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事

知三摄影

我的爷爷。拍于1953年。

我的族谱。太爷太太的主案。

　　我的家史

今日，正月初三，是家族上坟的传统日子。一早，小女婿小刘开车送我回家给先人们上坟烧纸。上坟时，大家先到爷爷奶奶坟上烧香点纸，我们家的老坟在古庄地里，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开了垦种地了，我的四世祖太爷王进财和太太韩氏（娘家陕西宝鸡蔡家坡人）的坟茔就在古庄老坟地，可惜，早就平为夷地，改革开放后，我就记得族人再没有到古庄地上过坟，每年，族人都集中到河湾爷爷奶奶的坟地祭祀，之后，不管辈分大小，顺着河湾地向北依次进行烧香化表。父亲和母亲的坟茔就在距离爷爷坟地北向不远的一块地里。

父亲和母亲的坟地里长满了芦苇，芦花盛开，在微风中摇曳，听侄子进新说，坟里面还有一条长虫，是“祥瑞之物”。借此物，但愿我家年年祥瑞，代代繁荣发展。

　 上坟结束，我和弟弟一起坐小刘的车去看望86岁的五舅母和表弟。又去门扇岔大姐姐家，看望老姐和近80岁的老姐夫。我小姑姑家的二儿子刘孝秀老伴瘫痪半年了，我们也赶到隆兴堂苏家湾去探视病人。

爷爷、奶奶的主案。

我的奶奶。

　　我探视了害老病的王继章四哥，他今年89岁了，一直一个人生活，自己做饭吃、洗衣服、填炕，活着也很累。但是，世界难离啊！为我的四哥祈祷。四哥是油大师，每年冬秋季，都在磨坊里蹲三四个月时间。穿着破烂的油衣服，来往于磨坊与家的这一段路上。受尽了苦楚。他用他的力量和技能养活了两家人。他的孩子们应该记住他的恩泽。

200多年前，我的老家住在宁夏隆德西南一座名叫桃花山的山脚下，祖上曾以清代嘉庆王的老师王藤而荣光过，但他的荣光与我们的现在的子孙们生活毫无关系。

我们家后来迁移到甘渭子河中游的曹务镇下庄子。从我的祖太爷进财公算起，已发展到了7代。我的父亲弟兄7人，他排行老小。我6个伯父只有我二伯父进过私塾，我的父亲为小学毕业生，成为当时的名声显赫的秀才，我们这个殷实的农家也设立过私塾学堂。7个老人生我们弟兄15人，姐妹15人。现在我们家共有人口近170口，一个老祖宗的子孙们，生活在新疆、银川等多地。家门现有大专文化程度的40多人，但大都是土生土长的的农民、打工者和贫贱的文化、教育人，没有官吏和土豪，平顺安然的生活是我们族人的格言。

我的四哥王继章排行老四，他的父亲叫王向南，父辈弟兄排行老二。二伯父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日，殁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二十四日，享年33岁。母亲杜氏，生于1907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殁于1996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享年91岁。四哥亲兄弟二人，老大王焕章，他为老二，两个妹妹，一个岳家，一个裴家，姊妹4人。四哥娶妻张氏，名建英。他们没有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新平，是木工出身，二儿子王新杰，中专文化，教师，已退休，现居银川。

我的太爷进财公，娶妻陕西宝鸡蔡家坡韩氏，她是从宝鸡上来的一位逃荒者，太爷爷收留后，结为夫妻，生有一个儿子，名庭俊，他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庭俊公娶宁夏隆德县温堡乡杜家堡子杜氏之女，奶奶小脚，是大家闺秀，14岁娶进了王家门，生了11个孩子，成活了10个，7男3女。我6位伯父，父亲是弟兄们中最小的一个，为老七，我三个姑姑。嫁在隆兴堂苏家湾的是我的小姑姑，白家塬上是我的二姑姑，姑父在临洮县曾做过一任县长，大姑姑嫁在前刘村刘家，殷实之家。

　　我的大伯父名讳敬南，二伯父向南，三伯父化南，四伯父守南，五伯父国南，六伯父耀男，我父亲名讳尔南。

大伯父大伯母、二伯父二伯母的主案。

　　1949年前后，我的家族在当地算一个很大的、有影响的农业家庭，因为家庭大，基业大，人口多，加之国家统购粮食，1953年，我家的粮食大部分被“统购”了，口粮成了一大家子的问题，家里只好分爨居住，减少负担。

1954年父辈们分家的时候，已经有53口人众。祖母也出生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大家庭里，14岁是初适我家，共生了11个儿女。到分爨居住时我的奶奶已经有7个儿媳和8个孙媳。我们的家族是一个传统农业的家族，传统农业文化的承袭是以口承文化为主要形式。所以我们这个家族是来自于多个农业家庭的成员所组成一个大家庭。各种农业文化形式汇集在一起，成为我这个家族的口传文化特色。

奶奶讲故事、妈妈们唱歌谣、嫂子们在一起说笑话。我就是在这种农业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一大帮孙子经常爬在奶奶的土炕上听狐狸精、狼老婆的故事。这些民间口传文学，都为我后来的民间文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家的祖上在现在的宁夏隆德县温堡乡桃山村，古地名叫红崖王家。300多年前，红崖王家三大家，即红崖王家、坡上王家、腰里王家，我们家是红崖王家一族。

我们三大家族，共同祭祀一个老祖先。老坟在现在的桃山水库北山上，一个叫“灯盏窝”的地方。传说这个地方有一盏油灯，每天晚上亮着，直亮到天明。因此，“灯盏窝”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1960年，我的小姑姑迁移到了大北山，我看望姑姑的时候，沿着桃花山山顶的一条小路走过，路经“灯盏窝”，看见过我们家的老坟，那是一个风水很不错的地方，避风向阳，周围桃树荫绕，野花盛开，绿草茵茵，多少代先人的几十座坟堆淹埋在草丛中，一种神秘威灵的感觉。面山像一座大户富有人家的大门照壁，挂满绿茵，天然的“坟碑”，这座“墨玉”的“坟碑”，书写着王氏家族世世代代在这一块黄土地上勤劳奋斗的创业历史。山下就是发源于六盘山的甘渭子河，清澈的河水慢慢的流过桃花山，年复一年的径流不断，它象征着我们王氏家族的血缘，世世代代，千秋不老。

七个父亲生我们弟兄15人。

大哥名讳王蔚章，生两个儿子新文新、新田（已故）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名香香子、留子。

二哥王焕家章生四个儿子，名新义、新民、新社、新永，一个女儿，小名初来。

我三哥王汉章，生三个儿子，名新学（已故）、新成、新洲，一个女儿，小名能子，学名王莲香（户口本名字王竹叶）。

我四哥王继章，生两个儿子，名新平、新杰。

五哥王西章，生三个儿子，王林、王军属、王金平（没有学名），四个女儿，名字叫女子、娃子（已故）、金珠子、平珠子。

六哥王勋章，生三个儿子，名新用、新忠、新军，四个女儿錯子、文子、旦子、淑霞。

七哥王恒章生一个儿子，名王青春。

八哥王炯章家两个儿子，名新贺、新树，三个女儿，金珠子、银珠子、爱爱。

九哥王孔章，生一个儿子，名王新亚，四个女儿，蕊子、旦子、随香、列香。

十哥王来章，生两个儿子，王正、王任，二个女儿，小云、爱武。

　　我为十一，王举章，两个女儿，王颖（进香）、王丹（爱香）。

十二弟王鸿章，无儿女。

　　十三弟王永章，生一个儿子，名王志福。

十四弟王社章，生两个儿子，名新泽、新哲。

　　十五弟王省章，生两个儿子，名新強、新刚，两个女儿，燕燕、冻冰。

三伯父三伯母和四伯父四伯母的主案。

爷爷、奶奶合影。

　　太爷、太太

我的太爷进财公，生于道光癸卯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公历1843年，今天是他的诞辰173年纪念日。歿于光绪壬午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历1882年，享年39岁。

我的太太韩孺人，生于道光癸卯二十三年十月初五，公历1843年，歿于中华民国八年正月初四日，公历1919年，享年76岁。

爷爷、奶奶

我的爷爷庭俊公，生于光绪庚辰六年正月初七日，公历1880年，歿于公元1954年8月25日，享年74岁。

我的奶奶杜孺人，生于光绪七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公历1881年，歿于1967年7月10日，享年86岁。

从太爷的殁日1882年算来，我爷爷生于1880年，可以知道，我的爷爷2岁上就离开了自己的父亲，是太太含辛茹苦，一手把他养育成人。可知我的太太为了这个家，为了养育孩子，受了多大的苦楚，付出了多少辛酸。

大伯父敬南公生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历1901年，生月生日无法考究。殁于民国十年，公历1921年，殁月殁日不明，享年20岁，少亡。

现在，大伯父大伯母的生平事迹，在我们家族中一点也不清楚了。记得奶奶说过，大伯父人很老为，对家庭很忠实，因为是家里的长子，其他弟弟妹妹年龄都很小，因此，耕种收割，养牛放养，割草垫圈，都是家里的一把手。他是家里负重的重要劳力，是爷爷奶奶的轻快帮手，弟兄中排行老大。

　　大伯母柳孺人，娘家宁夏隆德县凤林乡薛家岔村，她名讳不详，生卒年月不详。生一儿子，名蔚章，我们弟兄排行中他为老大。我们都亲切的称呼他“大哥”。

我的二伯父向南公，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公历1903年，殁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即公历的1935年，享年32岁。弟兄排行老二。

二伯母杜孺人，娘家宁夏隆德县温堡乡杜家川，生于1907年十月二十四日，殁于1996年十一月初一日，享年91岁。

二伯父读过私塾，我幼年听父亲说，我们的家里曾经办过私塾，二伯父任私塾先生，我们村子周围的白家垣、裴家岔、隆兴堂、前刘、李家嘴、庄科、壑峴、大弯等村，好多村子里的富有人家的孩子都进我家私塾读书，成为他的学生。二伯父和我的父亲尔南公，是他们这一代人里面唯一有文化的两个人。

　　1935年前后，正是六盘山地区土匪盛行的年代，加之国军与军阀，军阀与军阀的战事频繁，百姓处在战乱之中。庄浪静宁隆德也是如此，百姓遭受匪患，苦不堪言。二伯父就是遭受土匪的烤烧而死亡的。

小时候，我一直陪在奶奶身边，是在奶奶的怀里长大的，懂事了，会听话了，每个晚上奶奶给我讲家世，讲太爷，讲爷爷，讲发生在父辈身上的故事。我依稀记得奶奶讲述二伯父被土匪烧烤的惨烈情形。一堆熊熊大火，几个狰狞的土匪，用烤红的烙铁和氤氲烟雾的香瓣，一遍又一遍的烤炙着他的身躯，二伯父的惨烈叫声撕破了王家下庄子的黑暗上空。土匪要他说出我家银子藏匿的地方，他坚决不说，只是一个字：“没！”炙烤了半夜，土匪什么也没有得到，准备把二伯父掀入火堆时，被四伯父领的神团用锣鼓声吓跑了。二伯父得救了，但是，他的全身被大火烤焦了，爷爷奶奶痛苦不堪，一家人极力抢救，可是，由于烧伤面积太大，无法治疗，二伯父忍受着极大地痛苦，一月后，终于离开人世。

二伯父生焕章、继章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磨磨子，因为跑土匪，藏在河湾里的一座水磨坊，二伯母要丢掉她，三伯父抱回来，就安了个磨磨的名子。小女儿小名秀秀，大名王金花，出生1934年10月11日。出嫁庄浪县岳堡乡岳堡村，丈夫岳秉武已故，出生日1927年11月27日，去世是2011年10月25日享年84岁。

我的三伯父化南公，弟兄排行老三。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历的1905年。殁于三年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四月初十日，享年56岁。

三伯母田孺人和三伯父同年生，也是光绪三十一年，生日为四月十四日。殁于1968年5月十五日，享年63岁。

四伯父守南公，弟兄中排行老四。生于1908年农历2月24日。殁于1992年农历11月28日，享年84岁。

四伯母马孺人，生于1914年古历5月22日，殁于1993年4月初8日，享年79岁。

四伯父生2男2女，男炯章、社章。两女为平凉柳湖北门下面的韩家。一女嫁与古城镇曹记家。

我的五伯父国南公，弟兄排行老五，生于1910年古历7月初10日，殁于1993年3月初4日，享年83岁。

五伯母罗孺人，生于1911年古历6月13日，殁于1990年古历2月初4日，享年79岁。

五伯父生3男5女，男西章、恒章、永章。5个女儿排行是，大女儿名，二女儿名，三女儿名，四女儿名，五女儿名梦梦子

六伯父耀南公，弟兄排行老六。生于1915年，生月生日不详，殁于1988年，古历正月11日，享年74岁。

六伯母甘孺人，生于1914年古历11月，生日不详，殁于1984年9月初6日，享年70岁。

六伯父生1男3女，男鸿章，大女儿菊兰子，小女儿垂子和小女儿牛铃子。牛铃子属牛的，10多岁就糟蹋了。现在六伯父一家人都已经过世了。鸿章兄弟小时候因右眼失明，娶宁夏隆德温堡乡后刘家一刘姓女子为妻，结婚不几年就离婚了，他跟前没有留下儿女。

我的父亲尔南公，弟兄中为老小，生于1919年古历2月13日，殁于1988年2月初4日，享年70岁。

母亲柳这花，生于1920年7月16日，殁于1998年古历正月12日，享年80岁。

　　我弟兄三人，大哥孔章，我名举章，字儿知三，三弟省章。亲堂弟兄中，只有我有字儿，家庭兄弟姊妹中，名字多为父亲安的。因为父亲是小学毕业生，是当时家里的秀才。

　　我是1946年古历十一月初十日降生，常言说得好：“三岁记老。”我记不起我三岁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一点事情，很小的时候，只记得我家住在老院的高房上，这座高房在上世纪70年代庄子里大搞新农村建设时拆除掉的。大哥那时候十几岁，和奶奶爷爷住在上房里，高房里住着我们一家，姐姐（1942年生）、我和妹妹（1949年生），5口人挤在一眼黄土炕上。那时候，我一大家50多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每天吃饭时，7个小家庭都用一只大瓷盆，舀上饭，端到自己家住的房子里去吃。奶奶管家，很严，动不动就训斥几个儿媳妇和孙子媳妇（奶奶引进门的嫂子由大嫂姓刘、二嫂姓温、三嫂姓杨、四嫂姓张、五嫂姓杨、六嫂姓催）。我们家1953年“购了大粮”以后，家里再继续维持下去了，爷爷、三伯父（当时是全家的大掌柜的）主持分了家，父亲弟兄7人，当时分了6家，四伯父和大伯父（英年早逝），为了照顾大伯父一家，四伯父就和我的大哥王玉章一家子分在了一起。爷爷奶奶为照顾他失明的小儿子（我的父亲），随我家一起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在高房里吃了饭，吃完饭，一盆子碗筷，由姐姐端到厨房里去洗涮，姐姐从高房台子刚下来，不知道脚下什么东西一挡，把姐姐一下子绊倒，盆碗摔出了老远，全都摔碎了，姐姐吓得直哭，母亲下来一边收拾破碎的瓷盆碗和筷子，一边责怪姐姐不操心酿下大祸。

　　我们一家在一起的时间，我经常和我同岁的几个兄弟、侄子在一起玩耍。有三伯父的小儿子昌来（乳名，狗相，1946年生）、田子（王新田，我大爹的二孙子，玉章哥的二儿子，狗相，少亡）、亥子（王新义，二伯父的大孙子，我二哥的大儿子，猪相）。因为我们同岁，也就常常钻在一起，藏马马虎、连狗娃、跳方子。冬天，偷上自家的毛线和棉花搐毛蛋，铰上羊身上的毛载尖子；夏天，用大黄的粗杆子，做成水枪，吸上门前涝坝里的水，打水枪。常常上山采野花、钻洞子（村子里有先人们为了躲土匪打的长洞子）。

五伯父五伯母、六伯父六伯母的主案。

　　土地改革运动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土地改革彻底的摧毁了地主阶级制度，农民正式成为土地的主人。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我们村子里只有一户地主，地主分子只有我的堂哥王受章和他的老婆（姓卜），我的嫂子。我家是富裕中农，是团结的对象。

没收地主王受章家财产的情形，在我的脑海里还有模糊记忆。

王受章家和我家老院紧挨着，都是四合院建筑形式，东边灶房，西边厢房，北面是上房，前后两道院落。

1950年，我才5岁，爬在我家住的高房土墙，就能看见王受章家的前院，居高临下，他家前院的什么事情都看得一清二楚。大概是冬天的时间，天气很冷了，我在高房里听见人声鼎沸，就出来爬在高房土墙上看他家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家大门里不停的人出人进，好多的东西都搬在了前院里乱七八糟地摆放一地。有桌椅，有牲口的耕件，盆盆罐罐、木箱子，被子毛毡等等，有5个翻穿羊皮袄、戴着毡帽的汉子，手握红缨枪，端律律地（直直）站在当院，大概是当时执行治安任务的民兵在站岗。

我吓坏了，赶紧回到高房里，心惊胆战地听着外边杂噪的声音，时而传来呵斥声和谩骂声。

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在“分化”堂哥家的家产，他家的300多垧土地都被上下邻村（白家塬、庄科）的贫农、雇农分走了，家里的财产就在那次也被他们分化了。

我家是上中农成分，爷爷置买的300垧土地没有遭“分化”的灾难，后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全部归生产队所有了。

我家上房里一直放着一副做工细致的木质衣架，平时我们搭衣服很是方便，听父亲说，这个衣架就是堂哥家的东西，他家财产被分化时，分给了庄科一家张姓的贫农，因为他家没有地方摆放，叫暂时寄放在我家，后来，张姓人也一直没有抬去，父亲说，不知道是他放下忘了，还是土改运动过了，不好意思再来拿，反正我家一直用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村子里进行新农村建设，爷爷修的大上房拆了，也没有地方放了，最后放在后窑了，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今早电话问兄弟，才知道最后全朽了，好多地方都叫虫子腐了。弟弟说，现在还有两个座子放在后窑里。

关于“购大粮”的一点记忆。

关于购大粮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并由此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国粮食严重紧缺。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很尖锐。1953年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这样的快速发展，带动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增长9.3%，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其中最重要的消费品是粮食。一方面，工业、外贸、城市消费用粮数量大增；另一方面，为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相应减少；当地农民也需消费商品粮，使国家在农村的粮食返销量大增，比1952年增加1.3倍。此外，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一般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也增加了，不仅要求吃饱，还希望家有余粮。这些情况，导致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更为加剧。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而粮食的供求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供方是非常分散的上亿农户，购方是国营公司，还有供销合作社和私人粮商。国家通过制定牌价在粮食市场上控制和保持粮价的稳定。可是，1953年粮食市场的需求明显大于供给，一方面粮价看涨，农民普遍有惜售心理，国家无法按合理价格大量收购到粮食，以平抑粮价；另一方面，粮食市价高于牌价较多（在主要产粮区高出牌价30%―50%），私营粮商见有利可图，大肆抢购、囤积，有些地区的稻谷几乎全部被私商买走。部分城市居民见粮食供应紧张，价格看涨，也参与抢购增加储存。这些因素汇集起来，致使1953年夏收后国营公司的粮食销售量远远高于收购量。尽管国家动用了大量库存，仍然供不应求。

这种紧张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粮食供销严重脱节的混乱局面，有可能牵动物价全面上涨，使几年来国家努力实现物价稳定的成果付之东流。尤其是当年7月至9月，各地出现粮食危机。

新粮上市后，总的形势还是收购的少，销出的多，供求关系日益紧张，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一状况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注。

9月间，陈云连续十天召集中财委有关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粮食购销办法。鉴于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经过逐个比较多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反复权衡利弊，陈云向中央提出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的建议方案。（根据网络资料）

这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购大粮”背景。

我们家是当地大户，拥有53口之人众，吃粮是个大问题。当时，人和区政府驻地设在白塬村白家堡子，地主白含瑞、白含章家堡子没收后作为人和区区政府的办公地址。

那时，我记得我家上房里常常来一个穿着马裤的工作组，因为马裤胯大，裤口袋处两个尖包包，脚腕处又细小紧紧地裹住脚腕子，我们家几个孩子就叫“刘细拐子”（这人姓刘，外地人，听说是山西哪里人），一到我家，就坐在奶奶爷爷的炕上不走了，一坐就是一天，抽奶奶的水烟，喝爷爷的砖块茶，两顿饭都在我家里吃。

他就是动员当地大户给国家购买粮食的工作组。我们家是大户，他天天来我家动员三伯父和我的父亲，要我们家给国家多买余量，支援国家建设和城市人口吃粮问题。

天天来家里动员爷爷奶奶和当掌柜的三伯父和拿着半个家事情的父亲要拿出粮食来。后来，我的父亲还被叫到区政府，扣留着，吃住在区政府，区政府的区长当时是李久利，他和区干部分时间段来动员我的父亲，要他说出家里的粮食数量，鼓励我父亲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认购粮食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当时，我三伯父的大儿子，我们排行老三，在区政府做秘书工作。也来看我父亲，他十分难为。从我家大家族利益，我父亲没有认购一斤粮食，当时父亲想，如果认购了，一家53口人就要挨饿，自家大小的生命也难保证。区里没有办法，父亲在区政府坐了7天时间，就回来了。父亲扣留在区政府的时间，哥哥领我去看过一次父亲，7天时间，有汉章哥照顾，生活到没有受罪，顿顿白面馒头，炒肉菜。

父亲回家后，知道了国家的政策，就和爷爷奶奶、三伯父商量着另家，叫我们分爨住居，把仅能维持家人吃的口粮、土地、牲畜、房子院落都分给我们6家，爷爷奶奶的一份财产分给了我家，我们一家8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和妹妹），生活在老院里。

那时候，我才8岁，给我家分了7只羊，因为我还小，不会放羊，每天一大早爷爷就陪着我，赶着7只羊去屲上放牧。常常因为羊不听话，乱吃人家的粮食，气得我在山上大哭大叫。

后来，羊慢慢地放牧顺了，爷爷再也就没有出来陪我放羊了。我每天把羊赶出来，和村子里的大孩子双旭子（远房侄子王孝义）、稳子（庄房爸王养伯）家羊合（念ge）在一起，去河湾、北南山、大湾沟、苏家湾、田家大河、裴家岔湾、王家湾、豁岘梁等地方去放牧。因为我小，羊跑去吃粮食了，他们就叫我去撵回来。因此，我经常要受他们这些大孩子的气。你如果懒，不听话，他们就不合羊群了，让你一个人去放牧。为了合羊群，我只有听话、腿勤、受气。

　　放羊时，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抓五子、掐方、捉鳖、狼吃娃娃、丢窝、打隔、跳方子、打花棍、挖坑倒栽在娃娃（选一个45度的坡面，娃娃胳膊腿叉开，倒躺在坡面，用棍子画出来一个娃娃的样子，然后照娃娃身材的样子，用铁铲子挖出一尺深的坑，把娃娃放进去，胳膊伸直，腿叉开，倒睡下。娃娃怎么翻也翻不起来，以此办法整治不爱撵羊的懒娃娃。只要你保证听他们的话，他们说一你听一，大娃娃才会把你抬出来。）等等放羊娃耍的“艺术”，我都会耍。

　　农业合作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立即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并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1955年的事情。

我父母亲的主案。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农业互助组合作运动逐步在全国各解放区展开。

开展农业互助组运动要把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通过说服教育，让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种历史原因中，我们下庄子也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那时候，我已经10岁了，记得很多事情了。合作化时，我门6家的600亩土地全部入了合作社，牛羊骡马都成为合作社的了。我清楚地记得另家时分给我家一条麻毛驴和已经繁殖到10几只的羊都归合作社集体了。

记得那天，在我家古院里，家家户户赶来的牛羊骡马毛驴站满了一地，父亲站在自己家的麻毛驴身边，不停地抚摸着它的的头和身上，并把自己的脸挨在毛驴的脸上，很久很久不愿离开。

我站在我的羊群旁边，看着我的大黑头母羊和红头大羝羊，不停地流眼泪，心里想，我再也不能和它们在一起了，它们从此成了合作社的财产了，不是我家私人的财产了。

　 我也丢去了放羊的活儿，第二年，父亲让我去店子街上人和小学去读书，这是1957年秋季的事情。

家族中和我同年龄的几个男孩子，有我（举来）、田子、昌来、亥子、挣命子（三哥跟前的大儿子）等。经常在一起玩，只要攒在一起，也特别的“害人”，记得奶奶骂过，你们能把天踢破，能把地踏出窝窝来。亥子是猪年养的，猪年是亥年，父亲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亥子，因为太害，所以，就说他的名字按准了，真个害。

春天，我们就上山掐狗球花，折黄毛刺花。柳树刚发芽就爬树扳树股子，拧柳树咪咪；夏天，到山上摘野杏和妈妈艿头；秋天，到北山后面打野酸梨、野核头；冬天，在大场里堆雪人、扣麻雀。

又一次夏天，麦子成熟了，我们几个攒在一起，钻进一块叫“庄科地”的麦地里去拔蒲公英杆子（土语叫葛芦杆）吃，孩子不惜可粮食，钻进麦地里，到处乱踏，黄了的麦子踏倒了一道又一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四伯父发现了，手里提着一把牛鞭子，一边骂一边朝我们撵来。我们吓坏了，什么都不顾了，撇了手里的葛芦杆，拼命地往家里跑，各人钻到自己的房里，藏在巷巷墙背后，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四伯父找进门来，一顿饱打是免不了的。

那几天，我们谁也不敢出门，就躲在家里。

我在我们家族中生活的一些片段，我现在还能记起许多事情来。

我能拉住毛驴的时候，家里就让我送我的六嫂子（六哥王熊章的第一个妻子，姓催，娘家在古城镇崔家红山）转娘家。

我记得我的大哥（王玉章，大伯父的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世）给六嫂子拉出来麻毛驴，披好鞍子，铺上棉褥子，叫我把麻毛驴拉到上马石跟前，六嫂子一双小脚，夹着一个小包，提着一篮馒头，一载一载的来到上马石跟前，我把麻毛驴拉到上马石跟前，大哥把六嫂子扶上麻驴，我牵着缰绳，就走出了村口。

那是下午的事情，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觉得路很远很长，走走问问，看还有多少路。

快到晌午时分，终于到了红山崔家村庄，六嫂子的父亲出来拉住麻毛驴，把他的女儿扶下毛驴，领进一个土大门里。他在自家的牲口槽上拴好毛驴，添上牲口草，我进了他家的房门，就吃呆呆的坐在地下的小板凳上，看着六嫂子和娘家亲人拉闲。

六嫂子有一个娘家兄弟，和我同岁，就领我到院里玩耍去了，到了晚上，我们住在一快，说说笑笑不知道什么时间睡着了。等醒来时已经是太阳一箭高的时间了。

　　六嫂子在娘家住了三天，我很心急了，一直催她快些回家，她一直哄我，叫我不要嚷。第三天下午，我又拉着麻毛驴，驮着六嫂子回了家。

　　我还不懂事的时候，经常在舅舅家里去，舅奶奶很心疼我，经常给我油饼，母亲说，小的时候就爱吃“红皮皮馍馍”，几天不吃红皮皮馍馍就哭闹着不停，所以，舅奶奶隔三差五，就给我“捞”油饼吃，哄着我，偏着我，爱着我。舅奶奶是一位很慈祥、善良的农家妇女，从来不说孙子们一声，对5位姨姨家的外孙子都十分疼爱。我就是在外奶奶和奶奶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记得八九岁了，总是嚷着母亲，把自己领着去转舅舅家。

小时候去转舅舅家，就一直睡在外奶奶怀里，奶奶的手老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一边摸，一边不停地念叨：心疼的命蛋蛋，快快长大，长大骑大马，跨州县。

　　到我很大了，去舅家，我还是和舅奶奶睡在上房炕上，奶奶总是问东问西，问个不停，问我们家的生活，问母亲的身体，问我的念书情况。一夜间，总给我拉扽几次被子，生怕我受凉挨冻。

有一年冬天，我去看舅奶奶，她怕我晚上挨冻，就叫我在他家上房背后揽树叶，她自己动手填炕，那个填炕的姿势我一直记着。黄土炕烙得我睡不住，她还是不停地问我：“炕热着吗？往里睡，不要冻了！”

　　外奶奶去世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记得她去世的时间在秋天，她害老病的时候，我的母亲基本上隔几天就要去豁岘舅舅家看一回外奶奶，因为豁岘村和我们家很近，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舅奶奶家，我们家里虽然没有给老人拿的好吃的东西，但是，母亲总是变换着手法给她的母亲做着她喜欢吃的饭菜，比如凉粉、荞面摊饼、洋芋摊饼。

那时候，全国都学习山西大寨，平田整地，外奶奶下殇（去世）的那一天，母亲做好了一碗凉粉，叫我去舅舅家，拿给外奶奶吃，其实，外奶奶那时候，什么都吃不进去了，母亲只是表示着做女儿的心情。我记得刚进舅奶奶住的上房，五舅舅在奶奶身边，抓着奶奶的一只手腕一在号脉，一边一声一声的呼唤“娅”“娅”“娅”（娘），外奶奶慈祥的脸上没有一点动容，叫了老半天，奶奶都没有回答。舅舅是医生，知道自己的母亲没有脉象了（生命迹象），就爬在外奶奶的身上大哭起来。我吓坏了，赶紧放下包在母亲头巾里的一碗凉粉，拿着母亲的头巾，就往回跑。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母亲还在山上平田整地，我一口气跑到母亲做地的地方，告诉她，外奶奶去世的消息，她一听放声大哭起来，连自己身上的土都没有打一下，撇下手中的铁锨，嚎啕着直往舅舅家去。母亲是小脚，她跑不动，步子放得很大，我跟在母亲的后边，小跑步往前赶。

到了舅舅家，母亲拉着舅奶奶的手，一个劲地摸着，大声的叫着“娅”“娅”。我站在一边，流着眼泪，拉着母亲的衣角，听着她撕心裂肺的呼唤妈妈的声音。

一霎时，舅舅家上房里挤满了，给外奶奶糊灵堂、铺麦草、落草奶奶。慌乱的亲人找新瓦，从井里吊来新鲜凉水，母亲坐在外奶奶的尸体跟前，解开外奶奶的新老衣纽子，把新瓦放在水桶里，浸湿后放在奶奶的两肋，开始给外奶奶救尸（凉尸体）。母亲给我安顿，叫我回家去，给大哥说一说，家里蒸上一副馒头，正事的一天拿上来行情。

外奶奶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她埋在舅舅家老坟地里，和舅爷爷睡在一起了。母亲每次从父母亲的坟头走过，总要给老人泼散（掐一点馍馍）一点吃的，让她的父母亲尝尝，这是我们这里的乡俗，也是母亲祭奠亲人的一种方式。

1955年实行合作化以后，一年以后的1957年秋季，我就去上学了。我的小学老师是平凉人，叫虎文太，是一位回民。上学了，懂事多了，记得父亲那时叫大哥给银川劳动教养的王翰章三哥寄大豌豆、旱烟叶子。父亲老说，银川农场很阴湿，三哥常常来信，要家里的旱烟叶子吃，说是消胀气。记得有一年冬天来信说，银川很冷，要父亲给他寄一件皮袄。那时，我已经是二年的学生了，识了很多字，他每一次寄来的信，我都读给父亲听，因为父亲1942年那一年双目失明了，我替父亲读信，不认识的字就写在他的手心，他就凭感觉说出这个字的读法。因此，我格外学了许多字。

听父亲后来说，三哥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打成右派分子，被遣送到银川潮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三哥是我家第一个国家干部，因为对当时的国家粮食政策说了一些过头话，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他在银川劳改三年时间，1960年才回到家里的。回到家里，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家家没有粮食吃，人人挨饿。

生产大队为了给我家和三伯父家找私藏的粮食，就把我家和三伯父家强迫搬到了庄科庄子里住，我家住在这个庄子里一个绰号叫“谢豁牙子”（大名谢占山）的院里住，他家搬到下庄子我家老院里住。

这是1959年的事情。

1958年，全国开始大大跃进，全乡青壮农民组织起来大搞深翻土地，小学生常常到深翻土地的群众那里送开水，搞宣传。店子川里，深翻土地的农民黑压压的撒满一川，土地翻得很深，近半人深，农民一天很辛苦，只有吃两顿饭的时间。村子里的秋粮，糜子、谷子、洋芋都没有劳力去收割，就黄宿在地里，洋芋没有挖出来冻死在地下。造成了第二年农民没有粮食吃的悲情。

那时候,人和小学是建在一座堡子里,19558年深翻土地时,给地里追肥,就挖的是学校堡子墙的墙土，我们学生每天要给深翻的土地里抬墙土，因为我们年龄小，两个学生抬一筐子，走一里多路的地里。

那一年，四月八庙也叫乡上拆了，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巨安（程垣大队）四月八庙上扛过椽，又粗又长的松木椽，我们两个小学生扛一根，都感觉很重，一路不知道歇缓了多少次，才到了学校。学生拿回来这些椽，还有用胶轮大车拉回来的檩子、门窗，都修了学校教室。

　 1958年，全民吃食堂，一个村子里一个大灶，说是大灶，天天是清汤糊糊，喝的人肚子老胀，但是肚子里一直觉得空空的，天天挨饿。我们是小学生，生产队的大灶上每天给我们补助2两炒面，早上上学时，在食堂里打上二两炒面，就去学校了，走在路上，二两面的炒面早吃完了。

1959年的春天，地里开始播种。种豌豆时，种子用大粪、牛屎拌了，地上面有许多浮子，每天放学以后，我们就跑进豌豆地里，拾着吃豌豆浮子，拾一颗豌豆浮子，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拾起来，用手指捏净豌豆上面的大粪和牛粪，就放进嘴里，嚼碎咽了。

没有挨饿的人是不知道饿肚子的难受。时时想着吃的，只要看见能吃的东西，不管脏净，都要放进嘴里吃。我吃过树皮，也吃过莜麦衣子（莜麦壳壳）炒面，那时，最好吃的就是白萝卜、苜蓿、蒲公英，芥子菜等。

　　我们家搬到庄科以后，母亲秋天留了三个玉米棒子，藏在墙胛上，我每天回来，见母亲去生产队劳动没有回来的机会，就支起版櫈，取下来，天天吃三颗玉米籽。第二年母亲种玉米时，发现一个玉米棒子，基本上吃光了，母亲看着空玉米棒子眼泪哗啦啦的夺眶而出，我跪在母亲面前，连连给她道歉：“妈，是我的错，是我偷吃了玉米种子。我饿，妈！”

吃食堂那一年，过年的时候，食堂里给每一家分了几斤白面，几两清油，让村子里的人都回家过年自己做着吃。那年的三十晚上，母亲在自己家的锅里做了一顿白面片片，全家人真是吃香了吃饱了。我自己觉得很幸福，终于能吃饱肚子了，而且是白面面片，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一连三天，都是白面，第一天吃的是片片，第二天，母亲揸的是白面索索拌汤，第三天，没有面了，就捝的是白面糊糊喝。过了年，我们家和村子里的人一样，有喝起了清汤糊糊。

我们从食堂把清的能找见人影的糊糊打回家里，母亲又倒进自家锅里，放上一些菜，把糊糊变得稠一些了，每人也多能喝一些，肚子勉强饱一点。

我们家从庄科庄里搬回来的时间是1960年的冬天吧！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往回搬家时，我和大哥用背篼往下背烂肠个水（家里乱七八糟地东西）的东西，天黑了，我背的东西重，走不动了，路上多缓了几次，大哥十分生气，就骂我，放快走。我挣扎着把东西背回了家，饿的慌，放下东西，准备吃饭。那时，大灶已经解散了，那晚，母亲做的是糜面糊糊，很稠，我刚端起饭碗，大哥一把夺下我手中的碗，当着父亲的面骂我，说我寻活不行，吃饭还快得很。父亲十分生气，就骂大哥：“你看你像啥样子，谁给自己兄弟的手里夺饭碗呢！”父亲的这一句话也教育了我，我懂得在人手里夺他的饭碗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这个道理我一直记了60年。

我大哥王玉章和我大嫂刘氏的主案；我二嫂温氏的主案，二哥的主案没填上去。

初三，族人去河湾爷爷奶奶的坟地去烧纸。

　　1960年。我因为挨饿，跑不动了，曾经一段时间不想念书了，就坐在家里在北山上到处找能吃的东西填肚子，比如春天挖辣辣根，在向阳的地方，一种叫“辣辣”的野菜，根能吃，一股辣酥酥的味道，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土埂边，靠着冬天的阳光，提前在冬日里绿起来，我每天一个人提着盘笼（竹筐子），一个人找辣辣挖。挖上一盘笼底底，高兴地拿回家里，叫母亲洗干净，切碎，调上一盘子，一家人当“佳肴”来吃。

春天，在洋芋地里挖冻死的洋芋，剜苜蓿牙，铲葛芦（蒲公英），这些都是很好的吃的，那个年代，野菜救了我的一家，真感谢大地馈赠给人类的食物，让人类能够永生。

记得是大哥结婚的那年冬天，我在三年，我的班主任杨培根老师来我家，叫我上学，我很感激我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母亲滾（做）的是萝卜菜，黑面饼饼，我给我的老师端着吃了两碗，看他吃得很香，要过碗再给他去舀菜，他坚决不吃了。天快黑了，他要回学校，要我一定来学校，我爽快地答应了，就打发他走出村头。老师走远了，我还站在古庄的小路上，看着远去的老师背影，我大声哭起来，我想我的人和学校，也想我敬爱的老师。

第二天我背着母亲烙的黑面饼饼，又去了学校，觉得学校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而又是如此的亲切。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报答我的父母亲和我的老师。

不想在店子人和小学念书的时候，我记得我到李家嘴的村学里看过一回，想上村小学，村小学是四年制。去了后，看见学校很冷清，没有读书声，没有吵闹声，静悄悄的，觉得不像个学校，心里很凉，就转身悄悄地走了。我只知道堂兄王建章在里面当老师，还有李嘴的张昇，也在学校里面教书。

这次自我选择学校，是我人生第一次对教育的“考察”吧，那次考察以后，我就认准一个理，没有亲眼见过东西，别人说的再坏或者讲的再美好，你都不要轻易的相信，要自己去实地考究实情，用事实说话，这件事，基本上影响了我的一生。

老记得母亲常说，我小时候害过一次大疾，叫“出疹子”。

出疹子是幼儿普遍发生一种病疾，在小儿时期，常见的疾病除去麻疹以外，还有风疹、幼儿急疹、猩红热、水痘等，都可以出皮疹。

我得的是这种麻疹病，麻疹俗称“打糠”。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通过鼻咽部的分泌物飞沫传播。

一个健康小儿与麻疹病人接触后，大约要经过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开始发病，这段时间，称潜伏期。发病开始有发烧、咳嗽、流鼻涕、流泪等与感冒相似症状。发热第2、3天时，在孩子口腔颊粘膜上见到发红充血的粘膜上有许多小白色点状（如针尖大小）粘膜疹，称麻疹粘膜斑。这是麻疹最早最可靠的依据。这一段时间（从开始发热到出皮疹前）称为前驱期，大约3、4天。

经过前驱期（即从发热开始经3、4天）进入出疹期。在出疹期时体温更高，眼睛怕光流泪，眼分泌物很多，流涕、咳嗽都加重，同时开始出疹子。皮疹呈玫瑰色斑疹，指压可退色，先见于耳的前后、颈部、面颊、前额部皮肤，以后皮疹渐增多，发展到胸、背、腹部，最后四肢皮肤出现皮疹，大约经过三四天，皮疹在手心、足心上也出现，这表示疹子已经出齐出透。皮疹由单个散在可以逐渐融合成片，但疹间仍可见到健康皮肤。

出疹后第5天开始消退，第7天消退完全，留下细小的脱屑（如糠皮样）及棕褐色痕迹（即色素沉着）。以后热度下降，咳嗽减轻，食欲增加。化验白细胞时总数偏低。整个麻疹经过约10天。如果在出疹时合并肺炎、喉炎，则病程更长，病情更重。

这是出疹子的医学病理现象。

母亲说，得病时，我得浑身烧得烫人，昏迷不醒三四天时间，母亲把握抱在怀里四五天时间，流了四五天的眼泪。

我唯一记起的一点模糊记忆，是躺在母亲怀里，感觉到天旋地转，整个房子里像一团火在烧烤，我急得乱抓母亲的衣服。哭个不停。张口哭的时候，母亲大滴大滴眼泪滴进我的口里，我第一次尝到母亲眼泪的味道，它是那样的咸涩。

听母亲说，我的命是蔡家湾一位姓唐的老郎中救下的。那位老郎中是我的学生唐静安的爷爷，祖籍四川，逃荒来到甘肃，落脚我们这里，因为治的一手好病，就留在了蔡家湾里，用他的高超医技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病患。

　　我患出疹子的病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唐静安爷爷救活了我，也没有留下终身的“麻子”，真感激这位郎中先生。

　　唐静安在张屲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我是他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学习很好，我利用家访的机会，几次去他家看望老人，说起这事的时候，他早忘了，只记得自己给王化南（我的三伯父）家常去看病的事情，那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

后来，唐静安考进了威戎中学上高中，毕业后考到了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我在县文化馆当副馆长，主持全馆馆长，他找到了我，让我给他看着把工作分到县一中，那几天，他住在文化馆，我联系好县政府大灶，他天天去那里吃饭，又给我一天看台球案，一天5块钱的劳动报酬。我去找段吉昌局长，他很痛快的答应了，最后就分配到了县一中，实现了他的梦想，我的心放下了，这也算对他爷爷搭救我的小命恩德的一种报恩吧！

　　再后来，还给他找了对象，名字叫罗花萍，是县职教中心的学生。后来，分配到新城小学当小学老师了。

　　我读书的阶段，给我代课的老师很多，至今还记起他们的名字。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时，代语文课的老师是虎文太，苏老师代数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有三位老师给我代过课，他们是张占生、杨培根、吴志江，五六年级，高步青老师代算数，连生瑞代语文。有两位校长，一位是王维忠校长，是图书馆同事王小华的父亲，一位校长是杨培栋。

上了宁夏隆德县山河中学，校长是隆德山河镇边庄人马世荣，语文老师是银川人吴钟灵，数学老师刘恩茂，化学老师是庄浪县万泉的万士培，班主任和俄语老师是吴中人赵忠孝。历史老师是河南洛阳人褚金福，生物老师是宁夏平罗人王哲生。

这些老师都是自己就学期间，对自己学业有一定影响的老师。

　　这些老师健在的话，都已经八十多或者就是九十岁了，有很多老师我知道过世十多年，如高步青、杨培栋、吴志江等老师。

家住银川的吴钟灵老师，我在2001年，曾经看望过他，送了我的著作《羲皇颂》等书，想起老师对自己的培养之情，握着老师的手我泪流满面，三十多年没有见过我的老师，一见面很伤心的。

马世荣老师是山河中学的初创人，山河中学是1958年成立的。我是1964年到山河中学去上学的。那年，我以第15名的好成绩考取了静宁一中，由于家庭政治的变故，父亲因知情“保白朝”案件和盗窃国家粮食被法办了，静宁一中我上不起了，就拿着静宁县一中的录取正，到了离家25里路的山河中学去报名上学。

　　小学阶段的生活很愉快，六年时间，换了好几位老师，由于我的学习一直是班级里三名前的学生，因此，科任老师都很看起自己，浸心血的培养，让我当班长、任学习委员、卫生委员、文艺委员等职务。六年时间，无论做什么职务，我都能尽心的、全心全意的做好工作。

　　那时，我很喜欢学习，在上下回家的路上，边走边背诵课文和解词。一条词语，一篇课文，反复背诵。一路下来，能背会五六条解词。回家后，家里没有活干的时候，老拿着语文书看，老师进行新课的时候，我基本上把新课的生僻字、生词、段落、段落大意都预习了几遍。包括算数，都能提前预习了。

　　我小的时候和奶奶住在一起，那时候晚上照明十分困难，商店里煤油凭购货证买。睡下后，没有灯照明，背课文、背解说词、预习新课内容都成了困难。白天的时间总觉得不够用。没有办法，我就用奶奶蘸的灯曲黄（硫磺）麻签，在奶奶搓的白蒿火绳上，点一段着火，借亮光，赶紧把解说词或者课文内容记下，然后熄灭麻签，就在被窝的咕哩咕囔的背起来，直到背会。一个晚上，总能消耗奶奶的10根麻签。

　　奶奶制作麻签的过程很简单，她先把麻杆破开，再用剪子剪成长短一致的麻杆签子，两端剪成斜面摆好，把收拾来的硫磺放在一只破碗里，用洋火（火柴）点着，就把提前准备的麻签捏几根，轻轻的在稀硫磺里面一蘸，然后又把另一头蘸一下，放在炕沿的櫒子（炕沿上用木头做成的遮挡杂物的木条子）上，往干晾。用时，在白蒿绳的火头上一点，麻签就着了。

　　奶奶旱烟、水烟都吃烟，那时由于火柴、煤油紧缺，奶奶常到山上拔来白蒿子，搓软编成草绳，在太阳底下晒干，盘成卷，用时点着，就一直着着。奶奶说，这种白蒿绳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夏天防止蚊虫叮咬人身体。

　　奶奶制作的麻签、草绳为我学习提供了方便，生活困难的那三年里，全凭奶奶的麻签照亮我学习的时光，我怀念奶奶，更怀念奶奶的灯签。灯签给了我读书的光明，灯签为我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我的学习好习惯。（因这两年太忙，手头总有写不完的活，家事的写作也就搁浅了。很遗憾，希望有时间写给我的家族孩子们，作个纪念。）

族人在我的家里聚会喝酒。

父母坟头的芦苇年年很旺。

我的四伯母。

那年，小女儿王丹在城里念书，我接母亲上县来给她做饭，在中街我给她和妻子、孩子拍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