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生活之廿四：坎坷的高考经历

剑客

作者简介：

        剑客，生于困难年代，长在动乱时期，吃过糠，下过乡。“恢复高考”后，成为“新三届”中的一员；毕业后，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做综合调研工作、搞职业技能教育、干统战教育培训，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党委书记、院长等职。2018年退休，业余作家、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

•         先后出版诗歌散文集《情丝文韵》、杂文集《谈天说地》、诗集《低吟浅唱》、散文集《品读哈尔滨》《岁月无痕》、长篇报告文学《巴兰颂歌》《工作队在依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调研·思考·实践》《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萃》等。

      我的插队生活之廿四：坎坷的高考经历

       当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确实想干一番事业。在青年点，我曾连续3年在战友们回城“猫冬”时，留下值班看青年点。在秋收时，小腿曾被镰刀割破流血不止，我抓起一把黄土按在伤口上止血，继续参加秋收而毫无怨言……那时候，我是多么地想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给农村，在农村有所作为啊。

       下乡的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因人而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苦、枯燥、寂寞和毫无希望的生活，磨灭了我接受再教育的激情、褪化了我扎根农村的斗志、动摇了我铁心务农的决心。看到有人利用独生子女下乡，父母身边无人照顾的政策返城了；有人费尽心机搞病退回城了；也有人入伍了……使我对上山下乡产生了怀疑，对回城的渴望越来越迫切，恰好这时“高考”恢复了，我看到了希望，于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高考”这条依靠自身努力的最为艰难的返程之路。

       1977年7月初，一年一度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决定还是延续以往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模式。此时邓小平获得平反、复出工作，8月初，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与会者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座谈会之后，邓小平严厉批评教育部“胆子小”，告诫教育部的时任领导“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在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9月，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恢复由于“文革”的冲击而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我插队的地方很闭塞，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我在同年秋收后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的，此时距12月11日的高考时间已不足两个月。当时，中学的好朋友赵刚、隽雪艳已经复习多时了。回到青年点，姚永芬已经开始复习，我和刘可茂也在一起看书。但时间紧、底子差，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春节回家，得知好友赵刚考入了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专业、隽雪艳考入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这一消息对我影响非常之大。遂决定复习功课，再次参加1978年的高考。

       插队期间，每年秋收后我都留下值班。利用这些时间，我阅读了许多当时被称之为“毒草”的《红岩》《家·春·秋》《雾·雨·电》《围城》《暴风骤雨》《林海雪原》和被批为“四旧”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文学名著，还阅读了当时仅有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高玉宝》《海燕》等风靡一时的文学作品，这些为我以后考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字工作奠定了基础。

       复习是艰辛的，我曾在一首诗中发出感慨：

       清早捧读迎朝霞，

       独伴烛光度子时。

       我中、小学的10年学习生活恰逢“文革”10年，这期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教师不认真教，学生不认真学，学到的一点书本知识特别是数理化知识，经过几年的插队生活，也基本都埋在黑土地里烂掉了。端起丢弃了多年的课本，陌生、绝望，感觉无从下手。春耕前回青年点，我边出工、边复习，晚间经常停电，我到大队向开拖拉机的老乡要了一罐头瓶柴油，从棉被里掏出一缕棉絮捻成棉绳放在柴油里，晚上点燃了看书复习，每天熏得满脸特别是两个鼻孔黢黑，真是辛苦至极。有一天早晨，我从宿舍出来洗漱，几名早起的战友看见我就哈哈大笑。我莫名其妙，回到宿舍对着镜子一看，我满脸黢黑，只有牙齿是白色的，那模样如同黑脸包公，也不由得苦笑了出来。

       乡下与城里相比，复习的条件简直是天壤之别。当时，城里为参加高考的同学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高考补习班，而我在农村对此却毫无所知。复习资料短缺是复习的最大障碍，数理化知识欠缺是一时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决定报考文科，以避开理科知识的匮乏。但历史、地理的复习资料也只有一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地图册》，其内容十分有限。

       高考前，一点把握也没有。记得乘火车到阿城县城参加高考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老二，不要报考大学，咱们家出不了大学生，还是报技校好，把握性大，上学时间还短，出来就能挣钱养家糊口了。”

        我不同意，父亲把我大骂一通。

       第二天早晨，我离家时，母亲背着父亲偷偷递给我一个布包和5元钱，布包里面是二斤槽子糕，这是我高考两天的“口粮”；5元钱是我高考来回的“盘缠”和住宿费。

       乘火车到了阿城县，住在5角钱一晚的“大车店”，由于臭虫、跳蚤的捣乱，我几乎一夜未眠，天放亮时才入睡。猛然惊醒已经距考试时间不足半小时了，而且我住在城西，考场又在城东。我急急忙忙赶往考场，不小心被马车撞倒，爬起来继续奔跑。待我以迟到10分钟的代价坐在考场准备答卷时，才觉得右腿很痛，低头一看，右腿膝盖处被刮破，裤子和小腿上沾满了鲜血。考试中，除了语文、政治答得还满意，数学、史地（历史、地理是一张考卷）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是意料之中的事，只是辜负了母亲的厚爱和期望，使我很不安。

       最后一科考试还没有结束，外面就下起了大雨。考试结束后，

       在从考场到阿城火车站的路上，我被瓢泼大雨淋成“落汤鸡”。在火车上，淋湿的衣服还没有干，下车后从香坊火车站到家的路上又一次成为“落汤鸡”。

       当我惴惴不安地回到家时，父亲正在吃饭，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父亲不由分说，又把我骂了一顿。

       高考失利，我十分沮丧，加上父亲的不理解，当晚，我感冒了，高烧四十度，被母亲送进香坊区人民医院。别人家的孩子参加“高考”，父母好吃好喝地供着哄着，我参加“高考”，父亲极力阻止，还骂得我“狗血喷头”，我暗暗发誓，明年再考一次，考不上就离开这个世界，“不成功，便成仁”。

       病还没有痊愈，我就从医院回到青年点。母亲发现我离开了医院，猜想我一定回青年点了，就往生产队长家打电话询问。我接电话时，母亲也没有埋怨我，只是让我注意身体。此时，姚永芬考上了呼兰师范学校，金连滨、曹国岐、曹永福先后入伍参军，何如宇到公社文艺宣传队当了二胡演奏员。20个战友，剩下15人，还有李荣芝等人滞留哈市不回。一时间，青年点显得十分冷清、萧条。

       1978年的秋收后，我第一次没有留下看青年点，而是选择了回家复习备考。我先后到大妹妹就读的16中学旁听，还参加了高考补习班。在补习班认识了以后成为大学同学的刘恒等人。此时，我每天早晨5时收听日本NHK广播电台的“学日语”节目，通过书信往来，我还收到NHK广播电台寄来的一本教材。

       母亲为了支持我高考，还为我订阅了《黑龙江青年报》和《作品》杂志，我从《作品》中读到一些在文学史上被称之为“伤痕文学”作品，这些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其中一篇是孔捷生写的《在小河那边》，故事梗概是，“文革”初期，两个年幼无知的兄妹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分别下放到不同地区。十几年过后兄妹俩长大成人，分别在一条小河的两岸生活，久未谋面亦不知是亲兄妹的俩人日久生情，成为恋人并发生关系，后来哥哥得知自己的恋人是亲生妹妹后，痛不欲生，投河自尽。

       复习期间，我想准备几篇作文，以备考试之需，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我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蹉跎辗转已数天，

       两千蝇头跃纸面。

       短篇一则何谓苦，

       亲手实践方知难。

       创作如同征程日，

       字字句句皆爬山。

       今朝应读万卷书，

       写作尝试待来年。

       1979年7月6日，我抱着“事不过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再一次参加高考。这次考试比较顺利，当时感觉按照1977年、1978年的录取分数线，我应该能够被录取。回家后，别人问起，我都信心满满地说：“还可以。”“差不多。”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还是不托底。

       等待录取消息的那段日子，我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一天傍晚，青年点的战友给我来电话说发榜了，就贴在永源中学校舎外面的墙壁上。第二天，母亲替我从于和生叔叔家借了一台自行车，我急忙骑车赶往永源中学。在贴满一面墙的《榜单》上我发现了“周振华”三个字，我又一遍一遍地核对考号，确定准确无误后，不知不觉中已经泪流满面，这是喜悦的泪、也是悲喜交加的泪。

       在期盼中，“录取通知书”终于发下来了，我以高出本科录取分数线54分的成绩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这次考试，我的数学只得了区区8分。就是这区区8分，比1982年参加高考、后来成为中国大陆数一数二富豪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的数学成绩还高7分呢，因为马云高考时数学只得了可怜的1分。好在我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的分数还比较高。

       考上大学，中学同学和青年点的战友都替我高兴，中学同学还凑钱给我买了一件绒衣，这是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件绒衣。好友赵刚赠给我一首“七律”，其中的“十千战士昂扬去，百万军中挂印来。”两句诗激励我努力学习、成长成才。

       其实，父亲很早就懂得“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道理。早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就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供三叔云祥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由于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口粮少，三叔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辍学偷偷回到吉林榆树的爷爷家，后来被学校除名。这件事，成为父亲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当时父亲不但白白为三叔交了学费，还被同事们嘲笑、奚落。所以，我一报考大学，父亲就极力阻止，而劝我读技校。父亲是怕我万一考不上，他再次成为同事们的谈资和笑柄。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大学，父亲的同事到家里来时都纷纷祝贺我金榜题名，父亲的脸上也露出鲜有的笑容。

       离开曾经战斗、生活了4年多的青年点，离开熟悉的乡亲和战友、离开贡献了4年青春热血的黑土地，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一时间思绪翻涌、泪眼婆娑。

       这一年，席卷全国、几乎波及城市每一个家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大批知青开始返城。这虽然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却没有成为广大知青“苦难”命运的终点……

我离开青年点到黑龙江大学上学不久，青年点的其他战友也按政策返城，当年送我们到长胜一队插队落户的那台“大红头”黄河大卡车，又把战友们接回哈尔滨。战友们回城后，被安排到父亲的工作单位——香坊房管处当了工人，有的还是“大集体”编制。此时，战友们大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但微薄的收入，很难满足成家立业的需要，致使多数人年龄很大了才结婚。

如何评价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个几代人也说不完的话题。知青本身有评价、有看法；中外学者也有大量著述。改革开放之初，对这场运动多是否定的，最典型的观点认为是“蹉跎岁月”“荒废的年代”“耽误了一代人”。就连中央领导也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一是知青不满意，二是家长不满意，三是农民也不满意。

大学同学，曾任萝北县县长的刘德诚君在离开萝北县到鹤岗市任市委常委、秘书长之前，组织编写了《黑龙江省萝北县历史文化丛书》，其中《广阔天地》卷中，对萝北这个中国最早接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县份中多达22596名知青、长达17年的“冰雪纷飞时的激情，冰雪覆盖下的暖情、冰雪融化后的真情”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知青文化精神对萝北地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书中写道：

四十年前的萝北，边缘、荒凉、欠发达。知青来了，带来了大城市的思想观念，它改变了萝北！

四十年前的萝北，蛮荒、落后、少文明。知青来了，带来了大城市的多元文化和生活习惯，它打造了萝北！

四十年前的萝北，富饶、美丽、待开发。知青来了，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它发展了萝北！

知青走了，他们留下了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无论背负怎样的不幸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精神，一种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烂的胡杨精神!世代胡杨！

知青走了，他们洒下了一种情怀，这是一种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一种与第二故乡人民共同承受苦难的高尚情怀！时代情怀！

知青走了，他们播下了一簇种子，这是一簇文明的种子、富裕的种子、幸福的种子！世代传承！

可以说，这是我看到的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暖心的描述，是对知青文化精神最为振奋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