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我们宝丰的汝窑博物馆和汝窑遗址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游览的人是越来越多。书呆子因为工作关系,陪同参观的活动也很多,更多的时候甚至做了半个导游,竟然N百次的被亲朋好友问这样的问题“到底汝窑遗址在哪里?”与其他地方的汝瓷比,宝丰这个谁更正宗“。对于好歹也算做过学问的书呆子来讲,当然不能浅薄的解释,那其实也是对提问者的不尊重。为此,大概是在2019年的五月份吧,书呆子特意登录“知网”,并通过其他渠道、方式,检索找到了有关汝窑、汝瓷、汝官窑的论文120多篇,本想好好梳理、梳理,写篇宏大的文章,好好论述一下类似问题。等到资料看完了,突然想到: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会颠覆、终结很多热热闹闹的研究成果。清凉寺汝窑遗址的考古发现也是如此,要不咋称之为“2000年的十大考古发现”呢!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现公布后,原本对于“汝窑”、“汝官窑”等等的研究该消停、消停了,但文献显示,好多人换个方向,比如转向青瓷研究,依然搬出过去的旧方法、理论、成果,玩些混乱逻辑的怪招,得出一些诸如“汝窑器来源于青瓷”、“某某遗址也是汝窑”等结论。书呆子开始也是很不理解,后来想到:也是的,你一个好的科学研究文章,当然也包过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现,你们一出来,好多人的好多宝贝,一下子成了砖头瓦块儿,那人家不反对吗?古玩本来玩的就是故事和貌似科研的重大成果,考古和博物馆才应该玩科研。</h3><h3> 本来用散文的形式写作严肃的研究文章,就有些不合适的,但基于上边说的,书呆子还是觉着散着说说算了,说说汝窑研究中有趣的事和人、记载,不辜负自己几个月的仔细研读,就算是给亲朋好友们当当导游吧!不过文字还是不能胡说八道,因此本文就会显得有些啰嗦、无味。喜欢汝瓷的亲们可以耐心看看,其他亲们大可以搁过去!</h3><h3>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拍摄上传者,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改正!</h3> <h3> <b>北宋青瓷研究略述</b></h3><h3> 追溯现有的研究文章,可以发现,大约在清康熙年间,有关北宋青瓷的收藏、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到清雍正年间,甚至仿汝瓷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清乾隆皇帝甚至组织翰林学士对宫中所藏的汝窑珍品进行了编目和定级。</h3><h3> 不过说起来最早开始现代意义上青瓷研究的,却是日本人,从上世纪初开始,日本研究青瓷的文章就多起来了。1930年,日本人原田玄讷甚至到河南省临汝县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得出了“俗称的北方青瓷就是一般人所指的丽水窑——是汝窑的主要制品”的结论。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甚至还盗掘过临汝县大峪店窑址。书呆子这里想说的有两点:1、日本人毕竟是东洋人,在汝窑研究中忽视了中国地方政府变迁的实际情况,将汝窑遗址考古的田野调查着眼在了汝州旧城及辖区范围(原临汝县)。这里请亲们注意,这一偏差对后来的汝窑研究影响很大,直接导致后来的几十年汝窑遗址寻找遭遇弯路,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重视。2、日本人开辟了从青瓷研究入手研究汝窑的思路。这个本没有错误,汝窑本就是北宋青瓷的最高峰,研究青瓷的产生、发展、提高过程,当然是研究汝窑青瓷产生、生产过程的路径之一。这里再次请亲们注意:也正是这个逻辑,导致后来的很多大忽悠学者得出了某某遗址也是汝窑遗址的结论,得出了出自某某窑口的某某瓷器也是汝窑器的结论。</h3><h3>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古窑址的调查研究工作,古陶瓷工作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因历来以为汝窑遗址在临汝,几十年来的调查与发掘重点多以河南临汝严和店为重点”(《二十世纪汝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吕军,《中国古陶瓷研究》2001第7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就曾在河南省临汝县境内开展过三次调查工作,发现、发掘严和店等12处遗址。1964年3月,又在河南省临汝县、禹县复查了11处遗址。这一次的调查报告中,冯先铭先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汝窑是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烧制时间短,生产数量少,而质量则很精;一部分是为民间烧制的瓷器,现在称它’临汝窑’,这是汝窑的主要部分,其烧造时间长,生产数量多,质量也比较好。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汝窑遗址进行过的几次调查,都是接触的后一部分”,(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每次读这一部分,书呆子都有这样几点不吐不快的话要说:1、花了钱的人做调查报告,从科学研究的规律出发,要考虑其利益相关者的因素,没找到大家大约都想知道的汝窑遗址就没找到,也就是没有找到故宫里、大英博物馆里存的那几件汝窑器的窑口遗址,就是没有找到,何必把汝窑概念玩得这么大。2、正是从这时开始,汝窑研究中又开始了“汝官窑”和“汝窑”的研究论战和争论,给一些大忽悠学者找到了另外的拿某某窑口瓷器贴近“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机会。但真实的事情是“宝贝一开始就是宝贝,非宝贝存一万年也难以成宝贝”。不是吗?亲们。请亲们再次注意,正是从这时开始,“汝瓷”、“汝窑瓷器”这些概念算是被玩坏了,人们不得不追寻“汝官窑器”。</h3><h3> 1977年4月,叶喆民先生在对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进行调查时,曾采集到天青釉汝瓷片,通过对此瓷片的化验,其结果与周仁先生对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因此叶喆民先生首次提出“宝丰清凉寺是一条寻觅汝窑遗址的有力线索”。可惜的是,直到1985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然全面调查和发掘的仍然是严和店窑址,直到得出“严和店出土的瓷器全都是民用产品”的结论,学界才承认“尚未找到文献记载的汝窑遗址”。</h3><h3> 1987年,陶瓷考古界根据已有的调查研究,将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确定为汝官窑口(《光明日报》,1987年5月9日1版;《河南日报》1987年5月9日1版)。这一消息是对汝窑在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的正式确认,这个确认解决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大问题。</h3><h3> 关于宝丰清凉寺窑址发现过程,后文还会详述。书呆子在此想说的还有一点,一般来说,一类古瓷器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文献有记载;二是存世有实物;三是考古发现有窑口。因此,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发现的重大意义就是确认了作为中国古瓷器最巅峰的汝官窑器,可以完整的确认为一类古瓷器啦!在此之前的那很长时间,其实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存世的价值连城的汝官窑器是各个青瓷窑口精选的,供奉宫内使用的青瓷,也就是“选瓷”。“选瓷”观点暗含另一层意思,就是这种瓷器的生产具有偶然性和生产工艺的不确定性、不可复制性,其实就是否认汝官窑器生产工艺的存在和完整性。另外,正是这种汝官窑器研究中挥之不去“选瓷”阴影,不仅困扰汝官窑器研究,同时也给了很多大忽悠学者可乘之机,把另外的窑口瓷器忽悠为汝官窑器,书呆子这次检索到的文献中,就有类似的功利文章,这也提醒我们,凡事还是擦亮眼睛为好。</h3><h3> 还有一个,最近十年的汝官窑研究中,已经有学者通过引入化学分析方法等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汝官窑器生产工艺,尤其是窑内气氛研究,这对恢复汝官窑器生产,或许是一条道路。但愿光辉灿烂的汝官窑器能够在现代科技工艺之下,重现江湖!</h3><h3> </h3> <h3> <b>关于汝窑的几条记载</b></h3><h3><br></h3><h3> 汝窑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冠,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汝窑的论述。</h3><h3> 1、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应是成书于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著者徐兢在记载当时高丽所用瓷器时说:“其余则越州古秘器,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h3><h3> 2、南宋前期的《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h3><h3> 3、相同内容的文字,又见于南宋顾文荐的《负睻杂录》。</h3><h3> 4、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卷九记载:绍兴二十年(公元1151年)高宗幸张府,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双、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可见南宋初汝窑已是珍贵。</h3><h3> 5、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成书的周辉《清波杂志》明确提岀:“汝窑宫中棼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岀卖,近尤难得。”</h3><h3> 6、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南宋的《咸淳起居注》中也对汝窑器物的特点和珍贵有所提及。</h3><h3> 7、明清两代谈及宋代名窑的记载也首推汝窑,如明代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写到:“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明代画家徐渭在其《墨牡丹》画中题诗:“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清代孙灏著诗云:“……官哥配汝非汝俦,升价当时压定州。四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烂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前人在盛赞汝窑器物精美制作工艺的同时,也发出了“窑空烟冷其奈何”的无尽感叹。</h3><h3> 书呆子再次摘录前述几段有关汝窑瓷器的记载,实在是感叹我们如今的各项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中,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这次书呆子检索到的日本、韩国、英国学者的文献中,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甚至比国内研究者更深入。比如韩国学者李喜宽,就“以再分析宋代文献为中心”,论述《汝窑及其性质问题》,他对前述第五段《清波杂志》中“内有玛瑙为釉”六字的分析,引出清乾隆皇帝将玛瑙入釉作为汝窑瓷器的鉴定标准,这些分析都是很实用,并且对研究方法有扩展意义。另外,国外学者对“汝窑”概念使用都非常明确,他们都在文章的注释部分做了明确说明和限定,较多的说法是:从历史意义来看,人们使用的“汝窑”含义十分有限,即是指北宋汝州奉朝廷或者宫廷之命生产御用瓷器的窑场及其生产的瓷器。不象我们国内研究文章,甚至“大家”的文章,不做内涵和外延界定,甚至故意混淆是非。</h3><h3><br></h3> <h3><b> 研究、发现汝窑的几个人和事</b></h3><h3> </h3><h3> 1、1950年起,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多次赴河南考察,寻找汝窑踪迹,找到数十处窑址,并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他在1951年发表的《汝窑之我见》一文中,对清凉寺瓷窑产品给予较高评价。</h3><h3> 2、叶哲民根据1977年在宝丰清凉寺窑址采集到的1件天青釉汝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硏究所化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在1985年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首次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h3><h3> 3、首先找到打开汝窑遗址钥匙的人则是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先生,其过程更有一番传奇色彩。1986年10月下旬,汪庆正先生参加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年会,因有急事,不能终场,于10月27日提前返沪。在临出发前的五分钟,河南宝丰瓷厂的王留献先生拿出一件在宝丰清凉寺窑址收集到的汝窑笔洗请汪先生鉴定。慧眼识宝的汪先生看到一件典型的汝官窑器突然展现在眼前,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似乎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忙问这件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认为这么珍贵的标本在清凉寺出土,汝窑遗址可能就在那里。</h3><h3> 4、汪庆正先生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上海博物馆的范冬青、周丽丽两位同志急赴宝丰。范、周两人经过11月、12月两次在宝丰的考察,在清凉寺瓷窑遗址上发现了一批制作工艺、胎釉特征、支烧方法同传世的北宋宫廷御用汝窑器完全相同的瓷片,经过多方论证,正式宣布汝窑遗址在宝丰清凉寺发现,海内外为之震惊,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汝窑遗址之谜终于撩开了他的神秘面纱。</h3><h3> 5、从1987年10月到2000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宝丰县城西25公里的大营镇清凉寺村与韩庄村之间的清凉寺窑址先后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又取得许多成果。</h3><h3> 6、当年王留献请汪庆正鉴定的那件汝窑笔洗,正是在遗址中心区西侧10余米处老乡挖窖坍塌后出土的,是王留献花了600元钱从老乡手中购得的。</h3><h3> 7、1989年,在距清凉寺窑址不远的宝丰县大营镇蛮子营村又发现一处汝瓷窖藏,出土了一批汝窑瓷器,其中一些是以往的传世品中未见的器物。</h3> <h3> <b>关于两宋官窑</b></h3><h3> 官窑专指北宋汴京(开封)官窑和南宋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因专烧宫廷用器,产量很小,传世品也极少。</h3><h3>北宋官窑瓷的釉色以粉青、月白为主。虽然被称为“亚于汝”,但也是莹如堆脂,釉表红棕色或无色的片纹或疏或密清晰可辨。底部可以看见烧制时的支钉痕迹。器物都是各种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仿商、周、秦、汉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很多。</h3><h3> 南宋官窑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纹片。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这称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典型特征。</h3><h3> 介绍两宋官窑情况,书呆子想说的是,《清波杂志》说的“汝窑,宫中禁烧”,实际上就是禁止在汴京的官窑烧制汝窑器。亲们说对吗?结束本文。</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