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驿路往事之二_____错发军书知县丢官

三官岭侬

　　上次讲了发生在俺衢州驿路上的“红旗报捷闹剧”，弄得桐庐知县丢官，富阳知县从严处分的结果。今天俺接着给大家讲发生在俺衢州的驿路另一件往事。这件事啊，还是和乾隆年间的林爽文起义有关。俺讲给各位听听。

　　一、事件经过

乾隆51年11月末，台湾府(那时还属福建省)林爽文起事。到52年初，义军声势越来越浩大，接连攻克大墩、彰化、凤山、诸罗、竹堑等城，驻台清军丧师失地，屡战屡败，只有俺江山侬——总兵柴大纪堪称能战，也只能是守牢府城，根本没有进攻的余力。清廷只好任命闽浙总督常青亲自渡海入台，并紧急征调浙江、广东的军队入台参战。全国各地，特别是咱浙江省，那真是一个羽檄交驰，军书旁午，驿站人员啊，忙的不可开交。只能临时增添人手，以加强传递邮件的速度。

　　俺西安县处于闽浙交通要道上，文人们都说是四省通衢，当此战乱年代县驿更是忙得前脚踏后脚。代理知县张义辂刚上任，更是手忙脚乱，理不清头绪。现在因为台湾的战事，人员来往、军书传递、物资调动的大量增加，增添了许多临时性工作人员，这些临时工不在编制内，需要按日发给工资和伙食费。西安县原先委派兵房书吏唐逢进，到驿站当驿书，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这样啊，张知县只好加派了家人刘建，到驿站帮忙，管些发放工资和伙食费之类的杂事。至于文书军报的接收、登记、派发，仍然由唐逢进一人办理。

　　乾隆52年2月初六丑时（半夜1—3点）。西安驿突然收到兵部发给闽浙总督常青的加紧六百里报匣一份，另外还有发给广东左翼镇（广东绿营左翼军队的简称）的奏事夹板（军事文书，下称军书）一份，递送军书的兵部火票内特别注明（划重点，请念三遍）“福建诏安一带探投”字样。也就是说啊，因为当时台湾战况吃紧，广东左翼镇的兵力已经调往福建省诏安一带，准备渡海参战。所以啊，这份军书是送往福建省诏安县，查明广东左翼镇行军驻地再送递的。这封军书，其实应该是走江山越仙霞岭到福建省的。这个天杀的译书唐逢进啊，一看是广东左翼镇夹板，并不仔细看兵部火票内注明字样“福建诏安一带探报”。他也不去想想北京发往广东省的军书啊，是不走俺衢州的，只有俺浙江省发往江西、广东省的邮件才会走俺衢州的。睡梦中的唐逢进稀里糊涂地拿起军书，交付给了驿夫陈吉。腿脚好、走路快的陈吉呢，是个挣眼瞎，根本认不得字，至于军书送到江山还是送到常山，驿书唐逢进说了算，既然唐驿书说是发往常山的紧急军书，他接过军书飞奔而去，送往常山。

　　常山县驿站管事的译书是朱锡朋，因为是上一站发来的邮递。而常山通往外省的驿路啊，也只有走草萍驿到玉山一条，平时根本就不用核实火票，火票上的“福建诏安一带探报”字样根本没看，立马交给驿夫周光让递往江西省玉山驿。周光和陈吉一样认不得字，军书文字啊，对他来讲也是“看看明的，摸摸平的，两不相识”的。周光拿好军书穿过号称“两浙首站”的草萍驿，递送到了江西省玉山县。玉山县如法炮制，一路辗转，经南昌、赣州再翻过大庾岭，最终到了广州。再从广州经潮州，转回福建诏安。这样一个大圈子啊，自然大大耽误了时间，延误了广东军队与福建军队的协调行动。  

  二、事件的处分

  事情汇报到朝廷后，乾隆皇帝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发雷霆之威，行霹雳手段。降旨（大意，余同）：在台湾大力清剿林匪的关键时期，邮递军书这样重要的紧急军务，竟然有人如此随心所欲，漫不经心，不能不严加惩治。立即、马上，将代理西安知县张义辂撤职、枷号示众！等台湾平定后发往军台效力。常山知县于知诵，立即撤职，马上发往军台效力。还有分管官员，衢州知府舒庆云、浙江省按察使孙栝交部里严肃处理。

处分完这些归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员，乾隆皇帝心有不甘，余怒未消。特意补充：“仍著该抚，提齐该县管站、家人、书役，严审定拟具奏，该部知道，折并发，钦此”。也就是对这些平时根本不需要他关注的细吏小民，特意指令浙江省巡抚亲自查办，严加惩戒。并特别强调要将处理的结果向他汇报，以示重视。

　　雷霆九天而下，浙江省巡抚琅玕接旨后，自然诚惶诚恐，惊恐万状。马上对那些己收押的小毛卒（这些人估计连县管干部都算不上，现在居然天恩浩荡，蒙省长大人亲审办理）亲自提审。严审重查后，弄清事实，分清责任，拟好处罚条款，再次写报告，向圣上详细请示对这几个细吏小民的处罚：

  臣已经调查清楚了，误投军事文书，实实在在是疏忽大意所致，并不是有心耽延舞弊。但是作为军书递送，事关重大，不是寻常差错可比的。所以臣的处理意见是：

1、唐逢进、朱锡朋都应当从重流放到黑龙江，给索伦兵丁为奴，按照惯例，面部还要刺上“外遣”二字，还要枷号示众。等台湾军事行动完成后，再解送兵部流放发遣。不过，常山县驿书朱锡朋己经病死在监狱里了，“应毋庸议”——就饶过他吧。

　　2、西安知县的家人刘建，虽然没有经管签收军事文书的事务，但既然和唐逢进同在一个驿站办事，就应该帮助检查驿站里所有事情。他却置身事外，漫不关心，也不能宽恕。刘建应当在唐逢进“流放罪”上减一等，枷号两个月，然后杖一百，流放三年。

3、驿夫陈吉、周光虽然不识字，但不查问明白，听从误递，先枷号两个月，然后杖八十。

浙江省长的处罚报告送上，皇上啊，估计气也消差不多了，想想与这些个“幺麽”小民，计较这些个“幺麽”细事，也实在无趣，更有失尊严，朱批一一“知道了”了事。意思啊，你浙江省长去办就完了。

　　反思这次事件，西安县译书唐逢进无疑责任最大，不仔细核查兵部火票，明明注有“福建诏安一带探报”的字样，居然看不见，而且作为驿站专业管理者，应该有北京寄往广东省军书不会走衢州驿路的常识。所有责任人中啊，他应当是个专业工作者，偏偏是他的不专业导致了严重后果。常山县译书朱锡朋的错误可以理解，常山县递送外省的驿路啊，只有发往江西省玉山县的一条，平时估计看也不看就寄往玉山，不验兵部火票应当是习惯使然。朱锡朋的罪过，不因当身死监狱，实在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西安知县的家人刘建，作为一个算帐、发工资的临时帮忙人，落得个“枷号两个月，杖一百，流放三年”。有点冤屈和躺着中枪的意味。不过啊，从旧时知县身边的亲信长随平时作为看，我们可以推测他不会是管帐、发钱的出纳这么简单。西安驿呢，是个大站，每年进出3200多两白银，管理三、四百号人员。当时又是战时体制，临时工多，临时差事多，自然的非正式的收支多，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机会肯定不少。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是知县的白手套，估计也差不多的，只是这次运气太差。

真正有冤屈的，俺认为是两个驿卒，作为专业跑腿的人。按上司管站译书的指令将邮件，准时完好地递送到站就是圆满地完成任务了，他们本不应当为了上司的错误承担处分。只是啊，战时特殊性，又是皇帝震怒之下，省长的加码处罚在所难免，枷号两个月，杖八十，委实有点过分了。

最后，说下两个知县，作为一县主官，按道理是应当深明世事，洞悉人性，精通一切事务的人尖子。可是啊，他们是读书人出身，算是文科班毕业生，可是他们学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他们平时是不关心也不了解民生细务的。这些个“幺麽”小事啊，县老爷们是一概委托师爷处理的。你可能会问驿站的站长呢？那个啥，驿丞怎么没见你说起啊？不对啊！

你问的对，驿丞去哪儿了？原来啊，清代的驿路管理体制，到了乾隆朝，也象明末一样，机构臃肿、人员庞大、办事效率降低，上下裁撤驿站的呼声又高起来了。可是啊，明代裁驿卒裁出了个反王李自成，搅得崇祯皇帝丢了江山，谁还敢再提裁驿卒，没办法啊，那就裁上不裁下，也就裁去驿站的站长——驿丞，由当地的知县兼管驿站事务。   乾隆二十年，全国裁去驿丞122人，浙江省裁去9名，作为衢州府附廓的西安县也裁撤了驿丞，由知县兼理驿站事务，只有江山县因为驿务繁忙，保留了由常山迁到清湖的广济驿驿丞（也有人说是由清湖巡检司兼任的）。

　　专业的驿站管理者一一驿丞没了，知县呢，又不是专业驿政事务官，对驿政事务肯定不精通，又整天忙于刑名、钱粮，根本没有很多时间来打理驿站，这样啊就只能委托给家人长随、胥吏衙役打理，由此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毛病，差错屡见不鲜。平时啊，这些差事犯点错误关系也不大，上下通同、包庇一下就过去了。可战端一开，万事杂乱，真个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同受其害。临时代理的西安知县啊，根本来不及学习驿站管理知识，仅靠一个家奴去帮助管理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驿站，出事是必然，不出事才是偶然。这两个知县的丢官有制度性因素，不是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