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焦圻在洞庭湖北部，是两省三县交界处的小镇，从前叫安金公社，东南西北被河流包围。
计划生育前，每家都有五个以上的孩子。孩子出生了，随便取个名字，金狗、银狗、春狗、腊狗、捡狗，越贱越好。土改生的叫改丘、改秀，腊月生的叫腊秀，能否养大，全靠各人的运气。能够发蒙读书，认识名字，会计算工分，父母就心满意足了。
那时没有高考，也不兴推荐上大学，读完高中，已属凤毛麟角。
女孩，差不多没有机会读完小学，认识几个字就失学了。大人出工挣工分，她们做饭洗衣捡鸡屎，还要带老四老五老六。十几岁开始出工挣工分，到二十岁，许个人家，择日成亲，生儿育女，重复母亲劳碌的一生。
生为女人，如果想挣脱固有的命数，往往被人嘲笑，久了，难免落得痴痴呆呆。
玲香和我同年，是生产队长的女儿。
小时候，我们一起捡鸡屎，玩游戏，玩的最多的是跳房子，丢草把坨。
她总有花衣服穿，脸上白里透红，在一群面黄肌瘦的同龄人中，显得很漂亮。
69年春天，我在中央口学校发蒙上学，玲香和我同桌。那些简单的加减法，我很容易对付，做作业时，玲香做不出来，就偷偷瞄我的答案，小气时，故意用綴满补丁的袖子挡住，让她急得满头大汗。直到她答应给我半块咸鸭蛋下饭，我才让她抄作业。
农村学校没有食堂，中午吃带饭。带饭就是用一个碗装饭，一个碗装菜，把两个碗扣在一起，用对角手帕系起来，带到学校去吃。
那时搞大集体，每家都缺粮。带饭免不了掺红薯丁、萝卜丁、藕丁，甚至掺野菜。下饭菜很简单，一般是辣椒萝卜、干腌菜、炒鲊辣椒，最受欢迎的是发弯豆，蚕豆炒熟后在水里发开，再用辣椒大蒜炒，吃起来香喷喷的。
带野菜饭的同学很自卑，往往躲到校门外，匆匆几口扒完，在湖边洗碗，洗碗时，小鱼小虾游过来，争抢饭粒，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九大召开后，放学时必须排队喊口号，玲香领头，高喊：
毛主席万岁！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
如果有人声音小，玲香就瞪大眼睛威胁，明天告诉老师。
玲香不愧是队长的女儿，敢做敢为，组织能力很强。
三年级时，学校搬到张家拐，那里有渡口，轮船码头，供销社，粮店，还有一个招待所。招待所是专门为接待省里领导修的。
五一大队是学大寨的典型，书记郑祖禄带领社员改天换地，把几千亩田地挑平，隔一里挖一条抗旱沟，纵横交错，像井田，称田园化，很好看。
那时，安乡县是湖南的大寨，毛伟人御笔书写“南有新田，北有安乡”，令安乡人很自豪，国道上的珊珀湖收费站至今留着毛体：北有安乡。初到安乡的人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五一大队是安乡的大寨，经常引来参观的队伍。
一天放学时，老师布置任务，分组带锄头、水桶水瓢。我们天不亮就赶到学校，带锄头的学生把渠边的野草锄掉，锄到水里为止。带水桶的负责挑水洒路面，晴天的村道，积了一寸厚的灰，先扫干净，再泼水，一遍一遍，接到通知，轮船来了，才纷纷赶回教室。
我们挤在教室的木窗边，伸长脖子望。一个穿军装的胖子，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边摇油纸扇边指指点点。过后才知道那是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在女县委书记刘淑元的陪同下，到五一大队参观。中午，随行人员在招待所吃饭休息，下午再乘轮船去安乡县城。
张平化离开后，招待所还得留人看守，厨师专门蒸馒头卖。
玲香天天从家里带米换馒头，用馒头换我的作业。那一个学期，我个子长的快，身上有了肉，别人很奇怪，但我知道是馒头喂养的结果。
大集体时，大队没有幼儿园，更没有托儿所。小孩生下后，一般由年老的祖母带。玲香没有祖母，她的祖父祖母六零年得浮肿病死了。
新学期开学后，玲香没有来读书，她得带出生不久的老五。
上学放学，我们从玲香家门口经过，一路打打闹闹。玲香抱着老五，眼巴巴望着我们。
小学延长半年，称为延五。我上初中时，改为秋季开学。尽管没有满十二岁，身高超过竹扁担了。
老家把身高称长，个子高称长子。孩子达到竹扁担长，就得减轻家里负担，要么失学跟着大人挣工分，要么利用课余时间收猪屎牛屎交生产队记工分。大哥为了带我大妹妹，初中一年级失学了，母亲自责很久，坚决不让小儿子再失学。
我继续读书，前提是每天收一担猪屎。
父亲砍了一棵楠竹，削了根竹扁担，请瞎子姜嗲破蔑编织了一担粪筐，交给我。
每天天不亮就往大堤上跑，赶早等候在猪屁股后面，一旦拉了猪屎，马上收进粪筐。太阳出来，挑着满满一担猪屎交生产队。
老五不需要带了，十二岁的玲香在生产队喂猪，负责称我们收的猪屎牛屎，每次都给我称多点。一次，同伴遵广发现我的少反而比他的重，轻轻骂一句：小妖精！
玲香不甘示弱，回骂：臭富农！坏蛋！
进入高二，恢复高考了，父亲把用旧了的粪筐折断，丢进灶膛烧了。说，不要收粪了！好好读书考大学，不要当农民，弯腰挑担，饿肚子！
78年，凭记忆力好，我从大队戴帽高中考上了大学。
上学前，队上比我年龄大的女孩纷纷送来礼物，大多是掩底——鞋垫。绣花鞋垫，由花线一针一针绣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五颜六色，很漂亮。玲香趁人不注意，送给我一双鸳鸯鞋垫，把一个少女最初的情愫融在里面，我却懵懵懂懂。</h3><h3>寒假回家，家家户户请我吃饭喝酒。那时大学生稀少，乡亲们朴素地认为，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可以当干部帮助家乡。</h3><h3>玲香的父亲准备了一桌好菜，买了两瓶德山大曲，请我吃饭。我的老师王先云、大队治安主任陆经玉作陪。玲香穿着新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躲在房门里。我隐隐约约感到一双眼睛望着我，我看她时，她脸红着闪开。</h3><h3>那时，我刚满十六岁，却学会了喝酒，从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多年的饮酒史。
80年春节，大哥结婚。为了喜庆，年前，我和弟弟妹妹从生产队拿来报纸，用米糊贴到堂屋的泥巴壁上，再在报纸上贴年画。年画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都是样板戏剧照，很好看。
那年暑假，我十八岁，天天帮家里割谷栽秧。搞完双抢后，我每天在家背诗词，看小说。连续几天早晨，玲香都来我家，站在堂屋里走来走去，看年画。
一天，新婚嫂子提醒我，说队上人议论纷纷，讲玲香看上我了，要我注意点。
第二天早上，玲香又来了。
我问她，你天天来干什么啊？
玲香说，看年画。
我一脸地严肃说，你这么大了，怎么不帮家里做事？天天看么的年画！
玲香红着脸走了，再也没有来过我家。
以后几年，玲香经常被人笑话，大学生要找城里的白腿杆姑娘，怎么会看上你啊！想都不要想！
玲香慢慢变得少言寡语，经常发呆。有时，在桥码头清洗衣服，棒槌流走好远都不知道。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再也没有见过玲香，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她。家里和队上的人好像约好了，从不在我面前提起她。
去年开始写《家乡散记》，搜寻家乡值得记录的人物，想起她，并在手机上拟好了题目，但迟迟不敢动笔。担心她和她的家里人知道了，引起麻烦。
过年回家，我悄悄向嫂子打听玲香的情况。嫂子对我说，玲香早就不在了。我惊讶一阵，问，年纪不大，怎么就死了？
嫂子说，玲香刚满二十岁，家里就急急忙忙把她嫁到对河三岔垴，生了一儿一女。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她丈夫和隔壁女人好上了，受了刺激，半夜赌气回娘家。冬天，以为河水浅，挽起裤脚过河，走到深水里，淹死了。
顿时，一股冰凉蔓延到我的全身。一个偏远乡村的女子，年轻时，对未来充满期待，在无人知晓的时候，做过很多五彩缤纷的梦，贫穷的环境，艰苦的劳作，让那些幻影渐渐消失。嫁人后，如果遇到憨厚的丈夫，两口子生儿育女，勤吃苦做，总可以在儿孙上找到希望。如果嫁人不淑，就像掉进火坑，不管她有多么坚韧，都会慢慢把自己耗尽。
四十多年过去了，活着的人在时光中变老，但逝去的事情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一阵风吹来，把积在上面的尘土吹去，又浮现在眼前。逝者安睡在故乡的泥土中，不知不晓，活着的人，仍然在远处奔波，重复祖祖辈辈的足迹，有时还用记忆折磨着自己。
（庚子年春节躲避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蛰伏家中，初六记）</h3> <h3>18岁的作者</h3> <h3>五一大队书记郑祖禄</h3> <h3>五一大队老照片</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