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牧区插队生活随记

宇鹏

作者 巴特尔

　　目 录

　一、头脑一热，自己组织上山下乡

1. 事情的起因

2. 冲破阻力

     3. 在欢呼声中奔向第二故乡

    4. 牧区生活的开始

二、牧区的生产劳动

1.打井

2. 放牧

3. 接羔接犊

4. 骟羊

5. 剪羊毛

6. 打马鬃

  7. 走“浩特儿”

8. 打草

9. 下夜

10. 打狼

11. 杀羊

12. 垒羊圈

三、难忘的往事

1. 风雪寻牛

2. 我的小红马

3. “基勒格”

4. 修水库

5. 抗灾

  6. 贫瘠的文化生活

7. 看电影

8. 草原上特有的小动物

四、纯朴善良的牧民
五、迷茫
六、走向成熟

           　　前 言

人的这一辈子，真是变换无定，待世事都经过后再回想起来，真是苦辣酸甜都有。
1967年10月开始是由个人自发组织到后来由国家大规模组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非常时代的特殊产物，自然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但是客观上，对于在原本闭塞的草原上传播新的信息和文化知识，促进牧民观念的转变，增进民族交往，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知识青年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得到了极大的锤炼，其中很多人日后成为了各个行业部门的骨干中坚力量。在“返城”高峰过后，还有许多知识青年仍留在了大草原，为了美丽的草原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在内蒙古生活了25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草原，经历的沧桑岁月尤其是在生产队那９年的插队生活令我终身难忘，每每在梦中依然清晰萦绕。
闲暇无事时将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的往事回想，随笔记下。想到哪儿记到哪儿，全无顺序可言。

一、头脑一热，自己组织上山下乡
　　1.事情的起因
1967年的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北京二十五中学的曲哲等10名学生自己主动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区下乡插队，立志扎根边疆做草原新牧民的消息，立即在北京一些中学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这时的我正在北京市红旗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中专学校。在当时“半工半读”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它是由企业和教育部门合办，既学文化又学技术，是为落实毛主席“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而创办的。红旗学校是由北京市仪器仪表公司和北京市教育局合办的，学校里也分专业，都是与电器有关的，我的专业在当时来讲还属于前端：“计算机制造”，按照一个礼拜在工厂劳动实习，一个礼拜在学校学习的轮换安排，我们班的实习工厂是无线电三厂，它生产的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晶体管计算机。但是我考入红旗学校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学校里每个月有生活补贴，一个月14元，刨去吃饭还能有五、六块钱的剩余，每个月我用这笔钱先给父亲买一瓶“二锅头”，给母亲买一斤鸡蛋糕（原来叫槽子糕），余下的也够我一个月的零花钱了，再不用给家庭增加负担。我的家庭不很富裕，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一大帮子，实在是力有不逮，所以我也像哥哥、姐姐们一样报考了“能发钱”的学校。当时的校长叫李东来，副校长叫郭宝章，学校书记是个女同志，叫唐明华，都是很敦厚的长者。
记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红旗学校还是比较正常的，当时的《人民》、《北京》、《光明》、《文汇》、《红旗》等报刊杂志上重磅炸弹式的社论和文章几乎每天都有，虽然政治的学习已经冲击了文化课，但是到工厂去实习还是很正常的。一切的转变都在1966年6月1日以后发生了。不久听说上级要派工作组来，全校的师生似乎都十分兴奋，然而等到半夜也不见动静，这时公共电汽车都已经停运了，我便步行回家。那时的学校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尤其到了秋冬季长跑盛行，学校经常组织各班集体开展“从北京跑到哈瓦那”“从北京跑到地拉那”等活动，对于我来说跑个一万米跟玩儿似的，更甭说走长道儿了。当我走到和平街南口的时候，突然和五、六个身背行李、斜挎军包的人相遇，看上去他们已经走了不近的路程，满脸冒汗，同时显然对这一带并不熟悉，向我询问红旗学校的位置，我随手一指：向东，右转再向东即是。待我回到家之后，我才忽然回过味来，刚才这些人不会是工作组的吧？于是我马上返回了学校。但一进校门我就发现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操场上和楼道里空荡荡的，只从四楼的阅览室里传出阵阵杂乱的人声。我寻声儿而上，看见在通往四楼的楼道上也站满了人，个个都竖着耳朵听着什麽。我挤到阅览室门口向里望去，屋子正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64级的学生，正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学校领导对学生的迫害，他身后站着一个和他一个班的学生，手中拿着一把纸扇，一边给他扇风，一边随声附和着，好像说相声捧艮的。在他的对面就坐着我在路上碰上的那几个人，正在认真做着笔记，果真是工作组的！我听了一会儿，觉得很好笑，转身离去。就此红旗学校里热热闹闹、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到了1967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一年多，在一年多前，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而抱着近乎疯狂的热情参加到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打倒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走上社会破四旧；响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开展了革命大串联，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到大江南北；真是好象天下只有我们这些学生最革命了。然而随着“复课闹革命”和军宣队的入驻，我们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心境也逐步恢复了平静。在复课闹革命之初，北京的中学里也曾因为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江青、张春桥的两次讲话理解不同而分裂为所谓的“4. 3”、“4.4”两大派，相互攻击，吵闹得不可开交，但经过了炎热的夏季之后，似乎也精疲力尽了，逐步陷于平静。
但这时校外的世界还是乱哄哄的，1967年是那些革命老干部被全面打倒的悲惨一年，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件大事便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和所谓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武汉兵变”，这些都是开国元勋们不满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而做出的反抗之举。还有的就是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少数野心家的挑拨下，聚众围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朱德等老革命家的闹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个时候，似成脱缰野马无法由人操纵了。其实真正天天闹事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已对这样的革命场景感到厌烦。
醉心于权力之争的外省市的造反派在北京都设立了联络站，串联于北京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借以能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挂上钩，取得中央的支持，正所谓是“拉大旗作虎皮”，实现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对立的两派之间，不时地在北京发生武斗，最为著名的便是四川的两个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上演的景山少年宫攻防大战，一派架起长梯进攻，另一派则站在墙头上防守，虽然在首都还不敢舞枪弄炮，但是大刀、长矛、棍棒、云梯全上了，喊杀声震天，俨然是古代城墙战的翻版，大闹了三天之后，终被中央得知，逐出北京。但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工宣队和军宣队对各单位的进驻，这些闹剧到了1967年的秋天也逐步的沉寂下来。
在当时来讲，中央内部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但是很多消息我们是不得知的。另外，我们这些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虽有革命的热情，但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仍是不能完全理解，逐渐失去了兴趣，对那些仍在大闹的造反派不再“感冒”。
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只是把人圈回了学校，文化课根本没有，每天都是进行政治学习 ，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散漫惯了的小青年确实感到无聊极了。同时不少人也在简单地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走资派”打倒了，“地富反坏右”被管制了 ，革委会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的下一步该怎麽走？文化课什麽时候恢复不知道，难道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每天在学校进行枯燥的政治学习吗？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经常学习的毛主席著作除了“造反有理”的论述之外，还有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论述，并且在实际活动中也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实践。大串联时期，我曾和我们班的5名同学组成“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徒步横穿大别山，访问革命老根据地和到山区里访问贫下中农，从南京出发，经过江苏的江浦县，进入安徽，过全椒县到肥东县，参观了英雄战士蔡永祥的家乡，又奔合肥，过六安，一路向西进入大别山，从湖北省的麻城县出大别山，路程达2000余里。我们白天翻山越岭，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瞻仰先烈们战斗过的历史遗迹，夜晚借住在老乡家中，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地的农民很苦，1966年又是大旱之年，几乎绝收，我们走过的不少地方，种下的庄稼都不用收割，直接一把火烧掉当作了来年的肥料，我们一行5人到老乡家吃饭都是给粮票和钱的，一顿饭4两粮票1毛钱，这让他们非常高兴，但我们也是不敢多吃，沾点儿盐水就两碗米饭也就拉倒了。
当走到湖北省的红安（原来叫黄安），因有近一个月没吃到蔬菜，缺乏维生素，造成了我口腔溃疡，吃饭吞咽困难，只得在武汉停止了徒步串联（梁家珉他们几个接着又徒步去了韶山）。
回到北京之后，在1966年的冬季我和梁家珉、邵新国又一天徒步行走120余里去了北京市怀柔县的一渡河村访贫问苦，感受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
再说，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小青年正是青春活泼期，向往到大社会上去闯荡一番，哪里闲得住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廿五中的曲哲他们到牧区去插队落户的报道，正与我们的思路不谋而合，受到启发，于是我们学校里几个有共同想法的同学便凑到一起，密谋起来。
当时参加到上山下乡的组织活动中的也是抱有各自的不同心态，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老红卫兵，想到新的天地再去闯练一番，也有对于造反失掉了兴趣，想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击过的，想换个环境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大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与忠诚，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都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

2.冲破阻力
我们在学校里一倡导，响应者有数十人，同时别的中学也有人开始组织起来，经过串联，约摸有几百人。到哪里去就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草原、骏马、牧歌，这无疑是我们从童年就向往的，于是到内蒙古牧区就成了我们的首选。
我们找到北京市市政府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市政府指派由市劳动局负责此事。劳动局的同志非常热情，积极帮助我们联系，最后选定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去。因为那里比起别的地方来条件相对要好一些。
东乌珠穆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北部，在北京的正北方，直线距离不过2000来里，与蒙古国交界，是个边境旗县。面积有47000多平方公里，而当时人口则不足4万，一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1964年才进行了牧业改革，划分了阶级。交通落后，不通火车，公路也很少，基本都是土路，是个比较封闭的区域。但由于距离北京较近，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国际上与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斗争也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其地理位置就益显重要。对于我们这些整天想象着进行新奇冒险的年轻人来讲，正是我们心仪的地方。
地方定好了，剩下的事就是办手续、转户口、准备行装了。但是哪儿是这么容易？家里头才不干呢！父母一听说我要去内蒙，马上急了。这也难怪，我父母养育了7个子女，大姐早已过世，二姐一直在老家生活，二哥在1964年医科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兴安岭北部的深山老林，三哥航空学校毕业后去了太行山里的军工厂，留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了造反派被弄到牛棚劳改去了，只有三姐还在铁路小学正常上班，但也是离家远回来不多。我的父母年龄都已60多岁了，母亲又是一只手臂残疾，正是家中离不开人的时候。我一走，谁来照顾老人呢？但是当时我已被“极左”的思想和“高涨的革命热情”烧昏了头脑，根本想不到这些。
不但父母不同意，就是姐姐和哥哥们也不同意。大哥当时正在被管制，不敢说什么，但他的一句话到如今我也不能忘记：“小知识分子的狂热！”（现在看来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但这也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后才能感受到的。）姐姐则是从家庭的原因劝阻我，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谁也不敢多说什么。
父母没辙了，只得将三哥叫回来做我的工作。当时我是住在学校里，三哥就直接到学校找到我，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据三哥后来跟我讲，当时我是背了一大堆毛主席语录，弄得我三哥火冒三丈，却无从发作，也只好帮我疏通父母的思想和情绪。三哥临回厂子时还特地在地安门商场给我买了一条当时最结实的牛皮带（这条皮带我系了有30年，到现在我还留着那个皮带扣呢）。
母亲为了阻止我上山下乡，还跑到我念初中的二十三中学找到我初中的班主任郑祖培，让她来劝导我。郑老师是我最为敬佩的老师，她以前是名野战部队的女军人，在战场上拚杀过，后来转业当了老师，教我们几何，对她的话我奉若神明，衷心佩服。但是郑老师也是走南闯北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她不好明说不让我去，只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要把老人的思想作通，安顿好以后的事。
眼看劝阻无望，父母就把户口簿藏了起来，以防我转户口。好在我有北京市劳动局开具的转迁证明，派出所的民警也不敢怠慢，没户口簿也给开了转迁证。
事已至此，父母不得已放下了一切幻想。究竟是自己的老儿子出门，也不得不为我准备起来。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老母亲边擦着眼泪边用一只手（我母亲另一只手臂残疾）为我准备东西的情景，心里一直感到深深的痛悔。
1969年12月我父亲病逝，家里考虑到路途太远怕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告诉我，事后才写信说了此事，我心中的悲哀自是无法述说。大队里男三包的知青张宝林、董大森、路新、刘振中他们得知此事，为了安慰我家老母亲，悄悄以我的名义给寄去了300元钱，这300元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工分分红啊！事后得知让我感动不已。 3.在欢呼声中奔向第二故乡
我们出发的日期定在1967年11月16日。
大浪淘沙，这个活动刚发起的时候，整个北京市的中学报名的有数百人，到真正出发时就剩下了200余人。我们学校当初有四、五十人报名，最后剩下了14人，他们是653班的我、梁家珉、邵新国，652班的张素华，641班的张锦波、赵玉书，642班的赵云鹏、李亚平，张秀枝，643班的李双丽、李保田、张萍，644班的黄宇翔和高（三）一班的高淑琴。张萍是带着自己的妹妹（张茜）一同下乡的。
出发那天早上，我们先到宽街西面的和敬府门前集合，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分散集合的，在这儿集合的是将来要到同一个大队集体插队的，我们要去的生产大队是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满德勒图大队，一共有24人，除了我们红旗学校的，其他主要是是79 中和128中学的。
上车前大家共同朗读了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然后到天安门广场汇合。
这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的海洋、毛主席语录的海洋。十辆大轿车整齐的停放在广场中央。
前来欢送的人群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敲着锣鼓，车上车下的人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相互招呼着，搂抱着，欢笑着，也有洒泪啼哭的，说着相互勉励的话语，热闹非常。北京市革委会本来打算在广场上举行欢送仪式，但一看这么多人，也无法组织，只好另作打算了。
上午10点整，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车队出发了。
驶出北京城区以后，在清河地区的公路旁停了下来，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和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发表了讲话，无非是鼓舞、勉励之语。当天晚上我们到达了张家口，直奔65军驻地，饭后部队给我们演出了慰问节目。这时的张家口刚下了一场大雪，因此我们下乡的第一身牧区生活的服装就在此发放了，有大皮帽子、羊皮手套、老羊皮做的白茬儿皮得勒、羊皮裤、高腰毡疙鞑和一条一丈五尺长的天蓝色布腰带。这让知识青年显得十分兴奋，有的当场就穿戴起来，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跑来跑去，嬉笑打闹。
第二天早上出发不到30分钟就到了坝下。说是坝下其实就是张家口北面的阴山东脉南山脚下，是去往内蒙古的必经之地，因其山势较高，陡峭，与内蒙古高原形成了上下高差，类似于大坝，故名上坝、下坝。由于昨天刚下了雪，唯一的公路上雪积得很厚，车辆一走便压成了硬硬的冰壳，滑不呲冽。我们的车队勉强走到半山腰便无论如何也走不了了，车轮光打滑空转，我们便都下来推车，但是站在冰上也是打滑站不稳，用不上劲。这时就听有一位知识青年喊道：“往车轮底下垫东西”，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跑上车将刚发下来的皮得勒抱下来往车轮底下铺，汽车果然就能起动了，大家一片欢呼，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场面：每辆汽车两旁都有不少人来回传递着皮得勒，也有一部分人在往地上铺着皮得勒，一个个头上冒着热气。危险地段过去了之后大家才上车继续前进。
由于路上的耽搁，到达太仆寺旗的时候已是晚上了。但是热情欢迎我们的人群依然在路边等候着，我们在欢迎致敬的口号声中安顿下来，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和精彩的晚会。说起晚上吃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里已进入内蒙地界，空气中都有一股膻味儿，晚上的肉食也自然是羊肉了，有些知识青年不习惯羊肉味儿，尤其女生更是如此。我们这一桌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把一桌菜消灭完了正要离桌而去，忽然听见有人在齐声背颂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回头一看，原来是旁边的一桌女生正在吃羊肉，她们嫌膻味儿，剩下又怕让当地人引起误会，不得以捏鼻子伸脖子强咽，念一段语录，拿筷子夹一口肉。我们见了好笑，顺手推舟做个人情吧，就假装菩萨救人于苦难之中的说：“我们帮你们消灭吧。”这几位女生感动得不得了，连声道谢。我们则豪爽地说：“没什么！”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她们佩服得瞪大了眼睛。
到达锡林浩特的时候，内蒙古人民对我们的欢迎更是热烈，到处都是欢迎致敬北京知识青年、草原新牧民之类的标语。在盟军区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当时的盟军区司令员、盟革委会主任高万宝扎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这些北京知识青年深受感动，革命热血沸腾，有个叫金玲的知青非常有音乐天赋，她将当时极为流行的一段毛主席语录谱了曲，并当即在欢迎大会上演唱，激起狂潮般的响应。这首歌曲正反映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热情，马上在知青中传唱开来。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记得这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将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他们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闹清这段话是不是毛主席讲的，但是在当时这段话确确实实鼓舞起了我们知识青年顽强的斗志，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第四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东乌珠穆沁旗了。这里简直就是冰雪的世界，极目望去，湛蓝的天空下，那山那草原一片雪白，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熠熠银光。有知识青年不由自主地吟诵起了毛主席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离旗里还有40来里地就与前来欢迎我们的马队会合了，他们骑在高大的骏马之上，手里举着红旗和标语，百十来匹骏马在车的两旁与汽车并驾齐驱，马蹄隆隆，雪花飞溅，红旗招展，十分壮观。
这一情景在我们去往沙麦公社的路上又重现了，大队的牧民和公社的干部听到北京知识青年要到他们那里插队落户的消息非常兴奋，老早就做好了准备。牧民早已等候在离公社还有二十来里地的地方，汽车一出现他们就迎上前来，我们也兴奋得下了车，相互握手致意，我们听不懂蒙古语，他们也听不懂汉语，双方只是使劲的握手，只顾自说着相互不懂的话。 这时一位女知识青年拿出一尊毛主席瓷像，送给了一位牧民，这位牧民身材魁梧，面色黝黑，身穿一件蓝色团花缎的蒙古袍，牵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显得十分伟岸魁梧，好像鲁智深再世。他显然没有想到知识青年会送给他这样的礼物，惊讶的双手接过，激动的深深鞠下躬去，然后跨上骏马一手高高的托起毛主席瓷像，一边高呼着飞驰而去，其他牧民也马上随他呼喊着簇拥着我们的汽车来到公社。沙麦公社的所在地只有不多的几排房子，但机构齐全，有公社领导机关、派出所、卫生院、商店、粮站、邮电所、学校、综合厂、苗圃等等，但大多是土坯房。
我们从北京坐来的汽车只能把我们送到公社，因为到大队的道路都是狭窄的土道，大轿车走不了，而且现在已是严寒的冬季，气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每天早上冒着寒风在野地上两三个钟头的发动汽车早已让北京的司机们叫苦不迭，所以他们把我们放到公社之后就马上着急着往回返了。

到现在我才弄清到沙麦公社落户的知青。沙麦有三个大队：满得勒图、罕乌拉和霍尔其格。每个大队都分配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
4.牧区生活的开始
大队的马车把我们接到了大队又送到了各自的蒙古包。
当时满德勒图大队总共才有180多人，40来户。可是大队的面积却不小，东西有三、四十里地，南北有七、八十里，面积有1000多平方公里，全大队分为6个小组，各组之间距离很远，尤其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第二生产组在白音乌拉，第六组则在白音塔拉，之间相距有70余里地。知识青年也被分成了6个包，每组一包，第一包由4位女生组成；第二、三、四、五包都是男生，每包4人，第六包又是女生包，也是4个人。我们是第二包
我们班的三人和643班的李保田是一个包的，归属第二生产小组，小组长是丹德尔，我们包就跟着他家。蒙古话叫“艾利”，就是“街坊、邻居”的意思。丹德尔是一位40来岁的中年牧民，脸色较白，一讲话爱摸着下巴笑眯眯的。他的爱人是一位高高胖胖的蒙古族妇女，大嗓门，我们叫她“额吉”（母亲的意思），丹德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喜吉尔格日勒，在家放牧；二的叫额勒很巴图，跟我们差不多大小，当时在边境二线哨所执勤。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家“艾利”（蒙古语：邻居的意思），是丹德尔的一个亲戚，男的叫伊得玛，他的女人叫尼玛。
没几天，额勒很巴图从哨所回来探家来了，都是年轻人，没一会儿就混熟了。他用仅会的几个汉语单词找我们要毛主席像章：“像章，我给。像章，我给。”我们假装听不懂，向他伸出手去“你给，拿来！”看他急得满脸通红，我们才把毛主席像章拿出来让他挑了几枚，把他美的一蹦多高。
我们的冬营盘在山的南面向阳坡。三个蒙古包呈三角形分布在羊盘外侧，我们包在西面。在我们营盘的西面，翻过一道小梁，就是女一包，他们是跟着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布哈达为“艾利”的。向东越过山梁再上一个坡，就是张宝林他们男三包了。
我们第二组还有大桑布家，夏达布海家，都是放羊的，距我们包有五、六里地；还有一家放牛的，叫道克涛，离我们包有20多里地，在南面的山里。
到了牧区，学会当地的语言是第一必要，否则无法和牧民沟通。公社给每个大队都安排了几名懂汉语的干部帮助我们和牧民进行沟通，我们也抓住这个时机如饥似渴的学习蒙古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用汉文标注的蒙古语，从“这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开始，逐步掌握的语汇越来越多，慢慢的可以和牧民进行简单的沟通了，这使我非常高兴，学习的越发起劲了。到后来，无论是开会学习，还是和牧民一起娱乐，抑或是和牧民一同干活，都可以用蒙语顺利的交流了。“语言是心灵的钥匙”，这话一点不错。
大队里对我们知青非常照顾，每个包配备了4辆牛车（也叫勒勒车，车轮是用钢筋做的辐条，套一头牛拉车），一辆水车（水缸冬天放肉，夏天拉水），一辆箱子车（放杂物用的），两辆搬家用的空车，水缸里和箱子车里都装满了牧民为我们宰杀的羊肉。每个包还分配了一匹马，分给我们包的是一匹老白马，八、九岁，很老实，好骑。大队的管理员吴国忠还从旗里给知青们买来了圆白菜、土豆、大葱等，分到每个包里面。虽然这些蔬菜都已被冻的赛过石头，融化后的滋味决比不上城市的新鲜蔬菜，但是在此地却是不可多得的，我们还是把牧民请过来共同品尝，吃得津津有味儿。
刚下乡的头半年是吃国家供给的，旗里的“知青办”把安家费发到大队，由大队给我们添置各种用品，并且保证头6个月的一切生活开销，需要什么就到大队去领，或者让人捎过来，但零花钱是没有的。
牧区的生活十分简陋，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完全没有改变，全大队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分成春、夏、秋、冬四季营盘，一个地方住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搬家。居住的蒙古包便于拆卸，几辆牛车即可运走。来到冬营盘，把地面上的积雪用木锨大概清理清理，把四、五块用木棍做成的哈那墙（类似于折叠的木栅栏）支成圆形，哈那墙之间朝向东南的方向安上门，把顶子（结构类似于雨伞架）再架在哈那墙上，外围四周用毡子一围，便成了蒙古包。不管地冻得有多硬、多凉，往地上铺两层羊毛毡子，中间再铺一块条毡，便是坐卧睡觉之处了。炉子是用铁皮做的，俗称“马粪炉子”，烟筒从蒙古包顶探出。烧的是牛粪和羊粪。喝的水则是雪水，用铁簸箕到外面雪地上一撮，放到锅里化成水，捞去里面的草棍儿和羊粪子儿，就可以烧茶、做饭了。春、夏、秋季喝的基本上是井水，水井一般都离得很远，套上牛车去拉，一木缸水要喝上四、五天。有时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就只能喝蒙古包附近水坑里积存的雨水了，那水面上净是小虫子、孑孓和牛羊粪沫子，那也没办法，把上面的脏东西扒拉开就是了。
刚下到包里，什么也不会，牧民十分照顾我们，也不安排我们做什么。天还没亮，尼玛“阿尕”（蒙古语：阿尕类似于姨姨的意思）就悄悄的来给我们点着火，把蒙古包内烧暖和了才让我们起床。
这时当地的气温已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早上确实是冷得够呛。其实，蒙古包也就是个挡风遮雨的移动帐篷，说起御寒则是完全不顶用的。凛冽的寒风毫不留情的穿透了羊毛毡子，在毡子的接缝处更是冷风习习，如果不生火，包里包外温度一个样。在冬季，包内不生火是无法想象的，即使马粪炉子烧得发红，那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包里的东西夜里都给冻上了，暖瓶头天晚上灌的热水，到第二天早上连暖壶盖儿都冻在一起了，得用开水浇才能打开，里面的水已是凉水；墨水瓶也冻上了，钢笔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出水了，里面的墨水冻上了；坐在包里听收音机听着听着没声儿了，原来是电池冻上了，所以我们包的收音机表面都是坑洼不平，那是放在火炉旁烤的。早上醒来，被头靠近嘴边的一块儿已是结了冰碴儿了，一挨脖子冰凉生疼。有一个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借用陈毅的《赣南词》写了此种情景：“天将晓，知青醒来早，数数数了真不少，几番想起决心小，我再把牙咬。”
在蒙古包里的睡觉也是大不一样的，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是不能够像在温暖的房子里一样脱了衣服钻被窝睡觉的，自有其独特之处。我们穿的是老羊皮做的皮裤和蒙古袍子，皮裤的裤腰及胸，袍子长及脚面，睡觉时先将皮裤褪下半截，在脚下向前折起，再将皮袍子将身体裹紧，然后向前跪倒躺下，这样才能做到身体都在羊皮的包裹之中，再在上面压上羊皮被，将脚包起，就能够暖暖和和的睡觉了。
但是夜间上厕所却是大问题。其实大草原上也没厕所，只是夜间去外面方便方便。从温暖的羊皮中钻出来，包内包外温度一个样，确实够冷，这是其一；其二我是汗脚，毡疙鞑里被脚汗浸湿的底部已被冻得似冰块，拔凉拔凉的，脚伸进去那是真咬牙。好在我们包里邵新国不是汗脚，这下解决了大问题，大家在起夜的时候都穿他的鞋，里面温暖干燥，舒服极了。
刚开始，我们还打算要坚持早起锻炼，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进行跑步，一身皮装再加上五、六斤重的大毡疙鞑，跑不了几步就哈吃带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往回返的时候，发现放在蒙古包门边的牛粪筐里有烟在飘动，接着冒出了火苗，“着火啦！”大家惊呼一声，玩儿命似的奔了回来，原来是早起往外倒炉灰时有一粒没烧完的羊粪子儿掉在了牛粪筐里引起的。自此，以保证安全为由“言明理顺”地取消了早锻炼。
丹德尔的羊群也是刚搬到冬营盘，还没有垒羊圈，我们的第一次牧区劳动就从垒羊圈开始了。这个羊盘丹德尔家已经住了好几年，羊群拉出的羊粪经过无数的践踏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又经过了春、夏、秋三季的风吹日晒，早已干透，我们用镐把羊粪一块块的刨起，俗称“羊粪砖”，在羊盘的四周像垒墙一样摞起，就成了羊圈。我们在喜吉尔格日勒带领下干得劲头十足，镐头、撬棍、铁锹都用上了，头上冒着热汗。丹德尔在一旁作技术指导，一会儿，额吉和尼玛阿尕把奶茶烧好了跑出来叫我们去喝茶、歇息。丹德尔家人多，尼玛阿尕的男人外出干活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子，我们就都到尼玛家里喝茶。牧民的喝茶并不是光喝水，碗里面放上炒米、黄油、奶豆腐和奶嚼口，还有牧民自己炸的白面小果子，浇上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奶茶，既解渴、提神又解饿，真是惬意极了。
下乡后没几天就遇到了寒流。公社分派干部到各个畜牧点通知，来我们这儿的是公社卫生院的大夫高宝玉，他急匆匆赶来，所骑的白马浑身湿漉漉的，鼻孔里喷着白气，都来不及下马，就骑在马上告诉我们：“今夜有寒流到来，预报气温将下降到零下45度，做好防范，要注意人和畜群的安全！”说完就急急忙忙的继续通知下一家去了。
随着我们对牧区生活的日益熟悉，我们也轮流和牧民一起出去放牧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知识青年的“边境地区居民证”（简称边防证）发下来了，别小看了这个棕褐色的小本子，它是确认我们在边境地区合法居住身份的证件。你要在我国的北部边防上通行无阻，没了它那是万万不能的。在边疆管用，拿到北京照样管用！我们知识青年回北京探家，凭它就可以顺利的买到去北京的车票，而不用到地方政府去开证明。在北京如果有哪个博物馆、展览馆等地界儿需要有手续才能参观，我们拿着“边防证”轻而易举的就能拿到门票。
1968年夏季我们大队来了第二批北京知识青年，有26人，这样我们大队的知识总数就达到了50人。在我们第二组新增了一个女生包，跟大桑布当“艾利”。
我们是抱着要做草原新牧民的志愿来和牧民相结合的，在名字上自然也要和牧民有亲近感，让牧民叫得顺嘴，于是我们几乎每个知识青年都有一个蒙古名字，我叫“塔拉诺图跟·巴特尔”（意即草原英雄），邵新国叫“玛拉沁呼”（牧民之子），梁家珉叫“海布斯哈图”（革命），李保田本想叫“朝阳”，却不料被错翻译成“偶布林图亚”，变成“朝霞”了。
女一包的名字是牧民老额吉给起的，都以太阳起头，廖雪萍叫“纳仁花”（太阳花），张秀贞叫“纳仁图亚”（霞光），李双利叫“纳仁其木格”（小太阳花）。高淑琴则是标新立异，叫“温德尔乌拉”（高山），看来她是深受《战火中的青春》一书的影响。
女二包则是都带“聪明”，赵燕然叫“斯琴图”（聪明的），杨彗星叫“斯琴”（聪明），杨锐菱叫“斯琴格日勒”（聪明之光），金玉环叫“斯琴其木格”（聪明之花），胡宁叫“斯琴图娅”（聪明霞光）。
这些名字伴随着我们在牧区一同成长，以至时间长了，原来的名字倒让人淡忘了，叫起蒙古名字却是十分顺嘴亲切。我在牧区生活工作的25年里， “巴特尔” 这个的名字一直伴随着我，在当时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小有名气。以致到现在，知识青年聚会时，提起我原来的汉名字，有些人还会想一想，但要是提起“巴特尔”，大家都会马上反应过来说的是谁。
二、在牧区的生产劳动
我们立志到边疆牧区当草原新牧民的愿望是纯真的，热情是高涨的，但是也要落实到实际中才有意义。
牧区的生产劳动我都参加过，虽然在气候恶劣，条件艰苦的环境中我的皮肤被晒得黢黑，手掌起了厚厚的老茧，衣服上补丁落补丁，我毫不感到委屈、失落。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牧区的劳动又是单调的，年复一年的总是那些活计，但正是这些看似单调的劳动，磨炼了我的性格，增长了我的经验，学会了独立生活的本领，逐步认识了社会，在劳动中和牧民建立了相互信任的感情。

1．打井
我们在1967年底被集中到大队部参加打井，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吐出一口痰掉在地上就成了冰球，滴溜溜的顺地滚动。地冻得的硬邦邦的，有的地方冻得裂开了缝。这时打井无疑是对知识青年的考验。大队派了一个叫白文喜（蒙古名叫夏克德勒）的带领我们，白文喜是个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他曾当过兵，打过仗，是四野独立骑兵师的。他选好井址后便开工了。知青们被分成两拨儿，一拨打井，另一拨上山开石头。
井口直径有5米，大家轮流上阵，高高地举起镐头向冻土开战，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印，半天也刨不了多大一点，手却被震得麻木酸疼，两天下来进展也不大，大家还累得够呛，胳膊生疼，但谁也不叫累，硬挺着。终于有四、五米深了，但再往下就是永冻层，土壤更是坚硬。老白想了一个办法，他拉来许多羊粪，下午铺在井底点燃，靠着羊粪燃烧的热量将冻土层化开，第二天再下井挖就容易多了，加快了速度，如此这般，每天上午挖井，下午用羊粪熏井，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一天，一镐下去，忽然冒出了泉水，大家一片欢呼，兴奋的蹦跳起来，纷纷抢过镐头就要继续深挖，老白见了连忙喝止：“别再刨了！再刨就没法儿弄了。”他讲，要让水冻上，每天刨一层，逐步地一层一层往下追，才能把井继续打下去，到达预定的深度。知青们借此好好地歇息了一天。
我和另外三个男知青在大队部顾殿志的带领下上山开石头，那滋味儿也不好受，凛冽的寒风在山顶上更显肆虐，风夹着雪渣打在脸上生疼，还要举着二、三十斤重的撬杠干活，不一会儿就累得浑身冒汗了，也不敢脱掉外衣，怕感冒。我们用撬杠先把岩石砸出裂缝来，然后再用钢楔子将缝隙扩大，待石头四周的缝隙都活动了，再用劲将石头撬出来。我嫌戴着手套干活不利索，脱掉手套一把抓起了钢楔子，不料想钢楔子一下子就和手掌冻在了一起，顾殿志见了赶忙喊道：“不要硬甩，会脱皮的！等手把钢楔子捂热了就会分开的。”虽然如此，手掌心还是掉了一块皮，我毫不在意贴上块白胶布戴上手套继续使劲干着。起好的石头多了再用大车将石头运到打井工地去。慢慢的我们打的石头够用了。
打井决战的时刻到了，水位追到了预定深度，这天先是将冰层刨掉，然后继续往下追，泉水欢快的往上冒着，我们穿着胶皮水裤在井底使劲的挖，另一拨人用水桶飞快的往上排水，洒下的水花弄得浑身都是，冰凉的水流进了后背，弄湿了衣服，但谁也不在乎。“下井架！”随着白文喜的一声吆喝，木质的井架徐徐的降落下来，紧接着第一块大石也随着吆喝声下来了，压好四角，就开始用石头砌井壁了，这时因为底下的场地见小，无法再往上掏水了，水位一寸寸的往上长着，我们紧张的加劲儿干，垒石头的，回填土的，双管齐下。终于砌到水面以上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打井是我们知青参加的第一次集体劳动，获益匪浅，同时也得到了牧民的认可和称赞，自此这口井就被称为“知识青年井”。
我们也从这次打井受到启发，在以后的打井中，我们都是在夏、秋季挖好井筒，到地下水的层面停止，到冬季再继续往下打，节省了时间和体力，提高了速度。 
2．放牧
到大队半个月后我们就开始跟着丹德尔和喜吉尔格日勒出去学习放羊了。
辽阔的草原被茫茫的白雪严严的覆盖，，只剩下高一些的芨芨草和“德尔苏”草在雪地上露出黄黄的草尖儿来。清晨四处一片寂静，狗儿也不再吠叫，躲在蒙古包的避风处睡大觉。从西边和东南的山坡后面有缕缕炊烟冒出，那是另外的几家牧民开始烧早茶了。八点来钟，太阳才懒洋洋的升起，给雪原抹上了一层金黄。牛群、羊群经过一夜的歇息也开始站起来“咩咩”“哞哞”的叫着围着营盘活动了。9点多钟，羊群才正式出圈，先是几只老山羊打头，接着是大部队的出动，撒向了无边的草原。
每天羊群向哪个方向，最远到什么地方都是牧民计划好了的。随着我们对羊群的熟悉，慢慢的我们和丹德尔家开始轮流放牧，一天一换。
在草原上，各种牲畜吃的草是不一样的，吃的方法也不一样。羊吃草是用它们的蹄子将积雪刨开，吃下面的“胡子草”，别看是严冬，“胡子草”的根部还在泛着绿意。马匹虽然也是将雪刨开，但是它嘴唇厚，吃不到绿色的根部，只能吃上半部的黄草；而牛则没有刨雪的能力，只能用大舌头一卷一卷的吃着露出雪面的杂草了。
放羊要掌握好羊群回家的时辰，一般在太阳稍微偏西的时候就要开始往家走了，否则在太阳落山前就回不到羊盘了。我们大队有一位女知青刚开始没经验，又赶上天不太好，刮起了风，天黑了还没有回来，着急的牧民马上出去寻找，终于找了回来，但女知青的脸上已被冻得起了泡，溃烂了，过了很多日子才好。
如果不是赶上变天，放牧其实是非常令人快意的事情。冬天找一块向阳的地方，在洁白的雪地上或坐或躺，让暖洋洋的阳光晒在身上，渴了就团一把雪放在嘴里慢慢嚼着；夏天则是躺在绿油油的绿草上，眼望蓝天尽由着你遐想，马儿在一旁悠闲的吃着草，白云一样的羊群在草地上缓缓移动，真有一种回归大自然怀抱的感觉。寂寞是肯定的，我就用唱歌来打发时间，唱完歌就唱戏，那时就那几个样板戏，耳熟能详，有时能把一部戏从头唱到尾，还带上表演加“道白”，反正大草原上四周也看不到一个人，唱的好坏也没人笑话你。如果能碰上别的牧民家也把畜群往这边放，那就有伴儿了，两个人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再来个二重唱，或者摔摔跤活动活动身体，在嬉笑玩闹中拉近了和牧民的距离。
天近中午的时候，如果畜群周围没有异常情况，我往往就找一个离得近的“营子”去喝茶。牧民是非常好客的，喝着浓香的奶茶，东家长西家短王家孩子不洗脸的国际国内乱侃一通，就能得到许多信息。
到了五月初，积雪尽数化去，大地上开始萌发出嫩嫩的草芽儿，远远望去，翠绿一片。羊儿吃了一冬的黄草乍一见到绿色就只吃那嫩草，哪儿绿奔哪儿去，当地人叫做“跑青”。
1969年，我们包单独放牛了，那时我在水库工地上，包里放牛的主力是邵新国、梁家珉、赵万里他们。1973年以后，知识青年中开始了“返城”高峰，知识青年越来越少，我就成为了包中放牛的主力，在实践中逐渐地总结了不少放牛的经验。各季的营盘选择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风向、地形、草场、水源、旧营盘、周围的畜群情况……都是要在考虑之列的。每天让牛群去往哪个方向，在哪里避风、避雨，大雨突降后到哪里去找牛，夏季漫天的蚊虫在夜里把牛群叮跑后第二天要到哪里去找回来，什么时候把牤牛找回群，什么时候又要把牤牛赶走不让它在牛群呆着（牤牛就是配种用的公牛），母牛什么时候产小牛犊，下犊后母牛又爱把牛犊藏在什么地方，什么季节要预防什么疾病的传播……这些在我的心里都有清晰的答案。每天傍晚我都要围着牛群走一圈，看看是否有贪吃贪玩的牛没有回来。在我的“训练”下，每当夕阳西下，只要我站在蒙古包前高高的喊几声，散布在周围山坡上的牛群马上就乖乖的掉转身子甩沓着尾巴回家来了。如果有哪头犟牛不听指挥还自顾自的吃草，我立刻骑上马冲上去用套马杆儿一通猛抽，保证第二天它就听话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眼镜不小心打碎了，看不清牛群在哪儿，于是跑到旗里卖了一个3倍的儿童望远镜（那时商店里只有这一种），每次出去放牛时就用它来观察牛群动向。
到后来有段儿时间我一个人盯一群牛的时候，正是深秋，白天放牛、晚上下夜，连轴转，实在累得没法儿了，我突然想起，抽烟不是说可以解乏解困吗？就跑到公社供销社买回了一条“青城牌”香烟，晚上下夜发困的时候就抽上一支，让人没想到的是：乏劲儿没解去，抽烟的坏毛病却再也戒不掉了。
常年在蒙古包居住，一年四季睡在地上，冬季地冻冰凉，其他三季也是潮乎乎的，尤其是如果赶上连阴雨，外面水洼洼的，包内的毡子吸水，也同样是湿漉漉的，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当时倒也不觉得什么，可是现在年龄大了，毛病就显现出来了，浑身关节疼痛，老是不得劲。

3．接羔接犊
在内蒙古牧区，野外放养的牛羊一年只能生产一次，春天产羔犊，到秋季才能长大以度过冬天。
每年的3、4、5月份是草原上收获的季节，牛、马、羊等牲畜都在这个时候生产。牧民们也先先后后的搬到了春营盘。
最忙的是羊群，羊群数量多，在当时最小的羊群也有七、八百只羊，像大桑布家的羊群就有1000多只，其中母羊占多数。当时已经实行了秋季集中配种，所以第二年春季下羔的时间一般都在3月24日开始，到4月底结束。大量产羔在3月底—4月中旬，牧民出去放羊的时候身上都背着一个大毡口袋。那时天虽转暖但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羊群放牧到哪儿，这羔也就随之产到哪儿，母羊只能把羔产到雪地上，待母羊把小羊羔身上的粘膜舔干净后，小羊羔就能站起来了，但容易冻伤，于是牧民就把羊羔放到毡口袋里，送回家中，放在蒙古包里暖和着。下午羊群回来了，牧民就把羊羔放出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心有灵犀一点通”，母子们都能很快相会，小羊羔就跪在地上吃起奶来。（这也让我想起“乌鸦反脯，羔羊跪乳”这句古语即是由此而来。）但也有刚做母亲的母羊经验不多，不认自己的孩子，这时就要人工辅助了，当地叫“对羔”。这活一般都是由妇女来干，她们先把母羊的奶挤出一点，抹在羊羔的屁股上，再用手把着让羊羔吃奶，同时还要唱起牧区特有的歌曲，歌声多为蒙古长调，抑扬顿挫，哀婉动听，母羊听着歌声，再扭回头闻着羊羔屁股上自己的奶味儿，逐步的安静下来，只要母羊开始舔羊羔了，就说明这母羊认羔了。
接牛犊就简单多了，一般的母牛都能自己料理，它们把牛犊产下后，没等胎盘完全掉下来就忙着站起身舔小牛犊了，把小牛犊舔得浑身像缎子一样发亮，牛犊就能站起来吃奶了，也能跟着牛群磕磕绊绊的跑动了。只有夜里产下的牛犊因天气寒冷才需要抱进包里暖和烘干。我刚下乡的时候连公牛、母牛都分不出来，放牛的时间长了也就逐渐的摸清了放牧的规律，但对产牛犊还不完全掌握，也有深刻的教训。有一次有一头母牛夜里下犊，我发现的晚了，小牛犊已经冻得全身发抖站不起来，我赶紧把它抱进蒙古包，用皮被裹紧放在火炉旁烘烤，但无济于事，我忽然想起听人说过用白酒可以让牛犊加速缓解，就给小牛犊灌了两口白酒，谁知小牛犊高高的叫了两声之后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此事让我后悔不已。从此我更加努力的观察、琢磨牛群的情况，虚心向牧民请教，还找了有关的牧业书籍来看，确有心得，母牛的屁股后头靠近尾巴的两侧有一个稍凹下去的地方，蒙古话叫“红可勒儿”，根据凹下去的程度就可判断这只母牛什么时候生产，越凹临产时间越短。到后来我都能判断出每头怀孕的母牛还有多长时间产犊，做到心中有数，提前就盯上了，以防丢失、冻死。
到了5月中旬以后，草原上慢慢的滋出了嫩草，一片翠绿，融化的积雪在山沟里汇集成一个个小水泡子，雪白的羊群像白云一样飘动在绿色的地毯上，牛、马在悠闲的吃着草。小羊羔、小牛犊、小马驹在草地上蹦蹦跳跳的撒着欢儿，悠扬的牧歌此起彼伏，真是一幅绝好的天堂画图。
那时突来灵感，曾做打油诗一首，诗曰：
红日照草原，
绿水映青天，
风吹花草动，
云下牛马欢。

4．骟羊
在羊羔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给公羊去势，俗称“骟羊”。一般在5月中、下旬左右。
每个羊群只能有少数的公羊，但只能是配种时才能让它在羊群里呆着，配种期一过就要把它们拿走集中放牧，否则羊群就乱套了。
留下的公羊都是挑品种好、身体壮的，其他的公羊就要骟掉睾丸，成为羯羊。羯羊长得快，肉好吃。
骟羊的工具十分简单，就是一把小刀，刀身用布包上，只露出刀尖，我们就用小水果刀，还挺好用。把羊羔圈到羊圈里就开始了，随手抓过来一只羊羔，确认是公的，放翻，一只手将蛋囊抓住，另一只手用刀划开囊皮，挤出睾丸，用手揪掉，然后往刀口上啐一口吐沫代替消毒，将刀口一捏就算完成了。骟完的小羊羔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太监”，一瘸一拐咩咩地叫着走了。不过没关系，不出两天就又活蹦乱跳的了。如果用正规的方法，消毒、杀菌、手术刀，几千只羊羔那还不得干到猴年马月去呀！
骟出来的小羊蛋我们是不要的，谁吃那个呀！也别说，我们大队有个“五保户”老头儿，叫苏和，他就偏爱这一口，每到骟羊的时候他就提着一个小铁桶专门收集，回去煮着吃，据他说：“味道好极了！”
骟牛和马的时候，也是这种方法，只不过要很多人帮助才行，刀口上也要抹点红药水以防感染。  

2018年5月17日牧民拍摄扇羊羔

5．剪羊毛
牧区的羊毛一年剪两次，分为春毛和秋毛。
所谓“剪春毛”就是将羊身上过冬的毛剪下来。时间一般在6月中下旬，搬到夏营盘之后。
天慢慢热了，羊身上的新毛将旧毛顶得离开了羊皮，但还没有掉，这是最佳时节。剪羊毛在牧区算是个比较累的活儿，每当这时都是全生产小组的劳力不分男女一起上，一个羊群一个羊群挨着来。早起就把羊群赶到附近的羊圈里，大家带着大剪子从四面赶来，先挑羊毛开始脱落的，将四蹄捆起就开剪了。剪羊毛看着简单，却是一门手艺活儿，挑羊是要选那些老毛和羊皮之间已有手指宽的距离，这样的最好下剪子；另外剪的时候下剪要准，剪尖要平，闹不好，一剪子下去就没准儿把羊皮剪破了。我在刚开始的时候经常剪破羊皮，紧张得很，牧民看见了说：“哈马怪（蒙古语：没关系的意思）。你们慢慢学就会干好的。”还手把手的教我用剪子的方法。也有的知青在剪羊毛的时候带上红药水，剪破了就抹上一点儿，剪完羊毛往羊群一看，哪只羊身上有红点哪只就是知青剪的。
经过几年的锻炼，我一天也能剪上100多斤毛了。大桑布家的女儿萨玲花拉剪得最快，她一天能剪200来斤。
大家在太阳底下晒着，暴土狼烟儿的也不在乎，边剪边聊天边唱着歌儿，羊圈外边烧着奶茶，煮着刚宰杀的羊肉，香味儿扑鼻。到中午休息的时候，喝着奶茶吃着羊肉，和牧民说笑着，倒有一番辛苦自在欢乐中的感觉。
剪羊毛期间最怕降温下雨，羊没了毛抵抗力弱，冷雨浇在羊身上，不一会儿羊就顶不住了，每逢这时我们就赶紧挖个坑，把不顶的羊用土盖上，好保存体温，尽管如此还是有羊被冻死。
秋毛要到九月底才剪，是为了让冬毛长得快一些，因为羊毛很短，羊毛本身并不值几个钱。


6．打马鬃
打马鬃就是剪马鬃。
马鬃不是年年都要剪的，一般是两年一次。被分配到各个家庭的马匹都是由各自的主人依照各自的喜好给马修理马鬃。大队组织的集体打马鬃主要是给母马和没被分配出去的马打鬃，一是大队的经济收入，二是给马整容治虫。在牧区有一种虫子叫草爬子，很小，像一片荞麦皮，它爱钻在马鬃里吸食马血，这种虫子光吃不排泄，肚子越吃越大，像大个的蓖麻子一样，弄得马烦躁不安，一剪子下去一股血喷出。
剪马鬃既是一项生产活动，也是牧民们一次聚会的娱乐活动，好像一个小型“那达慕”。
我们刚下乡的时候，没有大的马圈，就靠人围成一个大圈儿，把马群围在中央，人们进去用套马杆套住马，另一人揪住耳朵不让马活动，第三个人再用剪刀把马鬃剪下来。也有很多马脾性生劣，不让人靠近，蹄子乱踢，就要把它放倒才行。这正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只见牧民小青年紧一紧腰带，在别人将马套住的那一瞬间扑上前去，紧紧地抓住马的两只耳朵，使劲的将马头往下按，脚下也没闲着，伸到马的两只前腿一侧，腰身一转，使个摔跤中的“别子”，便把马摔倒在地，把马头紧紧的压在身体下面，不让马起来，旁边的人马上动剪子。套马的人也是相互比试着手艺，看谁能一杆儿见效。那场面真是灰尘滚滚，人欢马叫。
还有的牧民索性不用套马杆，直接扑上去，双手搂住马的脖子，脚下一别直接把马放翻。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公社武装部长达木切，他也是以前四野独立骑兵师的，立过三次大功，曾骑着马空手从敌人手里夺过重机枪。只见他骑在马上，弯腰抓住一匹马的马尾巴，手上一抖，那匹马就横着飞了出去，“真是天生神力呀！”大家不由自主一致叹服。
我们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学着牧民的样子冲上去和马展开贴身肉搏战，不一会儿就弄得浑身是土，相互看着哈哈大笑。
马群里的种公马是不用打马鬃的。种公马俗称：“儿马子”，是马群里的领头人。一群马里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儿马子”，他们分别统领着数量不等的母马，母马的多少是由“儿马子”的能力决定的，个大体壮，能打能拼，在与别的“儿马子”争斗中取胜的，就可以将“他人”的母马圈过来归己所有，所以马群里有的“儿马子”身边环绕着四、五十匹母马，有的“儿马子”身边只有可怜的几匹母马。“儿马子”的马鬃很长，披洒在胸前，跑起来随风飘舞显得威风凛凛。
在森格放牧的马群里有一匹花色的“儿马子”，红白色相间，体高马大，马鬃几乎拖到地上，煞是好看，它统领的母马最多。而且这匹马对人十分温顺，有难套的马时，马倌就爱骑上它，风驰电掣般的立马追上，将那匹马牢牢套住。
说起套马，那是草原上牧民最为喜爱的活动。我们骑的马匹是要经常更换的，老骑一匹马就会把这匹马累坏，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要更换一匹。每个牧民家都有五、六匹马轮换。换马的时候就到马群去，将要换的马给套住，这可是个技术活儿，需要很好的骑马技术、很好的套马技术和很好的套马杆儿，三者缺一不可。只见牧民高高的骑在马上，扬起手中的套马杆儿，纵马直奔要套的马而去，那马自然不甘心被套，急驰而去，牧民在后紧追不舍，那矫健的身躯随着马匹来回摆动，手中的套马杆儿直指目标，马蹄踏在草原上“哒哒”震响，带起两道烟尘，真是千般豪气万般彪悍。追近了，将杆儿一挥，恰恰套在马的小脖子上，牧民就势一个后座，胯下的马立马停住，四腿蹬住地面，像桩子一样定在那儿。再厉害暴躁的马这时也没了脾气，挣扎一会儿也只得乖乖的让人给戴上笼头。整个过程惊险、迅速，让人心旷神怡。看着牧民那胜利的神情，不由得让人想起“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7．走“浩特尔”（蒙语：走场）
每年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就该给羊抓秋膘儿了。秋膘也叫油膘，夏天羊吃绿草长的膘叫“水膘”，水膘容易消耗掉，油膘则能够较长时间保持体力，支撑着羊熬过漫长的冬季。
东乌珠穆沁旗的秋天来的特别早。8月下旬就开始下霜了，最早的一年9月底就下了一场雪，到10月初野外的水就开始结冰了。8、9月份正是草原上的植物开完花结籽的时候，这时的草籽营养最高，羊吃了可以增肥体壮；尤其是一种叫做“艾克”的低矮小草结出的籽饱满油多，羊最爱吃。还有一种草叫“山葱”，味道辛辣水分高，羊也很爱吃。牧民于是就趁这个时候给羊抓秋膘，让羊长得肥一些，同时也到盐碱地上让羊啃些碱土，以补充身体里的微量元素。
“走浩特尔”就是将羊群赶到草籽结的多的草场上去，来回路途较远，一般是两个人带着羊群走，两辆牛车：一个水车，另一个装着晚上住宿的物品。这走“浩特尔”是很辛苦的，吃、住都极为简便，生活极为单调，白天两个人一个放牧、一个搬家拣粪，各忙各的，晚上钻在低矮的窝棚里面面相对，条件好的能够带个收音机就算不错了。所以走“浩特尔”的人回来后都是面色黝黑，见瘦。
8．打草
在我下乡的时候还没有实现定居方式，完全是逐水草而居的自然放牧。大队依据草场的情况、水源的情况、地形地势的情况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冬季牧场自然是地势平坦，存雪较小的地方。牧群的情况也不一样，牲畜也是有强有弱，一进入冬季就要把那些体弱多病的弱畜挑出来送到专门的地方用草料集中饲养，避免死亡过多。这样就有了一项活计：打草。
在东乌珠穆沁旗大草原上夏天是非常短暂的，5月上旬草刚刚露出嫩芽，到8月上旬就开始有露水了，日平均气温已降到5℃左右，出现了秋天的特征，草就停止生长了。
六、七十年代的草场生长得特别好，那真是草肥水美，风吹草低见牛羊。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以后，牲畜数量大大的超过了草原的承载能力，再加上气候变暖降雨减少，造成草场严重的退化，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昔日的风光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还是先回到正题上来。
我们大队有6台打草机和4辆搂草机，每台打草机2个人，每辆搂草机1个人，再加上堆草、后勤的人员得有二十来人，这是一个小集体，也是年轻人聚会的好场所。
打草一般在8月中旬开始，这时的草开始干燥但还没有变黄，利于储存。挑选好草高地平的场地后就开始作业了。每两头牛拉一台打草机，5、6台打草机梯次排开。绿绿的草，蓝蓝的天，四周一片宁静，除去人们吆喝牛的声音外只有打草机发出的“沙沙”声，青青的草像麦浪一样成排的倒下去，紧跟在后面的搂草机张开钢齿将倒下的草搂成一条条的草龙，然后人们再将草龙变成一个个的草堆，那场景真有点像农民在收获庄稼，我们看见劳动的成果也是从心中感到十分的欢愉。
刚打下的草是不能运走的，要晒几天，等到里面的水分挥发得差不多了才能装上大车运到指定的棚圈去，否则就容易从中间腐烂。
拉草装车也是个十分有趣的活计。车是四匹马拉的大车，绑上架杆足有四米多宽。装草是需要点儿技术的，装不好，成个窝头型不但装不多还容易散架。我们用四齿钢叉将草从底下叉起底儿朝上反扣在车上，先装四周打好基础，再一层层的摞上去，遇到大的草堆就要两个人从两头合力，胳膊一叫劲，一声“起！”把草堆扔上车。赶车的老板叫顾殿宝，装车的确有一手，他能把草垛得高高的，有两人来高而不塌架。车装好后我们就爬上马车顶，往松软的草中一躺，摇摇晃晃的往回走，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座在绿色的海洋中活动的绿岛，岛上的居民则在闲暇的唱着歌，相互开着玩笑。
在1970年的打草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在打草队伍搬家的过程中，十来辆打草机和搂草机鱼贯而行。女知识青年赤脚医生张丹和大队牧民吉利嘎勒坐在一辆打草机上。吉利嘎勒年方18岁，是个爱活动的小青年，他眼睛好，突然发现离路边不远的草丛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就跑下机子捡了回来，到底是知识青年见得多，张丹一看形状好像和迫击炮弹差不多，连忙嘱咐他不要乱动，有危险。吉利嘎勒挺听话，便将那玩意儿放在了工具盒里。偏巧这时一个牧民的老婆生病了，来找张丹去看病，张丹就骑马跟着走了。机子上只剩下了吉利嘎勒一个人，闲得难受便将那个炮弹又掏出来摆弄，东磕磕西碰碰，不料一下子将底火砸在了操作杆上，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红光黑烟暴起，吉利嘎勒不见了踪影，拉机子的两头牛后半截也被炸没了。经过大家排起横队进行地毯式的寻找也没能找到一件完整的物体，只有一些零星的碎布和肉块。
哪儿来的迫击炮弹呢？原来我们大队这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曾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抗战后期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军队与日寇在此地发生过激烈的战斗，那些没有爆炸的炮弹就是日本军队遗留下来的。在大队部的东北面有一条沟，叫其力克沟（蒙古语：驻扎过军队的沟），便是日本军队当年驻扎的地方，我们还曾到过那沟里捡拾过日本军队遗留下的重机枪子弹壳和钢盔呢。
9．下夜
下夜就是在夜间看守畜群，春季主要是注意牲畜下羔下犊，其它季节则主要是防狼群的侵害。
在平时下夜是个既无聊又消耗体力的活儿，在牧民家下夜多是妇女，她们白天要干各种家务：挤奶、烧茶、做饭、缝补、捡牛粪……如此等等，到了晚上还要下夜。知识青年包也多是由负责家务的人来下夜。虽然家家都养有好几只狗，但在夏秋之际狼群到处觅食，下夜也是有一定危险的。
我随便来讲述几件羊群在夜间遇到狼的事。
有一年知识青年王玉林包住在夏营盘的时候，一天夜里忽听到包外的羊群响声不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遂抄起半自动步枪出来察看。只见羊都站着，挤来挤去，王玉林正感到奇怪，蓦然间看到羊群中间似有一个大空档，他用手电筒一照，吓了一大跳，只见有一只狼正咬住一只羊的脖子往前拖，羊拼命的往后褪，其它的羊则站在四周围观，狼每拖动一步，羊群就“忽”的一乱，然后又围过来。见到手电筒的光，狼停止了拖，但仍不松口，只是站在那儿和王玉林对峙着，王玉林也不敢活动，这时的他多么希望狗出来帮忙呀，只要狗一冲，他就可以开枪了。可是他们包的那两只狗不知是被狼吓坏了在一旁装蒜呢还是真的睡得发死，反正是躲在蒙古包的另一面动也不动。时间好像凝固了，其实也就是那么十几秒的功夫，王玉林迅速出枪，朝天叩响了扳机，清脆的枪声在夜空中回荡，狼一下子就跑掉了，这时狗也回过了神儿，飞快的向狼逃跑的方向追出了有百十米又拐回来了，真是狗仗人势！！
另一件说说大桑布家遇到狼的事。
初秋时节，大桑布十几岁的儿子索米亚出去放羊，用套马杆套住了一只小狼，打死剥了皮。小孩子不知晓利害，将狼皮拿回家，塞上草用套马杆挑起插在蒙古包的东侧。这母狼不见了孩子哪儿能干呀！当天夜里就寻着味儿找上门来。母狼拼着命撞击着蒙古包，想把狼皮拿下来。最后见无济于事便向羊群开刀了，它玩命似的冲击着羊群，撕咬着，把羊轰的四散奔逃。大桑布一家吓得都蜷缩在包里不敢出去，连狗也吓得一听见动静就钻进蒙古包不敢动了。直到天亮，他们听外面确无动静了才敢出来，外面是一片狼藉。赶紧吆喝上邻近的牧民帮助出去找羊，山坡上到处都是被咬死咬伤的羊，好一点的将羊皮扒下，其他的只好弃尸荒野了。这一夜大桑布家损失了有百十来只羊。
牛群下夜就简单多了。春季下夜主要是预备母牛产犊，要及时抱进包里，其他夏、秋、冬三个季节不是母牛的生产期，就不用整夜守着了。对于野狼的出没，牛群不用担心，一是牛群有比较强的集体自卫能力，一、二只狼想危害牛群是办不到的。再说了，如果真有狼来，牛群“哞哞”的一叫唤，也早把人给惊醒了。只不过在深秋季节要注意防止有狼群罢了。 10．打狼
说到狼对畜群的危害，就接着说说草原上打狼的事。
大队每年春季都要组织牧民打狼。1968年的春季，在3月底我参加了第一次打狼。牧区的打法和其他地区可不一样。全大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2—3人，我和大桑布、丹德尔在一组，我不知如何打法，就死死的跟着他们。我们来到远远的一处高山上，这时天刚刚放亮，我发现在四周的每个山头上都有人，形成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包围圈。有人发出了信号，于是大家一起动了起来，从四周向中央围去，嘴中还发出呼叫声，目的是把狼惊出来。
这时从我的马旁跑过去一只青白色的大狗，我还在奇怪：这只狗的尾巴怎么是直的呢？就听牧民大喝一声：“川那！（蒙古语：狼）”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狼是这样的！以前我哪儿见过真正的狼呢。
一见狼出现，两侧的人立即放马追了过来。打狼是不准放枪的，一是草干容易着火，二是怕误伤人，只靠人追马撵。但也不是大家都玩命追，突前的只有一、两个人，手举套马杆，连追带轰，追了一段之后，马匹速度一放慢，旁边立即有人接上接着撵，如此循环，直至把狼撵趴蛋了，口吐白沫，迈不开步。这时再有人接上开始用套马杆去套狼，狼自然是不甘受俘的，还要有一番咬打。套住狼之后，旁边的人上去抡起马棒猛击狼的脑袋，直到把狼打死才能松开。
牧民是不吃狼肉的，只是把狼皮剥下来交到公社去，一张狼皮能换回50发子弹的奖励呢。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5月初去掏狼崽儿，不过要把掏到的狼崽儿当场打死，千万不能带走，否则就会有惨案发生。
狼具有自己的保护色，它的皮毛能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颜色，夏天狼的皮毛呈深灰色，到了秋季转变为浅灰色，而到了冬季它又随着外界的环境成为灰白色。
狼不但有凶残的一面，还有十分狡猾的一面。罕乌拉大队有个女知识青年叫仇卫华，在冬季一天的下午，她赶着羊群往家走，突然，在对面的山梁上出现了一匹狼，这只狼瘸着一条前腿一点地一点地的朝羊群走过来，仇卫华一见连忙迎上去用套马杆子驱赶，狼一见有人来撵随即不慌不忙的掉转头向山顶走去，还走走停停，不住地回头观看。仇卫华一见大怒，心想你这狼还真顽固，遂放开马直撵过去，等到翻过山梁，那匹狼也不瘸了，撒欢似的跑走了。仇卫华心想“不妙！”，赶紧往回返，哪里还有羊群的影子，只见杂乱的羊蹄印往一条山沟里延伸而去，仇卫华慌忙跑回去喊人。待到大家进入山沟之内只见沿途沥沥拉拉的净是被咬死的羊，再往前赶去，只见有六、七只狼正轰着羊群往前走呢，原来是狼耍了个“调虎离山之计”，好在仇卫华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一阵呐喊把狼吓跑了。由此可见，狼也是十分“狡猾狡猾的”！
11．杀羊
牧区生活以肉食为主。牧区的自然条件干旱地瘠，是不产粮食的， 都是到公社去买商品粮，那时基本上每人每月供应量小孩儿14斤、大人18斤左右，只有白面、炒米（即炒熟的糜子米）和小米三种，大米是没有的，也没有食用油。
牧民杀羊很有技巧，只用一把类似于电工刀大小的刀子。把羊放翻，以一条腿压住羊后腿，一只手抓住羊前腿，另一只手拿刀子在羊胸骨下方的肚皮上划开一个小口子，手伸进去从胸隔膜里面摸到脊椎骨上的动脉用手指钩断即可，这样羊血都流到胸腔里，一点也不浪费。用手揣开羊皮掏出五脏就可以分骨解肉了。牧民杀一只羊也就10几分钟的事儿。所谓熟能生巧，到后来我也能很利索的杀羊、杀牛、杀马了
杀牛跟杀羊可不一样。杀牛是不用把牛放翻捆起来的，一个人即可。杀牛是用一把细细的长刀子，没有刀子用一把拆开的羊毛剪子也可以。牛的后脖颈子，在两个犄角中间偏后一点便是牛的神经中枢和主动脉所在，有一个颈椎骨的接缝。用一只手摸着牛头，分散它的注意力，另一只手从颈椎骨的接缝用劲儿往下一扎，牛便当时倒地，然后用盆在刀口处接血就成了。
集中杀羊是在11月底的时候，主要是准备冬季和春季所吃的肉。当时大队有规定，按人头算，大人5只羊，小孩4 只，如果要吃牛，一头牛折合4只羊，我们包4个人，可以杀16只羊和1头牛。
因为数量大，往往都是联合起来相互帮助，每家一天。男的只管杀羊，妇女负责清洗内脏、灌血肠。卸下的羊肉、羊骨，灌好的血肠，放到外面的牛车上，不一会儿就冻得硬邦邦了，然后往箱子车里一放，就等着让“五脏庙”慢慢消化了。
那时的羊和牛都很便宜，一般的羊都是6元一只，小一点的3、4元，牛是十几元。羊皮一卖，羊肉只合几分钱一斤；杀牛更合算了，牛皮能卖到30几元，白吃肉还有赚。
12．垒羊圈
牧区的羊圈分两种：羊粪砖垒的和用泥垛的。
我们刚下包时，丹德尔家刚搬到冬营盘，还没有羊圈，垒的就是羊粪砖圈。冬天由于天气寒冷，地下凉，在选营盘的时候往往都是选择以前的旧羊盘。羊每天拉的粪，经过羊的踩踏，日积月累就成了厚厚的一层。用镐头把羊粪刨起，一块一块的，俗称“羊粪砖”，然后把它像砌墙一样码放成一个大圆环，以羊群数量多少来确定羊圈的大小。羊粪砖是个好东西，当冬天大雪封山没有烧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取暖之物了。
还有一种羊圈是用泥垛的。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全大队也没有几座这样的羊圈。知识青年便组织起来，主动干起了类似于打井、垛羊圈这样的重体力农活。我和另一个知青杨松锐两个人就搭在一起垛过羊圈，很简单，但是很累。先在选好的地盘上大概划出大小，一般是长宽各15米的样子，用从山上打来的石头做好基础；然后就是在基础的外围挖沟取土，再到草地上收集杂草当穰秸，把它和土混合起来，用水活上，为了均匀往往是用脚在泥里踩来踩去，活好后用四齿叉将泥挑起来一层一层的从石头基础上垛上去，高度一般在一米七、八的样子。这里也有个窍门，泥里的水不能放得太多，水多泥软垛不成墙，水少泥干垛出来不结实。吃住都是在干活现场，用一块苫布拿木棍支起个“人”字棚就是住的地方，地上挖个坑就是做饭的灶台。水则是用牛车到别的地方去拉。虽然劳累、艰苦，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是很开心的事。
其他的牧区活计还有每年到盐池去拉盐，到宝格达山去拉木材以及给羊洗药浴等等，就不一一述说了。 三、难忘的往事
1.风雪寻牛
　　到了1974年秋季，我们包就剩了我一个人。
但是我们包还有一大群牛需要放牧。
1969年的时候，我们包开始单独放牧，生产队分给了一群牛，这是原来道克涛家放过的，道克涛改行赶大车去了，将牛群就交给了我们。这群牛原有140来头，经过我们辛勤的劳作，已经发展到近300头了，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卖给国家的和每年冬季吃掉的。
在此情形之下，我只好临时找别的知识青年帮忙，如此寒来暑去的到了1975年的春节。在乌珠穆沁旗大草原上十分重视春节这个节日，那些日子牧民们都要穿上最好的衣衫，骑上最心爱的马匹，结上好伙伴一同到别人家拜年、喝酒、吃饭，雪白的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不时的有飞腾的骏马载着欢笑掠过，那场景煞是好看。
当时帮助我来放牧的是个姓赵的知识青年，我管他叫老赵，他原来在图穆特饲料基地干活，冬季农闲，大队书记德穆其格便在1974年的11月份把他派到我们包来。
他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人，记得我们刚下乡的时候，身上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完全退去，又是激情高涨的热血青年，就是往家中写信也是摆脱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词儿，这位老先生给家中父母写信开头儿竟是“全家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惹得他老父亲回信骂他“吾儿：我先教给你写信的规矩。你这个不孝之子，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都是你爸爸”。老赵说话诙谐，乐于助人，在饲料基地干活是一把好手，是那里的负责人。
老赵来了之后，因他不熟悉牛群，白天放牧主要还是我的事儿，他主管家务，晚上负责下夜。其实在牧区来讲，留在家中的人一点也不清闲，每天上午去到别人家的羊盘拉羊粪子儿（烧火取暖、做饭用），然后回来再清理牛盘，晚上还要担当主要的下夜任务。
说话到了春节，老赵在蒙古包里也呆了将近三个月，把他也憋得够呛，我看出他久有出去活动活动的意思，就对他说：“春节到了，你也骑马出去串串营子，包里有我一个人先顶着，这几天估计天气不会有大问题。” 老赵闻听大喜，高高兴兴的骑马走了。谁知他老先生一走就是十天，初九晚上才回来。他回来后我也按捺不住“骚动”的心，初十早上我也骑上马准备到外边走一走，临行时对他讲我顶多三天就回来。
我先去了40里地以外的公社，到几个朋友家拜年，中午酒足饭饱之后准备到图穆特去，待骑上马一看，西北天边开始出现了黑云，这时正是2月中旬，立春刚过，正是易变天的时候，我心想“不好”,拨转马头就返回了蒙古包。回到包已是傍晚，老赵正圈完牛回来，我扫了牛群一眼，少了20几头带牛犊的母牛，准是见天不妙躲在西南的山沟里没回来，那里沟深草多，我倒不担心。我对他讲：“夜里可能要变天儿，你注意盯着点儿，早起我换你。”
果不其然，夜里就起了大风，刮得蒙古包来回晃动，毡子拍得啪啪作响，我听到老赵在外面来回奔跑拦截牛群的吆喝声，再也睡不着了，起来拨着了火，烧上茶，来到包外准备帮他一把。出了包我一看，立马就傻了眼。在狂风暴雪中被老赵反复拦截的牛群根本不是我们的牛群，从牛群的规模和牛身上的花色来看是我们包北面将近20来里外纳森朝克图的牛群，而我们的牛群却是踪影不见，我一下子就火了，冲着他喊道：“这是北面纳森朝克图的牛群，咱们的牛呢？”老赵听我一喊，也慌了神，纳纳木木地说：“我也不清楚。”原来，头天晚上我睡觉之后，他也跟着睡了，他想：“一变天儿，牛群动的时候小牛必然要叫，牛一叫我再起来不是正好嘛。”可是他不知道，我们包的牛群早上起盘的时候从来不叫，站来就走。等到他听见牛叫，起来拦截的时候，正好北面纳森朝克图的牛群顺风雪跑了小二十里路过我们包，让老赵歪打正着给拦了下来。这下给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里暗暗骂道：“没想到让纳森朝克图捡了个便宜。” 这时说什么也没用了，我只好对他说：“你看好家，再把纳森朝克图的牛群拦一会儿，估计过了中午就没事了。”说罢，我骑上马就一头钻进了风雪中。
这时天还没亮，只感觉身边全是怒吼的狂风和扑打在脸上的雪花，我也不敢打马快走，只是顺着风向走下去，否则牛没找到马先累垮了绝不是好玩儿的。走了一会儿，天色有点发白了，我走到了大队南边的山里，突然发现了雪地里裸露出来的牛粪，这使我信心大增，证明我追的方向没错。我骑在马上用套马杆尖尖的尾部扎了几块儿牛粪，冻得硬硬的，说明牛群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了。我略微催动马匹走快一点儿，这时风雪还是使劲刮着，视线所及之内一片白茫茫。待到走出丘陵后，风雪逐渐变得小了，天已大亮，视线大开，我再用套马杆扎牛粪的时候，牛粪的表面只是一层冻壳，里面是软的，我兴奋不已，这说明牛群过去的时间不太长。又往前赶了有20来里地，见到山凹南边有几间房子，烟筒中冒着炊烟，“有人！”，我从心底欢呼一声，这时已近中午，早上没吃东西，肚皮早饿了，也正好打听一下我们的牛群。进屋一问，原来这是阿木古楞宝力格大队的地盘，已是另外一个公社了。在边喝茶边聊天的过程中，牧民告诉我在天刚亮的时候有一群牛从此经过，其中有不少白色的大花牛，这正是我们家牛群的特征，我开心极了，终于有下落了，我急急忙忙喝完了茶，又骑上马向南追去。
这时雪完全停了，风也住了，大地一片雪白，橘红色的太阳懒懒的挂在西边的天上，四周一个人、一个蒙古包、一群牲畜也没有，我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地面上开始出现了没有被风雪完全覆盖上的牛蹄印，顺着印记翻过一个小山包，远远的出现了一群牛，在一条深沟前徘徊着，“我的牛哇！”我欢呼着向前奔去。看来是这条沟把牛群拦住了，否则还不知道要跑到哪儿去了呢。沟的南边是一条大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从东乌旗通往宝力格公社的路，照这样算来，离我们包最起码有七、八十里地了。
这时天色已晚，夕阳西坠，将牛群往回赶是不可能的了，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土羊圈，就把牛赶了过去，今晚只好在此过夜了。
把牛安顿好后，我开始伺候我这匹立了大功的马儿，这是我们包最劲骑的马，速度虽不快但有长劲儿，我们根据毛色叫它“沙栗棒子”，经过一天的奔波，它身上出了不少汗，寒风一吹冻成了冰碴，它将马头在我身上蹭来蹭去，似乎在祝贺我找到了牛群。我心疼地把冰碴刮掉，把马鞍卸下来，赶紧脱下我的大皮得勒（老羊皮的蒙古袍）盖在马背上。马出了汗后如果不注意保暖就容易得病，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没有马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保护好它就等于保住了我自己的命。
但这时的我却冻得不行了。皮袍子给了马，我上身只剩下绒衣了，冷风一下子就钻了进去，中午喝的茶早消化完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冻饿交加。这时的季节虽是“立春”已过，但夜间的温度也还是很低的。“不行！我不能就这样完了。”我开始围着牛群跑起步来，累了一天，两腿像灌了铅一样，但我仍然坚持着，实在跑不动了，就往两个牛之间一钻，借用它们身上的热气暖和一下身体。这些牛对我都很熟悉，一天一夜也跑累了，见我在它们之间躺下也不动窝。仰望深邃的夜空，点点繁星布满了天空，未满玄的月亮那清冷的月光洒在雪原上，四周的山峦清晰可见。
如此反反复复终于熬到了天亮，当我将马身上的皮袍子重新穿在身上，虽然充满了刺鼻的马汗味儿，但真是感到暖和极了，感谢上苍！感谢老马！感谢我的牛群！我心底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着，骑上马，赶起牛群踏上了归程。
归程的速度是很慢的，牛跑了一天一夜基本没有吃草，这时只能是让牛边吃草边往家走，过中午的时候已经看到我来时路过的土坯房了，袅袅的炊烟使我放弃了牛群，直奔奶茶而去。当晚就住在这家牧民家中，牛群也很明白似的，不用招呼就在房子周围安营扎寨了。这家牧民也很高兴，到第二天一早留下了一片牛粪，省得他们夏天再到别处去捡了。
早起轰着牛群继续往家走，这已是第三天了，在我悠然自得骑在马上的时候，大队里却闹翻了天，我们家牛群跑了的事牧民都知道了，两夜一天没见我的消息，大队书记德穆其格坐不住了，恐怕出意外，他打发了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出来寻找我，在我进入大队南边的山脉之后与牧民森格等人不期而遇，都是欣喜若狂。森格告诉我，大队的人都十分惦念我，让我先回去，牛群由他们赶回去。
我自是非常高兴，策马回家而去。我先去了大桑布家，这是对我们家照顾最多的牧民家，我们管大桑布叫“阿布盖”（蒙古语：叔叔），管他的爱人叫“阿娘”（蒙古语：婶婶），阿娘和老额吉（大桑布的母亲）在家，一见我面就哭了，说是如何如何惦记我，又说起了以前也是因为保护羊群而冻死的小朝鲁，怕我也出事。阿娘烧了热腾腾的奶茶，端上了奶豆腐和手把肉，我风卷残云般大吃一顿。
傍晚，老赵也圈回了躲在山沟里的带犊母牛，我完全放下了心，钻进蒙古包大睡一场。
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形成了深深的烙印，生死的经历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从此以后，对什么看的都比较轻了。
2.我的小红马
刚下乡的时候，大队给我们每个包只配了一匹马，随着知识青年的独立放牧和外出活动的增多，每个知识青年都有马匹了。但大多是牧民淘汰下来的马匹。要想有一匹好马，就要自己去驯。
但是我的小红马却没用驯，它生性老实，善良，邵新国到马群去挑马，因这匹马个儿小，没人爱要，邵新国骑上就回来了。当时我们包就我没有固定的马匹，我的个儿也矮，自然这匹马就归我了。
这马和我正好相配，都是小矮个儿，但是漂亮极了，浑身枣红色，像缎子一样光滑、透亮，眼睛乌黑明亮，脑门正中有一个圆圆的白点，用蒙古话说叫：“萨日太赫勒”，翻译过来就是“佩戴月亮的红马”。
别看它个儿小，但跑起来却像风一样快，而且和我一样性格急躁，不肯慢慢的走。我头一次骑着它去圈牛就领教了它的脾气。
那时我们包住在夏营盘。在西北方向有一条沟叫“狼窝沟”，沟内榆树成片，乱石从生，草也长得好，是牛群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就是坡度很陡，人骑着马得走“之”字形上下。
我的小红马却不管这些，不管上坡还是下坡都是飞奔上下，上坡还好说，下坡就有大危险了，那马万一要打个趔趄是要出人命的。在下坡时无论我怎么勒缰绳，它把头往下一扎，照样飞跑，给我吓得够呛。一下子我的脾气也上来了，在越过了一片河滩跑上对面山坡时我猛地一勒马嚼子，没想到它直立了起来，马头正好和我前倾的身体撞上，只觉得嘴一疼，吐出一口血去，它这才放慢了脚步。
回到包里，梁家珉正在纳蒙古靴的鞋底子，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诧异地问：“你的牙怎么了？”我下意识地用舌头一舔，门牙少了半个，准是马头给撞的！这时才感觉到整个嘴和牙床都在疼痛。我这火儿大了去了，抄起一根胳膊粗的木棍就出去了，照着马的屁股一通揍，可那小红马好像知道犯了错误似的，夹着尾巴低着头一动不动，我也心软了，扔掉棍子抱住了马头。这时我才发现马唇嘴角都被嚼子勒出了长长的裂口，我一下子又心疼了，摩挲着马头说：“你以后别那样了，我也不使劲勒你了。”小红马好像听懂了似的，马头在我身上蹭了蹭。果然，以后它再也不是不听话的疯跑了。
在我们包的西北面不远就是知识青年修的一个小水库，天气热的时候我就骑着小红马到水库去玩。我不会游泳，于是就牵着缰绳漂在马的后面，任由它带着我在水里转来转去。累了就跑上岸来，我用一块竹板刮着它身上的皮毛，沾了水的红色马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天鹅绒一般。它不时地用嘴碰着我的身体，显得舒服开心极了。
时间长了，我和小红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去放牛时，也不用老是牵着缰绳，它就像狗一样在后面跟着。当我到马群去抓马的时候，别的马都是一见人靠近就跑开了，而我的小红马一见我来就站住不动，马尾巴还一甩一甩的，等着我给它带上笼头。但是在与其他人赛马的时候，它的本性暴露无遗，四蹄翻飞，箭一般的把对手甩在后面。
有很多人想跟我换马，我都没有舍得。等我离开大队之后，听说它被马倌留下了，成为了一匹“杆子马”（就是专门用于套马的马）。
3．“基勒格”
“基勒格”是我们包养的狗的名字。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我们按照《林海雪原》里姜青山的狗取名叫“赛虎”，但是牧民很是不懂，因为“赛虎”与蒙语中“好儿子”的发音一样，经常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就依照草原习惯改为“基勒格”。
它是一条青灰色的草原犬，个大体壮，对我们忠心耿耿。它从不乱跑，总是忠实地履行看家护牛的任务。“基勒格”忠实、仁义且不贪吃，它无事趴在牛车下的时候，即使头顶上就是刚宰杀的羊肉，也从不动一口，对于人的排泄物更是不屑一顾。我们也和牧民一样对狗是很看重的，专门熬狗食给它吃，狗食是用肉汤加上小米做的，还要加上一点咸盐，没有肉汤的时候就切上一点肉。我们吃完的羊骨头也全犒劳给它。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是保护牛群的得力助手，不善待它怎能行呢？
知识青年的狗有一个通病，也是特长：专门认知识青年。不论是本大队的还是外大队的，抑或是外公社的知识青年来串门，也不论穿什么衣服，不用提前打招呼，狗是既不叫也不咬，任由来人抚摸，和它嬉闹，好似老熟人一般。但对其他人就不同了，离得老远就冲上去了，又咬又叫，不让下马，直到我们出来制止才行，人家走时也是狂吠着送出老远。所以牧民对我们知识青年的狗是比较憷头的。
五包知识青年王玉林家的狗更是“绝”，他们有一条狗叫“闻达”，护主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在冬季的大队部，我正在屋内烧茶，一个叫“小根登”的牧民小伙子进来见到我，十分高兴的喊一声“巴特尔”，往我身上一扑，这时趴在一旁的“闻达”不干了，它以为我是受到了袭击，蹿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根登的蒙古袍后背，把小根登吓得一下子就跳到炕上去了，我赶忙喝了一声：“闻达！出去！”它才不甘情愿的走了。还有一次，廖雪萍等人在大队部开完会，和其他几个人骑马走了，“闻达”不知犯了那根筋，只见全是穿蒙古袍的，追在后面狂叫不止，气得廖雪萍回头喝斥了一声：“干什么！”“闻达”一听，赶紧低下头，躬下腰，夹着尾巴蔫蔫儿的走开了。不过，“闻达”的下场并不好，因它得罪人太多，不知被谁打死了。
再来说我的“基勒格”。
1975年春季过后，我实在无法一个人盯牛群了，就把牛群交了，大队书记德穆其格不乐意让我交，因为我们这群牛放的特好，繁殖也最多最快，他讲有困难大队给解决，要人大队给配，但我无意再放下去。这样“基勒格”就和我一起搬到了大队部居住，大队部知识青年多，它和所有人都成了好朋友，深得大家喜爱。1976年初，我因母亲病重回京探视，“基勒格”自己留在大队，知识青年没有亏待它，按时饲喂。4月中我回到大队，我顺路翻上一座小山头，离大队部还有十来里地，就见一个小黑点从那里蹿了出来，直奔我而来，近了我才认出是“基勒格”。“基勒格”见了我十分兴奋，离我还有十几米就跑不动了，浑身颤抖着，嘴中发出“呜—呜—”可怜的哀鸣，几乎是一步步爬过来的。我赶忙上去抱住了它的头，它在我怀里舒服的躺着，用舌头把我的脸舔了个遍，然后“呼”的站起，使劲摇着尾巴，在我身边跳来跳去。我说：“走，去大队！”它便摇着脑袋，兴高采烈的在前头跑开了。突然，我发现它有一条腿有点跛。到了大队，我听杨松锐给我讲了狗腿跛的故事：原来在春节的时候，公社派出所的警察们下来办事，“基勒格”哪儿见过吉普车呀？围着是又叫又咬，一个小警察被纠缠得不耐烦，掏出手枪就给了一枪，正打在狗腿上，警察是走了，大队的知识青年可不干了，套上牛车，拉上狗就到公社评理去了。他们要求开枪的警察要赔礼道歉并给狗治伤。那个小警察早吓得躲起来了，派出所的教导员宝祥好说歹说，并答应一定给狗治好伤才算完事儿。卫生院的大夫金玉被闹得哭笑不得，边给狗上着药边说：“我治了无数的病人，今天还是头一次给狗疗伤呢。”我听了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4.修水库
60年代和70年代初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期，知识青年受此影响，于1969年冬开始在沙麦河上修建一个小水库。草原上的河流多为季节河，平时没水，夏季一到雨季，沙麦河里也是河水翻腾，流速很急。有人就想，要是把这河水拦住不就可以灌溉饲料基地、饮牛羊，加以利用了吗？在霍尔其格大队知识青年何方方的提议下，马上得到了部分知识青年的响应，并取得了公社革委会的支持。在11月初，水库破土动工了。
坝址选在沙麦河的上游，格勒哈达山下，南面是来水的河道，北面散布着三个大队的饲料基地，是三个大队的结合部。
因为这是知识青年在草原上修建的第一座水库，引起了盟里的重视，特派盟里的水利队来到实地测量、设计，旗政府也派了旗水利局的王有山、郝凤坡前来指导，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说是水库，其实按现在的标准只能算是一个小塘坝。但对于牧区来说就是一个大工程了。要知道，我们全公社统共才几百人，壮劳力更是少得可怜，抽不出多少人来。因此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有7名知识青年，我们大队有我、杨松锐，霍尔其格大队有何方方、任环岫，舒学民，罕乌拉大队有刘惠明、陈明明。就是这7个人开始了这个看似庞大的工程。但就是这7个人也不能完全保证，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了3个人：我、杨松锐和舒学民。但是人再少，我们干活的劲头却丝毫不受影响，照样按时出工，照样挥镐不止，照样干得满头大汗。
在这里还有一个小笑话：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要提前回去做饭，那天轮到舒学民。冬天我们都是吃雪水的，回去后要先化雪，然后再做饭。这天他做的是肉粥。我和杨松锐吃了几口觉得有股难闻的味道，就放下碗不吃了，盯着他：“你是不是撮雪时把狗屎也收进来了？”舒学民也觉出粥的味道有异，不答。过了一会儿，他见我们俩真不吃了，很生气地说：“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扔了多可惜，你们不吃我吃！”说罢，端起碗猛塞，看得我和杨松锐目瞪口呆。
为了解决长期住宿问题，我们建了许多地窨子，就是在地上开挖一个长方形的坑，有半人多深，用挖出的土在坑四周剁成墙，上面用椽子和草芭盖上顶，就成了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但是这种地窨子外墙很低矮，冬季一遇白毛风就会造成大雪堵门，人出不去，只能从窗户爬出去。有时窗户也爬不出去，就只好将房顶挑开一个洞，人从洞里钻出去挖雪。待将雪挖开后，再将洞口修好。
到了夏天，旗政府组织了旗里的各单位干部下来支援修建水库劳动，虽然就几天的功夫，但是给我们这些水库的长期建设者们以极大的鼓舞。公社和各大队也增派了牧民加入到水库建设中。
人多活就好干了，我们就分成了几个组，一组上山开石板，当作挡水墙的芯儿，一组继续开挖坝槽，还有一组负责挖粘土以回填坝槽做挡水墙。
为了施工方便，我们也练成了多面手。铁匠炉由邱居亮负责。邱居亮个子不算太高，人较削瘦，不爱修边幅，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孟加拉”，意思是说看他就像个孟加拉难民。他在旗里的机械厂学过两天，是个多面手，打铁很在行，人又会动脑子，他打出的钢钎很劲用。当时地还没有完全化冻，挖粘土很费劲，邱居亮就想了个办法，他将钢钎改成了钻头模样，打出的炮眼就很大，装上炸药一崩一大堆，加快了进度。
炸药原先是到外边采购的，又费时间又费钱，我们就自己造。我是负责外采的，从旗里买来“硝酸氨”化肥和柴油，自己烧了木炭，找了点硫磺，就自己配起炸药来，我和叶坦先将硝酸铵放到大铁锅里炒，待氨挥发再加上木炭，最后加上点硫磺和柴油。经过几次试验，我们自制的炸药就相当好用了。但在制炸药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件危险的事：那天是叶坦一个人制炸药，正巧有几个雷管受潮了，他就将这几个雷管放到火旁烘烤，他刚将雷管放下，雷管就因受热温度太高爆炸了，将锅里刚炒好的炸药也引爆了，也是该着他命大，装炸药的锅口是朝他站立的方向掀起，强大的气浪将他掀翻在炉子下面，铁锅则炸成碎片反方向向房顶飞去，把房顶崩塌了。这时我们正在坡下的工地上运土，忽听“咣”的一声巨响，只见铁匠房浓尘卷起，东西物件儿直飞天空。我们的脸一下子吓白了，“完了！”“叶坦！”我高喊着向铁匠房冲去，近前一看，半地下的铁匠房已被炸得掀开了盖儿，里面的东西已没了影儿，在弥漫的烟尘中，叶坦正使劲儿地往外爬，他满脸被弄得黢黑，浑身是土。菩萨保佑！出来一检查身上一点伤害都没有。真是万幸啊！
在水库工地上我还负责修理手推车。学会了扒、装轮胎，整幅条，一些小木匠活儿也就练熟了，但一开始也是笨手笨脚，学中干。一次我用斧子修车辕，看到斧子头有些活动，就用劲往下顿了顿，没想到它却掉了下来，正落在我的手腕上，还立了几秒钟才掉到地上，血涌了出来，结果是切断了一根筋，到现在我的大拇指还是不能张开。
挡水芯墙完成后，每天的活儿主要就是推土上坝，每铺完一层我们就用自制的羊角碾压实然后再铺一层。当时广播电台正播送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我们把收音机放在工地上，一边听戏一边干活，随着剧情的起伏工
地上欢笑一片，偶尔还有人放开嗓子随着音乐唱上一段，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干活也不觉得累了。我专门管装车，为了加快速度，我先把土从山坡上挖下来，等小推车一到立即装车，铁锹翻飞，不到一分钟就把车装满了，大家送我一个外号：“推土机”。
别看这个在其他地方看着不起眼儿的小工程，我们却坚持干了三年才算完成。水库竣工那天正赶上“中秋节”，旗里、公社和各个大队的领导都来了，牧民也来了很多，走在新建成的大坝上，看着碧波荡漾的水面，无不赞叹。
为了增加喜庆气氛，我们又买了一些小笔记本，由罕乌拉大队的知青叶亚军用大个的胡萝卜刻了一个章，上书“沙麦水库落成纪念”，印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大家见了都很喜欢。
旗水利队的工程师郝凤坡当场作诗一首：
“中秋佳节话当年，
时代健儿创草原，
三年辛苦结硕果，
水库呈现天地间。”
水库的建成解决了附近十几个畜群饮水的问题，受到了牧民的欢迎。
那年的北京日报曾在第二版登载了沙麦公社北京知识青年在草原上修建水库的报道，题目叫作“草原明珠”，但不知是记者粗心的原因还是怎的，把在格勒哈达山西侧建的水库写成了东侧，人名中除了何方方之外名字全不对，当时我还挺认真，利用回北京探家时机还跑到北京日报社去向人家提意见。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人家北京日报登了这个报道已经很不错了，我却还去提什么意见，真是“傻帽知青”一个。
5.抗灾
草原上的灾害主要有两种：黑灾和白灾。那时还没听说过草原上有“蝗灾”。所谓黑灾就是春、夏季节干旱少雨，草场生长不起来，牲畜没草吃，黑灾在我生活在草原上的20几年中还真没碰到过。白灾倒是经常有，以局部白灾为多，大的白灾我遇上过2次。
1969年冬，我们遇到了第一次白灾。草原上的冬季来得很早，到了11月初，降下的雪就不再融化了。那年的雪很频繁，越积越厚，到了下年初，造成了大雪封山的局面，道路交通完全断绝，一切物品都运不进来，幸好我们在秋天准备了充足的牛粪，烧的还不成问题，但粮食却没有了，整整一个星期是粒米未沾。牧民从小吃肉习惯了还能支撑下去，我们几个人就不成了，天天吃肉，也吃不下去了，浑身无力，下午出去圈牛都要抓住蒙古包顶的乌尼杆才能站起来。还是解放军伟大！他们用当时部队里最好的“30”车（俗称“顺六轮”）压开积雪，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解除了危机。这年的白灾给畜牧业生产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这年的白灾还不是大的，只是局部的。
1977年发生了一场乌珠穆沁草原历史上最大的白灾。那年的雪下的特别勤，刚到11月中旬已是白皑皑，再刮上几场“白毛风”，草原上一般的积雪都有四、五十公分，一切交通都断绝了。住在旗里的人们还好说，底下的牧民就倒霉了，烧没烧的，吃没吃的，羊群也无法出去放牧。那时我们全旗都动员起来，给牧民做各种食物，包饺子、蒸包子、烙大饼，紧急修了飞机场，用飞机将这些食物给牧民空投下去。这场白灾也惊动了中央，配给了大量的抗灾物资，用部队的装甲车开道，浩浩汤汤的开进草原。旗里也动用了全部的机械车辆，改造成清雪机，开到各个大队去为牧民将草场上的积雪清开，让牛羊出来吃草，同时从其他各个地方买来一捆捆的干草空投到牧区。我也随同旗水利局的副局长温德尔苏到查干诺尔公社去抗灾。我们根据牲畜的体质强弱，将羊群、牛群分为两组，体质强的由牧民带领着转移到其他盟市的草场上放牧，体质弱的就地屠宰。畜群走了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杀羊、杀牛。我的杀羊技术越练越熟，那时每天都要杀个100多只，最高时一天杀了200来只，扒下羊皮，掏出内脏，羊胴体直接就装车从东北运出内蒙，羊的内脏和下水堆成了小山。那一年的狗可是吃得膘肥体胖。
任务完成后也快到春节了，我们回家就成了问题。经与公社协商以后，公社将在草原上推雪的拖拉机调回来一台，这是一台75马力的链轨拖拉机，挂上拖车，拉着我们就出发了。因天气奇冷，我买了不少白草纸包在脚上，再登上大头鞋就保暖多了。从查干诺尔到旗里也就200多里地，链轨碾冰压雪足足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
这场白灾给了东乌珠穆沁旗畜牧业沉重的打击，全旗牲畜1977年秋季统计的数量是120万头（只），到了1978年春季只剩下了60万头（只），损失一半。
除去白灾以外，“白毛风”也是一大灾害。这是草原上特有的一种天气，就是下雪的同时刮大风，风卷着雪，雪助风威，白茫茫一片，严重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而且白毛风多发生在冬春交际，天气有转暖迹象的时期，因此它的危害就更大、更突然。1971年春季的一场“白毛风”就给我们大队造成了不小的危害。那是1971年的5月13日，当时已经是春天了，天气已经转暖，人们出去放牧已经穿上棉蒙古袍了。谁知这天上午天气突然转阴，下起了雪，紧接着刮起了大风，风夹雪，雪带风，漫天皆白，伸手不见五指，气温急剧下降。这时羊群都在外面，牧羊人也都在外面，雪下到羊身上融化成水渗入羊毛，羊群抵御不住寒冷，也顶不住风，只得顺风跑，将羊群赶回家是完全不可能了。有经验的老牧民一看天色不对，早早就有了防备，将畜群赶到邻近的棚圈。我们大队格达布海的孩子朝鲁却没有这般幸运，早起出去放羊，变天后人小力单，无力阻拦住羊群，他怕羊群出意外，为了保护羊群，跟着羊群寸步不离。等风雪过后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冻累而死在了荒野，而他所放牧的羊群却安然无恙，在他身边不远处安闲的吃着草。在另外一个公社也有一名北京知识青年因保护羊群而死去了。
在六几年，有龙梅、玉蓉草原小姐妹战风斗雪保护羊群的英雄壮举得以传唱，其实这样的事例在草原上是很多很多的。
5月13日的这场风雪给我们大队的马群也造成了重创。风雪起时，两个马群正在大队的南山上吃草，风雪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低，马群抗不住寒冷纷纷顺风狂奔，但在马群的前进路上却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在等待着它们。
在我们大队的南山上有一座钨矿，矿石中钨的含量很高，高达80%，是东乌旗政府的重要出口产品。钨的蕴藏量不但大而且埋藏浅，是明挖开采，在山上有顺着山脊挖出的开采沟，宽有三、四米，却很长。当马群奔跑到此时，风雪漫天，一片皆白，马群根本辨别不出前面的危险，直奔壕沟而去，也纷纷跌下沟去，直至把壕沟填满，后面的马儿才踩踏着同伴的尸体越沟而过。事后在清理现场时惨不忍睹，那都是牧民的亲密伙伴啊，人们都不禁流下了眼泪。
草原上的冬季时间很长，下雪时间也没准。在我的记忆中，下雪最早的是在1968年9月22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打草，记忆深刻。最晚的一场雪是在我调回北京的那年，1992年6月9日，那场雪下了将近20公分。 
7.看电影
在这种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地界儿，能看上一场电影、一场文艺演出那就是极大的精神享受了。我在大队呆的那9 年，乌兰牧旗的文艺演出只看了两三场，最多的是看电影，但一年也不过二、三场而已。
边防站来放电影多是在公社，旗电影院的奥勒布来放电影大多是在大队部或者蒙古包牧民家里。
只要有电影，那消息就像春风刮过草原一样传播的极快。不管多远都要赶去。
记得有一年的的冬季，临近新年的时候，边防站来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这时正是“三九”季节，我们站着拥挤在没有火炉的公社食堂里，室内室外一样的温度，足有零下三十来度。可是我们的热情依然不减，看得津津有味。电影里人物的唱腔声、屋外汽油发电机的轰鸣声和我们为防冻僵的跺脚声显得那么和谐，直到电影完毕也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
70年代初，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正风靡全国，这是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在年轻时写作的一部歌剧，据说在内地公映时那催人泪下的情节和动人的音乐旋律已成为当时的经典。在这年夏天旗电影院终于来我们公社放映这部片子了。天还没黑，人们已经或骑马、或赶牛车、或步行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公社的空场上，人声鼎沸，就像是举行盛大的聚会，当汽油发电机的马达开始轰鸣后，人们纷纷安静下来，聚精会神的注视着银幕。先是演了两部新闻简报，每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的光辉形象时，就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卖花姑娘》开演了，全场变得沉闷起来，先是对影片中地主恶霸的咒骂，随后就有了低低的哭泣，伴随着对影片中花妮、顺姬悲惨遭遇的同情哭声越来越大，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当看到花妮的哥哥哲勇把白恶霸杀死，救出花妮、顺姬的时候，全场又掌声一片。 电影散了，但人们脸上的泪痕仍清晰可见。我们是从二十多里地外的水库工地走来的，在走回去的路上，在繁星点点的夜空笼罩下，大家仍在兴致勃勃地议论着这部影片，哼唱着片中的插曲，不知不觉就回到了住地。
记得有一次旗电影院的奥勒布来大队放电影《三进山城》，第二天由大队的车老板顾殿宝把他送到了白音塔拉的汽车道旁，但天色已晚，回不了东乌旗了，他便借宿在白音胡布尔大队的一个牧民家中。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我们便追踪而至，没说上两句话，奥勒布便同意为我们放电影。牧民在蒙古包内的哈那墙上挂上了一块白布权当作银幕，放映机放在蒙古包门口，音箱放在门外，汽油机放在更远处。当汽油机轻快的响起后，又有不少人闻声赶了过来。我们簇拥在蒙古包内，全神贯注的注视着那块二尺见方的小银幕。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晚演的是蒙语版的《平原游击队》。
8.草原上特有的小动物
这里所说的小动物可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猫呀，狗呀的。
下到大队里不久，有一次我和其他几名知青随公社来的金玉大夫到一牧民家去串门，因为他蒙汉兼通，可以当翻译，还可以教我们蒙语。我坐在那儿喝茶的时候，发现身后牧民的羊皮被上有几个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我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就问金玉大夫：“这是什么虫子？”金玉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奇怪的问：“你们真不认识？”我们几个则是一脸茫然：“真不认识。”金玉擦着眼泪说：“这是虱子,蒙古话叫‘包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人们常说的虱子就是这种东西。
然而过了没有多久，我们身上也开始有“包斯”定居了。这种小东西繁殖力极强，串联也快，只要一人有了，同包居住的谁也跑不掉，吸你的血，咬的身上痒痒的，于是我们又有了一项新的工作——灭虱子。在寒冬的夜晚，我们把炉子烧得热热的，脱光了衣服，先把藏在上衣里的虱子找出来，使劲地挤得“叭叭”作响；然后再把皮裤翻转，放在火炉上烘烤，小“包斯”感到外面热乎了就从羊毛里爬了出来，再把裤子使劲抖落，“包斯”就纷纷掉到了火里，也发出“啪啪”的声响。到天暖和了，我们就找来农药“敌百虫”，用热水化开，将衣服全泡进去，彻底消毒，连虱子虮子一同消灭。罕乌拉大队有几个女知识青年生怕头发里也长虱子，索性剃了光头，从而获得了“大秃子”“小秃子”之类的绰号。
记得那时我回北京，我将洗完的绒衣晾在铁丝上，用买来的“灭虱粉笔”在衣缝上涂抹，我的小侄女指着衣缝里的小白点问我：“四叔，这是什么呀？”我只能不好意思地告诉她：“这是虱子的虮子。”
草原上第二个厉害的小动物该算是蚊子了。草原上的蚊子品种繁多，据一位到我们那儿专门从事蚊虫研究的老专家调查后说有100多种。最普遍的是一种大个的“黑白花”，体大嘴长，一叮一个大包，刺痒难忍。经常有人眼皮上、额头上鼓着一个大包，不用问，准是蚊子叮的。我们要上趟厕所（其实也没厕所，就是出去“方便”），手里要拿着草把不停的上下左右抽打，以防蚊子袭击，要是让它叮上一口，那位置挠不得挠，蹭不得蹭，那才叫难受呢。
尤其一到傍晚，畜群回来了，蚊子也开始大规模出动了，用手电筒一照，光柱内灰白一片，全是上下飞舞的蚊子。可怜的牛儿被咬得烦躁不安，无法安静的趴卧倒嚼，只能顶风而行，一夜能被叮得跑出三、四十里地，只能等到天亮后我再去找回来。在夏季，我们的晚饭一般在太阳落山前就吃完了，就是为的减少蚊子的叮咬。有时不赶趟，天黑后才做饭，就揪一堆蒿子杆点燃，在熏蚊子又熏人的烟熏火燎中抓紧弄饭。记得有一次，天黑了我们才做饭，烙肉饼，蚊子仿佛也闻到了香味成团的往人身上扑，刚放好小炕桌，上面就落满了一层蚊子，我们就铺上一张报纸，瞬间又落满了蚊子，如此反复了3次，终于无办法，只得把炕桌撤下。我们放下蚊帐，在蚊帐里做剂子、包肉饼，隔着蚊帐操纵锅铲。此时恰好纳森朝克图的弟弟来到我们包，见到肉饼当然要吃了，只可怜他端着肉饼却顾不上吃，手忙脚乱的打蚊子，终于一个肉饼没吃完就被迫放下碗逃跑了，此事成了我们和他经常开玩笑的一个把柄。
排行第三的应当算牛蝇子和马蝇子了，它们是一种似蝇非蝇、似蜂非蜂的东西。牛蝇子专门在牛的眼睛、嘴巴、肛门处下卵，卵随着牛的活动进入牛的身体，在牛体内孵化成蛹，待到春季天气转暖时拱破牛背的皮肤钻出来，那一定是很痛痒的，牛被弄得四处蹭痒，撂着蹶子乱跑，俗称“牛跑疯”。这种牛皮由于上面有洞也就不值钱了。
马蝇子的繁殖方式和牛蝇子差不多，在夏季经常可以看到马群分成一拨儿一拨儿的，脑袋向内屁股朝外，尾巴在不住的摔打，那就是马儿防马蝇子的办法，遇到一只马蝇子突破防守叮住马的鼻子，马群就会“轰”的一声炸开。马蝇子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产下的是蛆，当时就能活，会四处爬动。而且，马蝇子还最爱往人的眼睛里下蛆，我们大队里经常有人被马蝇子将蛆下到眼睛里，那滋味儿可不好受，还不能用棍儿或棉签拨拉。当地常用的一个土办法就是用烟袋油子，找一根纸绳或粗棉线，伸到烟袋杆儿里沾满烟油，然后用眼皮夹住线一拉，烟袋油子就留在眼睛里了，只有它才能把蛆杀死，最后再用清水冲洗眼睛，把人折腾得够呛。我也遇到过危险，那天我坐大车去图穆特，路上忽觉眼前有个东西飞过，眼镜上就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了，摘下眼镜一看，原来是被马蝇子下了蛆，似细白线头的蛆已经四处乱爬，幸亏我带着眼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五、迷茫
知识青年也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迷茫，这是对人、对社会的一种认知过程，也可以叫年轻人的“更年期”吧。
环境的艰苦，干活儿的劳累，这些我们都不看在眼里，相反的看作是对我们的磨练。但是在处事阅历和处理人际关系上，却总是脱不开城市青年的单纯和浅薄。尤其在经过“清理内人党”的错误挫折后，和当地牧民的关系一度紧张，一些牧民认为知识青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些知识青年不能正确对待，偶有顶牛现象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已经从十七、八的小青年变成了二十多岁的成年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个牵涉到人生一辈子的大问题迫使很多人认真思考是否有必要在牧区呆一辈子，思想上必然要起波动。在1970年、1971年的时候，有一阵子流行“肝炎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强，各个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人不约而同的都患上了这种病，这是个“富贵病”，在草原上缺医少药、气候寒冷的条件下很难痊愈，基本上都是回北京调养。也有些知识青年这一去就不回来了。这时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始刮起了“知青返城风”，也自然的波及到了我们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扎根草原，做新牧民”的决心受到极大冲击，使不少知识青年情绪低落，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想法，自以为“看破红尘”。连一些原先“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口号喊得最坚定的人也纷纷找理由办返城手续。
这时发生了一些知识青年的意外死亡之事，加剧了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
在沙麦公社第一个死亡的是罕乌拉大队的蔡兴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在我国北部边疆陈兵百万，冲突时有发生，边防骤紧。我们这儿的基干民兵手中的武器也从7.62骑枪、五○花管冲锋枪换成了半自动步枪和全自动冲锋枪，但是没配发手榴弹，罕乌拉的知识青年突发奇想，要自造手榴弹。没想到这个荒唐的想法居然还得到了公社军管会的同意。有几个知识青年就动手试了起来，他们也是找了各种材料做成黑炸药，唯有手榴弹的拉火无法解决。不知谁出了个“小聪明” 的馊主意：用火柴。他们将几根火柴捆在一起，包在火柴的磷火板中间，留下一根线头儿在外面，就装在手榴弹的手把里了，他们想的原理是一拉火柴就会燃烧，就会引爆里面的炸药。想得容易，哪儿那么简单呀！要那么容易，不是人人都能造武器了？这不，就出事儿了。那天参加试验的几个人到饲料基地作试验，蔡兴隆本来不是实验小组的人，可他却好奇得很，非要扔一个听响，大家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头两个扔出去声响全无，第三个他还偏要扔，可这次就不幸运了，一拉火还未来得及扔手榴弹就爆炸了，一团红光闪过，蔡兴隆倒在了血泊中，他的胸口被炸成了蜂窝状，惨不忍睹。又一条鲜活的生命被夺走了，留给了大家血的教训和悲哀。
而我们大队的“赵万里之死”则正是知识青年思想处于最低谷时期的典型表现。
赵万里是我们包的知识青年，他是在1968年上山下乡高潮中来的，家也是北京的，父亲是西直门粮库的老工人，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他干活很是不错，很认真负责，但天性老实，不善言辞，性格也偏软弱。他自然也受了 “在牧区扎根还能干多久？有没有出路？” 这种思潮的影响。
那时战备形势很紧张，按照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以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为首的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虎视眈眈，在我国北部边疆陈兵百万，我们自然有“保卫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基干民兵都有在边境线上协助边防部队站岗放哨，监视敌人动向的任务，称之为“二线哨所”，就是在边防线附近的山上修个哨所，有碉堡，有房屋，大队里的民兵轮流值班，每班4个人。 这个哨所在霍尔其格大队境内，离我们包的夏营盘有30多里地。当时与赵万里一起执勤的有4个人，除去他之外还有另一个知识青年路欣、牧民乔格吉勒和白夏格德勒。话说赵万里清晨下岗之后回到屋里，躺在床上卸子弹，他随手打开枪下面的弹仓，“哗啦”10发子弹全数掉在床上，他又将弹仓一合，随手扣了一下扳机，“嘡”的一声枪响了，满屋的人都惊呆了！原来这半自动能装11发子弹，刨去弹仓里的10发外，枪膛里还顶着一发，赵万里给忘记了！这屋子里面的墙也是圆形的，子弹打在对面的墙上，顺着墙跳了一下，正打在弯着腰刷牙的乔格吉勒的屁股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一见血乔格吉勒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几个人全慌了手脚，路欣赶紧骑上马向公社报告去了，从哨所到公社足有40多里地，他到了公社，公社再向旗武装部报告，旗里再找车从100多里地外赶来，没有四、五个钟头是办不到的。再说哨所里，白夏格德勒见路欣许久不回来也骑上马跑回大队找大队书记去了，只留下赵万里一个人顶着。等到下午大队和公社、旗武装部、旗医院的人赶到后，哨所里只剩下了乔格吉勒一个人趴在床上昏睡着，赵万里不见了踪影。
这时的我正在包里放牛，清早远远的看见路欣奔公社而去，不知啥事，心里还在嘀咕。过了中午看见许多的人和车辆奔哨所方向而去，心里就打开鼓了，感到一丝不妙，这时大队有人来了我们包，问我见到赵万里没有？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赵万里，你千万不要干傻事呀！”牛群也不顾了，骑马就奔“二线哨所”而去。只见哨所内外都是人，乔格基勒已经被送到旗里去了。见到我来，公社的武装部长达木切问我：“赵万里真的没有回家？”我便知还没有找到，我对他说：“他肯定就在附近，你让他们到山头上和岩石中找找看。”果然过不多久，就有人在一处很隐蔽的岩石缝中发现了死去的赵万里，他是用半自动步枪自杀的，脸上残留着浓浓的泪痕，看来他在自杀前肯定做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具体赵万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怎样想的，任何人也无从知晓，旁人也不能妄加猜测。但整个事件的过程让人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这冥冥之中似有太多的巧合，好像天意一般。
赵万里的死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情绪打击很大。那年的中秋之夜我写过一首诗，现在看来正是那种思绪的流露：
“青山朦胧欲罩纱，
绿水微澜起雾霞，
可怜塞北中秋夜，
淡云轻抹月中夹。”
大队里的知识青年先是朴晔调到了盟里的文工团，李保田、张宝林、刘振中上调去了呼和浩特，接着是沈柏林、张素华、孙淑兰等人调去了锡林浩特煤矿，也有好几个因病、因家庭困难回了北京，留在大队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了。到了1976年春的时候，50个知识青年只剩下了十来个。 六、走向成熟
我们刚到牧区的时候，正是十七、八岁思想单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经过几年的摔打锤炼，不但学会了生活的技巧和经验，大家也都逐渐的成熟起来，再不是那思维简单、干事鲁莽的二愣子了。
在学会生产、生活本领的同时， 我们也在争取为牧民做更多的事情。当时牧区缺医少药，医生更少，关节炎、肝包囊虫、绦虫等寄生虫、风湿性心脏病、氟骨症、肝炎、肺结核等地区常见病却很多，知青们自学医术，像李亚平、张丹、杨慧星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不分日夜地为牧民治病解痛。高淑琴在做好大队出纳工作的同时，在自己身上练习，学会了针灸技术，遇到谁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也能手到病除。路欣则是琢磨牲畜，成了不错的兽医。邵新国成了拖拉机手，那可是大队里唯一的一台55马力东方红，在这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地方，发挥了生产、生活、方便牧民的作用。
说起来还有一件有趣的事，罕乌拉大队有一名知青叫葛长海，他也是赤脚医生，学的是中医，在当地行医闯荡的还小有名气。一次我回北京，老母亲犯病，心里难受、腹胀、失眠、不想活动，找了几家医院看也没有大的效果，我听说葛长海也正好回来了，便把他请到了家来，一问二看三把脉，开了一张药方，我跑到药房去抓药，一服药才一毛三，我将信将疑，把药煎好后给母亲服下，还真甭说，第二天我的老母亲就下地了，自此我母亲对他是十分信服。
我最佩服的还是黄宇翔和金玉环。当时在大队建立了小学校，这样牧民的孩子就不用到公社去上学了。因为牧民居住是很分散、很远的，所以孩子们都住校。孩子们只有二、三十个，但是却分成了6个年级，教师只有2个人。教室也少，学生们按照年级分成6排挤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年级上课其他的学生就上自习。黄宇翔她们二人就在学校当老师，教数学和汉语文，同时还要负责孩子们的宿舍管理和生活，没有工作时间所言，一天到晚都是在学校，劳累不说还要费心。更让人感动的是她们两位老师还自觉地承担起为孩子们消灭虱子的任务，每当孩子们从家中返回学校，她们就要把孩子们的衣服收集起来，统一消毒、洗烫，晾干、叠好。她们还亲自为年龄小的学生们洗头，用篦子把藏在孩子们头发中的虱子、虮子拢干净，这需要对孩子们的真诚爱心，不怕脏累的精神才能做到。
知识青年每年都有回京探家的，给牧民捎东西是自然的事。我每次回家都要到邻近的牧民家去询问有没有要在北京买的东西，回到北京后往往是把北京的各个大商场都转遍了才开始采购，力争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当我回到大队，看着牧民们拿着绸缎高兴地在身上比试，拿着物品左右欣赏，我从心底感到高兴。
我在暂代出纳员的时候，自学了简单的蒙文，无论是剪羊毛、收马鬃、到牧民小组记工分等等，尽量都用蒙文书写，这样能让牧民看得懂，心里清楚。遇到不会的词语就向牧民请教，他们总是十分热心的教我。看着牧民拿着我写的工分单子，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了一种劳动付出的满足。
但是有一件往事总是萦绕在心头，每次回想起来都会感到一种歉疚。那时在1974年的冬季，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得蒙古包外有人在敲门：“巴特尔，巴特尔。”那时包里就我一个人放牛，白天黑夜的累得够呛，今夜天气平静无风，感觉可以睡个好觉了，谁知又被惊醒，心里很不高兴。我强打精神问道：“谁呀？”“是我，松迪，我可以进来吗？”我心想：“准是又喝多了，跑到这来要酒喝。” 便翻转过身去，不再理他。他见我没动静，也就走了。天亮后，我头脑清醒了，回想起昨夜的事儿，顿觉不妥，人家就算是喝多了，我也应该把他留下来呀，这么冷的天儿，万一醉卧在野地出了事可不得了，这也不合草原上接人待物的习俗呀？越想心中越不安，赶紧骑上马跑到大桑布家询问，得知昨夜他又在大桑布家喝了酒住到夏达布海家去了，没出事，心下稍安。松迪家在第四组，见面的机会很少，因此到我离开大队也没能当面向松迪道歉。但此事在我心中始终是个阴影，始终觉得对不住松迪。
对于政治斗争，知识青年有着敏锐的嗅觉。尤其在经过“挖肃”斗争的挫折以后，知识青年对于辨别政治是非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少了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和紧跟时髦政治风的坏毛病。
1969年以后，大家对全国各地正在越刮越烈的“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的风潮均感不满，尤其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我们也从各种渠道听到许多内部消息，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迫害老干部，借批判林彪、孔老二挤压周总理，不抓国民生产的行径非常不满，知识青年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普遍流露出担忧党和国家未来的命运的心情。我在1972年的中秋节曾写过一首7言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
“八月中秋皎月悬，
沙原寂静北风寒。
偶传犬吠惊思路，
神驰五洲悟真诠。
青年时期风华茂，
任重道远做中坚。
靡日不思中原事，
登台小丑似蝇遄。”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国家有了很大的起色。1976年初，因母亲病重，我回到北京，听到了不少江青等人在毛主席跟前进谗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大肆阻挠邓小平开展经济建设的消息，也亲身经历了那年“清明节”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遭到“四人帮”残酷镇压的场景，我心中十分不忿，就在给我中专的同学谢颖、宋玉章等人的信中谈了对“四人帮”的看法，把他们吓得够呛，赶紧把信烧了。后来宋玉章对我说，你胆儿也忒大了，那玩意要给查出来，还不得进监狱呀。
1976年9月，我参加工作后和另外3名同志到北京水利局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10月6日，霍尔其格大队的叶坦骑车60余里赶到我们学校，一见面就惊喜急切地问我们：“你们猜发生什么大事了？”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是不是把江青他们抓起来了。”他高兴的跳着脚说“就是！就是！”又奇怪的看着我：“你是怎么猜到的？”其实当时大家都是心照不宣，“毛主席逝世后该收拾他们了！ ”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我选择了从上山下乡开始的人生之路，但我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在磨练、付出和追求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生活经历使我树立起人生的世界观，对一切名利世俗逐渐看得很谈，不再随波逐流，对人生充满了乐观。无论是生活中的或是工作中的困难都有自信心去克服，而不会被困难所吓倒。
经常有人在问我，你对到内蒙古去插队不感到后悔吗？我总是坚决的回答：永不后悔！
在此我借用韩冷做的一首歌词来表达我对草原的思念之情：
草原哪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马背呀马背生命的摇篮
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
你用深情的歌声为我催眠
那朝霞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那白云似的绒毛为我抵挡多少风寒
不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
不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

牧场哪牧场我智慧的源泉
马蹬啊马蹬我人生的起点
你用闪光的格言把我教诲
你用凶猛的风暴将我锤炼
那流沙般的岁月给了我牧人的勤劳
那荆棘似的征程赋予我骑手的勇敢
不论我走到哪里总看得见你在举目遥望
不论我离开你多久也忘不了你美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