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淹没的十大中共重要人物

龙大祥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人从上个世纪初于民族危难之中寻路开拓，抛头洒血，到新中国成立后执政中国，探索改革，在一个民族崛起和复兴的征途中，能看到整个共产党人英雄的群像。这其中，有一些人，他们曾为中国共产党立下不朽功勋，后来却因种种原因被人们所遗忘。

　　恽代英: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恽代英(1895.8.12一1931.4.29)祖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小河镇石桥恽家村，出生于湖北省武昌一个书香世家。因为恽代英的爷爷恽元复是赫赫有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高级幕僚，所以恽家定居武昌。1918年武昌大学毕业后留任中学部主任，次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曾发起创办利群书社、共存社，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1921年，在南京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立即号召同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组织部长周恩来工作。1926年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负责“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与熊雄等在军校成立了中共特别委员会，即中共党团，任书记，熊雄、聂荣臻、陈赓等任委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后，恽代英和肖楚女一道，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壁”。

凭着才知和凤骨，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嬴得了学员们的爱戴。蒋介石想拉拢恽代英，每顿饭都让副官给恽代英特别送一份，以示“垂爱”，但恽代英不为所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北伐后，恽代英奉令留守广州，以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他和熊雄、孙炳文、肖楚女等，领导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员同国民党内分裂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预防他们借一切题目来破坏两党合作的阴谋。

他是国共合作的拥护者和实行者。1924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时，恽代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新建设》月刊。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是。在黄军校，恽代英先后编写了《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政治学概论》、《政治讲义大纲》、《党纪和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书和文章，就军队的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恽代英和周恩来一起，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和杰出领袖，他在大革命失败前即率部队赴前线直接作战。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一时许，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在广州发动了工农兵联合武装起义，恽代英就是起义领导者之一。起义前的10月15日，南方局暨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香港召开。全议改选新的省委，仍由张太雷任书记，恽代英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宣传委员，负责主编省委机关刊物巜红旗》，恽代英在《红旗》上发表了《冬防》一文，号召工人农民起来准备暴动。起义的第二天，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恽代英在会上宣读了《告民众书》，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恽代英任秘书长。

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疯狂地扑向红色政权。张太雷在前往大北门指挥战斗时，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12日晚上，敌人援军汹涌而至，从西、北和珠江南岸三面包围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恽代英身上。他临危不俱，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直到14日清晨，恽代英才随最后一批起义战士撤离广州。

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上海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等待接头的革命同志时被捕。恽代英咬定自己叫王作林，是做临时工的。后由上海公安局转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1931年2月，又将他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号牢房之中。经党中央组织营救被释放一事己有了眉目。不料4月下旬顾顺章叛变，供出恽代英。蒋介石得知马上令军法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查劝降遭拒。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狱中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蒋介石见劝降失败，便下了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监狱的菜地旁边，恽代英慷慨激扬地演讲，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行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也加不动扳机，执刑官无奈，只得换了另一个看守开枪。“砰，砰……”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恽代英是具有一定实战经验的少数几位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先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也是少有的。但由于他牺牲较早，以至于今天有许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名人旧居是体现历史名人功绩的重要标志。恽代英故居在武汉共有两处，分别位于武昌涵三宫1号(1999年被拆)和得胜桥50号(2013年拆剩一处小楼)。武汉是他恽代英革命生涯的起源地，可是在武汉，除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有恽代英塑像，再没有任何纪念馆，这与恽代英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实在不符。

　　1924年5月，恽代英(后排右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的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的留影。

　　博古:把毛泽东扶上马的关键人物

　　博古(1907.6.24一1946.4.8)在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谱系中，瑞金时期(1931一1934)的博古，被定格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副帅、总代理。在各色各样的文艺作品中，博古更是被刻意涂抹成思想缰化、言语僵硬、只会按照共产国际指令行事的人，成了被随意讥讽、嘲笑的反面典型。这实在是难以言说的悲哀。事实上，博古在遵义会议前后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博古，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自幼学业优异，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和原名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博古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根据国际远东局的建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局，由博古、张闻天(洛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博古为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同年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非工人出身的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所谓“伍豪事件”。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巜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等243人脱党启事。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和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己去苏区。这件事虽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澄清事实，指出“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这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1933年秋一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博古为“军事天才”。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的经验教训，请周恩来主持会议。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同年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28岁、作为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的博古，面对建党元老、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的张国焘及陈昌浩，是非分明，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在军事上，博古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时说到:“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5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一致。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过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在此期间，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6年“双十二”，博古在周恩来后代表中央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作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代表身份被派往南京做中共代表，与蒋介石谈判。1938年在武汉市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一1940年，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1939年8月的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博古作了南方党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工作给以很高评价。1939年8月底，出任南方局代理书记，毛泽东称赞工作“干得好。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毛泽东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毛泽东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博古的很多社论、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与毛泽东被称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博古博学多才，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与王若飞(中央委员)、邓发(中央职工委书记)和叶挺(新四军军长)等13人加上美国空军驾驶员共17人，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时遇恶劣天气坠机身亡，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4月20日，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追悼大会空前隆重。毛泽东写了《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问。中央有挽联，刘少奇和朱德、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毛泽东悲伤得几夜未眠，大家劝他不要赴会。周恩来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为纪念博古以身殉职，为国捐躯，延安“四八烈士”纪念馆为他塑造了半身铜像。

　　(前排左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第二排左起)叶剑英、博古、周恩来在延安合影。

张浩:红军会师有重大贡献的神秘国际代表

　　在红军取军取得长征胜利的这段难忘的历史中，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在长征中为维护党的团结、争取红军长征的完全胜利立了大功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一张浩。毛泽东一生中，曾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战友抬棺、下葬。享比殊荣者，就是张浩。

张浩，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林育英，字祚培，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县林家染铺湾，是林育南、林育蓉(林彪)的堂兄。父亲是一个染织工人，因家庭贫困，张浩自小参加动，13岁才入私塾。1919年五四运动中，在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的影响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2月，由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张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之一。1923年秋，张浩与李求实、吴化之等人一一起，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5年，张浩由苏联回国，12月26日，领导上海群众推翻段祺瑞政府大游行。大革命失败后，任汉口市委书记，领导地下斗争。“八七”会议后，又领导大冶、阳新、鄂城三县的秋收暴动。1928年5月，任湖南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到安源一带活动。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一度“出家”，法名明持。1929年到上海，担任沪西区委书记。5月30日组织群众游时被捕，4个月被营救出狱。1930年，派往东北组建满洲临时省委，张浩任书记。9月，张浩出席六届三中全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东北后，因叛徒出卖，在抚顺再次被捕，受尽各种酷刑，“九一八”事变后，才被营救出狱，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中华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张浩和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起草了有名的“八一宣言”。自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派张浩回国执行这一任务。

1935年11月初，张浩到达陕甘交界的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决定，由张浩作说服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当时，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更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是最合适的。然而强浩也有为难之处，在他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任务。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不上，而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这一令党中央为难的棘手问题，虽然这要冒很大风险。张浩愉快接受党中央任务，并以“林育英”的名字向张国焘发电报。

收到了张浩的电报后，张国焘仍不愿带部队北上，仍心存侥幸，幻想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能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张浩发了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月16日，张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一封电报。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浩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除去电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决定’，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张浩又按毛泽东、张闻天建议给张国焘、朱德发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张国焘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张浩的这个电报。只是由于张浩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张浩的意见。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在朱德等同志的斗争下，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受阻，被迫接受了成立由自己担任书记、任弼时担任副书记的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这一时期，张浩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并指出第一方案北上陕甘为上策，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鉴于此，6月6日张国焘召开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8月3日、9月3日，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又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随后，四方面军日夜行军北上，并按期于11月3日二、四方面军在宁夏同心城会师。张浩亲自到关桥堡迎接会见朱德、张国焘。过了几天，张浩根据中央指示赶到保安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随后，与张国焘一同回到瓦窑堡。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

1940年4月30日，延安各界2万多人举行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张浩在会上发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从此一病不起。

1942年3月，张浩的病情加重，他对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奋斗了二十年，现在看到了曙光却要走了。他要求死后葬在青年文化沟，与毛泽东所住的杨家岭隔河相望。他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看着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也意味深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3月6日凌晨，张浩在中央医院逝世。3月9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张浩执绋抬棺，入土安葬。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集体为张浩抬棺送殡。

　　李特:被历史淹没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李特，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红军时期，他却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红四方军参谋长。在长征途中，李特奉陈昌浩的命令，带人持枪追赶毛泽东，并对毛泽东出言不逊，阻拦中央红军北上，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1938年初，李特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被杀害，从此沉冤半个多世纪。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期间，参加路矿大罢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党组织派李特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个子矮小，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小)”。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1924年秋，李特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1930年秋，李特离开莫斯科回国。

李特在鄂豫皖苏区时，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25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

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坎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党中央毅然决定，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当时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凌晨3点，红军大学接到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合签发的出发命令。在周坝的张国焘得知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北上后，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红四方面总政委陈昌浩派人给彭德怀送来亲笔信，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信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陈昌浩又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前去传达命令，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

对李特等人的行为，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十上这里，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器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李特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然而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为李特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与追敌血战竟日，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国，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失败己成定局。后来，很多书刊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打的最后一仗一一安西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进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洗冤”，他纠正说:“安西是我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1937年5月7日，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在新疆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并作了长篇报告。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迷: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至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对他评价颇高。红30军军长李先念对李特很了解，他曾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气头上。”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原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91师师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电台台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的宋侃夫说:“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直到1996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发出通知，为李特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总政为李特出具的革命烈士通知书。

　　陈昌浩:西路军覆灭后退出政治舞台的总政委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湖北武汉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没”、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当时张国焘与中央的分岐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秦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而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已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我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置毛泽东于死地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但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中央领导信任的人，因为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激烈的路线分歧斗争漩涡之中。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游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根据徐向前所撰写回忆录看，1937年，当时“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在短短几个月中，中革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重围之后，“中革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1937年2月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急电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被马家军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西路军最后直至全军覆没。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在叫但复三的老乡家里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后，徐向前任副师长。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革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彪悍的“马家军”围歼。中革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

1937年6月，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打算在英山区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未能如愿。期间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后，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共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都没有回音或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电，还是历史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期间，蔡畅曾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灭，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人、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家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当着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眼含热泪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

1967年7月30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陈昌浩(左一)与外国友人合影。

　　饶漱石:新中国成立前被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

　　饶漱石这个名字往往是与“反党阴谋”、“反党同盟”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

饶漱石，190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的一个小知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饶思诚。饶思成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建国后直到1958年任江西省副省长。饶漱石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书记。1924年夏秋之间，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参与了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坚贞不屈，英勇斗争。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漱石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下山谈判，为新四军军部战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漱石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饶漱石机智处理皖南事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漱石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四平代表耿飙(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漱石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车，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的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一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但饶漱石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同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一一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东、华野不买账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局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饶漱石实为中共华东战略区最高帅。1947年1月到1947年7月，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饶漱石作为华东军区和华东局负责人，人后勤上支持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蒙泰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领导指挥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思战役、兖州战役，以及协助苏北兵团进行了李堡拼茶战役、盐南战役、益林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饶漱石任中央人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像他这样身兼全国五大局之一华东局党政要职，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全国各地学习效仿。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分管劳动人事工资工作，是政务院五个口的负责人之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在长期的革命斗单中，饶漱石历尽艰险，多次死里逃生，既反映出他的机智勇敢，也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饶漱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的党性》、《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等。他的演讲报告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并编印成书。

以他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遗憾的是因高饶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却被野心误。1953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车作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分裂中共、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决议。1955年4月又牵涉到“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经毛泽东的“拍板”，饶漱石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审讯，后遭逮捕、判刑。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狱中患上精神分裂症，由公安部上报中央，毛泽车批准决定对他予以假释，1965年9月23日出狱到农场养病。“文革”爆发，1967年9月，饶漱石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上是保住了他生命。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饶漱石在狱中去世，终年72岁。史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共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谓“饶潘杨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得以平反昭雪。中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错定为内奸”与错定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两项罪名平了反。在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中，饶漱石具有重要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可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权重。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饶漱石(中)同陈毅(左)、粟裕(右)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张申府:被遗忘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张申府(1893一1986)，河北献县人。是“中国共产党三大创始人”之一。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就职于北京大学，从事预科的数学和逻辑教学。期间，通进同学兼至交郭晓峰，认识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张申府还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后来，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联手创办了《新青年》的副刊《每周评论》，出任编辑。在此期间，张申府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成了思想界的罗素专家。罗素曾在给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准备成立中国的党组织。他到北京后，经北大俄籍教慢柏烈伟介绍，找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到上海见了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的字)可以谈。最后在李大钊、张申府的一致意见下，党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基层组织一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创始人。

张申府曾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由此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原来，毛泽东于1918年10月，从湖南到了北京，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11月至1919年3月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时，张申府在北大教书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还曾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在此期间，张申府和毛泽东相识。不料有一次，毛泽东不知何因出了差错，招致张申府重重地甩给他要求他重抄，所以才有了后来“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以“顶头上司”一说。到了1938年，己经退党13年的张申府担任了救国会的领导，毛泽车特意给张申府寄去了一本刚出上没的《论持久战》和一封信，信里写道:“……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人枕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张申府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12月27日，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与周恩来很熟悉。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小组，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85年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张申府向廖仲恺推荐的。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2年9月，朱德和挚友孙炳文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前往欧洲，去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辗转四十多天后到了巴黎。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里，朱德和孙炳文了解到留法学生中有个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商人还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并将周恩来在德国的地址告诉了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周恩来、朱德、孙烦文三人相会了。因此后来出现了周、朱、孙“桃园三结义”的传说。对于朱德、孙炳文不屈不挠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周恩来深表钦佩，打算加绍他们入党，并将他们的情况告诉了张申府。几天后，张申府找到朱德、孙炳文，并与他们进行了入党前的谈话，发展二人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张申府是黄埔军校中第一位中共党员。1923年11月，张申府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经赵世炎介绍，认识了与张太雷等四人奉孙中山之命考察的蒋介石。这是张中府第一次同蒋介石打交道，相互间都很客气。然而生人性高傲的张申府虽说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十分佩服。1924年2月6日，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黄埔军校)在广州南堤二号正式成立。通晓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张甲府就加入了建校工作，担任翻译工作，也就蒋介石的德文翻译。同年3月24日，黄埔军校进行了第一期的招生考试。国文考题由戴季陶拟定，数学题目出自蒋介石秘书王登云之手。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张申府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由于得到了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总理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批由蒋介石亲自指定的17人中，仅有张申府一人为中共党员。此间，张申府将当时还在法国的周恩来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得，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同年明周恩来回广州，11月接任政治部主任。因为黄埔军校，周恩来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也造就了他中共“红色黄埔系”领雁人和中共军事工作奠基者的地位。

一失足成千古恨。据说，张申府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其二是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发表巜呼吁和平》一文从而被民监开除，进而被彻底地赶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申府后来说:“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1935年，张申府又投身抗日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于1942年组建了民主同盟，为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然而，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发表了一篇巜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的文章，给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民盟总部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巜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蒋！”

就这样，张申府从此陷八低谷。后经周恩来、彭真安排至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

1986年张申府辞世，享年93岁，是中共建党领导人中仅次于罗章龙和刘仁静活得最久的人。

　　旅欧期间，张申府(前排左一)在德国哥廷根和朱德(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傅柏翠:被党史遗忘的毛泽东挚友

　　毛主席诗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曾在中华大地脍炙人口。此句原稿，其实是“雪里行军无翠柏”。毛泽东所牵挂的“翠柏”，指的是在闽西刚结交的朋友傅柏翠。傅柏翠是什么人？革命者？改良主义者？国民党人？地方自治派？都不是，又都是。在20世纪的国共斗争中，傅柏翠算得上一位奇人和异教。

出生于闽西山区的傅柏翠(1896.9一1993.1.30)，15岁在福州上学时便因憎恨清廷腐朽而秘密加入同盟会。18岁时他前往日本留学。孙中山反袁“二次革命”失败，他主动要求入党并按了手印，并得到孙中山接见。翌年，在东京积极参加了反袁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罢课抗议活动。

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上杭，傅柏翠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核心人物。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一个营夜袭县城，傅柏翠跳城墙逃回乡。在白色恐饰中，他向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表示要坚持革命，并出钱支援党组织。经省委特别批准，他于8月初加人了中国共产党。9月间，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过上杭，傅柏翠发动上千民众前往支援，给周恩来、贺龙留下深刻印象，并从周恩来、朱德那里接受了任务。翌年春天，他在乡里首先开展减租，并由自己家带头。同年夏天，他与邓子恢等发起闽西暴动，建立起根据地和红军，傅伯翠担任了总指挥。后历任红七军十七师五十团团长、五十九团团长(罗瑞卿任参谋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为林彪)。

1929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5月间，傅柏翠在迎接红四军到来时见到了毛泽东、陈毅等人，此后大半年又跟随他们战斗。7月，随毛泽东到蛟洋文昌阁出席中央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以邓子恢为书记的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傅柏翠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扩大和巩因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受红军将士的赞许。在比较封闭的闽西山区，毛泽东能遇到傅柏翠这样有学识且非凡经历的人物，也感到非常难得。两人经常阔论天下大势，还吟诗论词。毛泽东曾由他陪伴登上临江楼，即兴写下了《采桑子.重阳》一一“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并称他为“看起来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实是能打仗的猛将”，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

1929年底，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会前，毛泽东曾同傅柏翠作过交谈，通知他出席会议。因家务缠身，他未能按时返回参加会议，结果他的前委委员落选。傅柏翠得悉后，情绪极为低落。毕景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毛泽东对他格外器重赏识。后来，毛泽东曾专程赶往蛟洋耐心劝慰，说:“红四军准备组织一个社会调查委员会，你来当主任。”傅柏翠那一时期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听不进毛泽东的真诚劝告。他借口道:“我粗心浮躁，不习惯做细致的填表、写报告的工作。只想在家乡组织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家团，敌人来了我就同群众一起打游击。”毛泽东见劝说无效，只如告辞。毛泽东与傅柏翠虽在一些观点上有分岐，关系却很亲密，贺子珍快分娩时毛泽东曾托傅柏翠照料。古田会议前，毛泽东下乡养病只带了5块钱，傅柏翠得知后派人送去200元，却被退回并吩咐用于部队急需。不久，毛泽东率红四军返回赣南，曾劝傅柏翠同行，傅柏翠却舍下得家乡故土。毛泽东途中写下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开篇便是一一“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在解放后发表时，由于考虑到傅的历史问题，经作者同意改为"雪里行写情更迫”。

但让人扼腕叹息的是， 1930年秋季以后，闽西党组织内矛盾日益尖锐。傅柏翠因主张按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做法搞“农村共家团”试验，不赞成党的六大确定的分配土地政策，与闽西特委某些人有意见，意气用事，先后几次拒绝了毛泽东、邓子恢、邓发等人的劝解，拒不接受党安排的工作和职务，导致被中共闽西特委于年末开除党籍。

1931年春，闽西苏区“肃反”时捕风捉影地肃清“社会民主党”，并把傅诬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闽西红军进入他所领导的古蛟地区，要捉拿他。傅柏翠组织本县武装进行了抵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傅柏翠“拥兵自卫”，却从未放弃革命理想。在困境中，他虚与委蛇，历任国民政府的县长、福建省参议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傅柏翠目睹中国革命取得节节胜利，思想又出现转变。1948年秋，他动员闽西实力派说:“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向共产党投降，争取一条出路。”翌年春，傅柏翠参与发动起义，以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配合闽粤赣边区解放军行动，实行新民主主义，服从中央领导。”国民党急令向南溃逃的胡链兵团围攻起义部队。在既援兵又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傅柏翠等只好弃城上山打游击。直到8月，傅柏翠在闽西与国民党军战斗了半年后，才指挥3000人的部队走出山区丛林，迎来解放军南下。

毛泽东打来电话托人问候傅柏翠，还嘱咐说，如果身体没什么问题，就赶快出来工作吧。福建省委鉴于傳柏翠在日本学过法律，1950年，安排他担任省法院院长这一要职。后来，傅柏翠以民主人士身份就任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的会场上看见毛泽东和许多老同志，因自觉渐愧而有意回避碰面。周恩来和陈毅却找他敬酒并识人起当年一起奋斗往事，傅柏翠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

“文革”袭来时，已到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始终不弯腰。“造反派”押送他到古田县平和农场劳改。20世纪70年代初，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惦记着“闽西大名鼎鼎的傅先生”，特意委托到福建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查问傅柏翠等人的情况。在叶剑英的直接过问下，傅柏翠才得以从农场“释放”，重新安排省文史馆馆长等职务。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福建省委于1980年代初复查了1930年代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冤案，认定根本不存在此组织，傅柏翠就此获得平反。老人怀着激动之情，提出了恢复党籍申请。1986年，傅柏翠在离开党56年后，以90岁高龄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3年元旦，享年98岁的世纪老人傅柏翠辞世而去

　　李卓然:鲜为人知的遵义会议参加者

　　李卓然1899.11.10一1989.11.9)，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潭市镇九区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李卓然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夏，李卓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任旅欧支部党小组长，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6年，李卓然与傅钟、邓小平等赵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秋，李卓然调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任赣县县委书记，工作卓有成效。同年底，奉命调回瑞金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调离赣县时，老百姓依依不舍，放着鞭炮送了他几十里路。

长征前夕，周恩来找到李卓然谈话，要李卓然与红五军团政委朱瑞对调，出任红五军团政委。红五军团以参加宁都暴动的官兵为主要阵容，董振堂任军长，是红一方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能打硬仗。

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行列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号主力北上。有一次李卓然临阵指挥，正和彭德怀用步话机通话，敌机飞来一通盲目扫射，由于猝不及防，李卓然身边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步话机也毁了，李卓然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打得最为惨烈的恶仗之一，红五军团殿后，付出了巨大牺牲，保证了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任务完成后，红五军团却迟迟接不到撤退的命令，硬顶下去，后果可想而知。此时李卓然果断下令撤退，在军团部已经过江的情况下，他派贴身警卫员骑马冲回湘江桥，传令剩余部队立即过江，能过几个过几个。红五军团第34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敌军4个师的重重包围，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止了黔北重镇一遵义。1月13日，中央以“恩来”名义发电李卓然、刘少奇，通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係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一份关于召开遵义会议的通知。李卓然和刘少奇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遵义。

李卓然参加了1月16日、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时，李卓然与刘少奇住会议室楼下一个房间。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实事求是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推动中付出巨大牺牲和惨重的代价，和部队战指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李卓然还果断指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李卓然等前线将领用亲身体验，在会上发言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在会上明确表示要求撤换错误领导，这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着非比寻常的积极作用。

李卓然作为20位正义会参加的参加者之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在中共历史上这是这次极其重大的转折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后来回忆起遵义会议这段难忘的历史时说:"我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推选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遵义会议后，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一直是后卫，任务极其艰巨，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中央机关和整个部队安全。在过金沙江时，中央机关刚过完江，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就和后面追示的敌人遭遇上了，一连激战几天，他们才渡过金沙江。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红五军团转战数省，一直担任后卫，经常和敌人的追兵遭遇。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领导下，红五军团将士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的进攻，终于保证了中央红军到达了陕西，保证了红军几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1935年6月，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李卓然在没有参加任何中央会议、并不明了张国焘和中央之间在北上还是南下之争的情况下，只身来到四方面军，尽管不为张国焘所信任，但他仍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四方面军将士的敬重。到四方面军工作后，李卓然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作出了先去取宁夏后取甘西的部署。同年十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黄河西进，。9日，河西部队开始西进。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陈昌浩、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西路军组建后，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11月9日，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等率领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等部队开始西征。李卓然后来回忆西西路军西征这段短暂而残酷的历史时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人的队伍，打的不足千人。”“很多同志早上还在一起，到中午就不在了。”“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牺牲最大，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在石窝开会，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工委书记，统一指挥西路军。这是会议还确定了西路军进军祁连山的路线。在危急时刻，李卓然主张部队集体行动，不和敌军正面接触，最大限度的保存实力，相机返回延安。后来西路军余部千余人在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率领下，摆脱了马家军的围追堵截退入祁连山。1937年4月底，李卓然率领说西路军左支队的领导干部和指战员420多人到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迪化(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迎接。

1937年底，李卓然回到延安。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李卓然不能接受，沉默下来。此后，他长期担任宣传部门领导职务。

1949年4月至1954年冬，李卓然任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11月，李卓然调北京工作，任中宣部副部长及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4月，李卓然拜去了马列学院院长一职。

1959年以后，李卓越虽仍任中宣部副长，但已不再分管实际工作，媒体很少报道他。许多老同志以为李卓然重病卧床，甚至以为他已不在人世。1965年李卓然陪周恩来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女飞行员。周恩来因事晚到，入场时观众起应鼓掌。周恩来向观众示意后，径直向李卓然走去，同他热情握手，关心备至。许多观众对此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老头有何来头。演出结束后，因周恩来提前退场，李卓然被众人推永拥领街上台和演员合影。合影时，李卓然却主动站在边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照片，许多老同志才知道李卓然还在中宣部，甚至才知道他还活在世上，纷纷打电话问候。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恢复了李卓然的真实历史面貌。

工作中的李卓然。

　　彭述之:一生漂泊海外的中央局二号人物

　　彭述之(1895一1983.11.28)，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前，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个“政治新星”，不仅当选中央执委(即中央委员)，而且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二把手”。然而这位中共早期的风云人物，后来却成为中国托派首领，经历一坎坷，漂泊海外，了此一生。

党内“留苏三领袖”之一。彭述之，出生于湖南省邵隆回县，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彭述之口才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很受苏俄当局的重视，对第三国际起了很大的作用。连苏联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留学莫斯科期间彭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中央宣传部就集中了三名中央领导，这在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可见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直到晚年于海外流浪时，他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

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这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了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彭述之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2月北方局撤销，改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而被解除领导职务。六大之后，向忠发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因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所以实际主持中共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歹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1929年，苏共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巜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警告他们停止托派活动。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号联名致信党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琴与中央的“绝交书”，。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

1929年12月15号，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蔟基直按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们名额相平衡，有“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当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党报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背叛，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释放。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与一些民族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你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以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第四国际成立时，彭述之任中国支部书记。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己离开托派。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岐严重，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彭述之与陈独秀两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岐，以后由分岐转为完全对立，最终分道扬镳。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昭林，王凡西等另一排被称为“少数派”。1941年夏主持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会大会，他通过决议，公开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1948年底，彭述之以他为首的托派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园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的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49年，彭述之曾主持讨论中国共产党胜利成功的原因和教训，公开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他先后流亡越南和欧洲。1950年初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51年，他参加第四国际第三次大会，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书记处成员。不久，彭述之因与第四国际总书记巴布洛的多数派在理论和政策上发生对立，即与第四国际公开分裂，成为少数派的领袖。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离开领导机关。1968年到日本，1973年后，定居美国。1983年10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8岁。

彭述之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后两次起义的有关组织准备工作，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他思想演变迅速，追求真理热诚，信仰马列和托洛茨基主义坚定。对中共早期革命，彭述之还是作了许多贡献的。有研究者认为：彭述之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宣传家和领导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与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他的国民革命理论对中共领导国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他也出现右倾的错误，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留下了经验和和教训。最后，彭述之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彻底与中国革命脱节，背离革命道路，最后被开除出党。彭述之在国外流亡期间，始终坚持托派观点。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言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的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1932年10月26日，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留影。

　　本篇主要根据《党史天地》(2016年2月上半月刊)杂志中《被历史淹没的十大中共重要人物》一文并参阅有关文献及网络文章编辑而成，感谢原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