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万万没想到，我竟然成了某省某市某镇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子的新闻人物。这全是因为春节前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所致。而我恰恰就在那里被卷入了防疫战中，成为见证这段非常时期的一朵小小浪花。
我是2020年元月20日一大早从湖北荆州开车去广东的。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去惠州看望我的老父亲，今年也不例外。同车的有我的小儿和姐夫。路上很顺利，我和姐夫轮换着开，晚上七时许就到了父亲家。当时，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消息已逐渐升温，备受全国关注，疫情形势危急。次日晚传出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奔赴武汉的消息。记得他有一个“不要来、不要走”的说法。随后武汉宣布封城，接着，包括我家乡荆州在内的多个地市也纷纷宣布封城。
元月23日，广东疾控发出了一封对从湖北返（抵）粤的朋友的公开信，给予包括我在内的身在广东的湖北人的高度关注。其中有句 “湖北的肺炎疫情牵动所有广东人民的心”的话，我觉得很感动。信中要求湖北来的朋友保留自己来广东的机票、高铁票或车票；记录来广东后每日的活动和接触人员的范围，并尽量避免前往或参加密闭或通风条件不好的室内聚会和集体活动；自觉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近距离与人面对面的交流等。并告知如果本人及家人出现乏力、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请戴上口罩马上到就近的定点医院就医。信里还附上了医院的名单。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水平还是蛮高的。后来，广东交警通过查车找到了我，给我及家人作了登记，拍了照，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在现场时大家都戴着口罩，还保持了相对安全的距离。我琢磨了一下，这是必要的。飞沫横溅，谁都保不住不被传染。于是我打算做一个遵章守纪的输入性病毒监控对象，谁让我是从疫区来的湖北人呢？
原本计划到广州、北海游玩的，由于疫情蔓延只得取消，只能在家里呆着。姐姐谨慎心细，总是叮嘱我们每个人都戴好口罩。小区管理也做得不错，大门只留下两个进出，电梯按钮每两小时消毒一次。大年初一后，气氛越来越紧张，各种对湖北不太友好的小道消息不绝于耳。比如酒店不让湖北人入住，景点不接待湖北游客，湖北的车子不让通过，等等，仿佛抗疫变成了恐鄂，湖北成为“瘟神”的代名词。我和姐姐姐夫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回荆州，再大的事，也不能躲，不能给他乡人民添麻烦，何况值此非常时期？于是，我们在元月28日即大年初四启程，开车返回湖北荆州。
车还没开出广东地段时，姐姐收到她在贵阳一中学任教的校领导发来的信息，希望她最好到学校来，以备开学事宜。于是我们临时决定先到某地去呆一天再作打算。姐姐儿子就在他大学同学的老家里，也就是本文开头说的那个乡村。
下午四时多，外甥和他同学小范的车子已等在了下高速的路口。但当地的警察和防疫人员早已守在了那里，壁垒森严，我的鄂牌车让他们虎视眈眈。警察叫我车头朝里靠边停车，要我不要紧张，下车接受检查。我照做了。车子里的姐姐、姐夫、儿子下车一个一个做了登记，检测了体温，都正常。我告知他们，我们是荆州的，离武汉还很远，没有接触过武汉人，是从广东过来的，并把在广东消费的票据给他们看，表示没问题。当时真的很担心，警察同志较起真来，我们会不会被隔离了？此时小范也过来帮腔作保。周旋了半天，终于放了行。
村子离高速收费站不远，七弯八拐十几分钟就到了。到了小范的家，他母亲陈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忙着去做菜。不知是我的信息已被传到了村里，还是我鄂牌车子很惹眼早被人盯上，不一会，村里干部就来了，拿着记录本和测体温的仪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逐一登记姓名、身份证、电话、车辆信息等，又检测体温，又拍照存档。我们还是照例把有关情况如实作了交代，陈姐也在一旁打圆场，才让刚来时如临大敌的几位村干部如释重负地走了。我们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没想到的是，饭菜还没做好，村支书带着几名村干部又来了。村支书有一个少见的姓氏，个不高，四十岁的年纪，口罩上的双眼给人精明强干的感觉。他先是询问了一番情况，再是叮嘱我们不要出院子，不要与人接触，并希望我们早点离开，最后表示，不是我们不欢迎你们，不是我们不好客，都是因为这个疫情形势太严峻，不得不严防死守。我们点头表示理解。
更没想到的是，我们刚吃完饭，派出所两名年轻的警察同志也来了。就像村干部做的一样，登记、测体温，拍照，严肃认真，略微带着一丝紧张，以致让我签名时还提醒不要靠得太近。我深深地理解他们，并有些自责，感觉我们此行真是给他乡人民添麻烦了，害得守土有责的他们辛苦跑了几趟，在这本应祥和安宁的春节日子里。
一夜无梦，没有睡踏实。第二天一早，我们定下计划，姐姐他们坐动车去贵阳，我则开车回荆州。趁着阳光明媚，小范带我们去他家的田里看了看，走了一圈，除了收割后的稻梗和十几颗结着果实的柚子树，也没多大看头。不想我们几分钟的蹓跶就被小范家的邻居盯上了，他恶狠狠地训斥小范，骂他怎么带我们踩到他的田埂上来了。有几个村民闻讯也围拢了过来，口里骂骂咧咧的。我们几个人赶紧低着头回到院子里。小范也很紧张，很小心地赔不是。当时我真担心村民们群情激愤之下，会像类似为表现所谓爱国而不理智地砸日本车一样，与我们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没过多久，昨天的那几位村干部就跑了过来，疾言厉色问情况，责备陈姐不该让我们出门，还撂下一些有关防疫的告示和倡议书之类的材料叫她和我们学。陈姐着了急，连赔不是，一再解释我们不是从湖北过来的，不带菌，马上就动身走的。并表态有问题她负责。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汪洋大海里，周遭是陌生的、茫然的、无助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异类，处处都有监视的、警惕的眼睛。但我不是病毒！我是正常人！我都要疯了，感觉自己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仿佛连那只栓在树上的小狗，都多看了我一眼。当然，它不是赵家的狗，也没人要吃我的肉。但我们的的确确成了这里的众矢之的，如果我们的离开能使他们的防疫工作获得一定成果，他们的总结会不会把我们记上一笔呢？随便他们吧，我真的一刻也不想多呆。
匆匆吃了中饭，我们就离开了此地。连小范也要走，他们要回广州去，以免因接触了我们湖北人而被强制隔离。走之前，我提议还是要征求一下村委会的意见，至少应让他们知晓，而不是恶意逃离。得到的答复是应允了。这样，牵扯进这个事情的人除了陈姐在家留守外，我们分作三路，各自离散。
返程的路上，我默默地想着。他们这是画地为牢吗？他们算不算反应过度呢？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能指责他们狭隘和自私吗？我无法作出让自己信服的答案。
回到荆州的当晚，读到作家、诗人，荆州市作协主席齐家银写的诗，激起我深深的共鸣：九头鸟百思难解/这人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浮躁…是谁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将“抗疫”变成“恐鄂”/这场阻击战中/湖北人是同胞也是同袍呀/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冠状病毒/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深不可测的人心。
我真的不想责怪村里的乡亲。他们的做法看上去无可厚非，但总感觉有些遗憾。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宽容。他们恐惧我们，视我们为异类。而对异类的恐惧是他们不宽容我们的原因。由于他们认为我们可能有病毒，而他们没有，他们与我们之间就不再是同胞，而分成不同的阵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贴上所谓的标签，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排异是本能的反应，遗憾就在所难免。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恐惧，这么过激，保持理智和克制，尊重医学常识和规律，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应对就好。我们也绝对配合工作。
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但其实所谓信仰、民族、地域等政治概念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场疫情，就可以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引发很多思考。面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利益诉求的群体或族群，人们能否做到宽容、和解、信任、接纳，各得所安，守望相助，是考量人类情感智慧的重大课题。历史上，因不宽容而变得偏执，变得无情，变得残忍以致兽性大发的事件数不胜数。比如纳粹德国搞种族歧视残害犹太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不能超越历史的束缚，超脱利益的纠缠，克服无知偏激、自私残暴的人性弱点，不能宽容异己，就只能停留在愚昧残暴的中世纪，以邻为壑，冤冤相报，残忍粗暴，制造人生悲剧，甚至使人类遭受战火兵燹的荼毒。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要想从愚昧走向文明，必须做到宽容和包容异己，体现大爱精神。不仅如此，对于大自然，我们再不能暴殄天物，残杀生灵，而要友善待之与其友好相处。否则，必将被其反噬。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又一明证。
如何对待飞禽走兽，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同样，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手足，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同舟共济积极参与，还要对人对事保持理性和良善。我相信，外在的冠状病毒可防可治，疫情不日终将消灭，但我们内心的病毒呢？回到荆州后，我很快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回到非常时期的家乡。荆州，无论怎样，我将与你同在！”我将把我的感思带到以后的生活中，尽力做到宽谅友爱他人，让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更美好。
而让我感动不已的，是陈姐。她没有半点犹豫地信任我们，并极力保护我们，尽其地主之谊。不管她的行为是否欠妥，都让我想起二战时期那些有良知的善良家庭，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去帮助落难的犹太人。他们无疑是天使，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纯洁而高贵。陈姐的好心是因为她相信她的儿子，因为她心里有爱，爱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临别时，她摘了几袋自家田里种的蔬菜让我们带上。她看着我们的车子缓缓掉头，泪水夺眶而出，然后跑进房里，再不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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