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压岁钱

海川

       2020年，就要过年了，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有多少年都没回老家过年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只在老家过过一次年，那年我还小，还不懂那就是叫过年。那次在老家仅有一次的过年，到现在留下的记忆也已经是越来越模糊了，只是有一件事却让我终身难忘。

       父母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从老家出来参加了革命。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不久，我们一家七口人更从海口四分五裂地散开了，父母开始是下放到澄迈县五七干校劳动，身边只带着年幼的弟弟，无法分身照顾我们其他四个兄弟姐妹。

       大哥和二个姐姐那时也就十岁上下，勉强能照顾自己，但要照顾更小的弟弟还不行。我因没人照顾，更被送回了老家——仁兴镇，寄养在二伯父家，那年我还不满七岁。

       二伯父比我父亲大十岁，二伯母虽然嘴碎些，但他们对我很好。他们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叫他们堂哥堂姐。大堂哥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仁兴镇上的一名小学教师，一介书生，为人敦厚老实，一辈子被大堂嫂管得严严实实的。

       当时大堂哥他们已育有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大女儿四岁，那对双胞胎儿子二岁，尽管我只有七岁，但按辈份他们都叫我堂叔。

       二堂哥大我六岁，人长得精瘦，不好读书，小时候是个顽皮捣蛋的犊子。堂姐那时已经在县城上高中，是我们这个家族在文革时唯一一位上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女孩子。

       我到二伯父家后，包括我在内大人小孩一共九口人。大堂哥作为一名教师，自然有一份比较固定的经济来源，虽然课余时间也要做一些农活，但一个大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大堂哥那微薄的工资和大堂嫂挣的工分维持，家庭日常开支还是蛮大的，平日里就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日子过得比较紧，但还算勉强过得去。

       记得那年过年，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还在街上和小伙伴们玩耍，突然大堂哥走过来一把拉着我就往没人的地方走。我愕然地跟着大堂哥走到一间别人废弃的屋子里，大堂哥四处张望后，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快速地塞到我手心里，并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跟别人说，特别是你大堂嫂。

       大堂哥走远后，我摊开手心一看，是一张二元钱！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手里拿着属于自己的钱。当时小，还不知道大堂哥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多钱，而且还像做贼式偷偷摸摸的不让别人知道。

       那年大堂哥的工资也就十五元左右，二元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于要供养一个大家庭的人来说，这二元钱对于大堂哥乃至整个家庭是多么的重要。后来我才知道，大堂哥给二堂哥的压岁钱只有五角，给侄子他们也就二角压岁钱。

       长大以后，每每想起这二元压岁钱，心里就十分愧疚，又感恩大堂哥对我的那份关爱。这份爱对于一个身边没有父母陪伴的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大堂哥用他那真挚的爱填补了我缺失的那份父母的爱，使我感觉到那份浓浓的亲情，一直温暖着我，并陪我渡过了那漫漫的岁月，也让我铭刻在心，一辈子无法忘记。

       中午吃饭时，这二元钱还是被眼尖的二堂哥发现了，乘我不留神，便从我手中抢走了它，扔下他那五角钱，丢下一句：我们换钱。就不见了踪影。

       为此，我委曲的哭了二个小时，二堂哥抢走的不仅仅是二元钱，而是抢走了我那份刚刚获得的爱、那份满满的亲情，二伯母也一边安慰我一边不停地骂着二堂哥。

       这二元钱虽然在我手中停留不过三个小时，但意义非常重大，它让我突然间懂得了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爱，也对我长大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又要过年了，触景生情，勾起了多少儿时回忆？又触发了多少乡愁？此时，让我深深地怀念那个爱我如已出的大堂哥，更想念老家过年时，一家人一起围炉吃团年饭的氛围和亲人们的那份浓浓的亲情。

       于是，决定今年回老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