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足迹

石毅

                           序 

       3329部队（原沈阳军区炮兵第七师）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1950年7月7日，奉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命令炮七师在南京朱庄组建，翌年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该师从1951年4月到1953年9月在朝鲜两年零五个月时间里，从西起铁原东至文登约百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先后配合9兵团、20兵团、3兵团的20、26、27、12、67、68、15、60、23、24军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粉碎敌秋季攻势、反细菌战、战术反击作战、夏季反击等战役。

      1952年10月14日参加上甘岭战役，在43天战斗中，发射炮弹5万余发，协同步兵毙伤敌10694人，击毁、击伤火炮59门，坦克15辆、汽车42辆、地堡67座、仓库25座、击毁击伤敌机41架，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

       3329部队的前辈以三野特种兵纵队为基础，陆续从四大野战军调入许多干部。这些前辈有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也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他们在长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为我军炮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立下不朽功勋，成为我军第一代炮兵，还有的成为我军火箭军初创时期（老五营）的创始人。如今他们大多已经逝去，但他们的光辉仍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炮七师组建后使用过多个代号，但3329这个代号，对于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乃至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地的曾经是大连金家街3329部队大院的子女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纪念炮七师诞生七十周年前夕，追寻父辈的足迹，是我们3329大院发小的光荣，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父辈的足迹》由原3329部队石岩、姜广玉、孙康、张凤治、辛鼎文、孙振华、高秀仕、赵永志，八位老前辈的子女撰写的父辈历史生平和纪念文章组成。由于历史久远，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十年，且大多数前辈已经过世，所以疏漏和不够详尽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缅怀父辈，并把父辈的光辉历史和精神财富传给后人！

 

八位前辈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炮兵

八路军操练缴获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

八路军操炮训练

延安炮校迫击炮训练

延安炮校操炮演练

延安炮校实弹演练

八路军炮兵与日军作战

八路军炮兵炮击日军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接受首长检阅（抗战时期我军唯一的炮兵团）

战火淬炼的前辈

一、石岩（1921.3－）

石岩，生于1921年3月16日，江西省九江市人。

1937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短训班。

1938年夏转入湖南零陵炮兵学校第四期尉官总队。

1940年10月经杜弘如和“东北救亡总会”于毅夫介绍到延安。

1940年至1941年在延安陕北公学社二班学习。

1941年9月分配到延安东关抗大三分校（后改为延安军事学院）炮兵科任助理员和炮兵大队部助教。

1942年11月经张英、宋承志、于达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12月调南泥湾炮兵团参谋处任教员，参加大生产和整风运动。

1944年冬在延安炮兵学校6队任区队长。

1946年5月在东北民主联军炮2团任作训参谋（一参谋）。

1947年5月任炮2团三营营长。

1948年11月任第四野战军炮26团参谋长

1950年2月任炮1师侦察科长。

1951年2月任炮25团副团长。

1951年12月任军委炮兵司令部预备炮兵科科长。

1953年7月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训练科长。

1955年11月任炮20团团长，同年授予中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1959年11月任炮7师参谋长。

1962年授予上校军衔。

1966年3月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大连市仪表公司党委书记，大连市煤气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大连市城建局副局长兼煤气公司党委书记，大连市公用局副局长，大连市建材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

1983年离休。

2011年3月，九十周岁时著有《永不褪色的记忆》，并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1945年，石岩与延安炮校六队学员合影（前排左起：李欣、石岩、田凯 后排左起：张孟吉、李玉璞、冯国声）

1947年，石岩在东北民主联军（吉林）

石岩（1950年于武汉）

1953年沈阳军区炮兵欢送苏联顾问回国时合影（前排左一：石岩 左三：刘何政委 左五：宋承志副司令 左六：锺辉主任）

1955年授衔时合影（前排左二：石岩 左五：沈阳军区炮兵宋承志司令员）

石岩（1955年于大连）

1955年，炮20团干部合影（前排右一：团长石岩 右二：政委李拔山 后排左一：副团长任广旺 左二：政治处主任周水萍）

1960年，石岩在沈盘新河现场分配任务

1960年4月在沈阳挖沈盘新河（左二：炮七师参谋长石岩 左一：炮七师政治部主任熊超）

1960年4月给沈盘新河施工先进单位颁奖（左三：石岩 左二：熊超）

1961年欢送炮七师谢采贤政委合影（前排右一：参谋长石岩 右二：副师长张志睿 右三：师长甄秉信 右四：老政委谢采贤 右五：新政委陈祖邦 右六：副政委熊超 后排右四：政治部主任孙康 右五：副参谋长姜广玉）

石岩与王淑贤（1962年于大连）

1962年全家合影（前排右起：石岩 石新 王淑贤 后排右起：石燕铭 石毅 石北阳）

石岩（1965年于大连）

石岩（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到家里授予纪念章）

石岩（2018年于大连）

永不褪色的记忆

石岩（2011年3月）

投笔从戎

我幼年时在家念过私塾，中学毕业后进入武昌育杰高中一年级学习。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失守，九江、武汉吃紧，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作为16岁的热血青年，我意然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抗日救国。1937年冬考入黄埔军校训练步兵单兵动作和战术。1938年夏转入炮兵学校学习炮兵专业。经过二年的军校训练，基本掌握了步兵和炮兵的专业技能，完成了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

奔赴延安

在军校我接触到许多进步同学，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话》、《政治经济学》等，对哲学和社会发展规律有了初步了解。又看了《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的“十月革命”，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当代最理想和美好的社会，将来社会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在本队结识了郑新潮和谢映东，他们也在看进步书籍，我们互相谈得来。在这些进步思想启蒙下，我和一大批进步同学约定毕业后一起去延安，因为那里是中国的希望！

1940年5月，我离开炮校从贵州都匀出发经贵阳前往四川。一路上很难走，没有汽车就背着包袱步行，有时爬上货车坐一程。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重庆，经杜弘如介绍见到了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于毅夫在东北解放后任吉林省委书记）和闫宝航（当时闫宝航在重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为党做情报工作，建国后在外交部工作），接上了去延安的关系。从重庆经成都去延安的路上检查非常严，国民党害怕青年人去延安。为了掩护身份我和王若林扮成一对夫妻，陈夷和杨维哲扮成一对夫妻，路上宪兵检查很严，旅馆里也查，车上也查，越接近西安检查越严。在车上我认识了同路的麦新（他是《大刀进行曲》的作者）我俩谈得来。到达西安后，在“八办”我见到了董老（董必武），董老说延安很苦，问我怕不怕？我表示延安是真正的抗日中心，是中国的希望，不怕苦。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经过国民党军的重重关卡和阻扰，最后终于达到了延安。

1940年5月我从贵州都匀炮校出发，于10月到达延安，这一路上整整走了六个月。

延安岁月

住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之后，已经进入冬季，天气很冷，我们没有棉衣，结果两个人发了一件白羊皮大衣（没有皮大衣面子的白羊皮），把上半截有袖子的给了别人，下半截给了我。我就自己剪成两个袖子和上衣缝起来，过了一个冬天。后来，没有毛衣，把羊毛用线捶子捻成毛线，由女同志教我，自己打了一件白色毛衣。在招待所我写了一份自传，交给了组织。有一次去延河边，遇见了谢映东和郑新潮，他们来的早，在抗大东干队学习了一期毕业后，东干队（队长是张学思）去晋察冀军区，他俩未去，住在总政招待所。还见到了由都匀炮校来的同学沈毅敏，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原我们不认识，是郑新潮在延安介绍认识的。在组织部招待所准备分配去学习。去哪里学习，我考虑不愿意学军事了，不愿去抗大。因在黄埔军校和炮校就是学军事，费了好大力气才离开那里，到延安来是追求真理和学习政治的，来参加革命的。组织征求意见时，提出上述意见。组织上就分配我去陕北公学学习。到陕公后，分配在社会科学部二班，当时校长是罗迈（李维汉）。到学校来讲过几次话。学习课程有尹达（马列学院来的）教的中国通史，柯柏年教的近代世界革命运动史，何定华教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还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对我来说很重要，很新鲜，武装头脑。当时学习很积极，记笔记，没有纸就买了油光纸，纸张很困难，字写的很小。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面小平场上，坐在板凳上听课。当时同班同学有魏坚（是空军，穿的是航空服，后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工作和离休）、王玉（后在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章波（毕业后去延安鲁艺，后来当导演，导演了达吉和他的父亲），还有闫宝航的儿子等。吃的是小米饭，没有专职炊事员，各班轮流做全校的饭。伙房很大，分工有挑水的、劈柴的、做饭的和做菜的。烧的柴，因延安附近的树都砍光了，得到30里以外去砍，我没去砍，是别人砍下来，我去背过。走的路不是平原，是断绝地上下很深的沟，往返六、七十里，背的木柴休息时放不下来，就靠着沟背休息。粮食是自己用毛驴驮回来的，我去驮过。去走一天，第二天驮回来。做饭是很大的锅，做好打出来放在木槽里，拿到伙房外面大家吃。有的用铁桶（半个煤油桶）打饭，提到山上班里吃。做菜很简单，烧一大锅水，把土豆切成块，有时是萝卜切成块放在水里煮熟后放上盐，最后用铁瓢把豆油烧开放在菜汤里。每个班打半桶，主要是汤，油和土豆都很少。但是吃起来却很好吃。饭有时不够吃，用铁皮缸子盛饭，用小勺子，比筷子方便，还可以喝汤。过年过节时改善，能吃上肉。因平时油水少，猛一吃上大肉，稍不注意，有的就跑肚。冬天天冷不能洗澡，夏天就在延河里洗澡和游泳。

在陕北公学期间还听过两个报告，一个是陶铸作的报告，他讲在南京监狱里如何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另一个是晥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干部（可能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记不清了），讲晥南事变的详细经过。

延安当时实行礼拜六制度。陕北公学有三个窑洞专门留着过礼拜六用。夫妻不在一个单位的，礼拜六可以在一起过。

一起来的王若林、杨维哲、陈夷都陆续到达延安了，他们都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原武大的荘湘也来了，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经常见面。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社任编辑，他爱人范元甄也在延安。扬作材也来延安了，他爱人胡萍也在延安。1941年9月陕公毕业后，分配我到延安东关抗大三分校。不久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院长朱德，教育长郭化若，政治部主任黄志勇。炮兵团从前方回延安了，教导营来军事学院为炮兵大队。大队长宋承志、政委张英。编为7、8、9三个中队。还有上干队（主要是高干）、俄文大队（大队长常乾坤，后任空军副司令，1955年授中将军衔）、工兵大队、参训队。炮兵科主任是沈毅（原炮兵团总教），我为炮兵科助理员。后来，郑新潮、谢映东也调来。郑新潮在大队部，谢映东也来炮兵科任助理员。开始训练后，我教炮兵射击课。郭化若去总部王家坪参加军事学术会，时带我去参加。郭化若讲军事辨证法，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等。

炮兵科除沈毅外，以后又来了王子玉教员。我当时还自学了俄文，在俄文大队旁听，还认识了俄文大队教员刘丰（原学空军的、后在空军工作，文革时任武汉军区政委），还有王连（朝鲜人），不懂时请教他们，还发给我俄文讲义，俄文科主任陆兢如都很熟。后来我和谢映东调炮兵大队部当助教。之后又来了王金栋，是上海大学生，当数学教员，还有马良俊。我主要教9队（观测队）的射击课。这期间麦新来过我这里几次，我也去过鲁艺他那里几次。他在鲁艺当教员。武汉大学的同学在延安成立了武大同学会，有杨作材（延安开七大的中央大礼堂是杨作材设计的）、胡萍、黎军、杨维哲、王若林、荘湘、李锐。我不是武大的，是东湖中学的，但每次都通知我参加，主要是过去都很熟。杨维哲后来和周建南结婚了，我去参加婚礼，由罗迈主持并讲了话。周建南后来任一机部部长，杨维哲任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另外，延安还成立了黄埔同学会，我也去开过会。有一次徐向前还讲了话。在延安生活上艰苦些，但精神上很愉快。感觉不到苦，感觉有前途，有希望，每天都在学习，增加新的知识，有信心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革命能够胜利。

延安政治空气很浓，经常能听到报告和讲话。我听过毛主席、朱德、叶剑英、陈云、杨尚昆、邓发、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林彪的讲话。其中叶剑英的报告次数最多。经常在八路军大礼堂作形势报告、苏德战争战况、其他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报告。再就是朱老总报告次数也不少，他是军事学院院长，经常来讲话。朱老总作报告时还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提出没有烟抽，朱老总回答很实际，他说：“你们自己种一点烟叶就行了”，很有意思。

当时延安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星期天在青年文化沟有讲座，陈荒煤、古元、萧军、萧三和夫人（苏联人），由他们讲话和作报告，自由参加。还有京剧院，院长张经武（张经武当时是联防军参谋长，贺龙是联防军司令员）。业余剧团团长陈明（爱人丁玲）。联政宣传队，队长欧阳山尊，还有其他剧团。经常能看到话剧，京剧、歌剧、秧歌剧演出。原来话剧主要演外国的，马门教授、列宁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讲话后，改变了，演中国的。就有了王大化和李波演的兄妹开荒，劳军和夫妻认字等新的节目。每周六晚上有舞会，参加人员不少。我参加过青年文化沟舞会，不少人参加，有朝鲜人、日本人；参加过总部门口的桃园舞会，朱德和康克清、叶剑英和夫人，江青也参加；参加过中央党校门前的室内舞会，人也不少。舞会没有乐队，用留声机，没有电灯，点气灯，没有地板，用沙土地，但气氛很活跃欢畅。

在延安见领导人很容易。星期天在桃园打扑克朱德也参加，谁跟他玩都可以；我在延河边看到过王明，他是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在解放日报社看到了博古，他是社长，正在会上讲话；在文化沟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主席去参加，从沟口下车走到沟里。我和一些同志就在毛主席后面跟着走到主席台。毛主席上台坐下后，我们才回队伍里坐下（我看见他戴的帽子和我的帽子是一样的，是公家发的毡帽）。每次开大会，都很热闹，各学校各机关都参加，人很多。有拉拉队，互相拉歌，都是青年人，朝气蓬勃，大家兴高采烈，民主生活很活跃。

有一次选举边区参议员，延安南部地区选一人，由军事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各出一名候选人。在军事学院院内开大会选举，候选人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鲁艺院长周杨，军事学院教育长郭化若，日本工农学校是日本人森建。首先是徐特立上台竞选，他说他参加同盟会就革命，他是毛主席的老师，把他革命历史讲了讲，叫大家选他，能代表大家。随后周杨上台竞选，他发挥鲁艺优势，音乐系编了周杨歌子，大家选举选谁呀，要选就选周杨呀，还画了很多周杨的画像，到处贴。周杨上台讲他很早就和鲁迅一起搞新文化运动，叫大家选他。最后日本人森建上台，他不会讲中国话 ，由两个人替他讲，说他是日本人，是反战同盟的，能代表日本的反战力量，叫大家选举他意义很大，并且也拿着他的画像上台。郭化若未上台竞选，但后来正式选举时因大会地点在军事学院，全院人员都能参加，人数最多，结果选票也最多，最后郭化若当选了。

1942年11月经张英、宋承志、于达康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我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在台上做动员 。原来在国民党通讯学校毕业的李祥厚被抓，用大车送去延安了。郑新潮在延安也被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教导营和各队又进行动员，各班开会要求交待，重点是国民党地区来的，空气很紧张。我怎么也想不通，最后精神错乱，不省人事，用绳子挷起来，手臂也烂了，穿了五个洞，胸前也破了，牙齿也掉了，后来放在山沟窑洞里，由人守着半年多才清醒过来。1944年春恢复正常，但手伸不直。这时又开始生产运动，开荒。把我和马奇等留在住地纺线，夏天我身体好转，参加了锄草、收烟土。

经过1943、1944年的大生产，延安的生活有很大改善。每顿饭好几个菜，各队有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改善伙食。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二斤粮、二斤菜、六钱盐、六钱油，每月三斤肉。衣服有单衣和棉衣都是新的，真正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4年冬，我被分配到延安炮校6队任二区队长，负责教射击和炮操。当时只有两门“一三式”山炮，另两门是木制的。第一门为基准炮，我按4门炮下达口令，学员按口令操作，实际效果一点不受影响。

解放战争

1945年9月23日，延安炮校遵中央军委命令分三个梯队从南泥湾出发开赴东北。我们六队随二大队徒步行军经延安到绥德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轻装东渡黄河向北直奔怀来。

 东北的归属对国共两党至关重要。共产党先后往东北派了10万部队、2万干部和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国民党先后向东北运来7个正规军，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新一军和新六军。 

为加快速度我们改乘火车前进。原来承德市和铁路线是被日军占领的，现在由苏蒙联军军管，车站无人管理，许多设施遭到破坏。我们找到了车站的调度和火车司机，给他们讲明了运兵的需要，临时编组了两列用闷罐车组成的军列，乘车直奔沈阳。我们二大队乘第二列车，当时列车的每两节车箱之间用气管连接气轧。但管子不够，仅有一半车箱能使用气轧，另一半怎么办？就用人来搬手轧。下坡时就一半气轧，一半手轧。头几站下坡时坡小还管用，一到下坡就喊搬轧，顶管用，一搬手轧就减速。可是过了朝阳以西的叶柏寿一直是下坡路，大坡车速越来越快，一下口令搬轧，轧不住，不能减速，越来越快，快到机车锅炉的煤火火星飞出来了，在车箱边飞舞，沿线的电线杆子都连成一条线，好象是乘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了。车箱有时离开铁轨来回左右的跳，张英喊不要动，整个列车的秩序很好，没有人动。使车稳定，这时火车司机害怕担责任，一急之下，跳下火车跑了。

事态十分严重，情况十分紧急，正在火车车头押车的炮校干部马海亭原本是平汉路火车司机出身，便勇敢地接替了司机的岗位。但他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能让下坡越来越快的火车速度减慢。他就一直拉着火车的汽笛一路长鸣，幸好前方有一个小火车站，站长听见火车一路长鸣的叫声，知道火车出了故障停不下来了，马上命令扳道工把路轨扳到一个停车岔道上，但火车冲到前方还是翻了几节车箱。我们乘坐的车箱也翻倒在一边，岔道上的铁轨向上翻起，并把石头堆起来，阻止火车前进，机车撞成两节，汽笛还在吼叫，像受了伤的野兽，马海亭被当场撞昏，火车头前面的几个扒车的老百姓被撞死，幸好炮校的同志们有准备，只有一个同学在车箱门处被撞死，其他几个受了点轻伤。第二天我们一看，如果不扳到停车岔道上，顺铁路向左拐，前方正好是一个山沟，很深。要是整个列车冲进山沟，后果不堪设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列火车不行了，就又设法另找车箱和机车。车头没有煤和水，大队长邵明银（老红军）带头向机车运煤、运水。因刚刚乘过世界上最快的火车并翻了车，所以乘上这列车后，大家心有余悸，听到火车爬坡加力的声音，知道一会又要下坡了，担心轧不住车，提心吊担。还好，一路顺利抵达沈阳北郊马三家子车站。

1946年底延安炮校改名为牡丹江炮校。炮2团在宁安加紧训练，1、2营的火炮还完整，3营的火炮只有一个表尺和瞄准镜座，无法操作。我就用这个表尺和瞄准镜座到宁安的工厂用轻铁照着铸造了11个同样的表尺和瞄准镜座。但装上的瞄准镜，表尺是死的，只能变换方向，不能上下移动。我就用原有的那个表尺，把射角和距离编成射表。操作时，根据目标和距离把射表上的射角装在象限仪上，并把象限仪固定在炮身上操作，调整象限仪气泡居中即可射击。结果实弹射击检验准确实用，后来作战就用此法。

1947年5月我在炮2团参加“三下江南”战斗之后，任命我为3营营长。我带3营回宁安搜集火炮，在镜泊湖捞出1门完好的野炮。

我营根据“三下江南”的作战经验进行训练。特别是瞄准训练，在烟雾中标定射，在行进中迅速占领阵地展开射击，主要训练打的准。夜间训练紧急集合动作快，七连从发令到集合完毕仅14分钟，实弹射击打的很准。

冬季攻势

1947年冬到1948年3月的冬季攻势，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拔寨，连续作战，6战6捷。我营和炮2团的1、2营都参加了战斗。

第一仗，炮2团配属二纵攻打彰武，敌守军一个师。拂晓炮火准备，我们5个炮兵营向城墙东南角先试射，接着效力射。爆烟看不清目标，我们改用标定射，5个营同时打，几千发炮弹像炒黄豆一样，爆烟升起几百米高，打开口子炮火延伸，步兵发起攻击，进入城内战斗，很快战斗就结束了，全歼守敌。

第二仗，炮2团配属八纵攻打新立屯，敌守军一个师。打外围时，我营配属八纵24师打火车站。上午我去24师见丁盛师长和韦政委研究打法。 第二天拂晓炮火准备，破坏和消灭车站前面的火力点，然后步兵发起攻击。车站右边有一个二层小楼，两侧各有一个机枪火力点，我用两门炮射击，把小楼打垮机枪哑了。接着左边水塔上有一个火力点，我用一门炮把它打哑，从远处山（老母猪山）上有敌炮火向我进攻部队射击，我立即指挥我营炮火向敌炮阵地压制射击，敌炮也哑了。我步兵迅速占领车站，进行总攻准备。

夜间，敌人害怕我军进攻力量和炮火威力，敌师长带着少数人弃城逃跑，大部分当了我軍俘虏，新立屯解放。丁盛师长给我营送了一面锦旗“弹弹命中”。

第三仗，炮2团配属四纵打辽阳，敌守军也是一个师。战斗准备时，我把城墙上敌火力点和前沿火力点编号分给各连。拂晓炮火准备，先破坏射击。敌城墙上和前沿碉堡、地堡逐个被摧毁，接着对城墙进行开口急袭射击。之后，步兵冲锋进入纵深战斗。我随突击团长和师作战科长一起市内巷战，突然从十字路口地堡射出一梭子弹，团长腿部中弹痛的受不了，我马上握着他的手安慰，担架把他抬走继续战斗，我营随时用炮火支援步兵，中午战斗结束，辽阳解放。 

第四仗，炮2团配属四纵攻打鞍山。总攻前，我在炮兵指挥所从山头俯视鞍山全境很清楚。市内神社山，敌有集团工事，还有一列列车炮在市内活动。指挥所内除邱创成、匡裕民外，还有科长、参谋，原炮兵团老红军贺清仁也在。拂晓总攻开始，炮火准备主要是打神社山的集团工事和城边前沿工事，之后步兵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黄昏攻下神社山，进入市区战斗。我和王岳石政委及副营长董允中摸黒搜索行进时，附近打来手榴弹，弹片打伤董允中的左手，简单包扎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鞍钢天亮了，楼内到处是敌人尸体，很快战斗结束，鞍山解放。

第五仗，炮2团配属一纵攻打四平。1948年3月12日我军再次攻打四平。这次有了充足的炮弹，有了步炮协同的经验。我的观察所和阵地在三道林子高地，对市内一目了然。总攻前一天，我和文击团长到1师师长江拥辉指挥所受领任务。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来了，江拥辉汇报后，李天佑讲话。要求进攻部队迫近作业挖交通沟，用少数步兵直接摸到敌前沿，兵力部署讲得也很具体。我们把敌目标编了号，炮火准备时逐一摧毁。下午步兵进入市内战斗，我营支援步兵1团进入市内战斗。 我和杜团长在小广场边的建筑里指挥炮火打敌据点，消灭之后，我们把建筑物的墙打通前进，继续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收复了四平，全歼守敌71军两万多人。

第六仗，炮2团配属二纵、六纵攻打吉林市。我营参加打外围战斗。打哈达湾时，主要打化工厂生产区。六纵炮兵主任李雨山到我观察所。攻击前李自群（原延安军事学院炮兵大队九队队长，到东北后在坦克大队）带来三辆坦克。攻击发起后，我营对敌压制射击掩护步兵进攻，三辆坦克也投入战斗，天黑时占领了哈达湾。

辽沈战役

东野集中了优势兵力，围攻锦州及其外围的部队达到五个纵队加一个师。为了阻截从葫芦岛方向的援锦之敌，四纵配置在锦州西南塔山一线。为阻截从沈阳方向的援锦之敌，东野派出了11个师在彰武，新立屯以东待命。

辽沈战役首先扫清锦州的外围屏障——义县。1948年10月1日清晨，我军先用榴弹炮施行炮火急袭。整整一个半小时，一阵猛轰，把义县的一丈多厚的城墙打开了一个近40米的大缺口，基本肃清了缺口附近的火力点，然后延伸射击，破坏敌纵深工事，掩护步兵冲进城去。战斗进行非常顺利，到下午3点40分，我军便占领义县县城，全歼敌20师一万余人，活捉师长王世高。

但谁也没料到，义县之战，我军炮兵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朱瑞司令，他去看突破口时踩响地雷，这一噩耗大家非常难过。

义县收复后，炮2团继续向锦州前进。10月9日我营配合步兵攻占帽儿山。帽儿山是锦州西北的一个孤立的山包，山上四周筑有碉堡、交通沟和火力点。我带领全营选择炮阵地，给各连分配射击任务，17时炮火准备，命中敌碉堡和火力点，步兵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帽儿山（帽儿山在总攻锦州时，是林彪的指挥所，可以俯视锦州整个战场）。10月11日，我营配属七纵20师攻打罕王殿。罕王殿是横在锦州南面由西向东的一座大山，攻打锦州必先拿下罕王殿。罕王殿筑有完整的防御工事。拂晓，我营炮火准备，摧毁敌工事和火力点，打开突破口，步兵发起攻击。我营炮火在步兵前面延伸射击。步兵向东进攻时，我营炮火向东转移，经过一整天战斗占领了罕王殿，扫清了锦州外围。

总攻时我营配属九纵从南面攻击。罕王殿山拿下后，锦州南面全部是平地，炮阵地只能在平地向下挖工事。步兵在平地挖交通沟，一直挖到敌前沿，整个南面平地布满了交通沟。负责南面攻城的是七纵和九纵，由七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我们在准备进攻锦州期间，听到南面塔山的炮声，那是四纵在塔山阻击国民党从南面增援之敌，敌军用舰炮射击的炮声。四纵打的很顽强很艰苦。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攻下锦州。总攻开始前，我军两个纵队的步兵和炮兵都已进入锦州南面的大片开阔地交通沟和炮阵地，暴露在敌军面前。敌人用火炮向开阔地射击，总攻时间没到，我们只能挨打，大家急的要命。邓华司令有经验，他派小部队在我们左测发起佯攻，机关枪、迫击炮猛烈打起来，步兵发起进攻，敌人的炮火被吸引过去，我们这边两个纵队的大部队平静下来，减少了损失。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我们立即对敌主要方向的突破口城墙和地堡，工事，堑壕进行破坏射击， 炮火齐发，大地颤抖，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那炮火之猛烈，弹着点之密集，射击时间之长是我军炮兵前所未有的。

11时，我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和坦克支援下，对敌发起冲击，很快突破敌军防线，冲入锦州市区。我们的火炮也进入市区支援步兵巷战。步兵在炮火和坦克支援下突入旧城。15日晚6时，锦州守敌第六兵团10.8万余人全部被我军消灭，敌兵团司令卢浚泉被我军俘获，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化装修表的逃亡，我军攻取锦州仅用31小时。

10月17日长春守敌起义，长春解放。盘踞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然而蒋介石并不死心，他下令已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的五个军共11个师的特种部队，继续向南推进，企图重新夺回锦州，又下令东北残存的所有国民党军向关内总撤退。我们攻下锦州没有休息，立即向黒山、大虎山方向急行军，准备参加战斗。沿途看见凡经过激战的地方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敌军尸体，被丢弃的大炮和车辆等武器装备散落在各处，夜间能看见远处仍在燃烧的火光。我们到村里宿营时老百姓讲，国民党军来时还像个样子，又是汽车又是大炮耀武扬威的，结果一打就丢盔解甲溃不成军。就这样，廖耀湘兵团10万人马，被我军在彰武、新立屯以东待命打援的11个师和攻打锦州的部队包围在黒山、大虎山、新民等地的120平方公里地带，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全部歼灭，活捉了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风武、郑庭笈等。在敌人丢弃的大炮中有155口径的榴弹炮，大都完整如新，我军把缴获的这些大炮给了炮27团。

1948年11月23日，我东北野战军主力73万余人及随军民工15万人，千余门火炮，40余辆坦克装甲车，3000余辆汽车，8000余辆大车，10万余匹战马，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沿北宁线经兴城，绥中，跨过山海关直捣华北，近逼北平。 

1949年初，中央军委命令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第一到第十二纵队改称第38至49军，原炮兵纵队改称特种兵，包括炮兵、工兵和装甲兵，肖华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委，邱创成任副政委，匡裕民任副司令员。

炮兵也成立了炮1师和炮2师。炮1师师长彭景文、副师长王珩、文击、政委张英、政治部主任林真，辖炮25、26、27团。炮1团改称炮25团，炮2团改称炮26团，炮3团改称炮27团。炮2师师长沙克、副师长宋承志，辖炮28、29、30团。

炮26团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团长赵庆丰、政委张芳、副团长甄秉信、参谋长由我担任、主任方文。 

平津战役

首先攻打天津外围，我带炮26团3营配合1个步兵团攻打敌军占领的一个窑地。拂晓后，我炮火对敌窑地火力点和所有工事进行破坏射击。当目标摧毁，进行简短急袭射击后，步兵发起进攻，炮火延伸射击。经过一上午的战斗，敌外围据点被我军占领。 

 

天津战役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直接指挥。兵力部署在东南西三面，主力由东西两面进攻，在市中心金汤桥会师。这次总攻我团配属45军135师，从天津东面民权门进攻。师长丁盛把他师的炮兵营归我团指挥，编成炮兵群，打开突破口支援135师攻击。 敌人把民权门前后左右的房子全拆了夷为平地，城外挖了很宽的护城河。民权门的集团工事纵深有1000-2000米，横宽也有1000-2000米，由钢骨水泥碉堡组成。碉堡之间还有地堡、交通沟和铁丝网及障碍物。护城河里还有暗堡。我们对敌民权门工事进行了反复侦察并画了图，把所有目标编了号。我和赵庆丰团长在交通沟里对敌前沿侦察时，敌人打来枪榴弹炸开的手榴弹木柄掉在赵庆丰脖子旁边，我们在沟里没炸着。总攻前一天晚上，135师在窑地的屋里召开作战会议，45军军长黄永胜、炮兵副司令匡裕民也来了。开会时匡裕民见我低着头，问我是不是压力大，我说没有。我正在考虑如何把民权门的集团工事打掉，为步兵扫清障碍。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整，我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炮火准备准时开始，首先进行破坏射击。我炮兵对敌工事进行逐个破坏，把敌碉堡、地堡等各种火力点和障碍物全部摧毁。这次我们集中了比攻打锦州更多的火炮和弹药。一开始就把天津外围第一线所有工事用炮火覆盖，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敌军阵地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护城河上架桥和排雷的工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和主攻部队的各路突击队一起迅速向前运动。 破坏射击进行了1小时57分，敌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吹嘘的“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被我军炮火打了个天翻地覆。接着我们又用3分钟的急袭射击掩护步兵发起冲锋。突击部队进入突破口，坦克也从民权门冲进去，战斗十分激烈。中午，突击部队攻入市内向纵深发展。经过激烈巷战，15日下午3时，全歼天津守敌10个师13万余人，天津的敌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我军生擒。天津战斗结束后，我团受到四野林罗刘谭陶的通令嘉奖。135师师长丁盛给我团送来一大卡车的美国午餐肉罐头，连车和司机都送给了我们，我们把罐头分给各连。

北平的傅作义原来还在观望，看到我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迫使傅作义丢掉幻想，立即举行和谈，率部25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古都内的一切，包括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老字号商铺，四合院，民宅等等，全部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北平和平解放后，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团以上干部去北平三天。我们先后参观了颐和园、北海公园、天坛、中山公园、故宫、王府井、前门大街、西单和过街牌楼，还观看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程砚秋的“打渔杀家”。

太原战役

1949年4月，四野派炮1师26团、27团和炮2师3个营（基本上是四野所有大口径火炮）去参加华北野战军解放太原战役。太原战役由彭德怀司令员指挥，我军有三个兵团。十八兵团从东面主攻，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由南面进攻，二十兵团（杨成武司令员）由北面进攻。西面是汾河。我团编为第五炮群支援步兵打外围据点。20日向淖马、双塔寺和仓库区发起进攻。首先对敌据点的碉堡和火力点破坏射击逐个摧毁，同时步兵在敌据点下面挖的坑道里埋的炸药也点了火，只听到爆炸的闷响声和地面的颤抖，接着我炮兵猛烈的急袭射击，步兵发起进攻，逐个把敌外围三个据点全部占领，此时只剩下孤伶伶的太原城。

4月24日拂晓总攻太原城。我炮群对敌火力点和城墙试射，不一会烟雾升起来，城墙全是烟什么也看不见。突击师副师长让我停止射击，他要派工兵爆破城墙，我马上打电话给炮27团作战股长齐重阁让他用标定射打，并让炮群各连都用标定射打，很快城墙被打开了30米宽口子，步兵发起冲击，我跟着步兵从城墙口子进去，在口子上看了一看，我步兵无人伤亡。在整个攻城中，我兵力和炮火占绝对优势，把敌炮火压制住了。攻入城内经过一上午战斗，太原解放。

太原战役结束后，我写了篇《太原战役中第五炮群是怎样进行统一射击的》文章登在特种兵杂志上。华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取消了敌人炮兵的发言权》。

衡宝战役

1949年9月我团接到命令，立即向衡阳、宝庆方向前进，参加衡宝战役。一开始我军1个师被敌军5个师包围，之后我军大部队把敌军这5个师反包围。我军里面的部队向外打，外面的部队向里打，最后把敌军全部消灭。这也是我军在湖南与白崇喜打的最后一仗，消灭了他的主力。随后广州、桂林、南宁相继解放。

1950年初我被调到炮1师任侦察科长。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13兵团38军、39军、40军、42军和部分炮兵，工程兵组成东北边防军，开赴指定集结地待命。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大规模入侵朝鲜北方，战火从“三八线”烧向鸭绿江。在这种严重时刻，我党中央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入朝前炮司组织炮1师和炮2师侦察科长去朝鲜侦察。炮1师由我带侦察参谋、联络员（朝鲜族当翻译）、警卫员各1人，穿便装乘吉普车，从丹东过鸭绿江桥到新义州，向东线去温井等地，去南线龟城、顺川、春川等地与郡委员长（县长）接头，了解当地粮草供应、风俗民情，查看道路和掩蔽情况。回来后向匡司令、邱政委作汇报。炮兵根据汇报，作出行军计划。

第一次战役

1950年11月1日，炮1师配属39军116师对云山之敌发起攻击。文击师长带我去116师鹰峰指挥所，汪洋师长向各团下达作战命令。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炮兵进行火力支援，夜间继续战斗，打得很激烈，第二天美军骑1师8团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拚命突围，骑1师5团前来增援。11月3日晚战斗结束。在39军英勇围歼下，歼灭敌骑1师8团大部，5团一部，***1师12团一部，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人)，并击落美军F84喷气战斗机4架。这是志愿军入朝首战得胜，沉重打击了美军王牌骑1师的气焰，大大增强了志愿军的士气。

第二次战役

1950年11月25日，炮1师仍配属116师作战。待敌进入预定战场后，黄昏116师发起反击，打一阵后，敌人向后撤，我们就追击，美军机械化部队跑得很快。另一路，担任迂回任务的38军113师昼夜兼程，巧妙地避开敌军拦阻，以14小时行进70公里的速度，于11月28日赶到三所里，切断敌军后撤退路，志愿军对美8军形成三面包围后，在价川、军隅里地区展开围歼美8军的作战。战斗结束后，我在现场看到山下公路两侧全是敌军尸体，有白人、黒人，遍地都是炮车、坦克、汽车。第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运动战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共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12月5日收复平壤。

第二次战役后，我在夜间侦察时，看见路边有一辆吉普车和拖斗，我停下车查看，车上有一个美国佬尸体，我和侦察参谋把尸体推下去，我把这台吉普车开了回来，到师部一检查还是一台新车，后来这台车给文师长坐了。回忆起来很有意思，在朝鲜战场，我们打的是美国鬼子，可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全是美国的，吉普车、报话机、卡宾枪，连睡觉的毛毯，垫的气褥子，做饭用的气炉子，装东西用的帆布口袋，下雨时的雨衣，休息时打的扑克，吃的罐头全是美国人造的。

第三次战役

这次战役是向三八线发起攻击。当时炮42团归炮1师指挥，文师长命我去42团。42团的任务是支援步兵过临津江，突破三八线，为步兵打开突破口。在进攻前一天夜间，炮42团火炮进入阵地，阵地在临津江北岸，离南岸敌人阵地很近。目标看的很清楚。我们对敌火力点、工事、障碍物进行标定。1950年12月31日黄昏，我们开始炮火准备，很快把对岸敌火力点、工事、障碍物全部摧毁，随后步兵发起冲击，迅速突破三八线阵地，向纵深发展，我团也过了三八线，这时的敌人对志愿军已是闻风丧胆。1951年1月1日我军最远已深入纵深15公里。1月4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1月18日敌军全部撤至三七线附近，为防止敌军在我侧后登陆，我军停止追击，结束了三次战役。这次战役推进80-100公里，歼敌1.9万人。

第四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美军开始全面反攻，试图将我军压回三八线。为此，志愿军不顾兵员和粮弹未得到补充，就转入防御作战。在汉江南北血战43天，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1951年2月17日起全线转入运动防御，组成两个防御地带，每个防御地带配置两个军，争取用两个月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入朝和改善后方运输，储备作战物资。

我是第四次战役运动防御时，调炮25团任副团长的。我团配属42军125师防御作战，任务是以火力支援步兵阻止敌人进攻。有一次敌人大规模进攻，师长下达了作战命令，此时步兵经过三个战役的连续作战，兵员未得到补充，缺员很大，剩下的都是骨干，准备将来新兵补充后当班长、排长、连长使用。我们炮兵的弹药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各营长把阵地上的人员疏散隐蔽，留下主要炮手在火炮上射击，不要怕损失，也不要舍不得炮弹，一定要支援步兵守住阵地。步兵副师长在我指挥所看到后，叫他的警卫员把仅有的菠萝罐头打开请我吃。这次战斗打的很激烈，我团炮兵不顾敌机和敌炮的轰炸，尽全力支援步兵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之后又经过几天防守，到3月14日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我团随42军撤离休整。

这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共85天。毙伤俘敌7.8万人，敌人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我军则争取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开进和物资的运输与储备。

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我团配属27军81师作战。黄昏发起第一阶段攻击，炮火准备后，步兵发起冲击，随之炮火转移到步兵前面，向敌纵深发展。步兵较顺利占领山头，向敌纵深挺进，我团也随之跟进。4月25日，步兵前进到抱川以北、以东地区奉命撤退休整，我团也北撤休整。

第二阶段我团仍配属81师在麟蹄西南向敌进攻。5月15日我团占领阵地后，我带警卫员方庆民侦察进攻路线，刚过小河沟，突然敌打来一发炮弹，落在我后面，我知道是山上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带着警卫员向左侧横的方向快跑，我知道第一发炮弹打远了，第二发会减距离，用距离夹叉，不能直的跑，我向左侧跑进小树林跳进沟里，果然敌炮用距离夹叉后，又用方向夹叉向树林打来，我们在沟里只听到炮弹炸裂声和破片飞声，敌人看不到我的具体位置，打了几发炮弹就停止了，天黒之后我们返回（方庆民后在高炮74师任副团长）。 5月16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击，很快占领敌阵地向纵深发展。部队进展很快，至5月21日由于连续作战，所带粮弹已尽，只得停止进攻。5月25日文师长电令我团立即经九万里、华川向北撤，经过九万里时，撤退的部队很多，有步兵、炮兵、担架队、运输队。公路上很拥挤，敌人乘我军主动北撤之机，利用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沿公路快速追击，在华川公路上能听到敌人追击时的炮声和飞机扫射声。黄昏时，我团全部转移到指定地域。这次北撤，我团除损失一门火炮外，人员全部撤回。由于我团的火炮和马匹经过五次战役损失很多，所剩火炮和马匹补充给炮45团。我团人员于7月随炮1师回国进行苏式武器改装。

回国改装 调军委炮司

1951年7月从朝鲜回国，师部驻长春，我团驻四平。主要任务是换装苏联的火炮。不久，苏联的122榴弹炮、汽车、工程车和弹药等运来。我们立即选择炮场、车场，对炮手和汽车驾驶员进行训练。我团设置了弹药库，拉上铁丝网，布置警戒，修建枪管射击场。文师长带苏联顾问来我团检查接装情况，观看了干部的射击和炮手的操炮训练，检查了枪管射击场、驾驶员训练场、炮场和弹药库的警戒之后很满意。

11月初，我去沈阳高级炮校参加部队改装训练班集训。由苏联专家讲课，比较正规，有连射击和炮兵营、炮兵群射击指挥，有条令、正规口令以及进攻和防御时如何部署火力支援步兵等战术。集训结束后，辽阳的炮兵营房盖好了，炮1师移防辽阳，我25团也进驻辽阳。回到团里，我召集全团干部集训，按高级炮校苏联顾问所教的改装训练内容，组织部队训练，准备二次出国作战。

正在组织部队改装训练时，接到军委炮司通知，调我去北京参加全军炮兵训练大纲审查。这次军委炮司从炮1师调我，从炮2师调一个作战科长和一个副团长，我们都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了解美军情况。陈锡联亲自主持苏军《训练大纲》的审查，《大纲》很厚，陈司令让我们逐条逐句发表意见进行审定，准备1952年我军炮兵部队按此大纲组织正规化训练。

《训练大纲》审定工作结束之后，我被调到军委炮司。过去，我一直在部队行军打仗，现在让我坐办公室很不习惯。过了一段时间，我找贾陶参谋长要求回部队，未答复。 

军委炮司成立了军训处，杨发静任处长（原延安炮兵团的）；我任预备炮兵科长，主管军委直属炮兵师；李泮池任部队炮兵科长，主管步兵军、师属炮兵；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陈锐庭任军委炮司参谋长；军委炮司原参谋长贾陶任高级炮校校长；张啟信从南京炮司调来任通讯处长；马辛任侦察处长（原延安炮兵团的）；徐昭任作战处长；孙式性任军务处长；廖政武任校管处长，吴植楷任科长；殷洪任高炮处长（原贵州都匀国民党炮校的）。这样，军委炮司人员到位了，开始组织全军炮兵部队的正规化训练。军委预备炮兵由总参直接调动，训练计划由军委炮司预备炮兵科统一安排。当时广州军区炮司未按军委炮司计划组织训练，我和通讯处申建基科长带队前去诏关炮1师检查，并把检查情况向军区炮兵副司令张志毅作了汇报。回京后，我们把检查情况向陈锐庭参谋长作了汇报并下发通报。总参军训部负责全军训练，我去军训部开会，肖克部长亲自部署。军委炮兵还请钱三强作原子弹的专题报告，讲到放射性时，他把放射性物质放在麦克风前，从扩声器里能听到声音，很形象。南京军区炮司开训练工作会议，我和杜常青前去参加了解情况，当时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周纯麟，政委刘春，副司令叶超。叶超还前往住处看望我们。 

第二次入朝，参加军委见学团

1952年4月我参加军委组织的去朝鲜的抗美援朝见学团。总参作战部长张震，炮司参谋长贾陶参加。我们由贾陶带队，同张震一起经丹东赴朝。这次赴朝与我第一次入朝形势不一样了，从丹东到新义州后，看到我军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整个战线在三八线附近处于比较稳定对峙状态。不是运动战，修了不少坑道，炮兵装备也改装了，炮47团是苏式152加榴炮，11师是苏式火箭炮，苏式坦克也入朝了，还有31、33防坦克炮师。苏式高射炮师也入朝了，有85高和37高。入朝后各炮兵师我们都去了，名义上是见学，实际上带有检查工作性质，贾陶参谋长去各师听汇报。我们去炮2师，他们都构筑了工事，有会议室。师长张九德介绍情况，敌我双方对峙，有时互相炮战，有目标就打，步兵有动作就支援。当时板门店已开始谈判，不能对板门店炮击。有的炮连为了防止误击板门店，在炮身旁边钉个杆子，使炮身转不过去，这样就打不到板门店。火箭炮师我们也去了，火箭炮火力很猛，在朝鲜发挥过威力。一开炮目标区域顿时连空气都燃烧了，打完马上换阵地，防止敌人报复。我们去火箭炮部队时，正遇上朝鲜平安北道慰问团文艺演出，演的很好，在战场上演出，带有战斗气氛。我军的坑道在战场上很起作用，有一次我去一个炮兵营，敌机发现了又是扫射又是投弹，我马上进入营部坑道安然无恙。板门店在开城，贾陶参谋长带我们去开城，白天开车敌机未干扰。开城出产高丽参，人工种植很多，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些。朝鲜村子里男人很少，主要是妇女干活，虽然是战争状态，但在我军和敌军的中间地带，在炮弹弹道下面的稻田里朝鲜妇女还种地，地没有荒。

当时在三八线正面敌我处于对峙状态，为了防敌在我侧后登陆，我军在西海岸成立了西海指，准备抗敌登陆作战。西海指司令员邓华，有38、39、40、50军，还有朝鲜人民军。我们去西海指待了几天，看了看西海岸防御阵地。山很高非常陡， 我爬上山顶下面全是海，加上部署了防御部队，敌人想登陆不可能成功。这几天白天在西海指开会，晚上有晚会，文工团演节目，还有舞会。我看见38军的江拥辉、39军的张竭诚、40军的邓岳、50军的曾泽生，朝鲜人民军的军长穿着人民军军服带着军衔，晚会在坑道里场地还不小。这次入朝三个月后回国。

调沈阳炮司 训练部队

1953年，调我到沈阳军区炮司任训练科长。当时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匡裕民、政委刘何、副司令宋承志、政治部主任鐘辉。到沈阳炮司工作后，感觉与军委炮司不一样，离部队更近了，工作更具体些。当时作战科长王一勤，侦察科长鲍傲，通讯科长李嘉齐，管理科长薛风，高炮处长王汀。

当时沈阳军区是全国驻军最多的。步兵有九个军，38、39、40、50、64、16、23、46军（有一个军的番号记不住了）部队炮兵较多。 炮兵有七个师，7、10、11师高炮61、62师，防坦克炮31、33师。军区炮兵训练由宋承志副司令负责，具体工作由我们训练科主管。我们每年春季召开训练工作会议，各炮兵师长，各军、师炮兵主任，各炮兵团长参加，总结上年训练工作，部署当年训练任务，讲解如何对照《训练大纲》组织训练等。检查工作也很多，每年除炮司组织训练检查，我们还随军区检查。 如检查炮10师军政工作，当时炮10师师长葛海洲，政委张午，参谋长甄秉信，政治部主任潘滔光，当检查炮45团时，正赶上海城发大水。我们训练科经常下部队，检查营连训练进度，不仅看炮手操作，还对干部进行射击考核当场打分，对推动部队训练很起作用。我们在普兰店炮32团组织教练员准备作业示范，营长陈文明具体操作，张午政委到场观看示范作业。之后，我们把32团的做法在全区炮兵部队推广。我当时感觉训练科工作任务多，人员不够，向宋承志副司令提议充实训练科，并把32团的陈文明营长、31团的姚文玉、11师的张富国都调来了。当时炮司有苏联顾问。第一任顾问谢乔夫，上校军衔，我调来后不久他回国了。第二任顾问尼基金，少将军衔，54岁资格很老，参加过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人很好，作风很好，平易近人，主要同我打交道负责训练，并同我一起去部队检查工作，我有难处就找他，他和我什么都讲。有一次他生病，刘何政委买了些东西，叫我代表他去看他。他没有儿子，老两口要了一个姑娘，住在一起。军区关于炮兵方面的课要我去讲，讲课前我先请鲍傲试听，提意见改进。有一次，沈阳军区要讲原子条件下的炮兵作战把我难住了，于是我找尼基金顾问，他想办法找了一本原子条件下的条令给我，我就根据条令去讲。讲课时台下坐了不少首长，司令员邓华也在听，休息时邓华和其他同志还研究。后来军区空军司令部也找我去讲了一课，空军司令和各军长参加。军区集训我们也去参加。有一次进行步兵师进攻首长司令部演习。由军区调来的王良太（原38军副军长）负责组织，由汪洋当演习师长（当时任39军副军长，后为沈阳军区副司令），演习前先上课，步兵师进攻的动作由汪洋讲，讲的非常细，从师到团、营、连及单兵动作。讲的很好，王良太讲演习方法及注意事项。集训两周时间，我和鲍傲、李嘉齐都参加了。正式演习时，在实地现场很逼真，弹着点用炸药爆破显示，通过集训，学习到不少东西，对步兵师合同作战有深刻印象。尼基金顾问完成任务回国时，炮兵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刘何政委主持，宴会很丰富，有烤小猪，还有舞会。军区检查工作，我们也参加。有一次去38军检查训练，军区的顾问都去了，我和高炮处王汀参加，检查炮兵训练，38军很重视。有一次举行宴会敬酒，王汀喝醉了，回来后宋承志副司令批评我，王汀喝醉了影响很不好，你为什么不管。是军区军训处处长夏克告诉了宋承志的。我还去南京参加军事演习。有一次演习步炮协同实弹射击，军事学院炮兵系参加，空军也参加了，在南京汤山进行。开始时，炮兵射击很猛烈，一直到纵深。实弹射击最后一个目标空军参加，进行了投弹，命中目标，很猛烈。空军师师长刘善本（原国民党，抗战时期架机起义飞到延安）亲自指挥的，结束后，开总结会时，陈毅（南京军区司令）总结讲话，刘伯承未讲。

1954年10月，在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战役法集训。集训后进行集团军进攻首长司令部演习，规模相当大，参加人员很多。各大军区首长、军长、各军区炮兵首长都参加了，宋承志带我去参加。开始时，每天上课讲战役法。分开讲，集团军首长和司令部动作，各兵种动作，各军动作。上了十多天，课讲的很详细。集训后，到山东维坊进行集团军演习。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唐亮当演习集团军司令，从维坊一直进攻到青岛，用了7天时间。这次演习规模大，人员多，后勤保障很好。沿途全部住帐棚，不住老百姓房子，伙食非常好，警戒也很好，彭德怀也参加了，三杨也到了（杨勇、杨德志、杨成武），全军首长都参加了，还有一个苏军代表团，全部是将军，住在一列火车上，每天乘吉普车到演习场所。整个演习由刘伯承亲自主持，我们每天看集团军司令如何战役部暑、战役指挥、下达命令和情况处置。每天一个进展，我们跟随前进。有一天路过一块耕地，为了走近路从耕地过，刘伯承亲自站在道口，维护群众纪律，不准走田地，要绕着过去，这个纪律只有他维持才听，因为大都是军区司令、军长，11月份天已经很冷了，刘伯承穿件黒皮大衣，站在那里很长时间。最后演习到青岛结束，刘伯承作总结讲话。演习之后，我们又到海军见学3天，用2天参观海军基地和各种舰艇，舰长、艇长作介绍并进入潜艇内部参观，还看了鱼雷快艇、护卫舰、驱逐舰等。白天在海上见学一天，我们在军舰上看舰队队形变换、鱼雷快艇放烟幕、发射鱼雷、潜艇入水、出水，飞机打舰艇、投放鱼雷等。但那天风浪很大，我们到中午开始晕船，饭也吃不下，下午返回基地。经过这次风浪的体验，我们陸军共同感觉，海军伙食好是应该的，他们体力消耗太大。我们都不愿意当海军，还是当陸军好。演习和参观结束后，每人还给了些青岛香蕉苹果。我们原打算乘船回来，怕敌人捣乱，海上不安全，最后改乘火车返回沈阳。

在海城，我们组织了一次炮兵运用火力支援步兵团进攻演习。炮火用炸药显示，部队炮兵和预备炮兵都到现场观摩。

1955年苏军撤出大连，全军军以上领导机关到大连苏军见学三天，宋承志和我参加。我们到金县苏联近卫军第五军军部并观看部队队列动作，队形变换等操作表演，很整齐。还看了苏军的营房和生活条件。士兵的行李很简单，仅一条毯子没有被子，行动时只带毯子和武器弹药；士兵晚上睡觉虽然只有一条毯子，但室内温度很好；洗澡时交脏衣服，领干净衣服，衣服都是集体给洗；吃饭也很简单，面包、酸黄瓜和鱼；每个团都有军乐队，团值班每天交班时有仪式还奏乐。我们到夏家河子参观了苏军机械化师的战备、坦克和自行火炮。战备很好，坦克加满了油、防冻液，并保持一定温度，弹药都准备好，各级值班很全，一声令下全师可立即出动作战。苏军还介绍了全师的组织编制，带我们参观各种武器装备。我们还到旅顺进行了参观，苏军集团军司令部在旅顺，司令员是上将年龄很大，参谋长是少将很年青。苏军在大连的驻军陆军很少，只有近卫第五军和岛上几个机炮师。因旅大离苏联远，是个独立的战略区，所以苏军的海、空军较多，司令员很有资历有经验。在旅顺参观时，苏军在营房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军官家属都出来招待服务，吃的是苏式西餐，每桌都有酸黄瓜，晚上在旅顺苏军大俱乐部看太平洋舰队文工队演出，很隆重，集团军司令和参谋长都出席坐在包厢里。最后，我们参观了苏军的防御工事和指挥所，并观看了苏军在原子条件下陆海空防御实兵演习，放了一棵模拟原子弹，用炸药显示磨姑云。

这次见学我见到了郭化若，已经有十多年未见了，他是上海警备区政委。

见学活动结束后，军委炮兵把炮兵干部留下专门参观苏军炮兵一天，由邱政委主持。苏军在营城子进行各种火炮实弹射击，很猛烈，其中31CM火箭炮实弹射击时，因口径大发射密集，把目标区域的山都烧着了。这种火箭炮发射架是铁条笼，把炮弹放在笼子里发射，火炮口径大火力猛，但射程近，接装时没有留下，其他各种炮都留下了。我们还观看了苏军对海上目标射击，船拖靶，打的很准。 

苏军回国时，沈阳军区炮司把苏军集团军炮兵司令留下，1955年夏天在旅顺办了一期半个多月短训班。由各炮兵师、团首长，各军、师炮兵主任，宋承志和我参加，宋承志主持。苏军集团军炮兵司令沃罗沃金和一个助手负责教学。沃罗沃金是中将46岁。苏联卫国战争时，他是防坦克炮连连长，金星英雄。每天八小时，射击和战术全部课程由他一个人教。讲连射击时，他先讲射击方法，接着做示范，然后到抢管射击场每个人射击，由他考核和打分，之后进行讲评。营群射击指挥也是一样，这样学的很扎实。他的精力充沛惊人，宋承志跟我说想把他留下来当顾问，结果未成。

到部队 战备训练

1955年11月，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锺辉找我谈话，调我去炮7师20团当团长。我的前任训练科长陈超调部队时去炮8师当参谋长了，作战科长王一勤调部队也任师参谋长了，而我去部队当团长，当时有些想法，但还是接受了，并且在部队努力工作。1956年我去宁波参加渡海作战演习时见到原军委炮司部队炮兵科长李泮池，他也到炮2师当参谋长了。1988年锺辉（原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后驻苏大使馆武官、军委炮兵副司令）来大连八二疗养院疗养，专门把我找去握着手对我说，当时他不知道有一条极左路线，这说明对我的工作分配是不适当的。 1955年11月15日我去炮20团上任，团政委李拔山、副团长任广旺、参谋长艾华、政治处主任周水平、副参谋长顾其昌、后勤主任陈洪波。对20团的军事训练，我抓得很紧。对连长的射击指挥，我亲自上课和考核；群射击指挥也亲自上课并经常带头练习。对连教练也经常到野外训练和演习。当时学苏军正规化训练，对军人姿态和礼节也很严。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冬天在大连军人俱乐部由宋承志授予我中校军衔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当时授衔很严格，不是红军不能授予将军，未参加抗战的不能授予校官，炮7师团职干部全部授少校，只有我和后勤部长谢浩授中校。同时发了新式军装，有常服、礼服，还举行了宴会并集体合影留念。

炮7师3个团每年都要进行连教练实弹射击考核，20团每年都名列全师第一，群营实弹射击指挥成绩也如此。春季在军区炮兵开训练工作会议，考核时我的成绩也很好。这不奇怪，是应该的，因我在军委炮司、军区炮司一直搞炮兵训练工作，经常考核别人。1956年5月，我参加宁波渡海实弹射击演习。是军委炮司和当地驻军组织的炮兵隔海射击，各种目标事先设定好，有的工事里放了活羊，对目标实弹射击打完后，我们乘登陆艇到目标区域察看射击效果。这次演习对炮兵支援步兵渡海作战很有用处。

1958年我带领炮20团配属113师参加38军实兵演习。全团人员和装备乘火车赴吉林山城镇113师驻地。此次113步兵师进攻演习，师长刘海清（老红军，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师炮兵主任丁纪元（原延安炮校6队学员，后任38军副军长），军炮兵主任林少农。左副军长导演、出情况，师长受领任务后，进行战斗部署，下达作战命令。各步兵团发起攻击，炮兵用炮火支援，打开突破口后，步兵向纵深攻击，炮兵随即变换阵地及时支援。演习动作很紧张很逼真，只是未用实弹。 

我在炮20团经常带部队到大和尚山进行夜间行军训练，并到7顶山野外训练，对三十里堡附近地形很熟悉。每年实弹射击去营城子靶场，对附近山头和各个村子也很熟悉。在三十里堡时正赶上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我们参加了附近的修水库劳动，还参观大炼钢铁的小高炉，并到公社吃食堂，不要钱吃大饼子喝汤菜。     

1959年11月，调我到炮7师任参谋长。我在20团干了5年，对干部、战士很熟悉、有感情，离开时还很留恋。20团长由师副参谋长宗鑫尧接任。

炮7师是战备值班师，我管军事训练工作。师长甄秉信、政委谢采贤（不久调北京石油学院任党委书记，由陈祖邦（老红军）接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熊超，副主任孙康。

我到任后，了解、熟悉司令部各科人员和师直属队情况，接着受领任务，去沈阳开挖沈盘运河。沈阳军区共去五个师，步兵116师、炮7师、炮10师、炮11师、炮31师，由116师师长王扶之统一指挥。炮10师由邓忠国带队，炮7师由我和熊超带队，3个团都参加 了。三月份，我去沈受领任务、到现场堪察并确定宿营地，同时安排家里做准备工作，设法筹备了些挖土机等工程机械。挖河时间为1960年4月一个月时间，四月一日正式开挖。5个师，每个师挖一段，在平坦耕地里向下挖。四月份地里完全上冻，得一块一块把冻土挖出来，不好挖。5个师并肩作业，每天公布进度，我师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改进作业方法加快进度。116师王扶之师长也召集会议，5个师交流作业经验。我们带去的机械是辅助的，主要还是靠人工作业。116师不用机械完全人工挖，进度也很快。开始时是挖下一个一个的坑，然后连成片形成河面，接着再往深挖，整个工程进展很快。沈阳军区、辽宁省和沈阳市都很重视运河工程，沈阳市派来了评剧团名演员韩少云、肖俊亭、肖玲妹等下部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并进行多次慰问演出。沈阳军区也派来杂技团深入部队慰问演出。整个运河快完工时，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都来驻地慰问并查看运河完成情况。四月底，一个完整的运河交工。沈阳市委在沈阳宾馆宴请了各师干部，部队于五月返回大连。        

我是师党委常委。关于全师工作，经常召开常委会研究。我主管战备、训练、司令部和直属队工作。对于训练工作，每年制订年度训练计划，根据计划组织实施。春季在营房里进行基础训练，下半年进行野外训练。到营城子黄龙尾、前后革镇堡、双台沟、西小磨子、大小陀子一带野营。每年都去野营和实弹射击。所以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一闭上眼睛都在脑子里。甚至连距离多远都知道。每年我差不多有半年多时间在野外，在山头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年对各团都要进行连教练，去野外训练和实弹射击。师对每个连都进行实弹射击和战术考核，每个连1.5昼夜，从头一天中午开始进入情况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实弹射击完毕，结束时对每个连的射击和战术都要评分，全师的连教练训练和实弹射击搞完，需要2-3个月时间；接着进行营教练、战术和实弹射击考核，每次也是1.5昼夜，最后进行群战术实弹射出考核，都由我亲自带司令部人员组织实施。回忆起来当时身体真好，真过硬，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大雪，都在山顶上露天，仅穿着雨衣，冬天下大雪仅穿着棉大衣，而且昼夜在山上，吃野餐并且不得病，我任参谋长期间年年如此。     

我们自己也组织师首长司令部演习，每次根据想定演习1-2天。

1962年陈祖邦政委调走，由高炮62师肖良清接任政委，熊超任副政委，孙康任政治部主任。

1962年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肖良清政委去参加。回来后向师常委传达。师职干部又去沈阳军区集中传达学习。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并对国民经济进行八字方针调整，调整后，经济有好转。

师常委会根据军委和军区要求，多次开会，对干部稍微有点社会关系问题，进行了离队处理。有些很好的干部是部队尖子并且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如作战科的参谋冯传中、侦察科科长、20团的作训股长汪岳等还有其他团的干部都处理转业了。研究时，常委都感觉太可惜了。

1962年我的军衔由中校晋升为上校，陈祖邦政委由上校晋升为大校。

1963年夏，调我去宣化炮兵学院学习。离开7师时给我作了一个鉴定，作的顶好，让我把鉴定交给炮院。到宣化炮院，我和各炮兵师的三十多人编为一个班，并且成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学院的干部我都很熟悉，文击是副院长、廖政武、穆兆然在训练部任副部长，原沈阳炮司办公室主任王民和赵金波（原沈阳炮政组织科长）、原炮2团3营副营长王趣东、原26团团长赵庆丰都在炮院工作，还有黄志朋等。九月初开课，有射击课，在枪管射击场进行射击，讲解很正规；江西的五次反围剿也讲的很完整；三大战役的伟大决战讲的很系统；特别是战术课很好，在战术理论方面有提高；时事政策课也讲的很好。总之，当时学习很有兴趣，学到不少新知识。 

1965年底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吴子杰找我谈话，确定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原因是社会关系问题（我五叔在美国）。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感觉自己年富力强，到地方还能干一阵子，当时我45岁。

（此文摘自：石岩回忆录《永不褪色的记忆》）

 

后记

石毅（2020年3月）

父亲的回记录《永不褪色的记忆》在编辑过程中，我经历了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对父亲的生平有了深入了解。其中，感悟最深的有四点：

一、融于时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革命，无数革命者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这一伟大历史变革中，父亲于1940年奔赴延安，置身于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新中国建立、建设的亲历者和实践者。

二、做事执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信念执着。父亲参加革命八十多年，先后三遇逆境：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期，父亲被怀疑为特务，关在山洞里半年之久，险些丢了性命；第二次是1965年，父亲45岁正当年时，因五叔在美国，被转业到地方，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第三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造反派”关起来挨整、停发工资、全家被逼着下乡、十几年没有工作。每次身处逆境，父亲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从未动摇，也无怨言。如果没有对信念的执着，在逆境中从容淡定，是很难想像的。二是，对书画执着。父亲1983年离休后，参加了大连市老干部大学书画班学习。每天上午在课堂学习，下午和晚上在家里习作，从一笔一划学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一画就是二十几年从未间断。父亲的国画，从门外汉到学有所成，再到参加省、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以及入选大连市老干部书画作品集，一步一个脚印，在通往书画艺术的殿堂执着前行。三是，对健身执着。父亲从1974年开始习练太极拳，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一练就是四十多年。勤能补拙，有付出就有收获。父亲既没有书画艺术的细胞，也没有习武的天赋，凭着韧劲和执着，付出的是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的是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和健康的体质。

三、遇事心宽。我印象较深的有三件事：一是，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作为基层部队的指挥员，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面对枪林弹林的战场，能够做到上马睡觉（行军），下马打仗，泰然处之。二是，“文革”时期，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挨批斗，很多人含冤死去。这期间，父亲也被“造反派”关起来挨整。记得1968年冬，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从家里顶着大雪走了十几里路给父亲送饭，进到父亲被关的地方，看到阴冷的房间里父亲正合衣躺在地板上，身下仅有褥子没有床，心里很不是滋味。身处逆境的父亲该吃吃，该睡睡，心里坦然。三是，2009年父亲88岁时做颈椎手术，面对手术风险，父亲心态乐观，到手术室门口时，向我们打出象征胜利的“V”型手式，就象战士在出征。

四、记忆力超强。在整个回记录撰写过程中，父亲没写提纲，没打草稿，完全凭记忆一气呵成。一个90岁的老人凭着超强的记忆力，还原了他所经历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真可谓难能可贵。这也许是父亲的过人之处吧。

今年，父亲已99周岁了，仍坚持每天下楼锻练，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受益终身，也值得我认真学习。

二、姜广玉（1926.3－2020.2）

姜广玉 

1926年3月15日出生于山西长治沁县故县镇村一个贫农家庭。幼年曾在村里的国民模范小学（阎锡山办的免学费初小）读过一年书。后因家境困难辍学回家务农，帮人放牛贴补家用。

1938年3月，刚满12岁便与同村两个小伙伴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决死一纵队儿童队员、太岳军区政治部公务员、太岳军区司令部青年队战士、太岳陆军中学三队学员、抗大七分校三大队九队学员、延安炮校二大队六队学员。

截至44年初撤往陕北，在太岳敌后根据地，坚持了六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先后经历大的战斗行动有：38年4月反“九路围攻”、39年3月反“十一路围攻”、39年7月“夏季反扫荡”、39年10月反“第二次九路围攻”、40年3月反“五路围攻”、40年8月“百团大战”、41年9月“秋季反扫荡”、42年5月反“铁壁合围”、42年10月“沁源围困战”、43年10月反“铁滚扫荡”。

抗战胜利后随炮校挺进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旅一团排长；东北民主联军七旅炮兵营排长；辽宁军区炮兵团排长、辽东军区炮兵团排长；东北野战军三纵炮兵团排长、副连长、干事、指导员。40军炮兵团副连长、军务参谋；12兵团直属炮45团连长、副营长；

先后参加了46年的二战四平、四保临江；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战役；48年的辽沈战役；49年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

建国后，任东北边防军炮8师45团副营长。

抗美援朝首批入朝。先后任志愿军炮8师45团副营长、营长。

一次战役配属42军124师坚守黄草岭；二次战役配属40军向球场洞突击；三次战役配属39军116师突破临津江，进占汉城；四次战役配属39军向砥平里突击；五次战役配属20军、67军等在春川、桦川等地坚守防御作战；

51年10月奉命全团徒手回国换装。

52年底随炮45团编入炮10师。先后任师教导大队大队长、师作训科长、炮45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作训处长；炮7师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师长、师长；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军区炮兵留守善后领导小组组长。

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了炮10师的旅大地区接防接装、北京国庆阅兵；炮7师的炮击金门侦察保障、西北核试验保障、大连地区“三支两军”、部队地区换防、珍宝岛战区值班、辽河抗洪抢险、海城抗震救灾、对苏紧急战备等重大行动。

到沈阳军区炮兵机关后主抓了沈阳军区炮兵部队作战训练的组织与领导和炮兵部队整编善后工作的组织与领导。

1984年离休。

51年获全国政协抗美援朝纪念章（首批入朝营以上军官或有功人员）；

53年获朝鲜政府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鸽）和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营以上军官或有功人员）。

55年获少校军衔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59年晋升中校军衔。64年晋升上校军衔。

88年获全国人大颁发的独立功勋荣誉章。

 

1945年11月于新本溪（后排左一：姜广玉）

姜广玉（1951年任炮45团2营营长）

姜广玉（1956年于金县）

姜广玉与杨杰（1959年于大连）

全家合影（前排右起：姜广玉、姜东、 杨杰 后排左起：姜越、姜恒、姜阳）

1978年炮七师领导与李德生司令合影（前排左四：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左五：姜广玉 左六：周宜标 左二：孙振华）

姜广玉（1979年任炮七师师长）

姜广玉（1983年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

姜广玉（1985年离休）

延安炮校杂忆

姜广玉口述  姜越整理

（2018年10月）

1945年2月，延安炮校在陕北的陶宝峪原总部炮兵团驻地正式成立，陶宝峪名不见经传，但向南翻过一道梁就是著名的南泥湾，两地相距也就几里路。

    炮校的首任校长是郭化若，政委邱创城，副校长匡裕民。全校一千多学员，有来自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和晋察冀炮兵营的炮兵干部和骨干、还有就是从抗大和陕北公学等考入炮校的几百名小老兵和学生。

    学员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迫击炮队。

    一大队辖1、2、3、4四个队，基本上都是炮兵干部和骨干，属于挑选保送来的，不用考试。一大队大队长是张志毅（老红军，炮五师首任师长，曾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

    二大队辖5、6、7三个队，我编在二大队六队三区队九班，二大队大队长是宋承志（老红军，是炮二师首任师长，离休前任军委炮兵司令），政委是张英（离休前任吉林省军区政委）。六队队长是李占新（老红军，45年六月病逝），李队长病逝后将九队队长蒋友全（老红军，南下过江后任炮45团团长，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3兵团炮兵主任，离休较早）调来任队长，副队长是晋察冀炮兵营来的甄秉信（曾任炮十师师长、炮七师师长。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

    三大队辖8、9、10三个队。迫击炮队的队长是赵章成（老红军，迫击炮大师。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

    每个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下设三到四个班。

    我熟悉的延安炮校老人，有5队的：杜衡荣（曾任炮二师师长，一军副军长。离休前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孙康（曾任高炮七十四师政委，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路水印（离休前任哈尔滨军分区副司令）；6队的有：杜博（一区队三班的，离休前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石岩（2区队区队长，曾任炮7师师参谋长，64年转业到大连任局长）、周茂（转业后在北京一商局任局长）、李甦（离休前任二炮某基地司令）、武杰（离休前任电子工业部劳资司司长）、丁纪元（离休前任38军副军长）、李光（曾在炮1师任职）、赛风（3区队副区队长，后任职不详）、刘世和（九班班长，后任职不详）。7队的有：鲍敖（曾任炮七师副师长，吉林军分区司令，离休前任吉林省军区顾问）、曹魁江（曾任炮七师副师长，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刘通其（曾任炮5师师长）、王化东（曾任炮10师副师长）、张政德（在新华社任职）、郝启珍（从38军“支左”结合在北京密云任县委书记）。还有一大队2队的黄宇（曾任炮十师师长，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杨尉溪（离休前任炮11师副师长）、三队的袁守范（曾任高炮六十二师师长，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等。

    炮校建校伊始正赶上春播，全校先开荒种黍子，种完黍子就再没搞过生产，原总部炮兵团留有现成的窑洞、黍子、木炭，所以我们吃住不愁，春播完就开始学习。

    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快学会山炮的使用，能做到拉得动、打得上就行。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是根据实战需要，怎么适用就怎么来。教材是炮校自己改编的，三个大队通用，都学75毫米山炮。火炮用缴获的日本四一式75毫米山炮和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一三式75毫米山炮（仿日四一式），这可是学员们当时见过的最大的也是最先进的火炮了。全校只有五、六门炮，学习期间只有一队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其它队观摩。炮校学习条件很简陋，平时上大课全在露天地，每人一个小马扎；教义和笔记本都是边区土造纸装订的。那时纸笔都金贵，上课时都是先在地上写写画画，弄明白了再一笔一画的记在纸上。遇有听不懂的或搞不明白的问题，课后就找教员或明白的人请教。兵器操作的教学就更简单了，无论是操炮还是使用观测器材，都是跟着教员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有差错教员就当场纠正，虽然不很规范，却很实用。因炮少人多，很多人都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上炮多练习。当时准备大反攻，课程安排很紧，学习压力还是不小的，但因教学方法得当，实用性很强，所以效果还不错。

    在炮校，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炮兵技术，更在学习中接受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潜移默化的熏陶。那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受条条框框限制，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这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一个重要法宝。事实也证明，延安炮校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快速成长、功勋卓著；在人民炮兵的建设中，他们无疑是真正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抗战末期物资供应仍然紧张，炮校的生活也仍是比较艰苦的，虽然吃黍子能管饱，并且还养猪、养鸡、种菜，但就是缺油水。当时种菜的老吴（总部炮兵团老人）发牢骚：‘菜长不好，是肥不行，要怪就怪你们这些学员拉屎都没油水’。虽是玩笑话，却也是真实写照。当然，比起在敌后，三天两头吃不上饭、一晚上换两三个宿营地的游击生活，炮校的日子已经很舒服了。

    炮校的管理是正规而严格的。从起床、早操、正课、吃饭、睡觉，到请示报告和请销假，一切都有章可循。犯了错，轻的领导批评、大伙教育，重的处分、关禁闭。别说入伍七八年的小老兵们不敢再散漫，就是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顶多私底下发发牢骚，轻易不敢犯纪律。

    当时学员们学习热情都很高。因多年来缺少大炮，无论进攻、防御都没少吃亏，还有就是遇上鬼子的炮楼和据点，常常干瞪眼没辙，只能是绕着走。跑冤枉路时牙根恨得痒痒的。那时部队官兵一直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有了大炮，一定好好出出这口恶气。进了炮校，看见这些75毫米山炮，学员们整天乐得合不上嘴。私下里大伙议论着：‘如今咱们有大家伙了，不要说92步兵炮不在话下，就是拔据点、攻县城那也是小菜一碟’。‘看见我们有这样的大炮，据点里的鬼子汉奸就得乖乖的挂白旗，否则就开炮把他们送天上去’。学员们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让小鬼子尝尝我们大炮的厉害。那时学习的劲头不用鼓也嗷嗷叫。在学习上，认真、刻苦、自觉，是当时学员们的共同写照。

    炮校基本没有政治课和文化课（可能是因为学员都经过筛选，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基础），除了站岗也没有其他固定勤务。

    对炮校的学习生活，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紧张、艰苦、快乐。

    1945年8月1日，炮校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朱总司令、林彪等军委领导来陶宝峪参加了典礼。朱老总讲了话还特别介绍了随他来的新校长朱瑞。其实，典礼前这半年学员们已经学完了兵器操作、观测、计算等基础课程。已经能完成实弹射击了。原计划接下来要学习与分队指挥有关的炮兵战术和步、炮协同等科目。可世有不测风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消息传到炮校，炮校立刻就沸腾了。在全校大会上，朱瑞校长宣布‘为庆祝胜利，全校放假三天’。可学员们全懵了，不知该咋庆祝。当时整个陕北都热闹非凡。到处是彩旗、标语、鞭炮、锣鼓。人们奔走相告，那些爱说话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认识不认识，更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捞住一个就喋喋不休，完后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啥；那些不爱说话的，不是拍着屁股满街蹦，就是见人就拉拉手、抱一抱；还有的见人就咧着嘴猛点头，乐得不知说啥好。还有许多人喜极而泣。那会儿人们真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几天过后，人们开始平静下来，大多数学员心里却又都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说来也难怪，这好不容易有大炮了，都铆足了劲准备教训教训小鬼子；你这边憋着一包劲准备拉开架式拿他开练，他那边突然调屁股不跟你玩了，他认输了。你苦练了半年，忽然发现对手跑了，未免有点落寞。总之，用大炮教训小鬼子的夙愿泡了汤，让好多充满国恨家仇的学员都有些遗憾。

    9月初，全国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炮校突然接到命令，立刻收拾行装，全校准备向东北进发。约一周后，除留了三十多学员给陕甘宁部队，其余的教职员工共一千多人，都在校长朱瑞的带领下，还按在学校的编制，于9月23日从陶宝峪启程，开始了向东北的进军。

延安炮校在陶宝峪历经了从春到夏的七个月，就此画上了句号。

 

入朝前后的炮45团 

姜广玉口述  姜越整理

 （2018年10月）

一、整编与北上

1949年底，跟随四野中路集团打完衡宝战役后，我们炮45团从宝庆（今邵阳）宋家塘开赴湘乡休整。我当时在二营当副营长。

1950年2月，根据军委命令，以第42军155师师部改编为炮8师师部，下辖12兵团直属的炮兵45团（原40军炮兵团），13兵团直属的炮兵46团（原38军炮兵团），15兵团直属的炮兵48团（原43军炮兵团）。2月28日，炮兵第8师在湖南湘潭正式成立，师长王珩，政委李振邦，全师9311人，骡马2822匹，胶轮大车266辆，装备日制14式105毫米加农炮11门，90式75毫米野炮9门，38式75毫米野炮59门，改38式75毫米野炮7门，41式75毫米骑炮1门，75式75毫米改榴炮18门，共计105门，枪3049支。另有少量奥地利苏禄通高平两用机关炮。各团均是下辖三个炮兵营，每个营辖三个炮兵连，每个连4门制的编制。

1950年3月，炮兵第8师转隶东北军区。当月，炮兵45团在师编成内，从湖北武汉出发，乘火车开赴松江省密山县（今属黑龙江省）进行农业生产。四月初我奉命带两个连到伊春去放木头挣钱，当地人叫“放溜”。

伊春地处小兴安岭复地，汤旺河畔。伊春周边的原始森林里基本都是树龄在百年以上的红松，原木大头的直径多在一米以上。日伪时期就已经开始大规模采伐了。一般冬天上山伐木，趁冰雪未化用拖拉机把原木顺下山，在河边码成大垛，等河冰开化就推到河里顺流放木排（放溜）。伊春现在已经是一个地级市了，可我们去时伊春根本没有什么居民，只有日伪时期设立的林务所，常年驻有200多伐木工人。再就是林子里散布着不少猎户，其中有一些白俄人家，已经在这繁衍了两代，但仍说不好汉语，他们以狩猎、采山货为生，不怎么与外人打交道。伊春当时通火车，向南沿着汤旺河经南岔、汤原、可达佳木斯，全程约500里。在南岔还分出一支，向西经铁力可达绥化。火车一年四季都在往外运木头，但大部分原木要等河水开化后顺河放木排。汤旺河水向南在汤原汇入松花江，顺松花江再向东约200里，就是佳木斯。我们要干的活就是开垛，然后把原木滚到河里去，再顺河放到南岔就算完成任务。放溜、开垛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搞不好就会砸伤人，所以我们都分外小心。活虽然挺累，但对我们这些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来说不算啥，加上生活还不错，所以官兵们情绪都挺高。那时我们的生活用品都靠火车运来，我们也时常用些富余的生活日用品，跟猎户换些狍子、野鸡、野兔等改善伙食。

二、入朝前的备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0日，炮兵第8师编入刚成立的东北边防军。炮45团奉命停止农业生产，收拢部队，我们也转回了密山。原都以为解放了，该好好享受一下太平日子了，加上那时朝鲜人民军打得正顺呢，所以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都对突然战备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很快知道了美国军舰已经进驻台湾海峡，联合国也通过了由美国带头出兵干预朝鲜战争的决议。当时虽然了解情况不多，但隐隐约约开始替朝鲜人民军那十几个师担心，希望他们赶紧在美军大规模插手前赢得胜利，否则怕不是强大的美军的对手，朝鲜战事如不能速决恐怕就要逆转。真若那样，战争就离我们不远了。

    1950年7月26日，炮兵第8师率第45、46团及新编入的炮5师第44团（原49军炮兵团加46军炮兵团一部分组成。该团1950年7月在吉林转隶炮8师。）分别从密山、鸡西出发，乘火车向中朝边境开进。7月31日，师部与炮44、46团先后到达通化，炮45团到达辑安（今集安），炮48团和师警卫营留密山继续执行生产任务。8月起，全师进入临战训练，补充调整武器弹药，换领被装，并补充朝鲜语、英语翻译197人。全师共8514人，配备日式加、野、榴炮112门。当时炮45团团长蒋有全，政委马绪东，副团长杜恒荣，参谋长杨文义，主任杜秀松，副参谋长杨慰溪。全团约2600人。

我们二营营长王化东，教导员冯有章，我是副营长，副教导员赵如金。营部配有参谋、书记、管理员、文化教员、翻译和警卫员、通讯员、卫生员、马夫（营以上干部都配有坐骑）等，营部还编有指挥排（辖侦察、计算、电话班），运输排（有十多掛大车，能携行全营一个基数的炮弹、营部7日给养及其他物资），警卫排、通信班、炊事班，包扎所等。营部有约200余人。

营下辖四、五、六三个炮连。每个连都150余人。

四连配备三门日制14式105毫米野战加农炮，连长国兴隆；五连和六连各配备四门日制38式75毫米野炮，五连长黄文信，六连长李芳春。炮连下辖两个炮排（每排两门炮），一个指挥排，一个运输排（5掛大车），全连有40多匹骡马（每门炮需6匹骡马拖曳，加两匹备用的和运输排的骡马）。我们全营有近700人，200多匹骡马。

那时消息不灵通，不知道朝鲜战事的发展状况，但迟迟不见朝鲜人民军的捷报，加上新的作战训练指示越来越多，各级各部门检查越来越频繁，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已经猜到朝鲜战局情况不妙。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美军飞机开始在鸭绿江沿线侦察扫射轰炸。一年没打仗了，又闻到了战火味道，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脑子里想着别再打仗了，可一听见枪炮响，就总有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就像遇到某种你又讨厌又期待已久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紧张，终究没跟美军交过手。随着美军飞机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都明白，这一仗怕是免不了了。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和它大张旗鼓大规模出兵的架势，让我们认准了一点，帝国主义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对我们这些在战火中滚了十多年的人来说，都深知这好日子来之不易。那是多少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甭管他是谁，也甭管他强大不强大，想欺负我们不让我们过好日子，那没二话，豁出命也要跟他拼到底。我们一面关注朝鲜战事，一面开始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大约是10月10日，部队刚换完冬装，就接到命令，部队改称志愿军，消除一切解放军的标记。要求很严格。

三、入朝及首战

1950年10月15日美军占领平壤，10月16日，炮8师先遣人员跟随42军先遣队过江进入朝鲜。随后炮兵45团奉命配属39军作战，并作为师第一梯队，于10月19日夜，在42军部队后面跟进，由吉林省辑安过江入朝，天亮前到达朝鲜满浦地区隐蔽宿营。师部和炮44团也于19日入朝，23日夜，炮46团入朝并配属38军作战。从此脱离炮8师建制。

满浦与辑安隔江相对，小镇不大，已被美军飞机的连续轰炸炸成一片废墟。我们二营是团先遣营，夜里经过满浦，看到不少残垣断壁还冒着火苗。四周不时传来朝鲜老乡的呜咽声。美军的暴行，让干部战士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部队趁机进行教育动员，鼓励战士们为朝鲜人民报仇，为祖国立功。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遭美军空袭，入朝后部队都是昼伏夜行，这显然会影响行军速度。部队为此专门制定了一些措施。

21日白天，部队正在满浦东南五十多公里处的朝鲜临时首都江界附近休息。团突然接到命令，配属42军124师，速在黄草岭、赴战岭一带组织防御。从江界到黄草岭直线距离不到二百公里，但中间隔着连绵起伏的狼林山脉，我们炮兵离不开道路，可最近的道路也有差不多四百公里。部队马上动员准备，当夜便马不停蹄的匆匆上路了。虽然都是昼伏夜行，但也十分紧张，因为头上总有美军的夜航机，还有特务不时打信号灯和照明弹，开头部队经常走走停停，后来因赶时间索性干脆不理它们了。朝鲜北部山区的道路本来就崎岖坎坷，加上美军飞机的破坏，有些地方必须自己动手修路，否则难免翻车翻炮。任务紧急路况险恶又是夜行军，速度上不去我们压力都很大，好在一路都是有惊无险没出什么大事。

部队以平均每夜70公里的速度一路狂奔，坐在炮车上的炮手们，呲牙咧嘴的叫唤说屁股都墩成八瓣了。大概跑了五、六个夜晚，部队安全赶到了下碣偶里附近的集结地。此时124师370团等部队已经在黄草岭前沿的烟台峰、芳草岭等阵地打上了。我们刚到，命令就下来了，天亮后，配合124师反击当面之敌。虽说是骑马坐炮车赶路，但也是又累又乏，可命令一下来，干部战士全都嗷嗷叫着要打好第一仗，早把疲劳都甩到脑后去了。战斗准备紧张有序。侦察兵迅速前出与步兵一起设立前方观察所，标定目标，区分任务，商定协同动作。各连立刻勘察阵地和进出道路，开设阵地和营指挥所（营指挥所与124师前指在一起）、、、、、、感觉还没怎么忙活天就快放亮了，全营迅速组织向阵地开进占领阵地。受地形限制，全营11门火炮，按四、五、六连的顺序，依次从东向西排列在一条山沟里（四连东侧还有朝鲜人民军一个苏式122榴弹炮连）。各连骡马都隐蔽在三里地外的树林里。占领完阵地已经快七点了，按照124师的反击计划，战斗9点才打响，所以部队匆匆吃了顿早饭，便开始射击准备。四连的105毫米加农炮，射击准备时间长，所以先拆除了伪装卸去了炮衣。不料有几架美军飞机突然临空，四连和朝鲜人民军的炮阵地暴露，美军飞机立刻开始顺山沟依次俯冲攻击。发现了美军飞机，各连便迅速撤收转移，但四连火炮太笨重，没有骡马转移很慢，结果全部被美军飞机炸毁。朝鲜人民军的122榴弹炮连也损失惨重。我五连有两门火炮受损，抢修好一门。六连火炮受损不大。第一波空袭刚过，美军便开始了炮击，步兵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原来当面的美军陆战一师、美七师、伪首都师于八点抢先发起了进攻。124师立即取消了反击计划，命令我部支援步兵坚守。按原预定的分工，营长王化东应该在营指挥所指挥全营，我在阵地负责阵地指挥。可战斗打响时，营长王化东正在阵地上检查，而我在营指挥所正与派出的前观人员核对目标情况。情况突然，命令紧急，我和营长电话一碰，我们也随机应变。他在阵地指挥，我负责掌握营指挥所。全营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展开了炮火反击。虽然我们火炮的数量和口径远不如当面的美、李伪军，但我们打得准，打得巧，打得狠。根据步兵的要求，我们分别对敌人兵力集结地、进攻中的装甲目标、前置的炮阵地等予以打击，并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支援了124师坚守分队的防御作战。

这次黄草岭战斗，我团只有我们二营参加了战斗。由于四连在战斗打响前，火炮全被美军飞机炸毁，全连成了徒手运输队，所以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五连和六连。在连续四天的战斗中，敌机十多架，持续对我营扫射投弹，加之敌密集的地面炮火，使我各连伤亡不断增加，但全营官兵仍顽强奋战，支援步兵的炮火始终没有中断。看着我营冒着敌密集的地、空火力，不惧怕伤亡，英勇奋战并取得出色战果，124师前指的人都很感动。始终在前指的副师长一再夸我们打得好。到师前指来的军里的领导也表扬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再接再厉。并代表一线的指战员感谢我们。这也让我们深受鼓舞。

10月30日，我营奉命撤出战斗（准备随团转向西线，用于第二次战役进攻熙川）。我们又顶着敌机的扫射轰炸，组织全营顺利撤到柳潭里休整。刚到柳潭里，就赶上了朝鲜北部的第一场雪，一场真正的大雪。在继续北撤的路上，我们遇到第二批入朝的九兵团部队。看着他们穿着薄棉袄和力士胶鞋匆匆往南赶，愣头愣脑的警卫员小赵还羡慕的说：“他们真精神，是不是吃了啥扛冻的东西，这身上多轻巧，多利索啊。”几天后一场寒流袭来，温度连续下降，到11月中下旬，朝鲜北部山区已降到零下三十几度了。想想那些九兵团的弟兄们，倒真希望小赵说的能是真的。

黄草岭一战，是我们入朝的首战，也是我们首次与美军交锋，首次体验了美军的陆空立体战。我营出色地协助124师完成了预定任务，受到了124师和42军的表奖。我营也付出了数十人伤亡、数门火炮毁伤的沉重代价。残酷的战争现实，逼着我们思考‘如何在没有制空权的战斗中，发扬火力战胜敌人’。

战后，42军为我营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授予我营5连4班“黄草岭英雄炮”称号并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为宁死不退战死在炮位上的我营6连副班长许贵胜等四位烈士追记一等功。

为单人完成瞄准、装填、射击，独自坚持战斗两个多小时的我营6连副班长司徒阴森等五位同志各记一等功一次。

爸爸别走，您的故事还没讲完哪

姜恒（2020年2月17日）

雪，越下越大，窗外白茫茫一片，在太阳将要把它的一缕光芒射进病房时，您走了，永远的走了。

记得上学之前并不愿意听您讲故事，因为您只会讲大灰狼等从阿姨那学来的故事，一点都不好听。

上学以后，因为自出生起就生活在部队大院，受血液中军人基因的影响，一直缠着您想听战斗故事，可您总是说没空。

真正听您讲故事，是我参军以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当时一位战友的妈妈托我给她儿子带点东西，约定的时间过了还没来，我认为当天来不了了，正好一些邻居约我出去玩，我也想让他们看看我穿军装的英姿，在我将出门时您说有事和我说，在我一本正经地坐在您面前时，您却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您参军不久时的故事。那是抗日战争初期，您在太岳军区给军区领导当公务员，一次领导去外地开会，晚饭时间过了还没回来，炊事员对您说，领导肯定在外地吃晚饭了，你把给领导留的面条吃了吧。哪成想您刚吃完，领导回来了，并且还没有吃饭，由于没有多余的饭，要重新做，使得领导半夜才吃上晚饭。当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并发誓再也不能干这种事。讲完故事后您对我说，你现在和我当时的年龄差不多，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遇事沉不住气，不愿意想想“万一”。也真巧了，您刚讲完，战友的妈妈来了。

从此以后，您就经常给我讲故事。在我驻守珍宝岛期间那次探亲，您给我讲了解放战争时期打义县的故事。当时作为纵队炮兵团的连长，为了准确测定射击目标，您带着观测班长爬上了唯一的制高点——水塔，上到塔顶才知道这也是纵队的指挥所。看到你们闯了上去，一位纵队参谋要赶你们下去，为此发生了争吵，争吵声引来了韩先楚司令员，在听了您的理由后，韩司令对您说：炮火准备很重要，赶快测定，打准了我给你记功，打不好我要找你们算帐。由于测定准确，您带领全连直接轰掉了敌人的团部，战后韩司令果然在全纵队表扬您和全连。在我回到岛上讲给战友们听时，有的战友说，你爸这是在告诉你，打仗就不能有太多顾虑，要是你爸当时怕首长责怪而下了水塔，就没有后来的战绩和表扬了。

在我从事机关工作后，您讲了一个让我始终不能忘记的故事。那是在抗美援朝战场，在一次艰苦的夜行军后，由于部队太疲劳，当发现一些草房后，营部和一些连队进到房内倒头就睡，您当时是连踢带踹把所有人赶到了树林里才开始宿营。就在你们离开不久，美国鬼子的飞机就把所有的草房炸的荡然无存。而兄弟营的主官就是因为没到树林里宿营被美国鬼子飞机连锅端，全部牺牲。讲完故事您和我说，越是疲劳，越容易丧失警惕性，越容易懈怠，也就越容易出事。

在我的记忆中，您讲的最多、也是最自豪的故事，要算是抗美援朝中的黄草岭战斗了。当时您和全营面对声名显赫的美国陆战一师，在上有美国飞机狂轰滥炸，当面是数倍于己的敌人火炮覆盖下，与美国鬼子进行惊天地 、泣鬼神的正面搏杀，打出志愿军炮兵入朝作战首个大胜仗，战后全营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集体一等功，这是志愿军炮兵入朝作战的首个营级单位集体一等功。

抗战时期部队被日本鬼子偷袭死里逃生的故事。

在抗大学习时开荒种地的故事。

在延安炮校的故事。

在四保临江时差点被冻死的故事。

在东北47年夏季攻势指挥单炮一炮打掉敌指挥部的故事。

在解放锦州单独配属7师（后来的118师）攻打配水池的故事。

参加渡江战役后差点被热死的故事。

打完衡宝战役在毛主席家乡过年的故事。

抗美援朝强渡临津江的故事。

参加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的故事。

从朝鲜回国后带部队来大连接受苏军装备的故事（由此在大连诞生了我）。

带部队去参加金门炮战的故事。

带部队去西北参加核演习的故事。

带部队执行中苏边境战备的故事。

带部队参加海城地震救援的故事。

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考察的故事。

爸爸究竟讲了多少故事，数不清楚，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故事的细节已经模糊和忘却了，而最后一个故事的细节，将永远隽刻在我的心里。

那是今年的元旦，我来陪久病卧床的爸爸。那天爸爸的情绪很好，跟我讲起了55年授衔后他带妈妈和不满周岁的我回山西老家看望奶奶的故事。当我们一家三口在太原火车站换车时，车站民警看到不满三十岁、戴着校级军衔、军官证上写着团长的爸爸，顿时起了疑心，高度的警惕性让他迅速报告上级并把爸爸扣在了车站派出所。爸爸怎么解释也不行，直到经过层层核对，最后由沈阳军区炮兵政委亲自在电话上证明，才算完事。事后，派出所和车站领导一再道歉，并表示一定要给予误车补偿。爸爸说开始挺生气，后来搞清楚了，他们态度又特别诚恳，也就不生气了。至于补偿，除了一瓶老陈醋，其他的都没要。讲完这个故事后，爸爸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眼睛凝视着窗外，陷入了沉思，我忙问您想起什么了？爸爸说我想起了你奶奶，当时你奶奶已经患上了癌症，在我们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爸爸说，我13岁离家参加八路军，在外浴血征战，对党、对人民我问心无愧。可对你奶奶，我从离家后就没有尽过孝，当我要尽孝的时候她却走了，一想到这就心里难受哇，看来我也只能死后去找你奶奶尽孝了。讲到这爸爸的眼里竟涌出了泪花。这让我非常震惊，爸爸在我面前从没掉过眼泪，今天这是怎么啦，是老了多愁善感，还是有什么不好的预感？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爸爸讲完这个故事后的一个半月，他竟真的去找奶奶尽孝去了。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整过容的爸爸遗体前，脑中还是像万花筒一样纷乱变幻，望着爸爸安详的面孔，我的双眼因为泪水逐渐开始模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给我讲过的故事像一部部电影展现在我眼前，并且越来越清晰。放牛娃、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志愿军、人民解放军，爸爸的身影一个接一个向我走来。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司令员，在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滚滚洪流中，爸爸的足迹越来越鲜明、深刻。

像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伤痕累累、且令人尊敬的将士一样，爸爸一生两袖清风，从不居功自傲。不写回忆录，不写遗嘱，但他讲的故事，将在我们家里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向爸爸的遗体告别时，我的心又不由自主地呼喊，爸爸别走，您的故事还没讲完哪。

三、孙康（1922.4－2012.3）

孙康1922年4月出生。汉族、陕西 省澄城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 入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于 2012年 3月 17日，因病抢救无效 去世，享年 90岁。 

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 处通信员、文书、科员。经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介绍，进入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以后又进入延安炮校 学习炮兵专业知识。积极参加保卫延安战斗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被授予“五一”劳动突击手。

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炮一团政治指导员、宣传股长、军委特种兵政治部组织干事。参加过：“三打四平、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下武汉等战斗。作战积极勇敢，身先士卒，攻打锦州时荣立三等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参加志愿军特种兵前线指挥部，随同彭德怀司令员的前指，一同提前入朝参战。历任志愿军特种兵指挥部干事、炮二师组织科长、炮二十九团副政委。带领全团官兵不畏强敌，敢打硬仗。积极参战，协同步兵大量歼灭敌人，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被朝鲜政府授予“国旗三级勋章”、“独立自由二级勋章”，被志愿军评为“先进党员”。

在和平时期，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炮七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沈阳军区野战高炮群政委、高炮七十四师政委。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顾问等职。带领部队完成了军事演习、战备值班、抗美援越作战准备、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任务。全面建设部队，成绩突出。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在所在部队召开“军事训练”、“装备管理”现场会，《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专题文章，向全军推广所在部队的经验。 

在军队精简整编时期，主持沈阳军区炮兵留守处工作。落实党的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帮助遗属和有困难群众解决实际 

生活问题，为几百户部队家属住宅安装了管道煤气，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进入干休所以后，依然关心部队和干休所建设。任干休所管委会委员十多年，为干休所全面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生活朴素，积极捐款支援灾区。严格要求家属及子女。在患病住院期间，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与病魔做顽强的斗争。

 

孙康（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

四平攻坚战后与战友合影（前排左一：孙康 1947.8于吉林海龙县）

孙康（1948年在党员大会上）

孙康（1953.2于朝鲜）

孙康（1955年授衔）

孙康与付西琴（1955年于大连）

孙康（1956年于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

孙康（1958年于福建炮击金门前线）

全家合影（1968年于大连 前排右起：孙康 孙铭明 付西琴 后排左起：孙戈里 孙戈兵）

孙康（1975年于旅顺）

孙康（2002.5月离休生活）

孙康（2002.8月离休在家）

孙康（2005.9月授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孙康（2005年于大连）

回忆父亲孙康二、三事

孙戈兵（2019年）

敬爱的父亲孙康，已经离开我们七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常在儿女眼前浮现;他的思想品质，仍在子女的血脉中传承。

在“3329童友群”、“父辈的足迹”发表之际，除了介绍父亲孙康的简历之外，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父辈参加革命的点滴经历，以寄托思念之情！

一、送信

   1998年秋季，我们兄妹随父母一起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陕西渭南澄城县王村镇，祭祀祖先，走亲访友，老父亲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在探亲之时我们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西安市，访问了老爸革命生涯的起点——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老父亲当起了向导，给我们介绍了办事处的作用、功能、对抗战的贡献等。介绍了办公地点的布局，他当年所在的房间。我们仔细的看着，认真的听着，接受了一次传统教育的洗礼。在回家的路上，老父亲讲起了他的送信经历。他参加革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通信员。有一次，领导叫他送一封重要信件，要求他人在信在，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刚出发不久，就下起瓢泼大雨，父亲走得急，没带雨具，怎么办？人淋湿了不要紧，信件损失了可是大事。父亲急中生智，把双脚的鞋脱下来，将信件夹在中间，紧紧地抱在怀里。任凭风吹雨淋，快速赶路。行进中，既要保证信件安全，又要防止可疑人员，在警觉中快速行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将重要信件交到领导手中。领导手拿完好的信件，赞许的说：小鬼，谢谢你！又喊道：找卫生员，给小鬼处理一下伤口！此时父亲才感到了双脚的疼痛。低头一看，脚上有多道口子，血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感觉有点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好在伤的不很严重，伤口很快恢复了，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二、上抗大

1980年，胡耀邦同志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后，有一天看电视新闻，父亲提到，他很早就见过胡总书记，并说：胡总书记还是我上抗大的介绍人呢！

父亲在西安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认可。领导问他，愿意不愿意上延安抗大学习？父亲回答说：当然愿意。办事处领导给他写了介绍信，让他找当时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

父亲怀揣介绍信，兴冲冲的来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窑洞前，看到一位身材较小、很年轻的八路军干部，正坐在土墩上看文件。就上前询问；请问胡部长在哪办公？这人回答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父亲非常惊讶，胡部长这么年轻，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就是八路军的大官了。父亲急忙拿出介绍信，交给胡部长。胡部长看完后，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写了封信让父亲找抗大领导。就这样，父亲走进了抗大的校门。父亲回忆说：胡耀邦同志当时那么年轻，那么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待人非常和蔼。几十年后，这一幕也没有忘记。

三、除夕夜

2010年前后，父亲的身体就不太好了，住过几次医院。在2010年除夕夜，全家人一起在客厅看电视春晚节目。老爸由于身体不适，又不想扫大家的兴致，就在沙发上小憩。十二时，伴着新年的钟声，大街小巷鞭炮齐鸣，礼花争相斗艳。父亲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惊醒，对着我大声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你要是我儿子，就要上前线，卫国杀敌，不能当胆小鬼！”我回答说：老爸您放心，我虽已退役，但还可以支前，保证不给您丢脸！戎马一生的老爸就是这样，在梦中还想到战斗的往事，想着保卫祖国!               

四、张凤治（1924.10－2005.5）

张凤治，1924年11月9日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南堤村。汉族。1942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元朝县第六大队战士，班长，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卫东支队班长，副排长，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等战役战斗。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第三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七军分区独立第七团连政治指导员、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旅炮兵连政治指导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河南军区第五十八军一七三师炮兵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崔桥、安阳、进军大别山、南阳、邓县、襄樊、淮海等战役战斗，数次荣立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炮兵第五师三十二团营政治教导员、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河南军区炮兵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十二军炮兵三十二团营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长，炮兵团干部处处长，炮兵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炮兵师部后勤政治部政治委员，炮兵团政治委员，炮兵师政治部主任，1959年至1961年在沈阳高级炮校学习深造，之后任炮兵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临床第三政治部政治委员，总医院副政治委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3月荣立二等功。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等独立自由勋章、三等解放勋章。1961年5月晋升为中校军衔。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在副军职岗位离休。

张凤治（解放战争时期）

张凤治（1955年授衔）

张凤治（五十年代末在炮十师）

张凤治（1968年在炮七师）

张凤治（七十年代在炮六十二师）

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1971年于抚顺）

全家合影（1973年于北京）

张凤治（八十年代于北京）

张凤治（八十年代任职于301总院）

全家福（1987年于北京）

张凤治（1990年退休后在家里）

张凤治（2004年10月病中最后一次生日）

思  念

――写在亲爱的爸爸逝世十周年

张阿平（2015年8月1日）

又到八一建军节了，如果爸爸健在，全家人会像过年一样热热闹闹地包一顿爸爸爱吃的洋葱馅饺子，围在他身边听他讲过去的事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我敬爱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对他刻骨铭心的思念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愿接受与他分离的现实······。多少回，工作生活中遇到了事情还总想和他聊聊；看到听到他感兴趣的文章和新闻，还总想和他一起讨论叙说；夜不能寐的时候，爸那慈祥可亲的面容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次回到301医院金沟河干休所，走在草坪边上砖红色的小路，就仿佛看到爸那壮硕的身影，迈着沉稳的八字步笑吟吟的迎着我走来······。这条环绕大院草坪红砖铺就的小路，大家亲切的称它为“张政委小道”，因为这是爸爸生前向干休所后勤部门力主修建的。干休所大院里马路较窄，汽车逐年增多，散步的老人们经常为躲车不得不踩在草坪上，爸爸建议在草坪内侧边上辟出一米宽的小路，供大家散步行走，这样老人们行路安全了，草坪也不会被踩坏了。像这样的热心事儿，爸爸一辈子都在做，多的数不胜数，他的博爱、善良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和尊敬。

十年前，爸突然患病倒下，接下来就是爸与病魔抗争的八个月。240个日日夜夜，我们守护在病入沉疴的爸爸床前，多想用世上最挚爱的亲情留住他的生命，多想用百般细心的护理回报慈父对我们的疼爱。无奈现代医学在病魔面前也回天乏力，爸爸走了，带着他对生活对亲人的无限眷恋······。

彻骨的痛楚，让我一直无法拿起笔为爸写下些什么，无尽的思念只想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深处。时光虽无情地流逝，但对爸的思念之情却愈发浓烈，爸的音容笑貌、亲切的教诲历久而弥新。渐渐地，爸在我心中化作了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山，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仰望着这山、这碑，哀痛变为力量，我决意要用笨拙的笔，纪念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我要把记忆中那些折射他高尚品行、君子风范的点点往事和情景记载下来，留给我们血脉相传的子孙后人。

戎马生涯

关于爸早年的身世，我的脑海里没有完整地记录，只能凭借他生前给我讲过的一些童年的往事片段去搜寻他早年的生活轨迹。

爸1924年农历10月13出生在河北大名县金滩镇北堤村，祖辈世代务农，生活贫苦之极。生活的重压让爷爷在壮年时期就病逝了，奶奶拉扯着七个孩子艰难地苦度岁月。爸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二哥早夭。早年丧夫让奶奶对家里的长子大伯格外的怜惜，让正处在生长发育年龄的爸过早地担负了生活的重但。从十岁起他就给地主放猪、看菜园子，人还没有扁担高就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走几十里山路去集市上卖菜。我曾经好奇的问过爸：大伯身高1.80米，你为什么才1.7米挂零？爸说是挑担子压的。小小年纪的爸知道为家人分忧，经常在干了一天的活后，掀开装馍馍的篮子，如果看见所剩无几，就会忍着饥饿，把馍馍留给在外干活的大哥，自己跑到水缸边灌上一肚子凉水充饥。

1942年，冀中平原燃起了抗日烽火，18岁的爸瞒着奶奶和村里的一群伙伴偷偷跑去投奔了八路军，为了打鬼子也为了吃饱饭，从此爸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

多少年后爸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听到爸参军的消息奶奶急了，家里的顶梁柱走了日子还怎么过？她踮着小脚一路骂着追到村口，哭喊着：龟孙儿！你给我回来！可千呼万唤也没能让他的三儿回头。

参军后，爸在血雨腥风、枪林弹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历练成长。参军仅四个月就在火线上入了党，先是在八路军冀南军区129师历任战士、班长，后在冀鲁豫军区卫东支队副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入伍不到三年，就从一个青年农民成长为基层连队的带兵人，参加了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等重大战役。人们常用“时势造英雄 ”来形容环境对成就人生的重要影响，像爸这样一个质朴血性的青年农民，在抗战的烽火和人民军队这个火热的熔炉锻造下，很快就被淬炼成钢。更何况爸投入的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背负的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崇高道义。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战争岁月，铸就了爸乐观豁达的性格，我爱听他讲战斗故事，是因为他把残酷的战争讲的诙谐风趣。爸总用“土八路”这个绰号来自嘲自己，经常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如何和小鬼子玩游击战术，“破袭战”、“麻雀战”这些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术，爸和他的战友们都是亲历亲为的践行者。多少次在讲到他们以少胜多打了胜仗，抑或是打不赢了撒丫子就跑的生动之处，爸自己都会笑出眼泪。从他的故事里似乎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但我却能从他讲述的字眼里想象出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在防空洞里枕着死人美美地睡了一夜”、“打邓县时河水淌的都是血水”、、、。爸的下巴和胳膊上有几处枪伤的疤痕，这是他在战场上浴火重生留下的印记。

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爸先后在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36团、独立旅3团担任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崔桥、安阳、进军大别山、南阳、邓县、襄樊、淮海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

全国解放后，爸先后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五师32团、四野兼华中军区炮兵173师任营级政治教导员。朝鲜战争爆发后，爸随所在的志愿军炮兵第七师开赴了朝鲜战场。在赴朝作战的两年半里，爸和他年轻的战友们参加了多次战役和战斗，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军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其中，爸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面对数倍于己的敌炮群，他和战友们以“猛、准、狠”的火力支援步兵，打退了敌人数百次的进攻，保护了坚守坑道的部队，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上甘岭阵地成为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喋血火海何所惧，炮毁人亡战犹酣”，正是爸和战友们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著名的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爸那灿若群星的英雄战友中的一员。

有关朝鲜战场的往事，爸在一篇回忆文章《忆加里山之战》中（收录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七师抗美援朝回忆文集《雷霆千里》第三章），只描写了一个小小的片段，更多的值得后人传诵的故事却没有记载和留存下来，随着爸的逝去，这些传奇的往事和经历逐渐被湮灭在历史的尘烟里，现在想来着实是我们的一大憾事。

赤子情怀 德高品洁

爸在部队里从连队的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干事、组织股长、到团、师、军副政委，一直工作在政治工作岗位上，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组织上都是把对党绝对忠诚、政治上坚定、思想作风公道正派的优秀干部委派到政工岗位上。爸正是毕生把一腔热血和赤子情怀都倾注到了党的事业上来。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军队政工干部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品行端庄，宽厚仁和。他是军队千千万万个政治工作者的优秀一员。

爸在工作和事业上的事情很少和家人说，他的业绩我们知之甚少，特别是早年我们年龄小，更是对这些一概不知，只是后来回想起一些琐事，才从中捕捉到一些映射出爸崇高品行的闪光点。

1968年，爸所在的部队（沈阳军区炮兵第七师，爸当时任师副政委）部分指战员代表到北京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接见。北京是孩子们无限向往的地方，到了他们该回来的日子，整个机关大院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迎接被毛主席接见的队伍。此刻的我们真想早早见到从北京回来的爸爸，一大早儿，姊妹兄弟五个便迎候在大院门口，经过漫长的等待，其他孩子们都欢天喜地接到了自己的爸爸，拿到爸爸给买的礼物，而我们却没有看到爸的身影。随行的叔叔告诉我们，爸过家门而不入，直接返回到他当时执行“支农”任务的辽宁铁岭农村，马不停蹄地去县里传达落实中央的指示去了，我们姐弟几个失望至极。

1969年爸调任炮62师政委，工作更忙了，常常下基层连队“蹲点”，一走就是很长时间，我们都很想他。有一次他晚上从连队回来，借着吉普车尾灯的光亮，我看见随行的叔叔从车上卸下了一袋连队战士自己种的花生，在那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花生可是美食。没等我高兴一会儿，爸发现了，坚决让叔叔放回车上退回连队，还告诫他们以后绝不能这样做。62师下连“蹲点”的有些领导，经常会带点连队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回来，这些家的孩子们口袋里也经常装着美味的炒花生、炒黄豆，让我眼馋不已。记得那些年师领导班子经常开展一些类似整风运动什么的，我都听到爸总是被干部战士们评价最高，口碑最好的师领导。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解放军总后勤部向各大军区选调干部进京，沈阳军区选中了爸调任解放军总医院三部（南楼）政委。南楼三部是专门为中央及军队高级干部治疗的地方，陈毅、彭德怀等老帅们最后的日子都是在这度过的。

“林彪事件”前，南楼领导班子被林彪党羽把持着，曾是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的重灾区，因此，南楼干部的选调中央非常重视。爸赴任前周总理就曾问过南楼的干部：你们的政委什么时候到任？可见中央领导对关乎到军队高级干部生命攸关的南楼的分外重视。1973年爸到301南楼履职后多次见到过周总理。

从野战部队一下转到他陌生的医疗单位，对爸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但爸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厚望。他有着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有着优秀政工干部的作风和品质，他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新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是半夜才回家，一天恨不得当两天干。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和医护人员促膝谈心，建章立制，整顿作风。短短几年，南楼从一个问题成堆的后进单位，华丽转身为全院各项工作领跑在前的先进单位，爸为南楼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培养呕心沥血，在南楼的前进历程中，爸是铺路石、奠基人。

至今，南楼还是解放军总医院的一面旗帜，是全军医疗工作的先进模范单位，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几十年的光荣传承至今。我深知，这面旗帜上凝结着爸的心血，记载着他的功绩，岁月抹不去他为南楼建设留下的印记。

爸除了做好他的本职外，还从一个不懂医的门外汉，成为具有广博医学知识的半个专家。曾记得爸刚来，别人问他肝脏在哪边？爸说可能在左边吧？因为他一向身体好，对医学不关注。到了医疗岗位，他虚心向身边的专家学者认真求教，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和病例、病案讨论，加上他善于博学强记，后来真成了医学内行。每逢和老战友聚会，他都热心地给大家普及老年心血管疾病和养生保健知识，老战友们身体上有个大情小事，都常常向他咨询求教，也总能得到爸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爸对党的事业的恪

守和忠诚。

看到现今社会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以权谋私，我常常想起爸这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戎马一生，两袖清风，虽位高权重，但他们只把权利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谋利，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我和姐都曾参军入伍，但都没有依靠父母找门路。姐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年机关大院干部家属只有一个女兵名额，大家一致推荐她参军入伍；我是凭着天生一副好嗓子考上的文艺兵。记得姐当年在离家很远的天寒地冻的东北当兵，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看到有些干部都托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到家门口当兵，妈哭着求爸让他把大女儿调回来，但爸坚决不同意。姐很争气，17岁就当了班长，入党提干，对越自卫反击战还上了前线。七十年代在301医院，同院的干部子女很多靠关系上了军医大，我也十分渴望能上学深造，医校的领导和我家对门街壁儿的住着，但爸从不给我们开这个后门。他对我说：想上大学就好好干，让单位推荐你去。指望我走后门，没门！当时真的很生爸的气，但现在想来我真心的感谢他，是他让我们自立自强，毫无任何依赖，姊妹兄弟几个都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各自的人生路上走得很坚实。

我们姐弟几个身上都有父母质朴善良的品德，没有干部子弟的“骄娇”二气，这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爸一生节俭，衣食简单，却乐善好施。家乡修路他慷慨解囊；干部战士生活困难他让妈送米送油；不论是家乡来人还是朋友同事到家，他都是热心的地留宿留饭，为这些事，让妈也跟着他辛劳了大半辈子。他热心助人，却最不愿意为自己的事麻烦别人。爸在301医院副军职岗位离休后，生病看病很少去麻烦他以前的部下们，至今妈还忘不了爸的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爸的牙坏了，他偷偷跑到农贸市场的游医处修好了，家人问他守着大医院怎么还到游医那作践自己，他说301医院看病的人太多，医生们很忙，他不想给他们找麻烦。同院的医生听说了狠狠地说了他一通，埋怨道：老领导你有事说一声，我们给你看个牙也是举手之劳的事，你怎么这么客气。哎，我的老爸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而心里唯独没有自己的人。

他一生谦和仁厚，人缘极好，熟悉他的人没有人对爸有过微词，每每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他“好人啊”。对儿女他或许有些许严厉，但我知道这是更深沉的父爱。有人把父爱比作阳光、水分和空气，有他，你会舒畅的生长，没有他你会觉得窒息。而我觉得爸给我们的父爱更像一架云梯，把我们托向人生境界的高度，像一座航标上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回忆爸的点滴之事，我愧疚地感到对爸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记录的不够，对他美好的心灵世界发掘的不够，但就这些点滴记忆折射出的爸的高尚品德和情怀，足以让我终生去追寻不辍。

十年离别转瞬如云烟，遥望天庭，爸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倘若爸的在天之灵有知，就让他倾听我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吧：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来世还做你的儿女!

五、辛鼎文（1926.6－2013.5）

1926年6月18日，辛鼎文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大辛家村。 

1942年8月，16岁的辛鼎文便参加了革命，在山东省海阳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当通信员。当时海阳县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辛鼎文在二叔辛华三（海阳县县政府参议员，1942年参加革命，1951年-1966年任兖州一中校长）的带领下找到县长张维兹要求参加革命，就这样他被留在了县政府。

1942年8月，组织上送辛鼎文去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班实行供给制，对外称“海阳师范”(后编入胶东公学)。主要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党的政策等。根据形势的变化经常要转移行军，每到一地还要参加社会实践，配合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运动等。1942年冬季日军对胶东地区进行大扫荡，培训班化整为零编到各村和民兵一起参加反扫荡斗争。 

1944年3月，培训班毕业后，受组织上的指派担任农村小学校长兼老师。

1944年7月，调入山东省五龙县抗日民主政府司法科任司法助理员。并于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1月，由地方转业进入军队工作，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原计划山东省委调一批干部到济南准备调配使用。正赶上内战爆发，军队扩编，所以省委将这批干部送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1946年12月，调华野政治部解训处军官训练队任政治干事。随部队参加了鲁南战役。

1947年2 月，调任鲁中军区解训处政治教员。

1947年8月，任鲁中军区解训处书记。

1948年6月，任华野解训处三分团二大队政治副指导员。并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任三野解训处警卫二连指导员，并参加了渡江战役。

1949年8月1日，调炮兵第17团6连任指导员。在任期间参加了舟山群岛战役。6连此战役受到上级表彰并获锦旗一面。

1950年10月，任炮兵第17团协理员。并随9兵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冬，炮17团奉命回国改装。

1952年6月，任炮兵第17团2营教导员。

1954年4月，任炮兵第9师17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期间参加 了1954年9月3日的炮击金门战斗。

1955年4月12日，任炮兵第9师17团政治处主任。

1955年9月30日，授予大尉军衔。

1957年2月，解放军长春政治学校学员。

1958年3月12日，任炮兵第7师21团政治处主任。

1960年2月8日，任炮兵第7师21团副政委。

1960年4月20日，晋升少校军衔。

1961年3月1日，任炮兵第7师21团政委。

1963年10月，任第二炮兵803营政委。

1964年3月，任第二炮兵803团政委。

1964年10月，晋升中校军衔。

1964年12月，任炮兵第7师政治部副主任。在此期间参与支左，1967年2月大钢军宣队队长，1968年8月大钢革委会主任。

1969年10月，任炮兵第7师副政委。

1975年2月，任沈阳军区大连军政干校一大队政委。

1978年3月，任沈阳军区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

1982年9月，离休。在沈阳军区炮兵大连干休所。

2013年5月18日21时，在大连病逝，享年87岁。

辛鼎文同志曾荣立三等功二次，先后被授予朝鲜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独立功勋荣誉章。

辛鼎文（1948年淮海战役前于济南）

辛鼎文（1952年于常州）

辛鼎文与李惠云（1954年于常州）

辛鼎文（1955年授衔）

辛鼎文与李惠云（1961年于大连）

全家合影（1964年于大连 右起：辛鼎文 辛海鹰 李惠云 辛海燕）

全家合影（1971年于辽阳 右起：辛海燕 辛鼎文 辛海鹰 李惠云）

辛鼎文（1976年于金县）

辛鼎文（1980年于八七疗养院）

辛鼎文与李惠云（2002年离休生活照）

辛鼎文（2005年授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难 忘 的 岁 月， 深 深 地 怀 念

——记我的父亲辛鼎文

 辛海燕（2019.1）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7个年头了，但是他那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算起来小时候我与父亲朝夕相伴的日子并没有几年，频繁的调动和条件的限制，使得父亲不能常伴在家人身边。在我上学前，我一直在幼儿园长托，而且有一年多父亲在炮击金门前线，又有一年多在长春政治学校学习。而我上学后，他也有一年多时间在二炮部队工作。只有搬到大连甘井子金家街时，父亲才与全家人稳定地生活在一起。但幸福的时光仍很短暂，因为我14岁就当兵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而且少年时候即使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只是吃饭时才能碰面。本来晚饭后是休闲时间，可父亲还要去办公室看文件，回来时已经很晚，我们早都睡着了。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父亲的工作一直很忙，从来没时间带我们出去游玩。

但在我的心中父亲很了不起，他16岁就参加革命，而且是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作出这样的选择。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从未动摇，从不畏惧。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始终保持了一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从父亲身上，我们兄弟俩感受到的总是满满的正能量，父亲对我们的成长教育从来都是正面的、严格的。他经常和我们说起刚参加革命时，在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经历，那时没有课桌，都是坐着马扎凳，在膝盖上书写笔记，遇上敌情就要转移、行军，条件虽艰苦，但学习很努力，同时还要参加社会实践，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父亲常说现在你们上学条件好，要努力，要珍惜。那时我还认识不到在和平环境中的学习和战争年代时的学习有什么不同。但对父亲来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平的学习环境正是他们那代人为之艰苦奋斗、浴血拼争的目标，同时父亲也期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努力学习、有所作为。

父亲虽然很忙，但始终见缝插针地对我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实际能力的指导。记得我上五年级时，有一天父亲要擦皮鞋，特意把我叫来问我会不会擦鞋，我说不会，他说我教你。说着拿起一只皮鞋：“先用布擦灰，然后用鞋刷擦鞋油，稍等一会儿再用布把鞋擦亮。”说完了，一只鞋也擦完了。“好，另一只鞋你来擦。”我按照他教的方法把那只鞋也擦完了。父亲说：“擦得不错，以后我的皮鞋就由你来擦。”我当时擦完皮鞋，得到父亲的肯定，感觉挺高兴。但让我包揽擦皮鞋，心里还是有点抵触情绪：“凭啥呀，那海鹰（我弟弟）怎么不擦？”“海鹰也得干，现在你先干着。”见我还有些不情愿，父亲又说：“人就是要多做事情，不会要学，学会了就要做好，还要坚持做好。不要计较谁多做了，谁少做了，那样不好，没什么出息。”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从那以后我一直按照父亲的要求，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父亲在家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文件、看报纸，与我们兄弟俩的交流并不多，也很少有空洞的说教，但只要是发现有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我们兄弟在家随心所欲，吃饭挑挑拣拣，愿吃大米饭，不愿吃面食，像茄子、粉条、面条我就不吃。吃馒头只吃皮，刚蒸好一锅馒头，我就能把一些馒头的皮剥光吃了。后来父亲回家发现我的毛病，就对我说：“吃饭要有吃饭的样子，像你这样把馒头皮剥光了，像什么样子，别人怎么吃。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饿你三天，什么都能吃了。一句话，不能挑食。”还真让父亲说着了，当兵后，连队生活改变了我，原来不肯吃、不愿吃的饭菜都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我身上娇气、挑食的毛病也随之无影无踪。

父亲有时发现我们兄弟俩吃饭掉在桌上的饭粒，那是一定要让我们当面捡起来吃掉的。饭碗里没吃完的饭粒，也一定要吃干净。开始我们不以为然，几个米粒有什么了不起？父亲会很认真地说：“每一粒米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长出来的，你们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不能浪费粮食。”

这些事情虽然很小，但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是深远和刻骨铭心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自己习以为常的不良习惯。父亲的纠正和鞭策，能让我们不断改进并完善自己。

除了直接地教育，父亲的行为习惯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记得小时候，我每天都定时收听“小喇叭”广播节目，喜爱程度自不必说。父亲也喜欢收听广播，但收听的大多是新闻节目，每天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是雷打不动的。有一次吃早饭，我们说话声音大了点，父亲说：“说话小点声，注意听新闻。”其实当时我并不懂为什么要听新闻节目。父亲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听新闻。”虽然那时听新闻是被动地听，但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关注新闻内容的习惯。直到现在，无论是看电视还是听广播，坚持收看、收听新闻是我每天必做的事。

我提干后，父亲曾跟我聊起：“除了做好工作，你还应该读些理论书籍，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这也促使我参加了党政干部自学考试，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规定学科的学习和考试，并取得优良的成绩。

        回想起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培养和教育都是在不经意间，从点滴入手进行正面引导，阐明利害关系。严格而不强迫，疏导而不迁就。注重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明确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生活，如何克服畏难情绪，把握好人生的发展方向。

父亲对我们的爱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始终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每取得一个进步，都能得到他的肯定。每当有困惑和不足，他都能及时地给予帮助和指正。在我们心中，父亲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对党忠诚、忘我无私。父亲为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树立了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六、孙振华（1930.9－）

孙振华1930.09.21出生于山东省荣城。

1946年入伍，被分配到胶东军分区荣誉军学校二分校，历任文工员、文书，1947年7月荣立三等功一次。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学校一部分转移到大连，年轻的转入华东军区，1948年进入华东军区特种兵纵队特科学校炮兵中队学习，毕业后编入到华东军区第九纵队炮兵队，1948年9月参加了解放济南战役，同年11月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部队渡江后打到上海，之后又打到了南京。南京解放后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校，被编入学校学员队第5队（任区队长），1949年调任华东军区特纵重炮团辅导员、干事、指导员，1950年1月该团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七师第十九团（担任过指导员、教导员），1954年1月荣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2月炮七师调往大连接收装备，十九团进驻旅顺，1955年授予大尉军衔。1958年由炮七师政治部主任孙康带领十九团三营教导员孙振华、七连连长（？）三人小组，赴福建参加炮击金门观摩实习。1958年底调入师组织科任职副科长、科长。1964年调入二十一团任职副政委，1965年调任二十团政委。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被炮七师委派到旅大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山区军管会主任（兼二十团政委）。1969年11月，炮七师由旅大地区移防辽阳、海城市，由炮七师委派到辽阳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兼二十团政委）。1971年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1983年军改后离休，被安置在大连沈阳军区第一干休所修养。

孙振华与战友合影（1947年）

孙振华（1952年于南京）

孙振华与战友合影（1953年于南京灵谷寺）

孙振华与战友合影（1956年）

全家合影（1959年于旅顺 后排右起：孙振华 王淑珍 前排右起：孙啸飞 孙剑飞）

1968年炮20团领导合影（后排左起：团长蔡德利 参谋长宋某某 政委孙振华 副团长张文远 前排左起：副政委王工一 主任唐景文）

孙振华（1971年在师部大礼堂作报告）

1973年合影（左起：孙振华 曹魁江 朱书贤）

1976年于辽阳（左起：孙振华 王自新 高润林）

1979年接受沈阳军区奖状

七、高秀仕（1929.5－2004.5）

高秀仕1929.5.7 出生江苏省泗洪县

1945.4   新四军四师华东中轻工业学校  学员

1945.7  新四军华中军区被服厂收发

1945.10 华中军区第三仓库保管员

1946.11 华东军区供给部供校学员

1947.8  炮兵第一团供给处出纳

1948.8  炮兵第一团供给处会计

1948.9  炮兵十一团二营供给员

1952.10 炮兵十一团管理股管理员

1953.4  炮七师教导营供给员

1953.11 炮七师教导营管理主任

1954.9  炮七师财务科副科长

1956.9  炮七师军需科科长

1958.8  炮七师军需给养科

（1957.2-19587后勤学院学习）副科长

1960.5  炮七师后勤军需给养科科长

1964.8  炮七师后勤部副部长

1969.12 炮七十四师后勤部部长

1978.8  沈阳军区干部学校校务部部长

1980.   炮七十四师副师长

1981.   白城守备区后勤部部长

1982    离休

2004.5  去世

高秀仕（于1949年渡江战役前）

高秀仕（1950年于浙江）

高秀仕（1951年）

高秀仕（1952年冬于朝鲜战场）

高秀仕（1953年从朝鲜回国）

高秀仕（1953年）

高秀仕（1955年授衔）

高秀仕（1959年于大连）

高秀仕（1960年于大连）

高秀仕（1965年于大连）

全家合影（1965年于大连 前排右起：高秀仕 高冰 王佩韵 高卫 后排右起：高红 高东昱 ）

高秀仕（1978年于沈阳）

高秀仕与王佩韵（2003年于大连干休所）

高秀仕（1982年离休后）

您的优秀品格是我们终身的财富

高卫（2020年2月）

父亲离开我们十五年多了。父亲的突然离世，带给我们无比的悲伤，每每想起心底都会痛。父亲是一个平实无华的人，一生中虽然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父亲一生乐施好善，好友无数。送别父亲那天，我们不得不租用了大连殡仪馆不太常开的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特大告别厅，参加送别的生前好友有连夜坐一晚上夜车赶来的朋友；有拄着拐杖很少出门，在家人陪同下的老人；有从病床上带着尿袋、尿壶赶来的战友…这让我们非常感动。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在后勤保障部门工作一辈子的人。没有像其他叔叔伯伯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经历。但也是历尽千辛用生命在支援前方，他没有像别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同样为共和国的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根据父亲生前的讲述，全家人共同回忆，查找资料整理写下了这篇回忆。

我的父亲高秀仕一九二九年五月七日出生在江苏泗洪一个农民的家庭。

一九四五年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在我父亲的家乡，新四军四师主力兼淮北军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为收复失地、缩小敌占区、占领城镇，扩大解放区，动员万人参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准备。少年的父亲目睹了山河破碎，日寇野蛮屠杀中国民众的罪恶行径，深感七尺男儿，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父亲同家人谈了自己参军报国的想法，要为在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杀害的**报仇。父亲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七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爷爷被日本人打伤后不久就病故了。作为高家唯一供读了几年私塾能够识文断字的父亲，也是家中希望将来成为能挑大梁的人。长辈们怎么舍得放他走呢？全家人担忧父亲也会像他**那样战死战场。但父亲立志参军从戎，国恨家仇要雪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父亲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抗日烽火中。                                 

一九四五年初，十六岁的父亲参加了张爱萍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四师。在四师随部队一起参与到对敌展开的春季攻势作战中。刚当兵不久，部队为了做好长期作战准备，从战斗部队中选调了一些优秀士兵去四师轻工学校培养学习，父亲被选中了。在那里父亲学做军装，军鞋，背包，肥皂等军需用品，这是父亲走向军队后勤战线的第一步。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做收发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当时新四军四师师部设在泗洪县，部队领导又一次选中了聪明伶俐有一定文化基础，眉清目秀的父亲到张爱萍将军身边作内勤工作。父亲在张爱萍身边帮助照顾他和夫人孩子的生活（文革结束张爱萍恢复工作后，曾托人带话让父亲有事就去北京找他，可父亲始终没有去打扰过这位老首长）。在张爱萍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首长看父亲年龄小，勤快，觉得应该让父亲多学习，将来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在张爱萍夫人李又兰同志的关心下，让分管后勤工作的周副官在当年的十一月把父亲调回供给部，又送去华东供校深造培养，这为父亲后来一生的后勤工作奠定了基础。

父亲是华东供校第一期四班的学员，在供校从一点一滴学起，初步掌握了后勤工作的基础理论。毕业后分配在华野特纵炮一团供给处做出纳会计。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父亲一点点成长起来。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淮阴板闸镇，经指导员常德胜和支部书记王金田介绍，不满十七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不懂事的孩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破裂，解放战争打响。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一直在陈锐霆司令领导的华野特纵工作。多年后回想起父亲曾经在北京见到陈锐霆司令，回来后把经过讲给我们的情景。写到此，想起当时父亲的眼神中是那样的兴奋和满足，那是对老首长的热爱与尊崇呀！在华野特纵父亲参加了豫东战役，解放济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舟山，炮击金门等等大大小小的一些战役。

一九四八年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为了首歼黄伯韬兵团，负责后勤保障的父亲受命从胶东往徐州东部的部队运送钱和汽油，由于沿途路况不熟，车辆性能差，汽车行至临沂的沂河大堤发生翻车事故，父亲被砸在车下，昏迷后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就带伤继续完成了运送任务。在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父亲一直做着后勤保障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陈官庄，围歼了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活捉了杜聿明后，父亲他们去打扫战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乱炸，敌机扔下很多汽油弹，一枚汽油弹恰巧落在父亲身旁，身上燃起大火，父亲迅速脱掉衣服，光着膀子从火海中跑了出来，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这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除了指挥得当，一线英勇作战外，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后勤保障的有力支持。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并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保障，但把人力物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作战物资供应，还是粮食弹药的补给，医疗救护等方面都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月父亲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随后又参加了解放南京,上海，舟山,炮击金门等战役。在奉命进军包围上海途中，部队行至宜兴，父亲乘坐的卡车为了躲避弹坑，不小心翻到路边稻田沟里，四轮朝天，父亲被扣在车里，庆幸的是车上的空汽油桶支撑住了车身，父亲从缝隙中被人救了出来，又一次死里逃生。

一九四九年七月父亲参加了舟山战役，九月进攻金塘岛，十月三日解放了金塘岛。一九五零年底随部队驻防宁波。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父亲一步步成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立下了四等功两次，三等功四次。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十月十九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父亲随所在炮十一团从集安入朝。进入朝鲜境内后，组织摩托化夜行军，往预设战场开进。父亲所在的十一团二营第二天行至蒙山，突然遭受到美国空军的袭击，第一台车上被敌机打死打伤七人，父亲是第二台车的车长，当他听到夏仪庭营长的防空枪响后，父亲立即让驾驶员王春礼闭灯躲避前行，避开了敌机扫射，避免了损失和人员伤亡，通过这次经历，父亲总结摸索了一套夜间闭灯行车时，用人敲击车两旁为驾驶员探路的行车方式，这个方法推广后在后序的为前线提供战略补给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父亲所在的十一团入归炮兵第七师建制。在一次战前准备中，父亲随教导员周水萍到金化达川里炮兵阵地检查工作。刚到前沿阵地就遭到敌炮和敌机袭击，很多战友不幸牺牲，两门火炮被炸毁，父亲也受了轻伤，在战友们的及时抢救下父亲和教导员才从阵地上活着撤了下来。

一九五二年六月，父亲所在的二营驻扎在金城北白阳里时，夜间美军数架轰炸机向所在地投下了数百枚炸弹，父亲身上多处被炮弹炸伤，血顺着脸颊直往下流，父亲用手往头部流血处摸去，一块坚硬的弹片嵌在头骨上，父亲用力把它拔了出来。这块伤疤，一直留在父亲的头上，每当提起父亲的这块伤疤，父亲就会说：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给我留下的纪念。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父亲所在的十一团二营受命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战斗，直至到上甘岭战斗结束。战斗中二营以积极的火力支援，多次圆满完场任务，屡次受到首长的好评。二营六连被志愿军炮兵政治部记集体二等功。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二营还留下两个连一直坚守在上甘岭上继续配合四十五师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父亲先后参加了上甘岭，鸡雄山，金化金城阻击战等战役，父亲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是炮十一团二营任供给员，工作在后勤保障战线上。志愿军总指挥彭德怀元帅在总结朝鲜战争的时候曾经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百分子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工作。”                                                       后勤工作在战争的保障体系中营一级的保障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为了做好为一线官兵的物质保障工作，父亲组织所在的二营抽调了一批骨干，组成营的后勤保障小组。保障小组由供给员，粮秣员，会计，文书，摩托员，司机，军械员，医生组成。主要任务是及时解决部队战时粮、油、弹药供应及医疗卫生保障，不依赖上级供给，自己积极主动想办法来保障供应。在运送供给的路上，针对没有制空权，敌人飞机白天密集攻击，夜间又施放照明弹、封锁道路的恶劣环境、汽车不能开灯行驶，经常摸黑行车运送物资，由于道路崎岖颠簸父亲无数次从车上被甩下来，身上的擦伤、摔伤从来没断过。多少次从死神面前逃脱。朝鲜当时很多地方的道路被洪水冲垮车辆无法通行，父亲他们保障组的同志就人抬肩扛，经常步行几十里路，将弹药、食品送到战士们手中，真正成为了“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送保障队。战争既是国力的对抗又是精神的比拼。我们英勇的中国军人组成的志愿军在各个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硬是通过顽强的意志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多国部队。在那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发挥战场创造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保障供应，为了能够让部队官兵吃饱弥补上级供应不足的问题，父亲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筹集粮食，生猪。为了增加指战员的伙食营养，他们想尽了办法改善伙食。没有石膏和卤水怎么做豆腐？他们就地取材，用满山遍野的野生葡萄扒下皮加上两倍的水、点成了可口的豆腐；生豆芽菜，挖个土坑把包好的黄豆用炉灰掩埋，浇上水豆芽生的又快又壮；炮兵部队阵地比较分散，他们就采用装压缩饼干和子弹的铁皮箱做成小铁锅来运送和加热食品。吃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敌机经常袭扰，洗衣、晒衣成了问题，战士们身上生出了跳蚤，时间长了容易引发传染病。后勤保障组就指导大家利用山上的野生的一种中草药“白布”捣碎揉搓内衣，终于彻底消灭了跳蚤。洗澡、洗衣服没有肥皂就用炉灰和淘米水替代，他们还把汽油桶改装成浴桶，一次一个人轮换着洗澡。这些小发明、小创造解决了当时战场上的很多生活问题。父亲他们后勤保障组做到了：“后勤不后”保障工作十分到位，使得二营吃有粮，炮有弹，车有油。父亲他们的保障工作鼓舞着战士们的斗志，使部队的官兵士气高昂，保证了旺盛的战斗力。使后勤保障工作达到了“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胜利”的高标准。父亲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战斗中成长，他先后在炮十一团二营担任供给员、管理员、供给主任。在抗美援朝中荣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军功章两枚，志愿军政治部给父亲记三等功两次，父亲所在的十一团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一九五四年父亲从炮十一团调到炮七师教导营，随后又到师后勤任财务科副科长，军需给养科科长。一九五五年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上尉军衔，后晋升为少校军衔。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七月父亲被选选送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深造。

 

五十年代部队移防到当时的旅大市，不久部队开始将供应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战争年代吃多少请领多少的供给方式改变为定量制。由于供给标准低，官兵普遍都不够吃，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国家经济又处于恢复期，部队响应上级号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对父亲所在的后勤部门更是一次新的考验，尤其作为军需给养科长的父亲和大家一起学习先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推广回风灶、增量法节煤，在大院外的山下建起养猪场，又在养猪场的周边开荒种地。为了丰富部队的餐桌父亲建议成立海上捕鱼队出海捕鱼，由肖良清政委亲自出面找当时的旅大市委书记郭述申解决了机帆船。肖政委和孙康主任一起上船体验生活，为了捕鱼更安全方便，船上配备了枪支、弹药、电台，成为一支高效的捕鱼队。在那困难时期，父亲积极开动脑筋，响应军区党委提出的“大抓生产，大抓生活”和“肉菜两自给，粮油两补助”的号召，组织大家克服困难，想方设法改善部队生活，在一九五九年农副业生产喜获大丰收。捕鱼8万多斤，养猪1300多头，养鸡除了自给自足，还出售很多给了地方。还有种菜、种地瓜等等，达到了“肉菜自给，油粮两补助”的标准。父亲所负责的后勤生产经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此一九五九年底被军区记三等功一次！

一九六零年部队要在荒芜的黑土地上自己组建生产农场，作为军需科长的父亲同主管后勤的张志濬副师长，后勤部长谢浩，带领防化连、侦查连和两台斯大林80拖拉机、一台运输车到达吉林蛟河县新站、在两家子和李福屯成立了新站农场。在那里他们开荒种地100多亩。一九六一年由张志濬副师长和熊超副政委坐镇指挥，又在荒无人烟的黑龙江克山组建新农场。在农场组建初期，父亲几乎从开春一直忙到秋收，和农场官兵们一起开荒种地，日夜奋战。在农场开垦前，那不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而是一片杂草丛生，沟壑纵横荒芜的蛮荒之地。父亲他们住在老百姓家，吃水都要去几十里外的地方用车去拉，所有物资进场几乎都是人拉肩扛，条件极其艰苦。炮十九团和二十一团先后去农场开荒，十九团开荒开始用人拉犁耕地，背包带都拉断了200多根。父亲是一个南方人，在北大荒要克服很多生活带来的不适应，每年父亲从农场回来，嘴角都是烂的溃疡，每次我们都幼稚的同父亲说，让父亲多带点大连产的苹果去吃。我后来当兵在父亲的老部队，一九七八年黄延丽医助带我作为医疗小组去农场，亲眼目睹了农场的变化，农场的老同志听说我是高秀仕的女儿，非常热情地给我讲了父亲在农场奋战的很多故事，其中说道，父亲有腰伤，农场劳累加之寒冷的季节父亲多少次腰病复发，但他从不声张，咬牙坚持，半夜起来上厕所，腰疼得站不起来，扶着墙爬着出去解手，也不影响其他同志的休息，第二天又会和官兵们一起奋战在农场的田地里。就这样每年父亲有一半的时间在农场工作，为七师农场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使农场成为军区的先进农场，每年秋收后从农场满载着丰收的物质运回大连，这里有父亲的一份辛勤汗水呀。

一九六四年父亲任炮七师后勤部副部长。父亲在任期间一直没有配备后勤部长，由父亲全面主持后勤部业务工作，父亲对后勤部无论是战勤、装备运输、军需、营房、财务、卫生、还是生产建设都熟悉掌握，上农场下基层始终兢兢业业的为师里的后勤建设努力工作着。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高炮七十四师组建，父亲调入任后勤部部长及后勤党委书记，师党委常委委员。

父亲高高的个子，平时不善言谈，尽管一直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是位铮铮铁骨的军人，走路带风，军姿挺拔，单位新组建，父亲狠抓后勤建设，紧紧围绕司、政、后全局一盘棋，要求部队做好并做到随时拉得动、打得赢；为了能使后勤部机关尽快融入全师的作战布署中，他精心组织设置了后勤部机关在战争状态下的工作流程的战备室，做出了后勤部门为保障全师军事行动各种预案。亲自安排会议室将毛主席的语录制作成大型横幅标语：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九七五年二月，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覆盖海城全境并波及鞍山、辽阳、营口三大城市。震后不久, 炮兵七十四师立刻组织广大指战员奔赴辽河、太子河实施紧急修筑堤坝的工程。从这样一场大型军事行动中，父亲立刻意识到, 此刻不吝为一场战争，如将其模拟为战争状态，可是一场难得的后勤保障工作的实战演练，父亲多次往返抗震救险部队的后勤保障现场调研，与司令部、政治部的同事们反复沟通及与后勤部各业务科室反复探讨后亲手制订一批后勤抢险方案；战时后勤指挥机构、各项业务保障、后勤防卫配备等及战时各种规章制度、战前物资储备、战中物资携运量及补充渠道、后勤工程设施的生产、紧急状况下的装备检修等等。在方案中各个部门的指挥员很快即能从中理顺关系,从相应的位置找到自已的工作责职及操作程序，使师后勤部成为一支适应战争需要的过硬的野战后勤部。

一九七四年全国科研单位和全国各大国营军工企业在营城子靶场搞新八五炮试验验收现场会，当时称“7410会议”。父亲带领后勤机关和下属连队在营城子平整场地，试射当天安排人员从飞机上抛靶等，二个月的时间安全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领导李达等人的高度赞赏。

父亲特别重视后勤保障工作中的各项技术革新，军队的后勤军械维修保障任务也很重要，父亲领导下装备科蔡仁科长和的同志们认真研究火炮保养器材的革新，装备部门的科研人员与一线技师和士兵们废寢忘食、共同开拓创新，为全军的火炮保养器材革新提供了一批新鲜经验。为此，一九七五年全军火炮保养经验交流会在高炮七十四师举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震曾亲临了全军火炮保养现场会，这次火炮保养经验交流会全军反响很大，火炮保养革新方法在全军领先，提高了成立不久的高炮七十四师在全军知名度。

一九七八年六月，父亲亲自主导后勤部在全师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医疗救护、汽车修理、火炮保养技术竞赛现场会。装备科，运输科，医院等等相关科长率其所属科属成员分赴各团及司、政、后直属机构里的相应单位进行长达数月的督促、指导，各所属单位在完成正常训练工作之外也作了精心准备，这场后勤专业训练评比竞赛大会，是一次促进、提高部队战斗力而集全师战备核心机构、单位，精心准备的一次技术大比武运动，对专业技术尖子给予表彰奖励，这对全师专业技术水平提高，为战时打得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炮七十四师组建后驻地大连复县瓦房店，新组建单位，没有家底一切几乎白手起家，为了部队的更好发展，后勤部的工作量非常之大，刚到瓦房店，为安排家属们工作，父亲积极联系周边地方单位，又积极筹建了北安农场。

一九七二年部队换防到金州亮甲店，这是一个农村小镇，家属们的就业又成了问题，为改善部队生活条件，解决随军家属就业，父亲又是披星戴月的忙开了。同东北制药厂联合，建起了制药厂，为当地和部队医院提供了相应的药品；去黑龙江林场联系伐木材，用木材去瓦房店轴承厂换轴承；又用木材换铁锭建起翻砂厂，生产汽车配件和暖气配件解决了部队很多家属的就业问题。父亲用木材换来的轴承和自己生产的汽车配件，同汽车厂交换配件，由汽车厂给组装了十台“辽老大”运输车，为新成立的北安农场增强运输能力。北安农场，父亲每年春耕、秋收必然去那里，一年近半年时间会在农场度过，还是那样每次从农场回来看到父亲的嘴都会长满水泡和溃疡，但腰杆挺直，当时还为父亲挺拔的身体骄傲，其实那是他腰痛发作，腰部捆着厚厚的腰带，无法活动、无法弯曲身体。看着父亲忍着伤痛坚持在一线工作，深深刺痛着我们这些儿女的心。

农场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后，父亲又开始动脑筋开展新的创收，继续同黑龙江林业局共同伐木创收，用木材换液化气极大的方便和改善了部队及家属的生活。

为了筹备全军火炮保养经验交流会，很多经费都是自己筹集，用生产经营的收入，盖起了招待所大楼，保证了全军火炮经验交流会的顺利进行，在父亲任期他跑黑龙江、大连为部队联系业务为生产经营操心谋划，使得每年的创收都有提高，保证了部队和家属相对丰厚的物质生活。父亲经常去基层连队检查，严格管理抓好战勤、装备、油料、财务、营房、医院等各科室和下属基层单位的工作，使得后勤部门相互配合，工作有条不紊，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勤机关。

一九七六年父亲被选派到北京军政大学学习一年，这是父亲第三次进院校学习、再次充电。父亲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父亲说过：党把他一步步培养起来，又让他上学，他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只要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他去哪里就去那里，绝无二话。

一九七八年八月，军区在原五七干校原址上新成立了沈阳军区干部学校，军区一道命令，父亲调入沈阳文官屯干部学校任校务部部长。建校开始哥哥回家去学校礼堂，看到大礼堂的凳子和农村生产队的一样，二根柱子上面钉块板，条件相当简陋。学校远离沈阳市中心，各方面条件很非常简陋。父亲一上任，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创业。在原有的小农场的基础上，父亲扩大建成了奶牛场，猪圈，重新加修了鱼塘，果园，又新建了酒厂，服务社增加新项目，自制冰棍、糕点等。父亲不但亲自筹划，还身先士卒，干校不像是野战部队，干部多，士兵少，父亲就带领机关干部和学员队的干部一起劳动，下雨天父亲穿着雨衣水鞋，挽着裤腿和官兵们奋战在一起，指战员们竖起大拇指说：很少看到父亲这样身先士卒，亲力亲为的领导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把很多心思用在改善部队物质生活方面，在父亲带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物质生活丰富了，礼堂也换了新貌。学校自产的牛奶、猪肉、鸡蛋、糕点等上了食堂和各家的餐桌，物质生活提高很多，沈阳当地的干部周末坐班车回家，手里带的是自产的猪肉、鸡蛋、自制的花色多样的糕点食品，干校面貌大改观。

一九八零年部队整编，干校缩编成团级单位，父亲被调回到高炮七十四师任副师长。不久沈炮甄秉信副司令找到父亲，要在大连由家村修建一个炮兵干休所，让父亲牵头组成工作组。父亲从七十四师抽调后勤各科的一些干部参与，父亲开始了奔波在亮甲店到大连的路上，有一次路滑，父亲的车在一个下坡路上翻滚了360度，好在车上人员没受大伤，又躲过了一次重大险情。父亲带领大家在由家生产大队找了几间房屋作为办公室，开始了干休所的最初的建设。

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为了巩固北方防线，一九八一年军委下令组建白城守备区，父亲又接到命令去新单位白城守备区任后勤部长。守备区下属三个守备师，在吉林、内蒙、黑龙江三省交界靠近边防线，父亲上任后经常顶着风沙和寒冷恶劣的天气跑几十公里去部队，检查装备。除后勤保障工作外，因地制宜，抽出时间给地方拉煤搞运输，为守备区增加收入，为这个新组建的单位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一九八二年为适应干部年轻化要求，父亲主动找到军区政委刘振华，要求从岗位上退下来，发挥年轻人的才干，得到了批准，一九八二年年父亲正式离休，进大连炮兵干休所。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父亲因病去世。                       回顾父亲从十六岁入伍至退休几十年的戎马生涯，经历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始终是不惧生死，英勇战斗。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完成任务。尤其是他能够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越是条件艰苦，越是能够想尽办法解决困难。无论是解决战场上的供给困难，还是新组建单位建制建章和物质上的白手起家，他都能够从容应对使工作成绩达到非常高的水准。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的工作时间，只有吃饭，睡觉回家，每天起床号一响父亲就出门出操，然后就去营房转转，回家吃三顿饭加个午休，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晚饭后也去办公室上班，熄灯号后回来休息。在我没入伍前，我一直认为部队的作息时间，就是晚饭后工作到熄灯号响的。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父亲的工作时间表都是这样的。

一九八八年中央军委授予父亲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

是党把父亲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为军队的领导干部。父亲一生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家人对战友朋友充满爱心，这份爱博大、深沉。父亲是一个正直、勤劳、善良、内敛的人，性格憨厚，为人温和，乐于助人几乎是有求必应，凡事干得多说的少，这些都是在父亲周围工作过的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父亲的成长要感谢党也要感谢那些曾给与他很多关心帮助的领导战友，在此我想替父亲再次感谢给予父亲厚爱的：石壁、甄秉信、熊超、石岩、姜广玉、唐德成、孙康、郑士海等等还有很多我记不清的伯伯叔叔阿姨们，无论他们是否在世这份情与爱，我们晚辈会永远铭记在心中！

这份回忆文章。是母亲同我们子女共同回忆和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整理撰写而成，会有很多遗漏和不完整及缺陷，请读者谅解。

八、赵永志（1927.8－）

赵永志1927年8月出生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山

1946年2月参军  解放军绥蒙政府粮食局征粮工作队队员

1946年10月   解放军绥蒙政府会计培训班学员

1946年12月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八五旅侦察连、侦察员、班长、排长

1949年10月 内蒙军区保卫部第二工作组组长

1951年6月  内蒙军区文化学校学员

1952年10月  解放军第六炮兵学校学员

1953年12月 炮兵第七师十九团二营四连副连长

1954年10月 炮兵第七师二十团一营三连连长

1956年6月  炮兵第七师二十团二营副营长

1961年3月 解放军炮兵学院速成班学员

1961年12月  炮兵第七师十九团二营营长

1962年10月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学员

1963年12月 炮兵第七师营房科科长

1967年10月 参加（三支两军）先后任大连低压开关厂、辽阳市交通邮政局军代表

1971年7月 炮兵第七师后勤部副部长

1976年6月 转业地方先后任辽阳市交通局、辽阳市城建局、辽阳市房产局局长

1987年10月  离休 

赵永志（1950年于内蒙军区保卫部）

赵永志（1956年任21团2营副营长）

赵永志（1962年任19团1营营长）

赵永志（1968年于北京）

赵永志（1971年任炮七师后勤部副部长）

全家合影（1973年冬于辽阳 前排左起：张淑清 赵永志 赵玉香 后排左起：赵玉兰 赵明远 赵玉明）

赵永志（1975年转业前）

赵永志（1996年重返驻守过的旅顺口）

赵永志与张淑清（2010年于辽阳）

父亲走过的路

 赵玉明（2018.12）

我的父亲赵永志，原名：赵天才，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山五里坝村。由于家境贫穷，一直以给地主扛长工为生。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参军。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参加八路军？”父亲说：“国民党祸害百姓，一进村鸡犬不宁，八路军爱民如子、纪律严明。尽管有人说国民党是炮弹、八路军是肉弹，但我也坚决参加八路军”。父亲在寻找八路军的路上偶然救起了受伤的解放区粮食科长，经他介绍父亲进入了“解放军绥蒙政府粮食局”，做军粮的征购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已参加解放军会计培训班的父亲响应解放区提出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积极上前线”的号召，不顾领导挽留报名上前线到蒙绥军区（后合并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八五旅侦察连任侦察员。

我们在影视、小说里看到侦察兵潇洒浪漫或者某种喜剧性的刺激，实际侦察兵艰苦、危险、责任重大。西北地区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土匪猖獗，百姓生活特别贫穷。部队经常一天两碗小米粥，饿着肚子行军打仗，仅有的一点干粮还要给军马一半。冬天顶着刺骨寒风潜伏在冰雪之中，夏天不顾蚊虫叮咬隐藏在草丛里。往往在炎热的夏季穿着棉衣行军打仗，在寒冷的冬天穿着单衣策马奔驰。一九四八年十月底，父亲所在连奉命在一山顶阻击敌军时下起大雨，傍晚气温骤然下降，当时全连全部是单衣，全冻成铠甲。解放区的百姓闻讯后主动送来被褥、棉衣，父亲说：差一点全连集体牺牲。

每当我军有重大任务最先行动就是侦察兵。他们经常化装成乞丐、商人或国民党军深入虎穴，抓俘虏、收集各种情报。有时为解决部队弹药紧缺的情况，还要偷运军火。在攻打山西大同时，父亲和他的战友潜入城中，在收集大量情报的同时，在内线的协助下，成功将两大车（马车）军火运出城外。在历次大的战役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均能为领导做出准确的判断、提供详细的情报，保证战役取得胜利。国民党军最恨我军侦察兵，有一项特殊规定：“抓住八路军侦察兵就地枪决”。

那时我军唯一机动性的部队就是骑兵一到大的攻坚战，就靠骑兵向敌人发动突然打击。每当遇到这样的恶战，就见战马嘶鸣、军刀闪闪、杀声振天、血肉横飞。有一次父亲所在骑兵连同国民党一个骑兵团遭遇，撤退已来不及。趁天将放黑，敌军不知虚实，全连呐喊着挥刀向敌军冲去，终于将敌军击溃。在休息时，浑身是血的父亲才发现帽沿已被打飞。我问他当时害怕不，父亲说：“两军相逢勇者胜，怕就是死”。

一九四九年七月，傅作义将军做为解放军全权代表前往绥远（今呼和浩特）劝说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起义。为保护傅作义将军的人身安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选派二十四名精干人员随同前往。身为侦察排长的父亲参加了这一行动。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多次粉碎了暗藏军统特务和顽固势力策划的绑架、爆炸、车祸、纵火、打冷枪等阴谋活动，使谈判顺利进行，最终促使董其武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通电起义，使呼和浩特、包头等广大内蒙地区和平解放。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从大青山到太行山、从内蒙草原和华北平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解放华北战役（一九五O年先后获得解放军总部颁发的两次战役勋章）和解放内蒙古集宁、山西省兴州、陕西省十里长滩等城市的战斗。经过战斗洗礼，父亲从一名普通百姓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并于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十月调到内蒙古军区保卫部任第二工作组组长，专职清查、镇压国民党起义部队内隐藏的军统特务、顽固派及其他反动势力。这些潜伏敌特分子不甘心失败，躲在暗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发动叛乱、四处纵火、盗窃武器弹药、破坏公共设施、残忍杀害我军派到起义队伍中的政工干部，那时经常在厕所、池塘等地发现我军失踪人员的尸体，气焰十分嚣张。父亲作为工作组组长，带领全组人员经常冒着危险深入起义军内部了解情况，对可疑分子逐个排查，对抓捕的敌特分子政策攻心，对潜逃分子实施跟踪追捕。敌原三十三师师长是军统高级特务，多次指挥实施了破坏活动、畏罪潜逃。父亲带人从包头追到北京，又从北京追到呼和浩特，上演了千里大追踪，终于将他和其同伙抓捕归案。

经过九个月奋战，将潜伏特务全部清除，取得反特的决定胜利。

一九五一年，父亲被送到军区文化学校学习（高小课程），兼任一分队支部委员，并参加了“三反”。一九五二年因成绩突出被选派到“解放军第六炮兵学校” 学习，那时进炮校如同现在进航校一样。炮校不仅学习122榴弹炮、152榴弹加浓炮、火箭炮、炮兵战术等现代化炮兵知识，还要学习三角、几何等文化课程。这对于刚从扫盲班出来的年青人来说困难可想而知。父亲说：“难？还能有攻城难吗？”父亲废寝忘食、起早贪黑、不耻下问，节假日不休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很快掌握了现代化炮兵知识，半尺厚的战术教程背的滚瓜烂熟，受到苏军教官的好评，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为此，第六炮兵学校为父亲荣记三等功一次，并晋升副连级。

一九五三年底毕业后分配到炮兵第七师，先后在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任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一九五五年任二十团三连连长时随团前往旅顺接收苏军火炮装备，并在苏军的配合下短期内掌握各项技能，很快形成战斗力。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尉军衔。一九五六年分别获得解放奖章和独立自由勋章。

一九六一年进解放军炮兵学院速成班学习，一九六一年十月任十九团二营营长，一九六二年进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学习营房设计与管理。毕业后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调师营房科任科长，从军事专业转为后勤专业。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正是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大转变的关键时期，父亲无论是任连长或营长都能把在炮校学习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训练中，言传身教，使所在单位很快掌握现代化炮兵战、技术尽快适应实战要求。

就任营房科长后，反映最大的问题是供暖。由于锅炉是五十年代初修建的四吨炉，不仅容量小，而且老化严重。由于资金短缺，仅设计费都拿不出。父亲用在学校所学锅炉知识同科里其他同志设计了六吨锅炉房，并组织工人自己安装，不仅改善了供暖，而且节约了大量资金。

一九六七年，根据中央军委发出的“三支两军”的决定，被师党委先后派到“大连低压开关厂”和“辽阳市交通邮政局”任军代表。一九七一年四月，随全体军代表一起返回部队。

一九七一年中旬，被任命为师后勤部副部长，主管营房建设和管理。“九一三”事件后，部队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师部及各团营房急需扩建和维修，而木料短缺是当时一大难题，父亲带人跑遍了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各大林场，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踏着齐腰深的积雪，奋战在伐木场，终于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一九七六年八月，父亲做为第一批转业干部离开了战斗、工作、生活了三十年的部队，到地方先后在辽阳市交通局、辽阳市城建局、辽阳市房产局任局长。虽然到地方工作，仍然保持部队的优良传统，为辽阳市的交通、城市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十月，父亲离休，在家颐养天年。今年父亲92岁了，也是父亲入党70周年，父亲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我这条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