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抗击“二号病”

玉兰

　　1984年夏日的一天，我拎着不多的几件换洗衣服和十几本公共卫生书籍走进了汉寿县卫生防疫站的大门。入职手续很简单，交一张卫生局开出的工作介绍信就好。接待我的办公室主任姓史，长得英俊高大，是单位的美男子（后来才知）。他笑吟吟地对我说，早知道你要来。这句话让刚走向社会的我有受宠若惊之感。卫生局在隔壁，消息是应该早传过来了。他们也因此早做安排，分了间小单房给我。虽然只是一层砖房，又在食堂边上，但我觉得很满足。更重要的是不孤单。这排临时建筑，有十来间模样，住的都是从各卫校分来的毕业生。有同期毕业于衡阳卫校公卫大专班的张百川，还有陆续从常德卫校分来的学弟李厚文、童宗锦等。他们像我一样，都是家在农村。

老实说，单位很不气派，就两栋五层的楼房，一栋办公，一栋住人。院子里有一台救护车，站办公室有一部手摇式电话。其他无甚特别。单位地处偏僻，位于县城南边，被人喊着“小南门”，到了小城的尽头。旁边就是农民建的院子，虽参差不齐，但紧挨着的菜圃、水塘、农田，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晚饭后，会和某个同事一道在这样的地方转转。那时候的小城还没有公园。

后来听说，在我的工作分配上，还有个小插曲。我差一点就被派到本县唯一工业重镇蒋家咀镇的县棉纺厂工作。听说那是全县规模最大、集聚年轻人最多同时也是效益最好的工厂。它也许需要人去指导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但派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去，似乎更多的考虑到我的性别。他们认为防疫站工作性质更适合男性，因为经常要到各乡镇开展疾病预防工作。好在他们比较慎重，没有太快作出决定，让我的父亲有时间去找本家一位长期在某局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大姐从中斡旋。大姐的爱人是当时的县纪检领导，她一个电话打到卫生局，我留在了县城。父亲后来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是我走向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件事。说真的，听说原委后，我心脏猛跳了几下。幸亏没有成真，否则如果工作单位都不在县城，那会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至少后来的命运肯定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人们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着我这个新来的女孩。21岁，正是脱去了少女的青涩稚气、又饱含青春女子灵动蔓妙的美好年华，吸引了青年男子关注的目光，还有中年男女观赏与打量的眼神。防疫站每年能从学校分来的女生以个数计，有时候几年也没有一个。不像医院，每到毕业季，会有成批的女护士涌来，让人目不暇接。我能感受到那一道道扫射来的有意无意的目光。

工作后一个多月，我参加了一次大型活动，算是第一次开了眼界。汉寿县卫生防疫站那几年在地下水除铁方面弄出了些声响，引起了省有关方面的重视，作为经验推广全省在本县召开现场会，来了好几十号人。有些还是领导和教授。我被安排到会场做些接待工作。具体做了哪些不记得了，只记得饭菜之丰富多样，前所未见。刚毕业的学生，哪里见过这么多美味佳肴摆在面前？要知道那可是1984年！自是大大地饱餐了几顿。记得散会后几个站领导围坐在一起，讨论这次会议的经费开支情况。我在一旁闲坐。本无心思听，事不关己。突然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说要加进会议名单什么的。我才知道，饭钱是精确到个人的，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不像后来这些来，公务饭局可以随意开销，更不会计较人数。记得当时心里还美滋滋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单位很多同事都没有来。

慢慢知道，我们单位是县卫生局领导下的股级单位。虽然级别低，但正式职工也有三四十人，分布在食品卫生科、流行病科、学校卫生科、检验室等不同业务部门。1989年县里才开始弄职称，所以那几年大家都是根据工龄拿工资，同事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非常融洽。我被安排从事全县的结核病防治工作，部门负责人姓杨，不苟言笑，对工作有他自己的独特看法。我刚来，很听话，整天埋头在一堆堆的报表中，同时自学有关结核病的专业知识。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可以在全县培训班上讲课，到各乡镇卫生院进行辅导，给每个病人制订具体治疗方案，并在办公室接待病人的咨询。戴着口罩的我，和病人零距离接触，不怕感染肺结核，我的勇敢和努力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工作上的顺利给我带来了成就感，觉得自己能做点事。其时高考失利的阴影并未完全消失，对那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我一直还耿耿于怀。

那时候家家都是买菜做饭，一到饭点，不大的院子里就飘荡出饭菜的各种香味，很有家的味道。记得刚开始隔壁同事家的饭桌上常有一道土豆煮的菜，一个个圆圆的小土豆，盛在白白的瓷碗里，给人一种温馨之感。后来自己学会了做这道菜，似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味。我和大家相处渐熟，吃住在一个地方，和同事之间建立起了深厚感情，即使离开单位几十年，来往仍较密切。

有几件事情，终身难以忘怀，在此赘述：

1984年秋，湖区的几个乡发生了“2号病”（即霍乱）暴发流行，本站工作人员全部出动，派往各疫区开展防治工作，包括疫情调查、发放免疫药品、宣传发动、督促基层医院救治等。我虽然刚毕业不久，工作经验不足，又是女孩子，也被派往坡头乡，在乡卫生院吃住一个多月。白天堤上堤下跑，渔船上住的渔民就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晚上乡卫生院矮胖的卫生专干总以酒精可以杀灭霍乱菌为由热情地劝我喝点小酒。那时年轻面薄经不住劝，也真的端杯，我的酒量就是从那时开始操练的。那次工作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被评为县里的先进个人。以后又经受多次类似的锻炼，为我日后能独挡一面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86年春，华容大姐来电话说，父亲中风了。父亲每隔一两年总要去一次离家两百多里的华容县，看望大姐和当地的老朋友。我一听，脑袋“嗡”地一声响，仿佛身体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站立不稳。见接电话的我接着接着说不出话来，坐在一旁的站长立即发觉异常，示意身边的同事帮我接听。多年后我仍记得站长的表情，感谢他事后同意我请假去华容和哥哥们接回父亲。后来的几年，大家都很关心父亲的病情。每逢看到我父亲拄着拐杖和母亲一起出现在单位门口，就有人大声唤我：邹丹，你爹爹来了。如果碰巧我外出，也会有同事热情地接待二老，并张罗着找我。

1986年冬，我要向领导告假探亲，不敢当面请假，只会打电话，可任凭我怎么说，领导就是不允。我很苦恼。在单位门口碰到财务何姐。她见我一脸沮丧，问明缘由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这种事情不能打电话，一定要当着面讲，且态度诚恳坚决。我照她的方法一试，果然成功。为此我感念何姐的好意，这件事记了一辈子。只是问题的戏剧性变化想了我好久，后来才慢慢明白，这就是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如果不想对方拒绝，最好就是双方面对面的交流，用真诚的眼神去打动对方。

学姐张毅华也是我不能忘却的人。我那时候臭美，有几块钱都去买了书，便没有更多的钱来购置新装，就自己去扯布，央她帮我按最时兴的样子做。她还真答应了我。帮我做的一件白底红色圆点短袖不仅十分合身，领口还安了好看的白色花边。我很喜欢，穿了好几年。她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工作也特别能干，是我学习的榜样。

那几年冬天总下鹅毛大雪，每逢这时，部门的男同事都会早早地把炭火升好。然后五六个人围坐在一起，烤火、闲聊，人手一个白色印花大瓷杯，里面泡着浓浓的茶水。一次，一位胡姓男同事就突然说起广州和深圳特区什么的，我觉得太遥远，没放心上。他说了一句话倒是让我惊讶且感动，他说我们这几个人中也许日后有人发达，到时可千万不要忘了在坐的大家伙。我当时心里就琢磨开了，就我们这几个人，学历都只中专，家境一般，工作在小县城，会有发达的那一天？没有多想，放下了。但这句话记在了脑海里。2014年冬我回乡，把能请到的老同事都请来了，特别敬了胡姓同事一杯酒。问他还记得当年说过的话否？他摇晃着快要秃顶的脑袋，抚掌大笑：你看我那时说得多准，我们大家不是都发达了吗？尤其是你。我点头称许，比起当年生活确实好多了。这点无法否认。当年大家团团围坐亲如家人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时他还一头浓密的青发。我离开汉寿没几年，他也停薪留职去到广州开私人诊所，赚了不少钱。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学、下海、开店，似乎想做什么都可以努力地去做，而且回报丰厚。即使在小县城，也能感受到希冀、梦想已开始如春草般地在人们心中悄悄的发芽、茂密的生长，这股从心底透出的甜甜的欣喜，洋溢在人们包括老人、孩子的脸庞身上及举手投足间，整个社会似乎都是那样的欣欣向荣。

第一次被评为“先进个人”。1985年2月摄于汉寿。认得出年轻的我吗？

穿白大褂的年轻人。都是本班同学。当年全班44个学生只有2个女生，他们没有喊上我和柏春。

2000年常德卫校公卫四班聚会合影留念。摄于母校。

毕业三十年，常德卫校公卫四班部分同学合影。2014年摄于衡阳。

2013年与两个学妹在一起。摄于常德。

2013年5月摄于常德卫校。

　　该说说小城了。五年时间，我几乎走遍了小城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小巷。我喜欢这样的寻觅，一如童年对故乡的探索。依然用脚丈量，只是田埂变成了水泥路，农家小院、桃林纤陌变成了商店、影院、书店、理发店、各式单位及各大小商铺。没有发现庙宇、教堂、道场等“封资修”的踪影，倒是时代的气息、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街边商店卖的东西多了，大到电视机、冰箱、录音机、dvd，小到手表、墨镜、口红、眼影、各种好看的衣衫裙装等，让人眼花缭乱。伴随着这些舶来品的集体轰炸，就是人们的谈资和装扮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满大街都是穿裙子、烫卷发的姑娘媳妇。我也很快烫了头发、穿上了旗袍。只不过，我的旗袍一律都是请人做的，既便宜又合身。人们在背后议论，说旗袍穿出了我的身材气质。他们哪里知道，囊中羞涩的我也只有消费得起这最起码的衣装，对其它的，也只有看看摸摸，过过眼瘾和手感。记得音像店的录音机整天播放着邓丽君情意绵绵的流行歌曲，买不起录音机，就走到街上去免费听。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夕阳似橘，树影婆娑，耳边传来邓丽君的“小城故事”，让人觉得一种说不出的情调。

北门上的船码头一年总有几回去看看。记得人来人往，颇为热闹。常见三两船只舶在水中，地上湿漉漉的时候多。汉寿古为泽国，县境内湖泊、洲汊交织，县城便静静地屹立在全省知名的沅南垸内。当地流传一句俗话，叫“围堤湖的麻雀，被风浪吓大了胆。”可见这里曾经恶风浊浪，滚滚滔天。历史早已改写，围堤湖如今已成渔米之乡，出产黑杨林和各式水果蔬菜。我对围堤湖念念不忘的是，年少时在岩嘴乡中学教书的父亲被派往这里带一个高中班的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创业”，我被父亲数次带到此地，在高粱和玉米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厨房里吃他为我烹制的田鼠肉，味道之鲜美盖过人间一切美味。时至今日，似乎仍唇齿留香。

东门的县一中是我的母校。有几次路过但从未动心走进去。刚从那里出来几年，还没有到回望的年龄，更何况那场并不称心如意的高考。后来后悔莫及。起码应去看看有恩于我的汪鼎湘老师，以至毕业后再也没见过他，留下遗憾。年轻不懂珍惜。

县人民医院在一中旁边，1984年前后从省各医学院校新分配来了一批本科生，以男生为多。我曾多次目睹他们在医院大门和工会旁边的大操场呼朋唤友、招摇过市的身影。他们留长发、蓄胡须、穿喇叭裤、戴墨镜，走在一起，显得潇洒、另类、张扬和都市化，无法不引人注目。他们本应留在大城市，但因为已恢复高考数年，随着本科生源增多，为了满足县级基层医院的需求而被分来县城。他们的到来，给医院的漂亮女护士们无疑象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给在医院工作家有待嫁闺女的大婶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竞争是激烈的。望着他们的背影，我也曾有一忽儿的心动，毕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直觉告诉我，他们不属于我。这批八十年代中期分来的大学生很多都通过考研究生离开了小城，有一次在广州遇见其中一位，问他是否记得我。他昂脸笑答：怎么不记得？你那时很有名啊。我略微一怔，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他们当年青春的目光确实也曾象夏日的风从我的身上掠过，只是我不自知而已。风就是风，一吹而过，谁又会在意呢？

西门上有一家新华书店，待在小城的后两年我常去。八十年代推选干部已讲究“四化“，虽是小县城，书店里的书也不少。可以只看不买。我常常在那里一站半天。书店旁边是一家粮油店，我记得特清楚。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一个月的粮票还有多，但小时候没有饱饭吃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总会情不自禁地看一眼那堆得满满的大米。

　　南门是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基本上每家都探头探脑地进去瞄过一眼。婚姻登记处也在此地。常见青年男女从这儿进进去去。

县政府后面那几条不通车的巷子古朴、幽静，仿佛浸透了岁月的滋味，是我所喜爱的。巷子长长的，窄窄的，两侧是青砖砌成的围墙，里面包裹着一栋栋木屋青瓦的民居，显得与众不同。木头虽有些发黄变黑，但难掩往日的繁华。我无端觉得这是整个县城的人文精华所在。小城历史，那些人烟往事、兴衰成败、风剥雨蚀都深藏在这一砖一瓦里。我无数次从这些小巷穿过，从围墙那边的某栋房子里传来那首似乎百听不厌的“妈妈的吻”：“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程琳甜美而略带忧伤的歌声如一支支笔，把街道、房屋，乃至天空都刷上了一层温暖的颜色，年轻如我听了，被歌词中透出的浓浓亲情打动，加上歌者那无懈可击近乎完满的演绎，体内青春的激情仿佛突然被它激发了，感觉身上每一个细胞都膨胀起来，并咯吱作响，充满了力量。心象吸满水的海绵，变得大而柔软。双腿似乎长了，能走很远很远……一个隐密的渴望从心中升起：小县城的生活如航行在一条长而平静的河流中，没有激流险滩，也不会有长风破浪，似乎载不动我燃烧的青春之情。走出去吧，走到山之巅、海之崖，走进茫茫人海中，见我所未见，闻我所未闻，让自己成为一个全新的可以让妈妈骄傲的人。有月光的晚上，我头一次体验到了失眠的滋味。四周安静得如一张白纸，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着在我周围每天发生的那些人和事，年迈的父母、在农村劳作的哥哥姐姐、渐渐熟悉的县城和同事，他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我可以想望到我的将来，我会和单位的学姐那样找一个医生或老师嫁了，生一个孩子，每天就是单位、家，两点一线，不变的风景，年复一年，然后慢慢老去，对于县城以外的世界完全不知情。想着这些，我的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然而在八十年代初期，没有背景和高学历，要走出小县城谈何容易。更何况才捧上的铁饭碗，难道扔了不成？在我的周围，不是分来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毕业生吗？他们也大多来自农村，差不多是恢复高考后能在城镇工作的真正的农民的后代。他们大多满足于现状，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我无法向人诠释我心中的苦闷，孤独袭击了我。为了排遣心中的寂寞，也为了寻找一个突破的方向，我开始一头扎进书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哲学、历史、古汉语。我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读着，一本又一本。小屋灯光如烛，泄露了我的秘密，第二天常有同事来问，是不是因为害怕而睡觉不关灯？我笑一笑，不予回答。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看书，狭窄的小屋很快多了一个结实的物件：书柜。自从有书作伴，我感到充实。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难得的一段光阴，从此很少一个人自由自在读书的日子。

随着读的作品越来越多，好象有一缕微风，轻巧地吹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迷雾。书真是一件看不见的武器，能武装人的心灵。年轻的单薄的姑娘，虽然没见过多少世面，但那些读过的书籍，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厚度。我不再为铁饭碗的事情担心了，相信只要迈出步伐，一定可以打开前进的道路。我就这样走过八十年代，走出我的小城。

邹丹 2013年12月于深圳

八十年代最爱穿的就是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