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我和《中国地方志》历任主编们

王晖

　　今年元旦做了一个梦，让我感动不已，一个多月过去还难遣于怀，不吐不快。大概是这期间收到2019年第5期《中国地方志》，其中发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巴兆祥和李颖同志合写的参加国际方志研讨会的一篇文章，研究《中国地方志》1994—2018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将1687位作者按发表的论文数量列出前50名，本人忝居总数第一（38篇，论文统计不包含1994年前发表的），同时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编纂两个单项也位居全国第一。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刺激了我已经麻木的神经，以致梦回《中国地方志》主编和编辑人员身边。人生有缘，做梦也甜。翻看与主编们的同框，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动着的情景浮现眼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拾起这一片片难以忘怀的记忆。

　　1988年，全国30多个省级以上的方志刊物中，《中国地方志》《方志研究》《史志文萃》三大公开出版的顶级方志刊物第5 期，同时发表我的3篇文章，其中《中国地方志》发表的万字论文《系统控制志书分量》，一扫之前“豆腐块”文章之拙，后来获得第一届安徽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唯一的一篇一等奖。3刊的第5期同时发表3篇论文，引起小小轰动，约稿信，特约作者、特约通讯员证书不期而至。32年前，那可是个愣头青哟! 着实让我感动，怎么也想不到能结识《中国地方志》主编孔令士、《史志文萃》主编黄德馨教授、《广西地方志》执行副主编郑正西等师长。1989年第3期《中国地方志》发表我作为《安徽省毛尖山水电站志》顾问作的序，时为副主编后继任《中国地方志》主编的诸葛计给我来信，点赞此文并鼓励要多写写文章，争取参加全国学术年会。诸葛先生的信是莫大的动力，闻风而动写了《论方志性质》一文，当年12月参加了在湖南岳阳举行的“中国地方志协会1989年学术年会”。与会的《中国地方志》副主编刘永平看好拙作，临别晚上他陪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协会秘书长左建，副秘书长朱文尧、左开一、赵庚奇、欧阳发等一帮师长到我房间看我，鼓励我不要改行，要潜心研究史志，一人一路叮嘱，双双温暖的手暖上心头。最爱护我的是朱文尧副秘书长，主持年会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他大声嚷道：“今天大会发言的是前排议员，到前排就坐，小王，你是首席发言人，你上来到这儿坐。”他指着身边空座位，那是留给下半场闭幕式上岳阳市常务副市长的座位，大会交流谭市长不坐，就让受宠若惊的我坐下，右边是郦家驹，在这个主席台中心位置进行大会发言让我自豪一辈子，因为在全国学术殿堂上享受如此最高礼遇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翌日归途路过武汉，市志办接待我们，让我们过了一次临时党组织生活，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邓小平退休（中央要求在晚上新闻联播之前传达到每位党员以免发生误会）。当晚朱文尧设家宴热情接待我和欧阳老师，当即邀请加入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不久被聘为特约研究员。刘永平回京后力荐拙作以最快速度发表在1990年第1期《中国地方志》上，当期责编赫永清写信告诉我，编辑部很重视这篇文章，一改过去每期之前发领导讲话的习惯，将已经排版的领导讲话撤下来，以首篇位置隆重推出拙作。这一系列人一系列举止，轮到谁，谁不感动! 这篇文章在全国反响强烈，争鸣不断，武汉市志办主任舒练在2013年新方志论坛上的一篇文章称这次争鸣是历史上方志性质争论第二次浪潮，波及全国，历时十余载。1994年，郦家驹写信鼓励并作序，我主编出版了一本书《方志性质辩论》。刘永平接到这本书告诉我他连看三遍，称赞很有价值。中指办王熹听说了专门要去10册。一位名不见经传之人主编的钻学术牛角尖的小书，能让时任中国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连看三遍，编者岂能不感动 !

　　白驹过隙，情何以堪，上述多位良师都已作古，80年代协会负责人只剩下赵庚奇、欧阳发两人，参加那次年会并大会发言的也只剩下梁滨久、温益群和我三人，现在活跃在志坛上的大咖们也都是90年代和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郦家驹先生逝世时，我正在京参加方志学科建设规划论证会，为了不影响会议，中指办隐瞒了告别仪式，事后于伟平主编询问与会者谁能写怀念郦家驹的文章，脱口而出我写，《郦老教我当方志人》。

　　紧随郦老之后而去的应该是赫永清女士，我与她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相遇，她与《黑龙江史志》主编梁滨久两人都要约发我与会的文章，那篇文章较长，一箭双雕，一分为二发在两个刊物上。会议移师大庆，白天太忙，晚上我去她房间看她，吃了闭门羹，翌日她将鲜为人知的隐私告诉了我，戴了一天的假发难受，晚上取下来就不见人了。我才知道她得了乳腺癌。后来什么时候悄悄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发现我送她的《方志性质辩论》被孔夫子旧书店作为“作者签名书”上网，才知斯人已去。赫大姐，当年的小王没忘记您!

　孔夫子旧书网发布的“作者签名书”影

　　2017年8月孔令士主编仙逝。这是事后在李江副总编微信中获悉的，悲痛万分!孔老原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是《中国地方志》第一任主编。有一次会议主持人介绍“下面请孔秘书长讲话”，他一开口说我这秘书长是副的，全场肃然起敬，要知道多少副书记、副市长、副院长纠正过一个副字没有。还有一次学术会议轮到他发言，按理他这个身份不说两小时，随口说说官话、套话半小时应该没问题，可他一开口说我脑子一片空白，没多少可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不怪他，不是水平问题，是所处的工作环境问题，凡在修志前沿的都是满脑子问题。前几年中指办一处室负责人领导安排讲课，问我怎么讲，我一瓢冷水泼过去，别把下面的人当阿斗，他们实践经验比你们丰富多了，你以为你在上面机构就有水平啊？没有下过水的人当不了游泳教练，讲课不是待遇，是授业解惑传道，你好好地游几年泳摸出几条道道再说吧。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自知之明是一种美德，孔老就是那么谦逊的人。记得在俄罗斯海参崴考察时，孔老算年高的，可一上大巴车他就坐到最后一排。就他一个字、一句话、一个座，深深地影响着我。有一年我当团长带32人考察西藏，我就坐在后面，行在后面。滴水见阳光，小事见人品。孔老是我最尊敬的一位主编，也是最喜欢我的一任主编。1997年昆明全国年会上，他带我考察原昆明市志办主任女儿开办的“炎黄贵族学校”，目的是事后带我去吃了一顿海鲜。每次相遇都问长问短，曾劝我来京工作，说方志出版社和理论研究室都在招兵买马，遗憾的是那时他已经退下来了。“父母在，不远游”。循规蹈矩听天由命的我岂敢有此奢望。我这人智商极低，在哈尔滨会议上有人把我介绍给秘书长高德，我们刚寒暄几句，就被原中宣部部长、时任社科院党委书记王忍之喊走了，我还不知趣地跟进会客室。王忍之当时很气愤地向高德说会议研究续志，既要续、也要修，不能单一说续的问题，弄得高德很没趣。现在回想起来高德不会有口无心的，早知道在我工作的最后一站还被聘到中指办，当年紧紧抓住高德的衣角也许就混进来了。微信上获悉，也就在微信上写了一幅悼念孔老挽联：

　至圣七十六代弘扬儒家文化德耀兰台，

　先师九十一秋主编方志学刊智慧中华。

　　

从左至右为作者与女校长、孔令士、张维桢（昆明市志办原主任）等合影

　　作者与孔令士先生在俄罗斯海参崴合影——赵庚奇摄

　　2018年4月21日，及时得知刘永平先生走了，冒雨赶往八宝山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外国人天天发推特，推特不让中国人进，中国人自媒体是微信。我将微信当日记，记录了那天的情形：

　　苍天垂泪方志界又失拓荒者，

　　永平归西八宝山再涌哀思潮。

　　2019年1月，诸葛计先生突然走了，很意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底《中国地方志》改版座谈会上，那次他发言还是精神抖擞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刚刚80后（岁）啊！

　　已故的主编和编辑们，一路走好，别梦依稀不时怀念!

　　后几任主编和编辑们，一路走来，峰回路转不时相见。

　　继任主编周均美，这可真是大家闺秀，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周谷城孙女。周大姐是最喜欢写信的一位主编，那时候邮资比电话费便宜，故写信多。举个例子，有一年安徽方志学会组织评论《霍邱县志》，我写好评论就发给《中国地方志》，评论会后有一段时间接到M先生电话，问我的文章是不是用了会议上他发言的观点？周均美来信说王晖也投来相同的评论文稿。我说我的文章会前写的以文与会，先前怎么知道你会议上什么观点？后来我也接到周大姐来信，说先收到我的，后收到M的，就告知他已经收到相同的评志文章……本来这件事情很简单，认文也可，认人也可；用一篇也可，用两篇也可，没有必要给两作者写信，太客气了！由此可以看出周大姐很细心，本意是想一个也不得罪，加深理解，但最终都得罪，两篇都不用，谁让你们观点撞车了，我只好改投《方志研究》。说周大姐是大家闺秀，可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女汉子性格，几次会议看到她喜欢唱歌，喜欢游泳。2006年在桂林召开的“志书质量标准体系研讨会”上听她一席发言，我赞扬她从出版的角度谈志书质量控制体系非常好，尤其说话语气好，没有女士大喊大叫那种尖利的语调。她啊呀一声感叹道，我是迟来了一天，不知道你们之前讨论了什么，才没有胆子大声说，我平时说话可是高门大嗓的。我说那不行，阳刚阴柔，女人说话要柔美，男人不喜欢女强人。男人说话要阳刚，男士声如古寺洪钟，黄河之水天上来，汪洋肆意，滔滔不绝，即便说得不完美出点小错都没关系。“出错了怎么没关系？”不出错就是讲官话、套话，人云亦云的废话。出点小错才是真话、实话，有趣有用的话。丘吉尔小时候口吃，当首相后把自己锻炼成为最伟大的演说家，但他改变口吃后说起话来嘴巴比思维快，总是出点口误，别人提请他注意，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位渔夫救起一个落水的孩子，几天后孩子的母亲找到他说，我孩子是你救起来的吗？是啊？那孩子的帽子呢？丘吉尔用这个故事回答了演说与出错的关系，要的是有生命的孩子，而不是要那没生命的帽子，那些只注意完整帽子的慢条斯理昏昏欲睡木无表情思维拘谨的人就永远当不了演说家。周大姐笑了，连声说谢谢你提醒，我以后发言讲话注意一点。就在那次会后，我们在漓江游船上友好地合了一张影。环视游船四周，不由感叹漓江这个地方可真是山美水美周均美啊!

作者与周均美主编在桂林漓江

　　无庸讳言，《中国地方志》最红火的时代当数于伟平主编的期间。在她13年任内，刊物由双月刊转为月刊，适时为二轮修志现实提供理论支撑。团结作者，加强名刊建设，创办新方志论坛，由开初邀请9个人与北京市志办联合试办，到后来年年与全国各地联办，将一些志办领导、大学教授和专业修志人员上百人吸引到论坛中来，广结人缘，男男女女都团结在身边；拓展稿源，保证了一年12期用稿质量，每年还出版一期增刊。最为称道的是发动20多位专家教授参与评选，编纂出版了《中国地方志30年优秀论文选》。这些无疑与她干练的工作作风有关。她的风格给了我不小的压力，除了逼我每年要写两三篇文章外，还逼我参加编辑部的诸多活动，每期论坛参与策划选题、审稿、撰稿；优秀论文评选、蓝皮书创刊、方志理论通典，都要求我参加课题组，参与起草课题方案，而且分配的工作任务不堪其重，如方志理论通典（当时的书名）选编参考著述目录500多页，其中250页目录的民国以前刊物发表方志理论文章要我责编，刊物还不知在何方，几十人参编的项目，让我一个人承担一半目录的任务，这也太重了！我在会上推辞，她不容置否，只是许诺在中指办给我开一间专家房，给我一定的交通费，再配一位女博士协助完成。可我《安徽省志》编纂任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分身乏术，再加上哪位女博士得了重病不能上班，万般无奈这项任务彻底停摆。任务落空那还了得，没得说的，当年论坛写的文稿不用了，就连她亲自约我写的云南《石林县志》书评也不用了，无论特约的还是与会的，此后有4篇被尘封在《中国地方志》投稿审稿网上！好在我发表文章的欲望已经麻木了，发不发没关系，正好转移支付其他刊物文债。“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相册中记录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挥之不去。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刘永平告别仪式之后，转任方志出版社总编的于总编冒雨用车将现任《中国地方志》主编邱新立和我分别送到家。

九妹———王晖摄

作者与于伟平主编在香山

　　1997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上，我认识了邱新立和《中国地方志》编辑王芳，那时他俩是才分配来的一对金童玉女，不久喜结良缘，我经常自豪地说邱是我老王家的女婿，自然他们对我十分友好，见面就是晖兄长晖兄短。原来他在理论研究室工作时，就经常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学术活动。过去时兴拜年贺卡，他给我贺卡都写得特长，有的记录了工作进程，其中一张贺卡写了三件事：一是志书质量标准研讨会，二是省志研讨会，要我做些准备；三是修志立法列入一档计划，多年来依法修志的梦想即将成真。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前，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我，总理签了，马上发布，我们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这可是积大功德的事。我们一同为方志事业高兴。多年一起活动，许多同框记录了我们的感情，当他还是处级干部时，合影中我们都属于后排站派，我清楚地记得好多次我们纠结在一起，每次都互相推让一番，我让他站中间，他总是谦虚地将我推到中间，中央单位的靠边站，那份情谊总让我有些感动。后来他担任中指办的副主任，变成了前排坐派，合影我就挨不着他了。他接任《中国地方志》主编时，我正好被聘请在中指办上班。距离近了，就没了许多客套，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赋予更重要任务，说我有省志编纂实践，又发过不少省志编纂理论文章，要我写一部省志编纂业务书。为保证这个工作重点，除了继续参与匿名审稿工作外，他没有要求我为刊物写论文，甚至有些年会也不邀请我参加。我这人不太懒也不太勤奋，智商不高，情商更低，领导交待的不是太急的事不再督促就忘了一干二净。

　　 邱新立先生写给作者的贺卡

　　 修志立法方志性质研讨会合影

作者与邱新立副主任评《黄山志》在黄山留影——梅森摄

　　《中国地方志》是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一刊发表一个人38篇学术论文算不算较高记录？这难以肯定，或许其他界有。说实在话，发这么多文章自己都难以置信，扪心自问是不是粗制滥造，糊弄钱粮？于伟平主编有个故事。有一年她带Danlin到西南三省调研，成都一位处长见到于说，《中国地方志》的文章我最爱看王晖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于主编笑开了，忙介绍王晖就在眼前的一个作品。这个故事成了她向我逼债的理由。我曾对于主编说，Danlin在您麾下，为避嫌疑我就不能在刊物发表文章了。她说不行不行，你的文章人家喜欢看，你每年至少要支持两篇。文章接二连三地发，有几件事要说说，一是拙作转载多，原来论社会志的论概述与小序的论特载专记与大事纪略的……江西、河北、新疆、黑龙江等省刊竞相转载，弄得有本方志论文目录书，统计地方刊物发表，就将《中国地方志》发表的不统计了。这个要说，不然以为我是一稿多投，前几年一篇谈乡镇志的文章，《中国地方志》刊发后，吉林、河北、安徽、江西，爱你没商量要用，推都推不掉。省级刊物不在此文之列就不说了。二是网上点击量多，上海赵峰2014年发过一篇文章，从网络数据库中搜集到，《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是点击量最高的一篇。“维普期刊数据库”收录拙作58篇，目录显示《论方志性质》等两篇被收入“北大核心”论文。三是评优获奖多，30年优选论文评选时，我入选18篇，遥遥领先。那可是20多位教授专家历经三年时间评选出来的，而在井冈山评选大会上我还自毙了两篇，因为评选方案和评选标准是我起草的，按照惯例评委要回避，个人最高不超过7篇，所以最后终审时，我再次毙了11篇，保留了7篇。于主编当时觉得很可惜，因为评选是花了一定代价的，而且每篇都有评委认真写好了评语，都已经排版了。我的文章篇幅较长，单独将我18篇文章拷贝下来就有20多万字，于是想单独出一本《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选王晖专集》，将评委评语和篇目寄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方志出版社社长总编的冀祥德先生，想请他支持并作个序，他回复了5个字：“高产方志人”。欧阳修曾经作过一句历史上最短的序文：“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集闲谈也。”那也有13个字，这5个字显然不是序，是高级遁词。后来见面秘书长说，已经发表过的就别出专集了，你写一本书，哪怕马马虎虎的一本书，我也给你出，给你好好地作个序。“马马虎虎的一本书”都给出，这样的话说得你除了感动还有什么呢？

历年来担任特约作者、特约研究员、编纂顾问、省方志学科带头人、《方志百科全书》专家组成员、方志出版社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聘书和学术成果获奖证书

　　根据巴教授的文章统计，本人发表的文章为1687名作者24年间共同打造的几百期《中国地方志》作出了1.02%的贡献。不禁要问其间有什么原因，说来原因很多。

　　第一是参加修志实践行当多，工作使然。主编过县志、乡镇简志、山志和省志（分志执行副主编）；参评过两百多部省志、市志、县志、乡镇街道村志以及山水专志；当过网管，设计过网站《皖风网》；负责全省旧志整理，统稿清代《皖政辑要》；参与修志立法，志书质量标准制订，《方志中国》《魅力中国》展陈文本起草；虽然没在编辑部呆过，但长期参与《中国地方志》匿名审稿工作；虽然没在出版社工作过，受聘两届方志出版社外审专家及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书稿二审工作，应该说修志工作各个行当我都从事过。有道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勤于思考，天道酬勤，每篇文章都是工作汗水凝成，越忙思维汗滴越多。

　　第二是参加会议多，以文参与各层次学术会议。自上世纪80年代登上全国年会讲台后，原中国地方志协会的年会几乎每届都给我发出邀请函。2004年年会给我发来两张与会邀请函，一张是单独邀请参加方志性质专题研究，协会工作负责人刘永强在邮件中指示我与会主持方志性质组讨论；另一张邀请函是写组织管理论文的，那是因为单位一位领导找到我说全国哪儿都去过，唯独新疆没去过，你写一篇文章我挂个名，好让我参会。文章帮写也入选了，两张邀请函也来了，结果开会时没让我去，那位领导风风光光去了。不让我去的理由还能找出很多条，一是说我与中指办关系好，随便写写都能用；二是说我留在办里等候提拔下文，以防意外。笔试、口试、民主推荐、组织考核都通过了，会有什么意外。开会期间，与会朋友打电话骂我“重官轻友”，这话触动了我，我将《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一文甩给志办主任朱德祥，他看后连声称赞，向我道歉说这不是关系文章，但为时已晚。人虽未与会，文章再次受到青睐，很快接到《中国地方志》编辑刘翔宇电话，说于主编要采用此文，我当时还推辞要等年会文集出版之后再说，他说刊物与文集不矛盾，要选一组会议文章配合会议纪要发表，结果再次上演15年前的情景，以显要的首篇位置刊登在2005年第1期《中国地方志》上。后来出版年会文集时，同时发表了我与会的两篇文章。这个事情还得要说，不然不明就里，因为好多年新方志论坛增刊也一次会议发我两篇文章。原因是每年“新方志论坛”我参与策划选题，主编要求我积极配合，两个选题，我一般是写一篇文章与会，拟一个选题提纲发言，主编夸我带了好头，事后又要求我把提纲写出论文来。有一年我不愿意写，《中国地方志》编辑詹利萍打电话说，很好的提纲不写可惜了，论坛论文发表付高稿酬。就这样逼出一期论坛增刊发两篇拙作的结果。这类事几乎成了常态，2010年第十届国史研讨会，中指办选派几个人参会，分配我的任务是写当代省志编纂的，可我在会上发言即兴讲会议主题史志关系，当代所领导说我讲得不错，我代表小组向大会汇报全组讨论情况时侧重讲史志关系，会后又整理出两篇文章，一篇还了《广东史志》的文债。有时候文章发表也出乎主编所料，2011年山东省特约一组烟草志评论，拙作要陪衬发表，结果这一年《中国地方志》发我四篇论文。安徽大学老教授汤华泉看到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就凭你这一年的四篇论文，在安徽大学就可以评上正教授。

　　第三是参加编写理论教材工具书多。主编《方志性质辩论》，执行副主编《方志编纂培训讲义》，参编《续志编纂指南》《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和《方志百科全书》。承担的任务多半是难点，《教程》分配我是不能参照他人著述的一章，我在常规之外每节首创写成一篇论文发表。《方志百科全书》聘我为专家组成员，前三次研讨会的主要材料就是讨论我撰写的方志学十几个条目，为了更广泛的征求意见，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了《什么是方志——〈方志百科全书〉条目试写稿》，百科全书编写组先后转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的方志、方志学与方志理论定义的争鸣与探讨文章，促我作答。编书的同时常常引发多篇论文，只是有些发在上海、安徽等省级刊物上。

　　第四是参加编纂业务培训授课多。受中指办、国家部委、20多个省市以及宁波大学等地邀请，参加一至四届全国地方志负责人培训班以及省、市、县各级各类培训班授课，仅安徽省直机关就办过几十个小型培训班。2019年“航旅纵横”给我绘制了近几年的飞行图，这是不包括我双城生活合肥、北京两个大本营周边几个省市乘坐火车的出行图，飞行96次，到了40个城市，学术活动足迹走遍全国。山东省连续9年不让我换题目外，其他地方授课我都要求主办方提出新课题，克拉玛依市给我出了20多个题目，一个班除了新疆自治区志办廖主任作开场动员一课外，我一个人讲了两天半。一个问题一个理论生长点，讲一次课激发一次灵感，自然会形成一篇篇文章。

　　近几年到各地参加学术活动飞行图（早期网站没开通服务）

　　2005年第1期《中国地方志》目录

　　第五是观点独特，遵循逻辑方法。黑格尔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文章同样是靠思想观点问世。论文写作不能突破，往往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观点，总是“炒现饭”套用别人观点补充一点本地资料而已，这样的文章遇到资深编辑就没戏；其次就是不懂得逻辑方法，全靠朴素思维跟着感觉走，缺乏思辨能力，停留在工作总结层面上，没有理论升华，甚至违背哲学观点和逻辑规则不自觉地偷换概念，此类文章特别多，一般不被高水平编辑看中；再次不懂论述文体，做官样文章，官话套话溜熟溜熟，学术深入不进去，热衷于情商卖面子拉关系，没有学术性就很难笑到最后。原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会议认文不认人，不搞“官本位”，很少见到领导与会，一有领导与会就变成工作汇报会。后来各个学会协会都变成“官员俱乐部”，做真学问的只是个点缀，导致国家整顿“理事不理事、董事不懂事”现象，不许行政兼职过多。新方志论坛为了取得广泛支持，对各省志办领导文章网开一面，促使有的领导研究业务走向学者型，可有的领导作总结报告口头说说行，写论文还是找不到调，如最后一期新方志论坛收录一篇文章《天快亮了，我们快看到太阳了》，这是论文吗？散文也不会这样没有题眼。这次论坛我已失去机会与会了，想象不出领导是如何交流的，很可能把学术会变成工作汇报会，可想而知，这样的文章不可能走得太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拙作之所以能顺利发表，主要是坚持观点独特，从不人云亦云；讲究方法，依靠哲学逻辑的力量取胜。例如《论方志性质》一文，它改变了历史上方志性质定义方法，从过去现象性比喻定义进入本质性逻辑定义方式。尽管有很多争鸣，但谁也改变不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只要掌握了逻辑方法，就不怕门户之见贬低，历史最终都得承认。拙作1989年提出的定义：“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个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17年后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方志定义应用了这种“种差+属”逻辑公式，与拙作的区别仅仅是将抽象概念具体化而已，如空间种差“地方”改为“行政区域”，时间种差“古今”改为“历史与现状”，结构种差“各个方面”改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内容种差“情况”改为“资料”，质量种差“科学”改为“全面系统”，而中心词没有更改，直接使用了“文献”属概念，《条例》定义语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当年我跟着田嘉、邱新立等参加了这个定义的讨论，当时指导思想只对综合性行政区域志下定义，不考虑专志，这样就比拙作定义少了“某一方面”专志的规定性，但《方志百科全书》中方志定义补上了。著述立说要有思想观点，完成它还要靠充分的论证资料说话。如何组织论文资料，我的老师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后任人大校长）曾给我们做过专题指导，受益匪浅。资料的高度决定论文的高度。我从公元前1000多年西周开始，穿越3000多年时空，研究历代古文经学家的观点，提出与众不同的史志观，在2008年第12期《中国地方志》上发表《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像前文那样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于伟平主编将其列为当年最佳论文，虽然后来被专家们评为优秀论文，但社会上赞成者不多，地理界没见到反应，而那些研究方志的历史学界教授们斥为大逆不道。谁知2019年1月，中指办召开方志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与会提出方志学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古文经学家的观点是先有方志，后有历史。这话唯有我最爱听，等于说了我11年前说的“方志是历史之母”。2010年我出版了《方志论》一书，在封底上（见书影）我写下理论研究的体会：

理论研究的目的是立说。

　　如果文章发表出来没有声响，

　　说明观点落后于现实，

　　是陈旧的理论；

　　如果文章发表后深受欢迎，

　　说明理论与现实同步，

　　是成熟的理论；

　　如果文章发表后一片哗然，

　　争鸣不已，

　　要么是荒诞不经，

　　要么是超越了现实，

　　人们一时接受不了，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最终被人们接受了，

　　这才是有重大突破的创新理论。

《方志论》（上下册）书影

　　最后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历任《中国地方志》的主编和编辑们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厚爱。这就是我撰写此文目的所在，不仅仅感恩上述师长同仁，还得感谢《中国地方志》资深编审傅能华先生，他与南开来新夏、复旦黄苇所谓“北来南黄”顶级方志学家等学者一道评论我主编的志书，傅先生评论近水楼台发在《中国地方志》上。程方勇副主编剖析我的《方志性质辩论》，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80年代方志性质争鸣概述》。还有副主编金自强，编辑王英校、杨海峰、周全、李晓红以及刊物聘请的老同志，几乎我都熟悉，都有过编审往来，是他们将《中国地方志》刊物一期期赠阅，尤其在我未入方志门的时候，老一辈编辑给我补寄创刊以来的刊物，使我有机会私人保存一整套刊物，由当初内部出版季刊到公开出版的双月刊，由双月刊到月刊，再由月刊回到现在的双月刊；由白皮封面到彩色封面，历经《中国地方史志通讯》《中国地方史志》《中国地方志》几次更名，应有尽有，这也许是此刊完整收藏的全国第一人。

创刊号《中国地方史志通讯》

更名《中国地方史志》

　　北京王瑞朗曾问我这一套刊物是拍卖还是作为镇宅之宝，后者说对了，这份刊物是中国地方志最高学术阵地，是一部原始的方志学史，无疑对中国方志的编纂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无疑对方志人的成长赋予了丰富的知识和营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方志人，感谢这片方志人的园地，感谢这片园地一代代辛勤的园丁，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必将你们铭记在我生命之中!

　　（注：此文被《黑龙江史志》2020年第1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