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慢

若川

大年初五晚上我出去跑步，在十字路口遇到一对夫妻低着头烧纸。我们是隔墙邻居，他们老家是安徽的。我问道，今天不是送财神吗，怎么想起出来烧纸啊？男的回答说，要把节前接回来的祖宗们送走，得讲究“人双鬼单”，所以才初五出来烧一烧。

我这才想起来，除夕那天晚上是我母亲的忌日，我是真忘了。也可能不仅仅是我自己忘了，那天在我们家群里面，大家只是起哄着发红包抢红包，没人说起这件事——像大多数失去父母的兄弟姊妹一样，我们和孩子们散落在国内外十来个城市里，过节期间能在群里欢乐欢乐，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

然而，母亲才走两年，我们这么快就忘记她了吗？也许都怪肺炎闹的。不过这只是一个借口，即使没有肺炎，我们也不会提起她。

如您所不知，这正是她需要的。她不要给任何人添麻烦，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母亲走后，我只梦见她一次，之所以梦见她，是有一件她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按她的要求办。这件事情在她去世前曾经反复地交待给两个儿媳。未果。在她去世很多天后，她又在梦里郑重其事地托付给我。

母亲八十九岁去世，她注定要比我活得大。算卦的说我“八十七岁无疾而终”。这我倒是欢喜的，只要有“无疾而终”这几个字垫底儿，七十八岁足矣。

我母亲属于那种“逆生长”类型的人，我倒是觉得她越活身体越好，很多事情也越来越明白了，这可能跟她七十岁开始读书写字有关。她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关心着天下大事，很多时候还写评论。处江湖以远，思庙堂之高。和她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吃苦受罪了一辈子，战战兢兢地守护着晚年才来的好日子，总害怕人家稍微一失手玩砸了。有一次我陪她看电视，她指着一个领导说，这个人不行——我没来得及捂她的嘴，话已经出口了。她认识的领导，一只手都可以数过来，况且跟这个人素未谋面，她怎么可能了解他呢？

不行！她嘟嘟囔囔地说，太狠啦！心太狠啦！

乱讲！我声色俱厉。

但在有些方面，她又放任着让自己糊涂。也许那种糊涂，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明白”。她基本上恢复到了孩童时代，除了吃、喝、玩儿，她很少有其他要求，孩子们的事情她也不再过问。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母亲是一个爱说的人，只要看见我们，总是反复叮咛，一来是这，二来是那，害怕我们做错了什么，让我们不胜其烦。但当我们一个一个长大之后，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不经意间，我们剥夺了她的话语权。觉得她没文化，也没见识，说的话很可笑，有时候让我们很没面子。后来变成了我们反复叮咛她，一来是这，二来是那。开始的时候是我吵她，让她不要在人前乱说；后来她跟着我弟弟的时间长，弟弟也吵她。

她也不是没有抱怨，有一次她跟我说：“我要把给你们上大学的钱拿来自己用，保证比你们都厉害！”

的确如此，她靠一己之力，供我们姐弟五个上完大学。

有一次他跟着弟弟弟媳去机场接我，回来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我很不耐烦，吵了她一句。后来她不再说话，坐在后座上喝酸奶，喝完了还舍不得扔，吸溜吸溜地用吸管吮那最后一点残汁儿。我实在忍无可忍，劈手夺下来扔在地上，吼她道：“今后不能再这样喝了，真丢人！”

弟弟弟媳都没扭头。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那时候离她去世，还有几个月。

　　母亲去世，完全是一个意外。

我父亲在的时候，他们每年冬季都去海南跟着我弟弟弟媳住半年。我父亲那时候便血，但是害怕给孩子找麻烦，忍着一直不说。到他说的时候已经晚期了，钱没少花，人也没了。于是我就以此教导母亲说，身体不管哪里有问题，一定得早说。

她说好好好，然后又说，要是一头栽倒死了多好，免得给你们添麻烦。

她出事的头天晚上，弟弟弟媳去打羽毛球。她在家做饭，煮了一盒十五个大汤圆。结果弟弟弟媳吃完饭才回来。她可惜东西，把那十五个汤圆全部吃完了。夜里闹腾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说吃多了不舒服。本来弟弟弟媳有事要出去，看她这个样子就没走。有个人找我弟弟有急事，我弟弟说家里有事，不能出去，让他到楼下来说。弟弟刚刚下楼，弟媳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母亲一头栽沙发上，休克了。

母亲一直到去世再也没有醒来。我从北京连夜飞过去，赶到重症监护室里看到她。我和弟弟站在她跟前，千呼万唤，她只是睁了一下眼，咬紧牙关什么都没说。

也许，她怕说错了，我们俩还会吼她。

但她也如了愿，一头栽倒死了，给任何人都没添麻烦。

阴差阳错地，那年冬天我怎么突然想到放下手头的一切，去海南陪她住一个月。

每天我陪她散步、买菜、做饭，还得陪她看新闻联播，那是她雷打不动必须要看的栏目。看完新闻联播，还得看天气预报。有一次我说，你手机上随时都有天气情况，何必守着电视看呢？

她也不理我，执意要看完。后来我才明白，她的孩子不在一个城市里，她挂念着他们那里的天气。

她告诉我，今年的身体明显不如往年，走不了几步路就累得不行。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有时候炒几个菜，她基本上动都不动一下。有一次我带着她穿过小区去一个超市，超市的门口有个很大的地栏，她迈不过去——早几年她从沙发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一直没有彻底恢复。我把她抱起来，才觉得她的身体是那么小，那么轻，像个空包袱一样。

把母亲放下来，我百感交集。我小的时候，觉得母亲是那么伟大，她的怀抱就足以让我流连忘返玩耍半天。如今，她已经被几十年的苦难抽空了，怎么会不像一个空包袱？

我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是农村去的学生，每个月学校给二十一块钱助学金，母亲至少还要给我再寄五十块钱。这是很大一笔收入，相当于当时两三个普通干部的工资。

寒假回来我对她说，不要寄那么多钱，我手大，都胡乱花了。她说，没事，钱都不是省出来的，“花着花着菩萨给着，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男人要是不大手大脚，人家看不起！

我知道，她重男轻女——也不一定是这样，不过她对男孩和女孩的要求不一样。当时我姐也在上学，她很少给她寄钱。倒是有时候我姐也把省下的钱给我寄去。

我陪她在海南住的时候，她洗澡我就站门口等着。洗完澡，她还得泡脚。要是我姐在，洗脚剪脚趾甲这些事儿她都让她们干，但是绝对不让我干。有一次我看她弯腰很是困难，就过去帮她。她连忙把我推开了，说你出去吧，不用在旁边看着。

去世后，她托梦给我也是为了这事儿。她手里有点钱，去世之前就反复交代两个媳妇存折的密码，过去她给任何人都没说过。但是处理完她的后事，我和弟弟把她的钱全部分给了三个姐姐。

在我的梦里，她问我，我给染和多多的钱呢？

我无法给她交待。好在过了没几天，我二姐给我打电话说，又找到母亲的一个存折，上面还有不少钱。

我说，赶紧给她两个孙女吧！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从此之后，她再也没在梦里麻烦过我。

好在，她的两个孙女儿都还爱着她。她去世不到半个小时，我女儿发信息问我：我一直不敢问，我奶奶怎么样啊？

我说，她走了。

说完这三个字，我站在医院的院子里，扶着栏杆泪如雨下，哭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