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焦圻在洞庭湖北部,是两省三县交界处的小镇,从前叫安金公社,东南西北被河流包围。
计划生育前,每家都有五个以上的孩子。孩子出生了,随便取个名字,金狗、银狗、春狗、腊狗、捡狗,越贱越好。土改生的叫改丘、改秀,腊月生的叫腊秀,能否养大,全靠各人的运气。能够发蒙读书,认识名字,会计算工分,父母就心满意足了。
那时没有高考,也不兴推荐上大学,读完高中,已属凤毛麟角。
女孩,差不多没有机会读完小学,认识几个字就失学了。大人出工挣工分,她们做饭洗衣捡鸡屎,还要带老四老五老六。十几岁开始出工挣工分,到二十岁,许个人家,择日成亲,生儿育女,重复母亲劳碌的一生。
生为女人,如果想挣脱固有的命数,往往被人嘲笑,久了,难免落得痴痴呆呆。
玲香和我同年,是生产队长的女儿。
小时候,我们一起捡鸡屎,玩游戏,玩的最多的是跳房子,丢草把坨。
她总有花衣服穿,脸上白里透红,在一群面黄肌瘦的同龄人中,显得很漂亮。
69年春天,我在中央口学校发蒙上学,玲香和我同桌。那些简单的加减法,我很容易对付,做作业时,玲香做不出来,就偷偷瞄我的答案,小气时,故意用綴满补丁的袖子挡住,让她急得满头大汗。直到她答应给我半块咸鸭蛋下饭,我才让她抄作业。
农村学校没有食堂,中午吃带饭。带饭就是用一个碗装饭,一个碗装菜,把两个碗扣在一起,用对角手帕系起来,带到学校去吃。
那时搞大集体,每家都缺粮。带饭免不了掺红薯丁、萝卜丁、藕丁,甚至掺野菜。下饭菜很简单,一般是辣椒萝卜、干腌菜、炒鲊辣椒,最受欢迎的是发弯豆,蚕豆炒熟后在水里发开,再用辣椒大蒜炒,吃起来香喷喷的。
带野菜饭的同学很自卑,往往躲到校门外,匆匆几口扒完,在湖边洗碗,洗碗时,小鱼小虾游过来,争抢饭粒,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九大召开后,放学时必须排队喊口号,玲香领头,高喊:
毛主席万岁!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
如果有人声音小,玲香就瞪大眼睛威胁,明天告诉老师。
玲香不愧是队长的女儿,敢做敢为,组织能力很强。
三年级时,学校搬到张家拐,那里有渡口,轮船码头,供销社,粮店,还有一个招待所。招待所是专门为接待省里领导修的。
五一大队是学大寨的典型,书记郑祖禄带领社员改天换地,把几千亩田地挑平,隔一里挖一条抗旱沟,纵横交错,像井田,称田园化,很好看。
那时,安乡县是湖南的大寨,毛伟人御笔书写“南有新田,北有安乡”,令安乡人很自豪,国道上的珊珀湖收费站至今留着毛体:北有安乡。初到安乡的人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五一大队是安乡的大寨,经常引来参观的队伍。
一天放学时,老师布置任务,分组带锄头、水桶水瓢。我们天不亮就赶到学校,带锄头的学生把渠边的野草锄掉,锄到水里为止。带水桶的负责挑水洒路面,晴天的村道,积了一寸厚的灰,先扫干净,再泼水,一遍一遍,接到通知,轮船来了,才纷纷赶回教室。
我们挤在教室的木窗边,伸长脖子望。一个穿军装的胖子,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边摇油纸扇边指指点点。过后才知道那是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在女县委书记刘淑元的陪同下,到五一大队参观。中午,随行人员在招待所吃饭休息,下午再乘轮船去安乡县城。
张平化离开后,招待所还得留人看守,厨师专门蒸馒头卖。
玲香天天从家里带米换馒头,用馒头换我的作业。那一个学期,我个子长的快,身上有了肉,别人很奇怪,但我知道是馒头喂养的结果。
大集体时,大队没有幼儿园,更没有托儿所。小孩生下后,一般由年老的祖母带。玲香没有祖母,她的祖父祖母六零年得浮肿病死了。
新学期开学后,玲香没有来读书,她得带出生不久的老五。
上学放学,我们从玲香家门口经过,一路打打闹闹。玲香抱着老五,眼巴巴望着我们。
小学延长半年,称为延五。我上初中时,改为秋季开学。尽管没有满十二岁,身高超过竹扁担了。
老家把身高称长,个子高称长子。孩子达到竹扁担长,就得减轻家里负担,要么失学跟着大人挣工分,要么利用课余时间收猪屎牛屎交生产队记工分。大哥为了带我大妹妹,初中一年级失学了,母亲自责很久,坚决不让小儿子再失学。
我继续读书,前提是每天收一担猪屎。
父亲砍了一棵楠竹,削了根竹扁担,请瞎子姜嗲破蔑编织了一担粪筐,交给我。
每天天不亮就往大堤上跑,赶早等候在猪屁股后面,一旦拉了猪屎,马上收进粪筐。太阳出来,挑着满满一担猪屎交生产队。
老五不需要带了,十二岁的玲香在生产队喂猪,负责称我们收的猪屎牛屎,每次都给我称多点。一次,同伴遵广发现我的少反而比他的重,轻轻骂一句:小妖精!
玲香不甘示弱,回骂:臭富农!坏蛋!
进入高二,恢复高考了,父亲把用旧了的粪筐折断,丢进灶膛烧了。说,不要收粪了!好好读书考大学,不要当农民,弯腰挑担,饿肚子!
78年,凭记忆力好,我从大队戴帽高中考上了大学。
上学前,队上比我年龄大的女孩纷纷送来礼物,大多是掩底——鞋垫。绣花鞋垫,由花线一针一针绣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五颜六色,很漂亮。玲香趁人不注意,送给我一双鸳鸯鞋垫,把一个少女最初的情愫融在里面,我却懵懵懂懂。</h3><h3>寒假回家,家家户户请我吃饭喝酒。那时大学生稀少,乡亲们朴素地认为,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可以当干部帮助家乡。</h3><h3>玲香的父亲准备了一桌好菜,买了两瓶德山大曲,请我吃饭。我的老师王先云、大队治安主任陆经玉作陪。玲香穿着新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躲在房门里。我隐隐约约感到一双眼睛望着我,我看她时,她脸红着闪开。</h3><h3>那时,我刚满十六岁,却学会了喝酒,从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多年的饮酒史。
80年春节,大哥结婚。为了喜庆,年前,我和弟弟妹妹从生产队拿来报纸,用米糊贴到堂屋的泥巴壁上,再在报纸上贴年画。年画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都是样板戏剧照,很好看。
那年暑假,我十八岁,天天帮家里割谷栽秧。搞完双抢后,我每天在家背诗词,看小说。连续几天早晨,玲香都来我家,站在堂屋里走来走去,看年画。
一天,新婚嫂子提醒我,说队上人议论纷纷,讲玲香看上我了,要我注意点。
第二天早上,玲香又来了。
我问她,你天天来干什么啊?
玲香说,看年画。
我一脸地严肃说,你这么大了,怎么不帮家里做事?天天看么的年画!
玲香红着脸走了,再也没有来过我家。
以后几年,玲香经常被人笑话,大学生要找城里的白腿杆姑娘,怎么会看上你啊!想都不要想!
玲香慢慢变得少言寡语,经常发呆。有时,在桥码头清洗衣服,棒槌流走好远都不知道。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再也没有见过玲香,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她。家里和队上的人好像约好了,从不在我面前提起她。
去年开始写《家乡散记》,搜寻家乡值得记录的人物,想起她,并在手机上拟好了题目,但迟迟不敢动笔。担心她和她的家里人知道了,引起麻烦。
过年回家,我悄悄向嫂子打听玲香的情况。嫂子对我说,玲香早就不在了。我惊讶一阵,问,年纪不大,怎么就死了?
嫂子说,玲香刚满二十岁,家里就急急忙忙把她嫁到对河三岔垴,生了一儿一女。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她丈夫和隔壁女人好上了,受了刺激,半夜赌气回娘家。冬天,以为河水浅,挽起裤脚过河,走到深水里,淹死了。
顿时,一股冰凉蔓延到我的全身。一个偏远乡村的女子,年轻时,对未来充满期待,在无人知晓的时候,做过很多五彩缤纷的梦,贫穷的环境,艰苦的劳作,让那些幻影渐渐消失。嫁人后,如果遇到憨厚的丈夫,两口子生儿育女,勤吃苦做,总可以在儿孙上找到希望。如果嫁人不淑,就像掉进火坑,不管她有多么坚韧,都会慢慢把自己耗尽。
四十多年过去了,活着的人在时光中变老,但逝去的事情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一阵风吹来,把积在上面的尘土吹去,又浮现在眼前。逝者安睡在故乡的泥土中,不知不晓,活着的人,仍然在远处奔波,重复祖祖辈辈的足迹,有时还用记忆折磨着自己。
(庚子年春节躲避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蛰伏家中,初六记)</h3> <h3>18岁的作者</h3> <h3>五一大队书记郑祖禄</h3> <h3>五一大队老照片</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