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蹡蹡行之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九一三之夜

李鑫

        第四篇：“九一三”之夜

                                 前言

       2020庚子鼠年新春，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所以要写上这么一笔，是因为在202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武汉封城，全国人民在家不出门过春节抗疫情，影响全世界的重大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们必将永载史册，而那些疫情爆发初期还歌舞升平、稳如泰山、胜似闲庭信步的官员也必将走向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49 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静坐在家的大年初二，开始回顾远离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九一三”之夜，因为也就是在这一天，成立22年的新中国改变了原有的运行轨道。

                       一、草原上的残骸

人物介绍：王中远：原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1971年，林彪出逃乘坐的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王中远曾作为工作小组成员被派往坠机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取证。

    

      1971年9月14日清晨，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电话却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这是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通知中方，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紧急约见中方大使。早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时，中蒙关系也随之恶化，直到1971年8月20日，双方才又互派大使，紧张了11年的中蒙关系才开始缓和，刚刚到任的驻蒙大使许文益还没有来得及赶往蒙古外交部拜会，却突然接到了这样的电话，这让工作人员们不禁有些意外，经过大家简单的分析，估计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事情，因为中蒙两国刚刚互派了大使，也刚刚到任，不会有更大的事件，那么，是什么事情让蒙方这么早又这么急要约见我方大使呢？

      几个小时后，从蒙古外交部赶回的许文益大使召集大使馆工作人员，讲述了他从蒙外交部带回来的消息：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半，一架中国飞机坠毁在蒙古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东北七十公里处，机上九名乘客全部死亡。蒙方要求中国大使馆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一同勘查坠机原因。使馆内的气氛开始由紧张变得沉重起来，大家又都隐约地感觉到这次飞机的失事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一般的飞机，更不可能是军事用的轰炸机、歼击机，因为如果是军用飞机不可能坐得下九个人。但如果是普通客机又不可能只坐九个人，所以大家分析应该是一个领导同志坐的飞机。

      而此时，驻蒙大使许文益也感觉到这架飞机非同一般，他一面派人向国内汇报失事情况，一面安排人员准备到坠机现场进行勘查。大使馆经过研究以后，决定派遣孙一先（时任驻蒙使馆二秘）、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往，大使馆在上午就电话通知蒙方中方的出发时间。蒙方立即同意，并约定在下午1时30分派飞机接我方人员到现场。作为驻外大使，许文益知道这类事件必须先向国内请示，大使没有权力自行处理。但此时，联系国内却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驻蒙使馆当时没有电台，所有与国内的联系都要通过蒙方邮局把电报发回去，线路又时好时坏，有时因为线路不畅通还必须等线路修好后才能发。然而蒙古邮局却通知大使馆，由于线路故障，短时间内电报无法发送，许文益立即决定启用使馆内已经封停两年的中蒙专线电话，而在电话另一端，中国外交部专线电话依然处于封停状态，最后大使馆又想办法通过国际长途通知外交部，外交部再把热线电话打开，这才联系上，这样一来前前后后就用去了好几个小时。

      9月14日12时50分，驻蒙使馆与我外交部取得了联系，许文益立刻向国内汇报了飞机坠毁的消息，并等待进一步指示。此时，在北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的周恩来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便被秘书叫醒，秘书知道，周恩来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一架飞机的消息。36个小时之前，林彪和林立果匆匆登上中国民航256号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着苏联方向飞去，1小时20分钟后，飞机越过国境线。周恩来知道，一旦林彪逃到苏联，必将激化中苏之间的矛盾，苏联可能会以此为由出兵中国。36个小时之后，突然接到中国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九名乘客遇难的报告，让敏感的周恩来感觉到这和山海关出逃的那架飞机是同一架，他立刻指示驻蒙大使迅速查清坠机现场情况，调查失事原因。

      1971年9月14日中午1时30分，我驻蒙大使馆已多次接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催促登机的电话，许文益大使指示以尚未做好准备为由尽量拖延时间，最后则直接告诉蒙方，我们在等待国内的指示。到了晚上，国内的指示过来了，要求大使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我驻蒙大使馆向蒙方提出，许文益大使要亲自去，所以从原来的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规格也提高了。在国内发来的指示中明确指示要详细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如有骨骸要想法带回，要对飞机残骸拍照取证，但对飞机的性质、遇难者的身份却只字未提。大家开始觉得这架飞机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因为从大使馆最初安排孙一先这位在蒙古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带着两位翻译前往，是完全可以把事情处理好的，但是国内要求大使亲自去，就说明这个事情国内的重视程度确实非同一般，说明这架失事的飞机和飞机上的人物更是非同一般。很快，蒙方同意了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同意许文益亲自带队到飞机失事现场，但蒙方此时却开始不断推迟他们出发的时间。我方使馆多次去电话联系，催促什么时候能起飞，蒙方多次说天气不好，起飞不了等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推再推，一直推到下午，直到我方一行四人来到了位于乌兰巴托的蒙方机场，见到了蒙方派出的处理小组的成员后，大家才明白，短短时间，蒙方便组织了近20人的勘查队伍。（而且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蒙方与苏方已将关键的物证取走，苏方将飞机的黑匣子取走，至今仍然秘密封存。）据我方分析，9月14日，我方说派三个人去，当时蒙方的重视程度不高，第二天我方说大使要亲自去，此时蒙方也意识到这架飞机不是一般的飞机，飞机上的人物也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蒙方组织了庞大的勘查队伍。

       9月15日3点46分，一架伊尔14飞机载着中蒙两国失事飞机事件勘查小组降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机场，稍作停留之后，人们换乘汽车赶往坠机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一片烧焦的长约八百米的倒梯形草场出现在山谷的中央，飞机残骸四处散落着，一片机翼的残骸上完整的五星红旗标志异常显眼，机翼上写着“中国民航”四个大字，“256号”几个字看的清清楚楚，中国国旗的标志也很完整。在一片飞机残骸旁边二、三十米的范围内，散落着九具烧焦的尸体，在检查尸体时，王中远有了意外的发现，他看到尸体身下还有没有烧干净的布，就赶紧扽出来，接着，王中远又发现了一个出入证，上面有“林立果”的名字，这些物证都做了登记，256号飞机、九具尸体、林立果的出入证，现场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架失事的飞机正是林彪出逃乘坐的飞机，然而现场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把眼前的这九具尸体与中国的副统帅林彪联系起来，因为当时工作很紧张，大家没有更多的考虑，中国这么大，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一个“林立果”的出入证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紧张的工作容不得人们有更多的想法，只有王中远心里动了一下，“林立果”“林彪”王中远当时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是王中远并没有把这个信息报告给许文益，现场人员就地紧张地勘查飞机坠毁的原因。蒙方专家也在现场就飞机坠毁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飞机是从北向南迫降的，就说明这个飞行员在迫降之前，对迫降着陆点是有选择的。因为从正常来讲，飞机是从南向北飞，但是现在的飞机是从北向南迫降，也就是说飞机一直在低空飞行寻找合适的位置，在距离失事现场七十公里处，就是温都尔汗机场，而现场的大火证明飞机上的燃油足以让飞机飞到机场后再降落。是什么原因使得飞机选择在这里迫降呢？这是现场人们的第一个疑团，据蒙方雷达监测，飞机进入蒙古境内后，就一直降低高度，据现场的蒙方飞行专家分析，在迫降前，飞机的高度在一百到一百五十米之间，在这个高度，是无法看到温都尔汗的灯光的。而看不到灯光的飞机选择在这个地点迫降，证明飞机驾驶员是非常富有驾驶经验的，因为这个地带周边是草地，中间是一个小盆地，飞机选择的位置是从北向南，而且从最低的地方往高处去迫降。但飞机是在着陆前就爆炸起火，还是在着陆后呢？大家开始对新的问题着手勘查，在失事现场的最北端，人们发现了一片被压倒的草地，并未被烧毁，旁边还有一道二十多米长的沟槽，蒙方的少校给中方介绍说，飞机迫降由于不能放起落架，所以必须是机肚擦地，但是飞机迫降不成功的地方在于失去了平衡，翅膀先着了地，翅膀着地急速摩擦产生了高温引发起火。现场人员还在不远处发现了完好的飞机起落架，但是飞机机翼上一个几十米的大洞又使逐渐清晰的真相模糊了起来——飞机是不是被导弹攻击而后坠毁呢？但是经过分析，飞机机翼上大洞的毛刺是不规则的而且并没有穿透机翼，而如果是导弹击中，毛刺则应该是规则冲一个方向的，机翼还应该被穿透，因此大家分析飞机不是被导弹击中坠毁的，但是这个大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一个谜团。

       如何解决遇难者的后事，成为人们工作的当务之急，按照中国习俗，尸体应被火化后将骨灰运回中国，但当地不具备火化条件，经过双方磋商，许文益大使同意了蒙方就地掩埋的建议，当时大家不知道这九位死者的身份，但是因为是中国的飞机，死者是中国同胞，所以王中远为九位同胞选择了一块合适的墓地，这块墓地离失事现场有一公里左右的距离，在一处高高的小山岗上，找了一块朝东的方向，经过大使的同意把这九个人埋葬在这里。在对待处理后事这个问题上，蒙方人员极为友好，还准备了九口薄木棺材，由蒙方士兵挖了一个十米多长的大坑，按照中方标好的顺序将九具棺椁装殓起来。许文益大使带头，每人铲了楸土洒在棺椁上以示哀悼，然后由蒙方士兵掩埋。这时王中远又找到飞机的锥样排气口，让蒙方士兵抬过来插在坟茔上以作标记。安葬仪式虽然简单但同样庄严肃穆，让参加仪式的人心情有些沉重，当时出于对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把这九人认同为“烈士”。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九位同胞的遗骸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一个月之后，由一位苏联专家带队，将掩埋的尸体挖出来，切下了5号和8号尸体的头颅，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带回了莫斯科，不久之后，尸体又再次被挖出，通过解剖，证实了被掩埋的5号尸体就是林彪，因为林彪曾在苏联治疗治病，尸体解剖后证实了林彪的身份，当然，这些都是以后发生的事。

      1971年9月17日，蒙古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中，气氛异常沉重和紧张，中蒙双方的谈判一直在紧张进行中，实际上在进行了第一天的勘查现场后，回到旅馆的中蒙双方便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为完成坠机现场的勘查报告争论不已，谈判主要围绕“军、民”飞机展开争论，蒙方坚持说失事的是一架军用飞机，因为机上人员携带有七把手枪和一挺微型冲锋枪，而我方坚持是民用飞机，因为机翼上的标记是“中国民航256号”字样，这样，中蒙双方的谈判就陷入了僵局。人们不知道，因为这些枪支，使驻蒙苏军再次紧张起来，开始向中苏边境调动军队，中苏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蒙方的谈判会议纪要里坚持说是中方的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中方坚决不同意，蒙方就单方面在协议中签字，最终许文益大使拒绝签字，匆匆赶回了乌兰巴托，立即向国内汇报了坠机现场的情况，并将几天几夜会谈的情况形成了文字材料。国内很快下达指示，要求使馆对该事严格保密，并派专人速回国内口头汇报。许文益便命令孙一先准备回国，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了回国的火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火车站接待他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随后，孙一先向周恩来总理做了当面汇报，孙一先并不知道，此时全国都处在一级战备紧张状态下，所有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着。早在1967年，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时，苏联军队便大量进驻蒙古，并时常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演习，苏军中甚至传出，只要莫斯科一声令下，苏军坦克将开进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势，出逃的林彪如果到达莫斯科，苏军极有可能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为了保证不出意外，在接到驻蒙使馆对飞机失事时间的汇报后，周恩来就下令对此事件严格保密。1971年9月20日，当孙一先将林彪飞机失事现场的情况汇报给周恩来之后，周总理立即断定，林彪座机坠毁的确是因为迫降失败所致，然而，机翼上的大洞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专家勘查确定，机翼上的大洞是因为机上油箱发生爆炸时形成的，真相已然明了，周恩来依然下令对林彪坠机事件严格保密。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与孙一先一同回国的还有一位同志，下车后孙一先让他回家了，当心思缜密的周总理问孙一先还有谁同他一起回国时，孙一先如实回答，周总理立即问，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吗？命令立刻把这位同志接到外交部招待所，不允许他与任何人接触。就这样，消息一直处于封锁状态。

     1971年9月30日，在驻蒙大使馆举办的国庆酒会上，蒙方国防部的一位外事处长主动找到王中远悄悄地问：林彪还在吗？大概他想从王中远这里得到一些证实，尽管王中远也在怀疑遇难者的真实身份，但作为一名外交人员，他必须保持沉默，于是王中远回答：一切照旧！直到半个月后，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告全国：“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及其秘密地调动三叉戟飞机并爬上三叉戟飞机向蒙苏边界飞去，在未见敌机阻击已于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以及林立果等全部烧死。”通告一出，举国震惊，王中远也同样感到惊讶不已，因为他虽然预感到这架失事的飞机是中国的一位领导乘坐的飞机，但是这个领导是什么样、什么级别的领导谁也想不到，更没想到会是林彪。通知并没有提到林彪为何出逃，人们依然觉得另有隐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林彪事件依然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关于林彪专机是被击落还是自行坠毁，也一直争论不休。2001年，王中远协助孙一先一起，将他们亲历过的事件集结成册，公开出版，如果能够通过这本书还原当时的真相澄清人们的传言，也就得知望外了。

      二、“九一三”之夜的周恩来

    人物介绍：纪东，男，1943年11月10日出生，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纪庄村人，1961年从西安市应征入伍，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1968年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周总理逝世。同年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担任信息处长。

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

1987年调武警总部司令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

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

2002年退伍，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

    1971年9月12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有关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到晚上九点多，会议依然在进行。就在这时，周恩来突然接到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在北戴河主要负责同志的报告，说林豆豆（立衡）从北戴河来电话（当时林彪、叶群都住在北戴河），说林彪那里有情况，叶群要调动飞机，林彪要出走，但是到哪里去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坐专机从北京来到山海关机场。得到消息的周恩来马上与负责山海关机场的李作鹏取得联系，让他密切关注并随时报告。

   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正在开的会就停下来了，让中央警卫团密切注意情况，有情况及时报告。这个时候会议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周恩来总理开始密切关注北戴河的事情，他首先查问的是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密切情况，周恩来问李作鹏（因为山海关机场归海军指挥管理），山海关机场是不是有一架飞机？李作鹏调查之后就把回电打到西花厅总理值班室，当时纪东已经下班还没离岗，就接到了这个重要电话，李作鹏就说，这架飞机还在山海关，你报告总理。纪东片刻不敢耽误，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按照工作程序，总理秘书有事情向总理汇报，一般都是先找到随身卫士，看看总理是不是在开会、见外宾等，不会直接向总理汇报。结果这次接电话的却是总理，这证明总理是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总理就问纪东：什么事？纪东回答：李作鹏同志让我向您报告，您查问的那架飞机还在山海关机场。总理说：哦，明白了！就把电话挂掉。纪东从电话中并没有察觉到总理的声音情绪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但意识到总理并没有在会场，而是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这让他明显感到情况有些反常。

   这时周总理就打电话问叶群，你是不是调了一架飞机去，叶群说，我们想动一动（就是离开北戴河，到其他地方活动活动）。总理就问：你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叶群说，天上动。总理就问，你天上动，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实际上总理已经掌握了林立果乘机到山海关的情况。就是叶群的这句回答“没有”，让总理感到了不同寻常。因为纪东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动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叶群并不承认调动了飞机，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但就在这个时候，感到总理已有察觉的林彪决定仓惶出逃。这时警卫部队看到林彪乘坐的车辆出逃，就开始驱车追赶，但是警卫部队的车是吉普车，林彪乘坐的是保险红旗车，所以距离逐渐拉大。在追赶的过程中，有次当快要追上的时候，一列火车穿插而过，阻挡住了警卫团的追赶车辆，又没追上。等飞机起飞时，吉普车才赶到了机场。警卫部队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在起飞的过程中间把两边的航道灯都撞坏掉了，事后证明，在这次强行起飞时，飞机受到了一些损伤，这也是导致飞机坠毁的原因之一。九届二中全会后，纪东曾看过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也知道林彪顶着不检讨，但怎么也没想到，林彪，这位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会叛逃到国外，这时候的他还有点弄不清状况。

林彪与叶群

     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先是往东南方向飞，后来又掉过头来向北飞，这些航线通过雷达都能检测的到。总理在不断地掌握报告，这时，总理就开始不断的布置了大会堂的一些工作：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派李德生到空军指挥所，派李先念、华国锋到总后、京西宾馆等处各方面了解情况。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总理还在通过雷达监视系统与林彪专机对话，希望飞机回到北京，明确表示，飞机在北京的任何一家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亲自迎接。遗憾的是飞机上的对话系统开着，却拒不回应。很快，256号三叉戟飞机就会飞出国界，就在此时，周总理也接到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请示，要不要打下来。总理就向主席报告。主席就说，他是党的副主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飞机临近中蒙边界时，李德生又请示说，要不要拦截？总理就把主席的原话传达给他，说不用拦截。13号凌晨1点45分，这架飞机从国界44号界桩飞往蒙古，这时，纪东在总理值班室守着电话，但没过多久，总理的另一位秘书钱嘉东找到了他，告诉了他一件更让他迷惑的事：有架直升机在北京怀柔沙峪迫降。原来这架飞机是由陈学文驾驶的直升机，林彪死党余新野等人都在这架飞机上，陈学文发现他们叛党叛国的企图后，一直在北京上空兜圈子，被余新野等人发现，在搏斗的过程中，陈学文被打死（后被追认为烈士），而且当时机上三人李维新、余新野三人相约自杀，但是李维新怕死，在其他两人自杀后，李维新被活捉。他们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撕掉，撕的粉碎撒到玉米地里，后来是把这些碎片一点点拼接起来的。然而，在截获这些罪证之前，林彪的大量罪状还是不得而知的，这时守在总理值班室的纪东还不甚明白，总理过问三叉戟飞机的动向与在北京怀柔沙峪迫降的飞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随后，纪东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中让纪东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事不宜迟，纪东立即带着电话记录奔向大会堂。此时的纪东仍在懵懂之中，而林彪所有的罪行都是在以后的调查中真相大白的。总理接到电话记录后，让纪东通知总参的有关部门和五位副总长，以政治局的名义在福建厅召开座谈会。1971年9月13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总理提出来，我现在第一考虑是打仗，第二考虑的是打仗，第三考虑的仍然是打仗。大家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3个机械化师、2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4个警卫师，共10个师的精锐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京北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是重点防御地区；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是主要作战方式。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区域。中南海内加强了警戒，增加了警卫兵力，修筑了掩体，架设了机枪和防空武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组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回忆说，当时的周总理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当时，我方得到情报，在中蒙边界44号界桩附近，蒙方的雷达和通讯系统联系的异常频繁。总理就让纪东又通知了总参的有关部门，包括空军的有关部门，一块儿到大会堂汇报。看了我方雷达与蒙方雷达的部署图，总理问的很详细，了解的很清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地方肯定是有情况。由于情况紧急，周总理马上让纪东通知空军通讯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有关汇报。参加这个汇报会时，纪东非常紧张，与会人员都不认识，而且，只有总理一人听汇报，留纪东一个人在里面招呼。于是，在警卫张树迎的提醒下，纪东打破常规，坐在总理身后，离总理最近的位子上以防不测，事后经过对林彪事件的深入调查了解，在参加汇报的人员里还真有一个与林彪“小舰队”有关系的人。

    1971年9月14日，在“九一三”事件中，73岁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也顾不上吃一顿饭。而纪东和几位工作人员也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林彪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在飞过了中蒙边界44号桩之后便音信皆无，终于，在部署了多项工作和紧密措施后，在秘书和警卫的劝说下，下午两点，总理总算同意休息一下。这时，纪东和总理警卫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四人就躺卧在总理门前的地毯上，把门口堵上，但谁也没睡着。两点多钟时，纪东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电话，说我国驻蒙古使馆有紧急报告送来，需要紧急送给总理。纪东说总理刚吃过安眠药睡下，要不要叫啊？纪东就对王海容说让她请示当时的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要不要叫醒总理。很快，姬鹏飞就答复，需要纪东赶快把总理叫起来。纪东一边请总理起身，一边迎接着王海容，并把文件封档转交给周总理，纪东说到现在他依然记得总理当时的表情，起初总理眉头紧皱，但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伸展开来，越看心情越轻松。看完了，总理把报告给纪东，一边说：好！好！摔死了！摔死了！纪东打开报告后看到：我国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在纪东看报告的时候，周总理对他说，我要去118号房间向毛主席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向大会堂的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走到一个长长的、纪东从没来过的走廊里，总理停下脚步对纪东说：小纪，你在这里等着我，等我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一块儿回去。纪东停下了脚步，看着总理走向走廊深处，又看看这条又高又长一个人都没有的走廊，这时候纪东才意识到总理的用意，不禁被总理的睿智深深折服:外交部送来的绝密文件只有周总理和纪东两人看过，在整个人民大会堂知道林彪飞机摔掉的也只有总理和纪东两人，在总理没有向主席报告信件内容之前，信件内容是不能泄露的。总理把纪东留在走廊里，谁也见不到纪东，就起到了保密和隔离的作用，也避免引起一些其他情况。1971年9月14日晚7时左右，总理回到西花厅，首先见了邓颖超，接着就开始处理林彪外逃后的有关问题，等到总理终于躺倒床上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纪东说西花厅的灯依然亮着。

总理与林彪年轻时代的合影

                           

   三、“九一三”前后的毛泽东

   人物介绍：吴连登：毛泽东主席的生活管理员，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年，人称“毛主席管家”。1942年生于江苏盐城，种过田，务过工，解放后才有机会读书。1958年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1959年被江苏省选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餐厅做服务员。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挑中，去中南海做服务员，负责在公务活动场所为首长们端茶倒水。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帮帮忙”，前几年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管理毛泽东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采购、为毛泽东制定食谱等工作。

    1971年8月15日下午1点，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缓缓驶出北京站南下武汉，按照惯例，每次出行都由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汪东兴、张耀祠提前通知各有关人员，主席吃了几次安眠药、需要在哪里停靠，休息多久，什么时候开车等等，而主席休息的时候，专列是不能行驶的。8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随后又驶向湖南、江西，但每一次停站，毛泽东都不离开列车，只是通知各省的负责人到火车上谈话。9月3日凌晨，火车抵达杭州，很快浙江省负责人走进了专列。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就在杭州住了下来。随行人员以为主席会在杭州多住些日子，但8天以后，随行人员却突然接到通知，要立即离开杭州，这让吴连登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主席的随身物品要整理，所有的消费要列单清账，吴连登急出了一身汗，紧张的准备之后，专列向上海疾驰而去，此时，吴连登才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平常的出行。主席上车后，对汪东兴讲，这一次行车到什么地方停靠我会提前告诉你们，没有我的话，列车不要停。1971年9月10日晚，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上海虹桥机场附近，但毛泽东依然没有按照原计划在上海长住，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专列已不再用专车车头，而是挂在了上海到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上离开了上海，列车一直开到北京连主席睡觉时也没停。列车到北京后在丰台车站停了下来，并立即请朱德、周恩来、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上车谈话，3个小时之后，专列才悄然驶进北京站。吴连登等人随主席回到中南海后还没来得及休息，周总理就来到了这里，对大家说，抓紧时间准备主席的用品，有一件要事要报告主席，林彪要出逃。尽管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吴连登对于这个消息还是感到异常诧异和震惊，但此时他已经顾不上多问什么了，就赶快准备主席的生活用品。此时懵懂之中的吴连登问张耀祠，我们到底准备几天的东西？张耀祠立刻就急眼了，说：你这个吴连登呀，现在你准备的越多越好。吴连登连忙准备主席的随身物资，从油米酱醋茶菜到生活必需品准备了许多。准备好必要物品之后，一个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既然中南海都已经不安全了，那么该把主席安顿在哪里呢？经过总理与主席的紧急商议，最后主席说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吧！但接下来该做什么，吴连登不知所措，此时，吴连登依然无法把刚刚结束的那次出行与眼前的突发事件结合起来。吴连登回忆说，他们也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有人要采取暗杀行动的。那么，主席究竟是怎么得知消息粉碎了林彪的暗杀计划的呢？

1971年9月13日凌晨将是不平静的一夜。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出人意料的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之后，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毛泽东感到林彪及其一伙人并没有改辕易辙，并采取各种手段封锁对他们的批评和庐山会议的真相。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手段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整顿。（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上海制定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给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打招呼，防止地方上一些人继续跟着林彪走，使党发生分裂。决定亲自到南方巡视，给各地负责人讲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心中有数。

     1971年8月15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地区巡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1971年8月16日到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在武汉，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开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

      1971年8月28日到达湖南省长沙市。在长沙，毛泽东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

       1971年8月31日到达江西省南昌市。在南昌，毛泽东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其间，毛泽东获悉林立果“联合舰队”的死党成员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

     毛泽东此次南巡，同各地领导谈话内容一方面，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交送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以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泽东沿途找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初衷是“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外传，但是，毛泽东此次南巡还是引起林彪集团的注意。林彪集团布置各种渠道打听毛泽东南巡活动情况及讲话内容：

      1971年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了刘兴元、丁盛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后，连夜告诉于新野、周宇驰。周宇驰在1971年9月6日乘飞机赶到北戴河，将整理的记录交给林彪和叶群。

     1971年9月6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不顾毛泽东的叮嘱，把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害行动。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到达浙江省杭州市。到杭州后，毛泽东感到情况有些异常。一是对他的警卫工作，按惯例是地方管的，而这次却由驻防杭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直接指挥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二是空五军加派了部分服务人员到毛泽东专列。

      1971年9月7日，毛泽东专列个别服务人员，将陈励耘布置的监视任务报告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立即警觉起来。

       1971年9月8日，武装政变前夕，林彪亲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而林彪见到周宇驰本人时，不但说了“你是开国功臣”之类封官许愿的话，甚至趴在周宇驰的肩膀上，老泪纵横地说：“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交给你了！”一时间周宇驰感激涕零。由此可见林彪对周宇驰的重视。

      1971年9月8日晚，毛泽东得知杭州当地驻防的空军在改装伊尔-10飞机，飞机上装有炸弹和机枪。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暗示“请速离开”。毛泽东感到情况极为严重，于是找汪东兴商议专列立即转移。当时因不了解林彪集团具体阴谋活动计划，汪东兴问毛泽东，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东兴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泽东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于是决定把专列开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上，静观动向。就在9月8日晚毛泽东让专列从杭州开到绍兴支线时，于新野赶到杭州，与陈励耘商议如何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泽东的事。

      据陈励耘1980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的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鲁珉。鲁珉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1971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专列停靠在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专列在绍兴停留了36个小时。当天上午，于新野把与陈励耘商议的意见带回北京，向林立果汇报。当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没有发现非常危急的信号，毛泽东通知汪东兴，专列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

      1971年9月9日中午，毛泽东通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军长白崇善等人见面，谈了半个小时。这次谈话，毛泽东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这期间，毛泽东专列做开车准备工作。为了安全，还把专列排列次序作了调整。

     同样在1971年9月9日这一天，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泽东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泽东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泽东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1971年9月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泽东。于新野飞回北京，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

      1971年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叶群在1971年9月10日给吴法宪电话中问：毛泽东的情况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

      1971年9月10日13点40分，毛泽东专列由绍兴出发，14点50分钟到达杭州。此时，毛泽东突然决定下午离开杭州。离开杭州去上海时，没有通知当地领导干部送行。陈励耘虽然到了车站，见毛泽东表情严肃，由于他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泽东，所以也没有握手告别。

     

571工程手迹

        1971年9月10日15点35分，毛泽东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18点10分到了上海。毛泽东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就在这一天，林彪通过叶群，多次与黄永胜等人通电话商议，林立果也和“联合舰队”成员商议如何在上海“解决问题”。毛泽东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由于毛泽东专列赶在林彪一伙准备工作之前到达，“联合舰队”的南线指挥江腾蛟还没有赶到上海。专列刚停，汪东兴就下车观察地形，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把这次随毛泽东外出的中央警卫团部队100人部署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警戒，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以防不测。离列车150米的虹桥机场油库，因为对列车安全有严重威胁，汪东兴派了警卫严格把守。10日晚上，毛泽东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

      毛泽东原来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计划在9月底才回北京。所以林彪一伙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策划在上海、苏州之间的硕放铁路桥等地布置谋害活动的。但毛泽东提前发现各地异常情况以及相关人员报告，果断采取行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时间部署，所以，林彪集团无法实施其阴谋计划。

       1971年9月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坐车直达毛泽东专列。毛泽东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泽东召见。汪东兴送完客后返回专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毛泽东在上海停留了14个半小时，前卫车11日中午12点半发车，毛泽东专列13点12分离开上海，直发北京。

       当毛泽东专列开动时，上海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午饭。吃完午饭，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毛泽东专列。王维国则立即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毛泽东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跟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汪东兴：“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汪东兴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汪东兴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毛泽东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1971年9月11日21点45分，停车5分钟。1971年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在济南站停车50分钟，在济南停车期间，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在丰台开会。本来毛泽东打算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经汪东兴打电话询问得知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北行开回北京。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1971年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北京丰台站，毛泽东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谈话结束后，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内的动乱。

1971年9月12日15点36分，毛泽东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泽东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从1971年9月11日13点12分发车离开上海到1971年9月12日16点5分专列顺利抵达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泽东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25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专列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至此，林彪集团企图乘毛泽东离京南巡之际密谋杀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篡党夺权的阴谋完全破产。

     *此下一段话出自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学者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林立果的亲信心里有一些愚蠢而不切实际的计划。一个是让毛泽东在交通事故中被杀。(1971年的北京有足够的交通量上演一场有说服力的事故吗?)无论是因为什么，林彪一伙人的离奇计划几乎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林彪倒台以后，中国政府指控说，他们还有其他一些企图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据说曾把毒药放入毛泽东的食物中。毛泽东1971年秋天在上海逗留时，所住的公寓遭到空军战斗机的“扫射”、当毛泽东结束南方视察向北进发，准备在北京做最后的推牌时，一包炸药放进了他乘坐的火车里。(阴谋分子惊慌失措了，毛泽东的随员得知了炸药的事，毛泽东下了火车，乘汽车继续向北京行进，)在林彪死亡前的几小时之内，一个军官“出现在中南海”，做破釜沉舟的努力，要把毛泽东当场击毙。(他因为内疚而畏缩了，枪从他手上掉下来;他跪在地上，乞求饶恕他的罪大恶极。)这些令人震惊的指控不可能核实，可能是夸大了林立果和那些专横的年轻人多少已开始实施的行动。林彪自己不大可能试图亲手杀死毛泽东。无论如何，毛泽东个人处境极不安全，他觉得他必须搬出中南海的住处。*

      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52（代指毛泽东）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1971年9月11日，毛泽东的专列紧急离开上海，一路未停提前回到北京，随后又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几个小时前刚刚结束的这次神秘出行，毛泽东险些遇难。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第五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结果依然遭到毛泽东反对，毛泽东说，我不做国家主席，并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做。会后，毛泽东希望林彪能够对此有所表态，但林彪却始终称病不出。1971年8月，毛泽东南下巡视，他告诉湖南湖北各省的负责人，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以此敲山震虎，警告林彪。然而，1971年9月8日，还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接到报告，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妨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沿途车站还有人不允许任何人下车，久经风霜而又察觉到异样的毛泽东立即决定改变行程，而正是由于一行人提前结束了巡视，才使林彪之子林立果的暗杀计划最终落空。当毛泽东悄然回到北京的时候，远在山海关的林彪却早已心神不宁。为了防止手握兵权的林彪再生事端，并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一行人住进了人民大会堂。此时，周恩来则在人民大会堂和西花厅之间频繁奔波。对跑了的人采取什么措施，对没跑的人怎么处理，没找到的人们怎么办，都需要总理考虑。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的256号专机最终还是从山海关强行起飞。此时，无论是他南下广州另立政府，还是逃往苏联政治避难，都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38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收到中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我国的一架军用飞机于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机号256。这正是林彪的专机，一向重视仪表的周恩来此时甚至穿着睡衣和拖鞋来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主席听后说：拿酒来！工作人员拿来茅台酒，毛泽东破例要喝酒，这不禁让工作人员感到一阵欣喜。然而，此时的毛泽东不是能用欣喜来描述的，应该说是五味杂陈，对毛泽东主席无比熟悉的吴连登来看，“九一三”之后，毛主席突然就变老了，这件事对老人家的打击是非常大的。1972年1月，毛泽东的另一位战友陈毅去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毛泽东穿着睡衣外罩了一件大衣来到了陈毅追悼会现场，人们惊奇的发现，仅仅过了四个月，毛泽东明显的衰老了，细心的人可以看到他已经很久没有刮胡须。握着陈毅妻子张茜的手，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如果林彪得手，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会被搞掉啊！战友的去世不禁又让毛泽东想起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毛泽东虽然表面言语不多，但内心极为复杂，就在参加完陈毅追悼会的第二天，毛泽东病倒了。由于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时候穿的较为单薄，而八宝山殡仪馆内的暖气效果又不好，已79岁的毛泽东回来后就得了重感冒，以及一些老年并发症，林彪叛逃和这次得病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对毛主席的影响都非常大。但此时的毛泽东却不愿接受医生的治疗，他坚信自己的抵抗力。但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吴连登为主席准备好了早饭，提醒主席吃饭，主席说等一会儿再吃吧，然而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主席突然休克了。这让吴连登有些措手不及，他立即喊来了毛泽东的医护人员，他用双手抱着主席的身躯，主席的保健医生胡旭东闻声赶来后立即对主席进行人工呼吸，护士长吴旭君等人一边抢救，一边大声呼叫“主席、主席”。就在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抢救毛泽东的时候，周恩来闻讯也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游泳池主席住处，由于事出紧急，周总理也不知道主席现在究竟是个什么状况，由于过于紧张和担心，总理竟然一时下不了车了，总理身边的卫士和主席的警卫见状，两人赶紧一起将总理搀下车来。慢慢搀着总理来到主席床边，总理不断地大声呼喊：“主席呀主席”，脸上已是满脸泪痕。由于抢救及时，主席缓缓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他看到身边惊魂未定的人们时，刚刚脱离危险的主席用自己的幽默为大家宽心：我刚才睡了一觉，去马克思那里去报到，马克思说你还不到时候，你们国家现在缺钢缺粮，等你们把这些搞上去以后，你再过来！”主席的幽默驱散了在场的周恩来等人的紧张，却不能消除他们的担心，在他休克的第二天，周恩来亲自安排筹备一个医疗小组，从中医到西医，从内科到外科，专门负责照顾主席的健康，但主席却不肯听从医生的所有安排，他一直坚持“有病七分靠自己，三分靠医生”的观点，坚信自己能扛过去，吃药打针之前，医生要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他才肯接受治疗。此时，74岁总理万分焦急，他除了亲自参加医疗小组的会议，还经常过问主席的饮食。吴连登说，有天子夜时分，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总理来了，找到吴连登后，询问主席今天一天的饮食情况，并把主席的菜单看了一遍，然后对吴连登说，你让大师傅把这几个菜做一做，让我尝一尝。然后，总理就一直站在厨房里，等大师傅把菜做好以后，拿着勺子一样样的尝。在舀菜的时候，总理拿着勺子的手一直在抖，调羹和碗壁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说明总理这时候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吴连登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不仅仅是出于50年的战友情，也出于对整个国家的关心。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在中苏两国已兵戎相见的第四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将直接影响中美两国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然而始终不愿意配合医生治疗的毛泽东病情已经开始恶化，不久主席开始全身浮肿，脚也肿的无法再穿上原来的鞋子。为此，吴连登四处打听，终于在北京大兴县找到一个手工鞋制作手艺高超的老太太，说了鞋的尺寸，老太太一听，说从没见过、做过这么大的鞋子，最后还是按照吴连登说的尺寸做了双鞋子。

      1972年2月21日，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从机舱里走下来的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夫人。尼克松的到来对中国而言，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尽快见到尼克松，虚弱的毛泽东穿上了吴连登千方百计定做好的鞋子，在菊香书屋，79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美国总统毛泽东，当尼克松走近毛泽东伸出手与他握手时，毛泽东艰难地推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而在与书屋一墙之隔的游泳池外，一支由15人组成的医疗小组已经做好了随时抢救毛泽东的准备。总理指挥汪东兴和医护人员，把氧气、药品都准备好，另外不能让主席与尼克松会谈时间太长，最长不能超过20分钟，属于礼节性的会见，但是，这天毛泽东竟然与尼克松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原定的礼节性会见最终成了深谈。就在这次会谈的7天后，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身体依然没有好转，有时候他甚至必须一边插着氧气一边工作，而接班人的问题和中国的国际关系都让他感到牵心。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统之后，就不再会见外宾，也很少外出了。

         吴连登永远记得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那天，吴连登为毛主席准备长寿面的事情，中南海有位在天津起士林工作过的面点老田师傅，手艺非常精湛，这天一早，田师傅为主席做长寿面，但当他把做好的面条放进锅里煮的时候，从未有过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断了，全是一节一节的。做了多年面点从未出现过这样情况的田师傅当时眼泪就掉了下来，田师傅说：不得了了，我犯罪了。今天主席过生日，这个面条怎么全断了？老田说，我做了一辈子面条，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最终，工作人员们用挂面为主席做了一碗长寿面。第二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也成为毛泽东的最后一碗长寿面。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周总理拿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