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贤文化”成为社会时尚

勇哥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基本载体就是乡村，它承载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美丽乡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上，讲究自下而上，乡贤带动；经济上，是自然合理，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文化传统上，讲究和谐共生、自内而外。自治、自生、自然、自律，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特点。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都尊称为“乡贤”。 作为封建中国的基石——乡贤，曾承担了“皇权不下县”时代基层的管理职能。魏晋时的“坞堡”，南北朝时的“义门”等，均为乡贤基层组织的外在形式，等同于当今的乡贤联谊会。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据唐朝《史通杂述》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明朝朱元璋第16子庆王朱栴[zhān]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开始建立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到了清代，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可见，乡贤自古以来被历朝历代器重。

      “乡贤”，又称为“乡饮宾”，或“乡饮大宾”，溯源至“乡饮酒礼”。周朝时，乡饮酒礼举乡里处士之贤者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 明清时又有“宾”(亦称“大宾”)、“僎宾”、“介宾”、“三宾”、“众”等名号。晚清，乡贤的外延不断扩大，民众把治家有方、内睦宗族、外和乡里、义举社会、有崇高社会威望之人都称之为“乡饮大宾”。

       乡饮酒礼始于周代，一般都选德高望重的长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最初不过是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敬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秦汉以后，乡饮酒礼长期为士大夫所遵用，历代相沿。直到道光23年，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才被下令废止，前后沿袭约三千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乡贤历史的久远，形成了乡贤文化。它是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而繁衍的传统文化，最易为乡民自然接受和认同。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中国农村的母土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也是中国海内外人士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和文化纽带，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永新自古以来乡贤倍出。据清同治十三年版《永新县志》人物志记载，列传、儒行、文学、忠节、义烈、孝友、善行、隐逸、列女、方技、寓贤等所列贤人，数以胜述，所具事迹和壮举体现了“忠、勇、信、义”的人文精神，东汉孝义感天地、南宋忠义三千血等义举，皆为有力的例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新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为翻身解放事业，永新县有近10万人参军参战，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一半，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8000多人，郭沫若有诗云“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同期走出了“贺子珍三兄妹”、王恩茂、张国华等41位开国将军，谭启龙、李立等正省部级干部。计算机专家洪加威、国画名家刘勃舒、科学家欧阳自远等成了国家级文化科技精英。人杰地灵的永新大地，镌刻了无数个乡贤的历史雕塑，也为永新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重构传统乡贤文化，旨在让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的永新精英回归乡里，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让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来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乡村振兴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说明乡贤文化的精神底蕴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价值。

       经济发展需要乡贤带动，清风正气需要乡贤营造，乡村振兴需要乡贤参与。乡贤的魅力，在于他们的学识能帮助农民解读"三农"政策，帮助村民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带领村民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乡贤的魅力，在于能以他们的文化素养，带动农村塑造社会和谐的精神风貌；乡贤的魅力，在于能用他们的知识、管理经验、资本带动乡村发展。凭借乡贤的威望，可以教化乡民、重塑乡风、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实现乡村的和谐发展。因此，让乡贤文化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有着重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