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鼎

文心--840128

        刘鼎(1902-1986)，原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南溪人。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的军工泰斗。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 1926年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在西安事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刘鼎先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兵工学会顾问等。1986年7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习仲勋称刘鼎是"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我的父亲刘鼎

采访阚文木先生录音整理

（2017.5.11）

我的父亲阚尊民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后因工作原因更名刘鼎。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边工作，边学习技术。同年，由朱德、孙秉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由组织安排，1925年——1929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9年冬奉调秘密回国，在中俄边境参加刘伯承的远东游击队。1930年，到上海特科，任二科（情报科）副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协助科长陈赓开展情报工作。直到1933年，上海特科被叛徒出卖、摧毁。

之后，我父亲阚尊民到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在方志敏那里工作，从事组织部工作和搞军工生产。1935年方志敏的部队在北上抗日途中被国民党打垮，方志敏及部下被俘。1935年秋，阚尊民从国民党九江俘虏营只身逃出，到了上海。在蔡叔厚和史沫特莱的帮助下，隐居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得到宋庆龄的关照。适逢张学良欲找共产党联合抗日，宋庆龄将阚尊民推荐给张学良。阚尊民决定应张学良之约去西安，化名“刘鼎”展开工作。从此之后，我父亲阚尊民就改名刘鼎。

与张学良畅谈半月余

        1936年3月20日， 张学良派亲信赵毅将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第二天，张学良接见刘鼎，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问题，说：“第一，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第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第三，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刘鼎说：“将军所提三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考虑，明天答复你，好吗？”张学良缓缓地说：“好，明天听听刘先生高见。”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有沟通，有联系，蒋介石曾经派人通过张学良的防区到陕北。此时，张学良与李克农已经有过联系和会谈，双方的共同点就是抗日，但是也有认识上的不一致。李克农在传记里说，他与张学良在思想感情上有距离，比如说对蒋介石的看法。

父亲早年在四川宜宾老家当学徒、上中学时，见过不少当地哥老会的人，也和朱德率领的滇军部队打过交道，对军阀、社会帮派的那些习气知道不少。张学良好斗，好强。你正气，他服你。你唯唯诺诺，他就看不起你。

次日，张学良、赵四小姐与刘鼎共进早餐。随后，刘鼎逐项回答张学良昨天所提问题。刘鼎说：“将军身为东北军司令、党国要员，坐镇东北，掌握几十万大军兵权，守土有责。‘九一八’日寇犯我，当地守军奉命不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沦陷，四月之内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起而抗击，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不能不表示态度。”

刘鼎说：“中东路事件乃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和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自卫反击是正当的。东北当局一方面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一方面对中东路管权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将军的指责就绝非无中生有了。”

刘鼎继续说：“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先在鄂豫皖、后在陕甘宁为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使苏区和红军遭受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我们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较，孰轻孰重？到底谁厉害？” “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剿共，是 ‘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以达到消灭红军，削弱东北军，破坏抗日之目的。东北军最‘厉害’之敌，是红军还是蒋介石？”

看张学良对自己的话还听得进去，刘鼎进而指出：“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最好的办法是联共抗日，不仅可以一洗将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这是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最为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必定名列史册首页。”

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心悦诚服，感到这位中共党员有胆识、有见地，正是他要找的人，便诚恳地说：“刘先生见解不同凡响。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住在我这里。”刘鼎说“过奖了”，又表示想要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张学良即把自己曾去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并将要与周恩来在肤施城(延安)会谈的事告诉了刘鼎。当天下午，张学良偕刘鼎和随从军官飞往洛川67军王以哲军部驻地。

　　张学良和刘鼎在洛川谈话十几天。两人同桌共餐，边谈边吃，有时从一餐谈到下一餐。有时沿着城墙边散步边谈，谈大事，谈国家、 谈民族、谈军队、谈党派，也谈小事，谈到恋爱、婚姻、家庭。刘鼎知道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联共抗日问题，想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刘鼎全神贯注于每一次谈话，向张学良介绍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情况。尽可能地阐释共产党当前政治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等问题。张学良想知道红军为什么能以弱胜强，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扩充队伍，打败了也不溃散，打散了又能聚拢？刘鼎以大量事实详细说明，红军是从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有阶级觉语，懂得为谁而战，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红军中废除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实行官兵平等，政治、经济民主，部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就有战斗力，就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红军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红军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到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旧军队都无法与之比拟。

十几天的长谈，使张学良与刘鼎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学良知道刘鼎曾经在德国柏林和苏联莫斯科留学，是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优秀共产党人。刘鼎也深知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和花花公子，他读过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马列著作。十几天的长谈，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认识，明确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出之有据，靠得住，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做好了与周恩来会谈的思想准备。

延安会谈

        4月9日下午，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偕王以哲、刘鼎飞抵肤施城。当晚，在天主教堂，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共商救国大计。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刘鼎、王以哲五个人。周恩来与张学良谈，李克农与刘鼎听，补充。会谈从晚上18时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道路和前途、联蒋抗日、苏联援助、互派代表、交流物资军需、培训干部等问题坦率诚恳地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

        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李克农上次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以后，中央准备了几套会谈方案，结果发现会谈相当顺利。双方对抗日是统一的。共产党是反蒋抗日，蒋介石是剿共抗日，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劝蒋抗日。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彻的发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周到恰切，给张学良留下深刻印象。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李克农当然更是直接感觉到了刘鼎在会谈前对张学良所做思想工作的效果。
        4月10日，刘鼎随周恩来返回陕北苏区。4月13日，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委派刘鼎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党代表。张学良亲自到洛川接刘鼎回西安。上飞机后，张学良说，“你在苏联是学过航空的，今天我们来飞一下试试。”张学良驾驶，刘鼎副驾驶，驾着飞机绕飞到黄河上盘旋，之后回到西安。

西安事变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刘鼎和张学良多次交谈，取得共识，要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部队，关键是要培养一批有抗日意识，有抗日觉悟的部队骨干，形成东北军的核心力量。他们主要加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部队上层建立抗日同志会，作为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核心组织。张学良任会长，刘鼎任宣传组织部长，孙铭九等高层军官是成员，这些人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积极骨干作用。二是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团以下干部进行轮训，吕正操就是其中一员，这期间刘鼎就和他相识了。三是扩大卫队营，加大培训随从军官力度。四是创办学兵队，充实部队基层。张学良招兵买马有困难，刘鼎通过党中央和华北局，先后组织了三批400多名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到西安，其中有谷牧等一大批抗日骨干力量，充实到东北军中。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出自内心的爱国行动，冒着极大的风险，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事先的分工，张学良负责抓蒋，杨虎城负责扣留蒋介石在西安的大员。12月11日半夜，张学良布置完抓蒋行动以后，通知刘鼎向延安通报，此时刘鼎才意识到这持续了半年的行动终于爆发了。这时已经全城停电，刘鼎备有地下工作所需的干电池发报机，就赶快到南门电力行买了干电池给延安发报。12日凌晨抓到蒋介石以后，孙铭九从临潼赶回西安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又亲自告诉刘鼎通报延安。

七贤庄一号

        西安事变爆发开始，父亲刘鼎在西安实际上是个大管家的角色，交通联络、通信联络、食物、军需品以及运输等等半地下大事小事都需要父亲本人亲自出面解决。七贤庄离火车站近，又比较安静，故在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布置租用七贤庄1号建立联络站。当时苏区最缺乏的是药品器材，为便于解决这个问题，刘鼎在七贤庄开了一个牙科诊所作为掩护。牙科医生是德国友人温奇，护士是夏明妈妈。刘鼎动员张学良来诊所看牙，于是这里就成为张学良私人牙医的诊所，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后来联络站负责电台的是涂作潮。涂作潮是我父亲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上海特科的战友，学无线电专业的。他来了以后，提高了电台功率，声音也比较大。电台工作的时候，牙医那边也在工作，起到掩护作用。事变前的一天，涂作潮正在发报，有人敲院门。夏明开门一看，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你们收音机声音怎么这么大呀？把声音调小一点。”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旁边七贤庄5号国民党派遣队留守处的，他们电台的功率小，我们电台把他们压住了。夏明妈妈向父亲汇报了这件事情。父亲说，这是个好事，他们并没有怀疑到我们的电台。以后电台工作的时候，把收音机开大声。
        后来，七贤庄1号就成为八路军办事处。

　　刘鼎妻子吴先清。吴先清，1904.6浙江临海出生。1924年1月，由徐梅坤介绍加入中共，是浙江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是浙江临海的第一个党员。1938年在苏联牺牲。

1984年6月，国家安全部《关于吴先清革命历史的调查情况》称：“吴先清参加我党后，为我党和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兑换山西币

        我父亲刘鼎从陕北回西安的时候，用骡子驮回一些山西币。这些山西币是红军春天东征时缴获的，要换成国民党中央钞票才能通用。而能够大量换钱的地方只有山西省省会太原。父亲找到上海的艾黎帮忙。艾黎带了2个老外从上海坐了3天3夜火车到西安。艾黎带着这些山西币，第二天就坐小火车，从西安到郑州，再到石家庄，再到太原，跑了三家钱庄换了9000元中央票。剩下的钱又到北平找个钱庄兑换出来，然后带回上海。宋庆龄知道后，自己掏腰包凑成10000元，并亲自出面找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章乃器，请他用银行名义电汇给西安刘鼎。刘鼎再从西安带到延安，以解军需之急。
        前些年我到上海和北京参观宋庆龄故居，还见到展柜里有山西币的展品。

斯诺苏区行

        父亲刘鼎1936年从上海到西安时，宋庆龄曾经委托父亲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带到陕北。父亲到西安第三天就随张学良将军去了洛川，甚至没有时间和斯诺二人打招呼。斯诺二人等了几天见不到刘鼎影子，也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去陕北，已是弹尽粮绝，只好又折回上海。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舆论宣传封锁，仲夏时节，斯诺二人又来到西安，转道去陕北。本来约好用飞机送到洛川，后来出于安全考虑，用汽车送到洛川，再到陕北。斯诺这次采访，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谈话，收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斯诺还深入到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等做了广泛深入调查。四个月的采访，斯诺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

        10月下旬，斯诺一行从苏区回西安。采访资料带在身边太显眼，就用一个麻袋把所有的采访资料、照片胶片装上，放在军用卡车车厢里。到西安时已经是黄昏了。下车以后，却发现麻袋没有了。这下把大家惊出一身冷汗。怎么办呢？要司机原路返回寻找，司机不肯。刘鼎对司机晓以大义，并押车一起返回咸阳仓库去找，终于在一个器材麻袋堆里找到了这个麻袋。这里面最珍贵的照片就包括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斯诺带着采访资料安全回到西安，正好史沫特莱、丁玲也在七贤庄，大家把酒言欢，共同庆贺。

        就在斯诺返回北平的同时，国民党当局登出报道，“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在这个关键时刻，斯诺出席美国使馆记者招待会，公开自己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迅速在上海、北平的英文报刊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苏区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些报道编译成《红星照耀中国》，也有译作《西行漫记》。当时，很多热血青年怀揣这本书，辗转奔赴延安。

　　1945年，刘鼎与夫人易辉在延安。

兵工泰斗

解放后，父亲刘鼎被任命为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分管军工、机器、汽车、船舶及电子工业。

1951年，我国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谈判，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发展项目，签订军火订单。徐向前总参谋长任团长，我父亲刘鼎是副团长，成员有几个军兵种的副司令，包括空军、炮兵等。这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兵工厂。经过半年的谈判，终于落实了156项苏联援建项目，其中一大部分是军事工业项目。西安东郊这片国防工厂，比如黄河厂、东方厂、西光厂、昆仑厂，还有西郊的航空工厂，北郊的红旗厂，都是父亲提出的方案和资料。当时西安是一个三四线的城市，在中央把东北、西安定为军工基地以后，西安就从三四线城市跃升为一线城市。

　　1951年，刘鼎同志在莫斯科。

　　1951年，刘鼎同志与儿子刘莫阳在莫斯科。

　　1962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西安工作。我父亲出差住在西安人民大厦。他们此行主要是为了调整军工厂三线布局。张爱萍是团长，我父亲是副团长。我去人民大厦探望父亲，并在他的套间内小住了一周。那段日子里，东郊各个国防大厂的领导差不多都来了，他们要听老领导讲讲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讲讲西安事变。我这才知道，原来父亲参加了西安事变，知道东郊军工企业的厂领导都是从太行军工出来的老战士，知道父亲促成了西安军工的建设，对西安军工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亲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就竭尽全力从事兵工事业的开创和建设，在闽浙赣苏区亲手自制了红军的第一批火炮；在抗战时期，领导太行军工开创了的我军武器装备的黄金时代，为壮大我军，打败日寇以及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习仲勋曾经赞誉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军工创始人，并为父亲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1980年，与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上海路遇孙铭九

        解放后，孙铭九在北京时曾经来过我家。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在淮海路偶然遇到孙铭九，非要让我去他家。他家房子不大，墙上挂了好几张大照片，其中有一张和叶剑英的合影。孙铭九告诉我，当年叶剑英在西安时，就在孙铭九家里住。有一次，叶剑英正在开会，被特务发现，包围起来。父亲得知后，立刻找到张学良的秘书，开了张学良的专车，把叶剑英接出来。

剧场邂逅陈赓

        陈赓是父亲的老上级，在上海特科二科的时候，陈赓是科长，父亲是副科长。陈赓特别尊重、特别器重父亲。陈赓在战争中多次负伤，腿脚不方便，在上海治疗。跑腿的事父亲做得多。母亲吴先清也曾在特科工作过，后来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长。特科在住地开了个水果店作为秘密联络点，母亲坐柜台掩护情报活动。陈赓与我父母亲关系很亲近。我母亲1935年去了苏联，最后失踪，一直没有找到。

        1956年夏天，我考入大学，在北京上大学。我一个名叫甘棠的姑姑（原名阚思颖），她曾经参加过长征，正好来北京出差。我请姑姑在剧院看戏。剧场休息期间，突然听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大喊：“陈副官，给我买两个冰棍去。”这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姑姑说：“那是陈赓！”她马上走过去和陈赓说话。不知他俩寒暄两句什么话，陈赓急切地招手让我过去，姑姑说：“这是吴先清的儿子。”陈赓非常激动地说：“我和你爸爸妈妈是老战友，你母亲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女党员。你准备一下，我让副官接你到我家多住几天。”那时，我已是一个五尺高的军人，但从小就没有母亲，这是第一次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这样评论母亲，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了。第二天，陈赓的副官接我到他们家。他说：“我和你父亲是亲密战友。你父亲办事稳重，更重要的是能帮我的忙。”“解放后，进了北京，我第一个找的人就是你父亲。你妈妈更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我一直在找人打听她的消息。也有可能她从苏联回到新疆，可能还在新疆。我们一直在努力找她。”我在陈赓伯伯家找到了家庭的温暖和革命的激情，陈赓伯伯让我以后就经常去他家，那段时间还见到了彭干臣的儿子。陈赓伯伯对烈士和战友的子女真是非常地关心爱护。

“红二代”参加军工建设

        我1933年出生在上海。一年后，母亲调到苏联。我被送回浙江临海母亲老家。三四岁时送到四川老家。爷爷只有父亲一个儿子，两个姑姑也参加了革命。抗战胜利那一年爷爷去世。解放后，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直到1953年，我出差路过北京，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这一年我30岁。1956年我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北京上学六年。北京工业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到西安炮兵研究所，也就是205所，一直工作到退休。

　　文革时，我的父母亲都是中央定的叛徒特务。在那个时候，像我这种家庭出生的人都是注定要被扫地出门的。我被暂时留在研究所，我说，“哪天通知我走我就走。”做好了随时被踢出门的准备。即使这样，我也没有闲着，还是搞了些科研项目。比如红外线摄影机夜视装备，当时的样机就在珍宝岛前线用上了。我们的摄影机能拍100多米的距离，还要用红外灯，把边界线上的情况录了下来，看到有几个人过境了，对方就只好认账。

前几年，陕西省电视台采访，让我讲西安事变中的刘鼎，讲着讲着就变题目了，成为“红二代”参加军工建设了。

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北京兵器研究院工作。我们家是三代共和国军工人。父亲刘鼎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中国革命和人民军工建设事业上，他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为共和国军工事业建功立业。

父亲的功绩永载共和国光荣史册！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口述：阚文木（刘鼎之子 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

执笔：李 焱（西安公路研究院正处级调研员 高级经济师 ）

　　胡耀邦同志对易辉同志说：“刘鼎同志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