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找

袁子旦

　　几个男人围坐在堂屋中间的八仙桌旁，昏暗的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无限巨大地映照在墙上，烟雾缭绕在他们的头顶，高粱酒刺鼻的气味满屋子乱撞。

我斜靠着炕沿，一会儿看这群男人，一会儿看墙上扭动的他们的影子，觉得很好玩。当然，更让我期待的是这群男人中时不时有人忽然想起我，把我叫到身边，用筷子夹一片肉，放进我的嘴里。我快速地回到炕边，看一眼坐在炕上的娘，满心欢喜地咀嚼。

“小，来。”不大一会儿，四叔叫我。四叔在聊城上班，今天过晌午才到家，他平时很少回村里，这次是因为他的三哥我的父亲从福建回来探亲，他特地奔波一百多里地赶回来。四叔叫我小，是源于我们那一带长辈对男孩子的亲昵爱称。我听到四叔和蔼的召唤，迈动小腿飞快地跑到他身边。四叔没有拿起筷子给我夹肉，而是把手伸进上衣兜里，掏出钱包，对着灯光抽出一毛钱，对我说：“去供销社，给叔买一包一毛找。”一毛找是一款香烟，一包九分钱。

　　娘数落四叔：“这么黑下，你不个人去，叫孩子去？！”

四叔回应：“俺跟三哥好好拉拉呱，兄弟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容易吗？”

我攥着一毛钱出了门。

天地一片漆黑，近乎伸手不见五指。我摸摸索索走出家门，走出巷子，走到大街上往西拐，很快到了供销社。供销社早就关了门，我踮起脚攀着窗沿敲窗户。里面人问：“谁？”

“俺买烟，一毛找。”

不大会儿，窗口打开一扇小口，我把钱递进去，里面递给我一包烟和一分硬币。

我一手拿着烟，一手攥紧一分硬币，跌跌撞撞地赶回家。

回到家，我把钱和烟交给四叔。四叔愉快地摸了摸我的头，表扬：“行，俺小行！”便给大家分烟。

娘说：“小四你也太小气了，黑灯瞎火地孩子给你买烟，你那一分钱给孩子算个跑腿钱不行吗？”

四叔回应：“嫂子，小孩子拿钱做嘛，该给他的时候会给他。”

娘笑着说：“你就是舍不得那一分钱。”

……

　　这就是我的四叔。

多年后，我跟娘聊天的时候，娘提起那晚的一毛找，说你四叔就是小气，一分钱舍不得给你。我说，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叔不给我也是对的。

娘曾经跟四叔商量换个小孩——我和弟弟跟四叔的两个闺女芳和伟交换。我娘很喜欢女孩，偏偏生养了俩小子，娘就打芳和伟的主意。有一年，娘顶着晕车的巨大痛苦去了趟聊城，在四叔家小住几日，跟芳和伟亲密接触后，让她越发喜欢这俩孩子。但后来终究没有成功交换。娘回忆这桩趣事时候跟我说，你四叔嫌你饭量大，不要你。

四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他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据说还有个弟弟，在我奶奶去世后夭折了。

奶奶去世时，四叔大概三四岁，爷爷无力抚养，便以二百斤的小黄米卖给了人家。没多久，好像是二姑了解到四叔在那一家不被待见，就极力鼓动爷爷把四叔赎了回来。

叔婶在聊城古运河边上的山陕会馆前留影

1950年代末，老爹和四叔兄弟俩在城南挖河，适逢聊城工厂招工，他们俩直接进了工厂当工人。不久后，兄弟俩辗转到淄博工作。淄博比聊城离家更远一些，老爹就动员四叔回聊城工作，离家近，可以经常回去，免得爷爷牵挂。

1961年，老爹响应上级号召，支援福建到了闽北，从此扎根于此，直至终老。

四叔在聊城一家国企工作，退休的时候是人事科长。

那年我到聊城，在四叔家住了些日子，聊天时候四婶抱怨说，你叔当人事科长那么多年，尽考虑为别人安排工作，从来不考虑把两个闺女工作解决了。

除了这等大事，四叔的邋遢也在四婶的抱怨行列。四叔不大修边幅，生活中无大事，随意即可。这一点极像我的父亲。有一天晚上睡前洗脚，袜子脱下来顺手塞进衣服兜里。第二天上班后，四叔习惯性地掏手绢擦嘴，结果掏出袜子，连看也不看，直接擦嘴。此举正好被同事看到，笑翻了。袁科长用袜子擦嘴的笑话不胫而走传遍厂内外。婶在说起这事时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四婶很知足，这个貌似邋遢的男人里里外外一把手，煮饭炒菜人情世故样样干净利落。

　　叔婶与两个妹妹芳和伟

从买一毛找到再次见到四叔，已然近二十年过去，我也是大小伙子了。那天中午，我一路询问找到四叔家，家里只有四婶，叔退休后在附近的修车店帮人指导工作。没多长时间，四叔回来，看到他满头白发，我一下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没有电话的年代，我就经常给四叔写信。信的开头是：叔父母……回信多是四婶写的。四婶高中毕业，在我们家她这辈里学历最高。有了电话后，我经常跟她们打电话。老爹有次到我单位，我说要不要给四叔打个电话？老爹想都没想说可以。

电话接通后，我先跟四叔说了两句，尔后把电话交给老爹。老爹对着话筒叫了声：“小四儿啊。”眼泪便悄然流下来。兄弟俩聊了十几分钟。撂下电话，老爹怔怔地对着电话凝视许久。这是他们兄弟俩分别近二十年来头一回听到彼此的声音，相互交流。

后来电话普及，家里也装了电话，老爹和四叔就经常通话，聊解思念之苦。

我跟四叔打电话多是拉家常，劝他少喝酒，少抽烟。他总是说酒喝得少，烟也没多抽。多数时候，我在电话里跟他开开玩笑，逗他乐。有一次向他求证，当年是不是因为嫌弃我饭量大不要我？他说，嫌你饭量大是借口，换嘛呀换，都是个人（自家）的孩子。

后来，我打去的电话多是四婶接听，有时候说四叔出门了，有时候在院子里，叫一声，四叔就接听电话。

　　四婶喜欢猫，她养的小猫会捉老鼠，还会逮麻雀。

有天傍晚，我再次打通了四叔家的电话。是四婶接的，聊了几句，我说要跟四叔说话。四婶说你等一下。便听到四婶招呼四叔：“袁，袁，建生（我的乳名）跟你说话。来，跟孩子说两句。”四婶催促了好一阵子后，跟我说：“你叔没事，就不说话了。”撂下电话，我有点怅惘，四叔咋了，怎么不跟我说话呢？

再后来，电话打去，四婶接听，叫四叔时候，他却不大愿意跟我说话，我却不知道，这时候的四叔已经病入膏肓了。

1995年正月，我和娘回老家省亲，跟叔婶合影。

四叔的病是肺癌，做过手术，效果还不错。病是啥时候发现的，又是啥时候做的手术，叔和婶及俩妹妹当时都没说，我就一直认为叔的身体很健康，整天依然嘻嘻哈哈乐观向上。

就是每次接听我电话的四婶，身体健康却也每况愈下。

早年间，四叔在老家村里盖了新房，在我家院子的东边，紧挨着，原打算让四婶和两个妹妹住在老家，可是，四婶体弱不能从事农活，加之与四叔两地分居，新房就空着，一天也没有住过。有段时间，我大爷在里面放置干草，我们一帮小伙伴在里面捉迷藏。房子空置近三十年后，卖给了本村乡邻。那年我回老家，正赶上一群人拆四叔家的房子，见此情景，我怅然若失。

　　2018年，在新疆工作的萍姐和姐夫到福建看望我娘。萍姐是我大爷的闺女，从小跟我娘亲。这是她们娘俩平生头一回合影。

201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厨房炒菜，忽然接到伟妹的电话，她平静地对我说：“哥哥，你叔和你婶子都走了，后事都办完了——”我关掉灶火，让泪水默默地流淌……

我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离去，但没有想到这么突然。四叔是上午离开的，同日晚间，四婶也走了。

这么多年来，我老想起一毛找，想起那晚的情景，想起四叔的那一头银发和拖沓的脚步，想起四婶对俩妹妹指着我说：“这是你们的亲人。”

四叔是他们兄弟四人中最后走的，最早走的是我二大爷，其次是我大爷，老爹比四叔早走七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四叔的健在对我是一种精神支撑，父辈是心灵的依赖，是一座坚实的靠山。现在，这座大山轰然坍塌，我也就无从依靠……

知道叔婶去世的消息后，娘哭着说，芳和伟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了。万般心痛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