，胆子肥得很，台下坐再多人，我上台一样淡定从容。

后来，学院组织了师范生说课大赛，教研室主任在每一个教室外面督查，转到三楼时，我正在讲《牡丹亭》，我讲了三十分钟，主任就在教室的窗外站了整整三十分钟。第二年春天，学校改革，紧缺教师，省里来不及派遣，学校决定选拔十名优秀生留校，而我便是其中一个。教研室熊主任，在推荐语上这样写：台风凛凛然，在讲台上有同龄人没有的气场，是一个教书的料子。

你现在晓得，我为何喜欢这戏台，喜欢到骨子里了吧？其实，后来看过很多戏台。到北京师范大学念书，在颐和园，看到了描龙画凤不算，还烫了金的戏台。

又去江苏开会。看到苏州园里，有老戏台，忒高。这是一个非常高档的戏台子，四周有廊，廊可卧可坐，还有花灯。台下还有鱼缸，缸里养着鱼。

可我并不喜欢这些戏台子，走过万水千山，心里依旧装着的是桃花墩的戏台。桃花墩的戏台，有野性，这野性里啊，有人间烟火的味道。虽然，因年久失修，梁柱已毁，仅存半边墙，而青藤绕缠在断壁残垣上，远远的看去，古朴沧桑，是另一种美，虽然美得落魄，美得苍凉。可它却见证了桃花墩的寡欢与凉薄。

我毕业后回到武汉工程大学艺术学院教书，居住在武汉。由于办公室只有三个老师，我总被值班拖住，一两年没回来。二0一九年夏天，我从学院办公室调到教研室工作，再不用值班，于是放假第三天就了回桃花墩。

一路上，草木很多，猪耳朵草的叶子肥肥的毛茸茸的，几乎巴掌大了。一条白白的路，绕到山顶，是新修的水泥路，路旁栽种着成排的木棉和一些矮小的万年青，因为是夏天草木乱蓬蓬的把路挤得细瘦细瘦，不过很好看。

在半山腰碰到矮子爹，他手里捉住挣扎着要逃跑的小娃，是他的小孙子，小孩的父亲和我是同学。而矮子爹则是我的祖辈，他是桃花墩的赤脚医生，因为个头矮小，所以细伢家家的不懂事都喊他“矮子爹”。我也跟着这样喊，等长大懂事了，知道这样喊人家很不对，可后来却改不了口。他眯着眼盯着我看，他跟我阿婆是同年人，八十五岁了。“矮子爹，我是训国他外孙！”我在他耳旁喊道。

“哎呦，是小峰啊！”他松开手里的小孩，握住我的手，“人老了啊，眼睛是昏的，认不得人啊！”我寻问他身体还好，家里还好吧。他头脑很清晰，一点点地讲着。

从他口中了解到桃花墩不仅修了水泥路，还修了公厕，贴着大理石呢。我去瞧了一眼，看上去不比大城市的公共厕所差。我驱车从村子里穿过，一幕幕新景，都让我有些兴致勃勃了，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是“简直惊呆了”。

可更让我惊呆了的事情还在后面呢。在村土地庙前下车，提着东西往我阿婆家里走时，抬头间，猛然发现曾经俯拾皆是的古迹，竟然一下子荡然无存。我赶紧揉揉眼睛，以为眼花了。可事实让我惊慌失措，阿婆说是上面要修公路，派挖掘机跟铲土机来推了。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阿婆吓得险些摔了碗。

简直是无知！

我跑到老宅的遗址处，望着眼前的一片废墟，目瞪口呆，怒气填胸。夜里，躺在床上如何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老宅跟太婆，还有公婆两井与青石街……

村支书是新来大学生村官，华师毕业。他听说我对这个事情很大意见，次日晌午，来家里小访。

“嫲，恩外孙回来了？”他问我阿婆。

我的导师和女朋友都是华中师范大学出来的，我的理想是能够到华师去教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与华师渊源很深，所以我本不想为难他。可一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他的那一刹那还是忍不住铁青着脸。

“你就是夏老师？”他望着我问道。

我忍着胸中巨大的愤怒，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要毁掉古迹。

果真是当村官的嘴巴厉害，与我说了近两个钟头。我自认为自己盛气凌人，可这个书记，还真有两把刷子，不管我怎么说，他自岿然不动。还一直说村子里要发展，必须修公路，而拆掉古迹是情非得已。

我拿当年北京旧城被拆时，梁思成冒死反对，绝不让拆，上书周总理的例子跟他讲，想让他自己惭愧一下。不讲还好，一讲我竟然处了下风。

“梁思成去见周总理，说了好几个小时，总理最后还不是叹息一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想想一个国家总理都救不了一座城，更何况是我们？”好小子，还有点儿文化。但他说的是真是假，我无从判断，一时之间竟哑口无言。

正在我尴尬的不知怎么接话时。一阵拖鞋声跟咳嗽声让我紧锁眉头。

“方主任来了。”他站起来跟横在院门口的那个人打招呼。

那人是村里的老主任。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见了就烦，他一屁股坐在我家院里，用大拇指翻动鼻洞，恶心得不行。他平时见到我就怕。曾经评低保户时，他暗箱操作，让应该被国家扶持的人饿死家中，而富得流油的却拿了补助。我写稿子发到了省报跟市委里，上面派人来查，情况属实，让他掉了饭碗。如今，他又想来看新官的笑话。

“我也说，这老古迹不应该拆，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你看看这个老东西，我猜得没错吧？竟然会帮着我说话，想看新官的丑。

可我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啊，虽然是痛恨拆掉了这些古迹，但是从政府的角度看，住在山里的老百姓生活条件恶劣，要改善；第二要发展地方经济，首先就得修路。

于是，我话锋一转偏向了村支书：“政府这样做，我也不能说完全错，但就地域本身来说，人文历史应予以保留，而且两者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村支书也是个聪明人，见势，连忙点头说是是是，又说：“桃花墩这些古迹，只可惜冇能撑到秋天。省里有文件讲，新农村建设还要注意保护‘老建筑’。”

我惋惜又无奈，深吐了一口气。

他也是。

说完，我还假模假样地鼓励他带桃花墩奔小康。他亦是把胸膛拍得震天响，说肯定的。而那个老东西嘞，眼巴巴地望着我俩，分不清头脑。我斜着眼儿看着这个老东西那张尴尬得跟猪腰子似的红脸膛，心里想笑又不好意思当面表现出来，虽然很可恶，毕竟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了。

“你们年轻人谈，我就先走了。”我起身假惺惺留他再喝口水，他挥挥手念叨着说不了不了。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呸！想看别人出丑，自己几斤几两不晓得。”见他走远了，我背后骂道。

书记喝茶时，低头抿着嘴笑了。

我假装没看见。

大概四五分钟吧，那个老东西又回来了。吓了他一跳。他以为这个老东西听到了我的骂声了。没想到是他的破帽子忘了拿来，折了回来。他再一次走出院门时，我回头看到这个年轻的书记，暗地里出了一口长气，我忍不住就笑了。

“你怕他？”我问。

“哎，别说了。他虽然不在台上了，可是认识的人多嘞，总倚老卖老阻止我们办公！”又说：“我听老会计讲，他下台是你搞下去的吧？”我听到这儿才知道，原来他是个顶单纯的人，并不懂得人心险恶，官场更险恶。

我没接这个话，只是长长地又叹了一口气！他看我这个样子对我说：“你真大胆。”我说：“这不是大胆，是胆大。作为公民，我有权利表达我自己的心声。”他忙说：“那是那是……”

聊着，不觉间，天色近晚。

我阿婆在菜园子外的西瓜田里种了西瓜，唤我去摘两个回来给书记吃。我们俩肩并肩走出门，一路上有说有笑，像失散多年的兄弟。西瓜田在村东头，出了门，左拐后，再一直往前走，就是了。

村里的老人挑两桶大粪去田里施肥，走在田畈上，我们刚好看到，他赶忙跑过去帮忙挑。

“哎呦，这个脏啊，要不得要不得……”老人很不好意思地推辞。

“没嘞事，没嘞事……我挑得了。”

我愕住了。

他哪里挑得了这个呢。我生长在农村，挑大粪尚且吃力，更何况是他这样秀气的人。

他是南昌人。跟我说话，一直说着普通话。可与桃花墩的村民们说话时，突然就不用流利的普通话了，一口方言说得胜过我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人，他说：“我花了好长时间学的，说得也不是很好。刚开始不适应，拗口得很。”

听得我心头一热，心里感慨是个好官。习总书记推行的政策没有错，底层人民需要这样的村官。

“桃花墩的春天要来了。”

“么话？”

“恩是个好书记，桃花墩盼来了恩，不是桃花墩的春天么？”

他笑得合不拢嘴，像极了一个粗野的村夫。他的笑声荡漾在桃花墩的田野上空，田里正弯腰除草的阿伯阿妈们听到笑声，都抬起了头，望着我们俩大喊：书记跟先生（他们称教书的称先生）来了呀！

农民冇得什么文化，他们评判一个官的好与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有没有给村子里带来新的、好的变化。而他做得还是可以的。刚上任不到半年，他就向上面申请拨款给桃花墩修了广场与公共厕所。

“桃花墩也有广场了呢。”他笑嘻嘻地对我说。

“我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我故意以这种语气调侃一下他。他把大粪送到了老人的地里，我到西瓜田摘了两个瓜给他，可他却执意不收，收有一个条件，“恩等会吃完饭，跟我到广场上看看撒。”

还是个有点意思的人。我点头答应。

吃完晚饭，跟着他到往广场方向走。路上听到广场上传来一阵一阵音乐声，去了才发现有跳广场舞的，总得有几十号人嘞。

“么样？”

我忍不住向他竖起大拇指。跳舞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一种打破束缚的方式，放开了唱，放开了跳，气氛好了，农村迷信的歪风邪气自然也就消减，这文明社会的氛围与风气自然也就席卷大地。

南朝《世说新语》里讲：“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我确实错怪了他。

夜里做梦梦到儿时的桃花墩：桃花墩还是那样老。老树几百年了，依旧枝繁叶茂，公婆两井虽老，但久旱不枯，太婆仍然坐在门前，用浓郁的方言，喊我的乳名，青石街耆旧而不破败。青石街的石板上，有桑葚从树上掉落，青石板被染成了紫色，我坐在那棵老树下打盹……

醒来，四里下看，窗外有月光，草木的影子，疏淡，看得清，又看不清，似我梦中的桃花墩，风都吹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