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h1><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h1>一代伟人毛主席谦逊好学,经常手不释卷,广泛涉猎。并且能够放下架子,积极主动地向别人求教,在兼收并蓄中丰富自己,在取长补短中完善自我。他曾向诗人臧克家和身边工作人员梅白请教,尊称他们为“一字之师”和“半字之师”。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毛主席却坚决不学,深自引以为戒。</h1> <h1>不学石达开</h1><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h1><br></h1><h1>1863年5月,一代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全军覆没。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破灭。<br></h1><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h3><h1><br></h1><h1>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都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h1> <h1>分析原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而石达开由于历史局限性,没有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腹背受敌,全军覆没。</h1> <h1>1935年5月,红军主力部队在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另外,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拼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险为夷。红军是拼死作战而生存,而太平军却抵抗不力,最后甚至寄希望于投降。因而,石达开在大渡河折戟沉沙、红军在大渡河意气风发就不难理解了。</h1> <h1>不学西楚霸王</h1><h1><br></h1><h1>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退守长江沿岸,为延缓解放军的攻势,他大打“和平”牌,念起“和平”经,欺骗热爱和平的全国民众。企图划江而治,卷土重来。</h1><h1>但是毛主席抵制了外界各种压力,提出惩办战争罪犯,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要求,被国民党拒绝。由此毛主席、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整个大陆。</h1><p><br></p> <h1>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主席踌躇满志,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豪迈诗句。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太过看重个人名声,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有实力、有能力歼灭刘邦军的时候,没有歼灭刘邦军,而是“爱好和平”,放了刘邦军一马,导致最后被刘邦军歼灭,中了十面埋伏,落了一个乌江自刎的悲剧。</h1> <h1>因此,毛主席的这句诗,“不可沽名学霸王”,指的是不要因为过于爱好不可能实现的和平,而断送革命前程。实际上,任何反革命在处于弱势的时候,都是虚伪地表示爱好和平,企图利用革命领袖的那种爱好和平的个人名声,对革命领袖大加夸赞,以逃过覆灭的命运。但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够上当,就不需要太过于看重个人的名声,或者说该用兵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用兵,占了上风就必须得理不饶人。</h1> <h1>不学李自成</h1><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h1>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毛主席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然后又说,“我们决不做李自成。”</h1> <h1>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1644年,他带领农民军从陕西出发,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很快攻下北京城。但是,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宣告彻底失败。对于李自成,熟谙历史的毛主席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后,非常重视。进京前后,他是特别担心我党重蹈李自成覆辙的,所以多次提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千万别在革命胜利后,就贪图享受,忘记节俭,脱离群众,葬送革命。</h1> <h1>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为什么失败,重要原因就是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李自成自己固然如此,属下牛金星、刘宗敏之流,更是沉沦到了过分的陶醉中,到处搜刮钱财,骄奢淫逸,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也和他们的腐败有一定关系。</h1> <h1>毛主席在总结中国历史和国内外各个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党内存在的一些骄傲自满情绪,看到了这样发展下去的危险,及时地对全党发出警告,进行提醒。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精辟论断,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h1> <h1>历史证明,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没有成为李自成,共产党的军队也没有成为“大顺”的军队。但是,共产党执政——“坐了江山”以后,确实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成了刘宗敏。建国初期,毛主席甚至对“刘宗敏”们大开杀戒——果断处置刘青山、张子善。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敬业爱民,是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的。</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