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谈判

李鑫

<p>1949年,刘少奇(中)同高岗(左三)、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合影</p> <p>&nbsp;&nbsp;&nbsp;&nbsp;毛主席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指挥,将战争引向胜利。1948年12月间,苏方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说服中共别打了,还引用了ー句古语“兄弟阋于墙,犹外御其侮,”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在组织平律、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竭力逃避覆灭的命运,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次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我们,未作任何表示。这说明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师哲将那封信译成中文后,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看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周恩来说了句,一看就知道是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笔法,文绉绉的,毛主席则一言未发,不予理睬。</p><p>&nbsp;&nbsp;&nbsp;所以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问刘少奇:“我当初妨碍过你们(指当初斯大林打电报阻止我军解放进程,并可与蒋介石谈判,以长江为界,分界而治的这件事)。”刘少奇说:“没有。”斯大林说:“妨碍了,妨碍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nbsp;刘少奇就客套地说,没有没有。</p><p>&nbsp;&nbsp;&nbsp;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了这个话以后,认为自己已经就这件事做了检讨,跟中国这个芥蒂就算完结了。</p><p>&nbsp;&nbsp;&nbsp;经过两次会谈后,王稼祥提出:这样谈法太零碎,最好写个书面的东西,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下ー步的作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同意。于是王稼祥把他在出国之前就已准备的提纲再一次写好之后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个提纲很好,便亲自写稿由师哲和一位苏联同志翻译,随写随译,很快便送交斯大林,并附信说希望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看。</p><p>&nbsp;&nbsp;&nbsp;第三次会谈就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元帅们阅读了中国代表团写的材料之后,斯大林专门为中国代表团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几位元帅列席研究这个材料。会谈中斯大林解释说:因为材料中军事问题很多,所以请了几位元帅来参加。对材料本身斯大林认为写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意见,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参加会谈的苏方同志也都表示没有意见和问题,然后斯大林问中国代表团有什么问题?刘少奇提的问题,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还有其它一些问题。</p><p>&nbsp;&nbsp;&nbsp;斯大林回答的大意是:在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现在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人民不愿意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搞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一一美国国防部长风闻“苏军从阿拉斯加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p><p>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很快承认,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就不会孤立了。可是这一点也无太大的把握。斯大林这次提了ー下,态度也不很明朗。8月,当中国代表团告别回国时,斯大林又强调说:“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斯大林提醒我们警惕。</p><p>&nbsp;&nbsp;&nbsp;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见是在斯大林的别墅。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开座位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在前一天就同工作人员反复讨论了祝酒词,她站起身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p><p>&nbsp;&nbsp;&nbsp;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老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这杯祝酒。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肯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兄弟还是小兄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这是由于两国的文化不同造成的。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那是当之无愧的。</p><p>&nbsp;&nbsp;&nbsp;&nbsp;国民党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夭夭。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岗也提前回国了。</p><p>&nbsp;&nbsp;&nbsp;</p> <p>1949年访苏时,刘少奇在所住地留影</p> <p>&nbsp;&nbsp;&nbsp;&nbsp;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师哲参加,斯大林邀请他们到他的别墅,引领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中有从我国引入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两位中国客人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因为中国代表团就要启程回国,所以斯大林惋惜地说:“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的各种作物。他们三个人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治局委员做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回国时,和中国代表团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中国代表团原提出需要150名。斯大林将这事交N柯瓦廖夫去办,他物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96名,并亲自带领,与中国代表团同车来到中国。</p><p>&nbsp;&nbsp;&nbsp;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内容都会及时电告国内,于是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本计划在1950年1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所以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斯大林的建议,将开国大典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p><p>&nbsp;&nbsp;&nbsp;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两个小时内,苏联就来电承认并致祝贺,接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p> <h3>毛主席在海拉尔车站散步</h3> <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二)开往莫斯科的绝密专列</p><p>&nbsp;</p><p>人物介绍:任远:红色特工。1919年,任远出生。原名马嘉善,在投考绥德师范学校时曾改为马耀武。陕西绥德师院毕业,是该校三十年代中后期学生,也是一生沉浮于中共情报系统中的高级干部。</p><p>&nbsp;&nbsp;&nbsp;习仲勋夫人齐心是绥德师院校友。习仲勋、齐心曾分别在不同时期为绥德师院题词。20007月15日,习仲勋为绥德师院题词:革命英才的摇篮。2006年,习仲勋夫人齐心探访母校绥德师范时题词:西北革命策源地。&nbsp;</p><p>&nbsp;</p><p>&nbsp;&nbsp;&nbsp;&nbs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正式邀请毛泽东访苏。就着手为毛主席访苏作具体准备。主要是准备文字材料和礼品。文字材料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由党政各主要部门完成的。礼品委托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带胶县大白菜和潍坊大萝卜。还有泰安的豆腐,实在因为不好带,オ作罢。于是除湘绣(斯大林绣像)、景德镇瓷器、浙江的龙井绿茶和安徽的祁门红茶各一吨、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花绣等以外,还有一车皮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与此同时,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也在紧张的准备当中,从此,9002号专列也将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p><p>&nbsp;&nbsp;&nbsp;1950年2月14日,苏联的克里姆林宫掌声雷动,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在这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刻,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大发雷霆,此前,他曾严令军统发出刺杀令,一定要把毛泽东暗杀在去往莫斯科的铁路上,然而,随着这掌声的响起,他的计划失败了,同样的消息,传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正在这里随时待命的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任远满脸自豪,他,就是那些让蒋介石计划落空的人之一。</p><p>&nbsp;&nbsp;&nbsp;&nbsp;在新中国成立不足三个月,毛泽东即应邀访问苏联,这既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但同时也是一次颇具波折的访问。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毛泽东首次访苏,以庆祝生日为契机,着力废除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定的旧条约并重新签订新的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能否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能否促使中苏两国关系朝向良性发展,所以此次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任重道远,进入全面警备状态。毛主席出国的一切事宜均由总理直接抓,当时总理在安排部署主席这次的出国访问时,总理跟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毛主席要出国,你们赶快准备。总理强调说,铁道部由滕代远亲自挂帅,直接向北京、天津、东北铁路局具体部署任务。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向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报告,滕代远为中央委员,听取各地的统一报告后直接向总理汇报。从组织专列起,任远就与东北铁路公安局发了通知,要沿线的哈尔滨市铁路公安处、吉林市铁路公安处提高警惕,注意具体变化。总理对铁道部强调要求要高度保密,这个时期,东北刚刚解放,铁道部公安局刚刚成立,铁路沿线治安并不乐观,同时,潜伏在大陆的军统组织也活跃起来。</p><p>&nbsp;&nbsp; 1949年初冬的一天,滕代远奉命到中南海向总理汇报有关专9002号列车的筹备工作,这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被解放军缴获。</p><p>&nbsp;&nbsp;&nbsp;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规定,专列筹备期间,均用各种代号联络,沿途规定旅客不准进入站台。于是铁道部公安局电台、枪支等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当时主席出访的专列代号定为9002号,互相之间联络对毛主席的称呼也叫“李德胜”。铁路内部是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负责,铁路沿线以外的保卫工作由公安部负责,所有行动由公安部统一指挥调度,铁道部公安局随时向公安部报告,所有工作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指挥。专列9002出发的长笛还未响起,铁路沿线已经风起云涌。专列筹备组面临着及其严峻的考验,当时我方得到两个情报,一个是天津的公安处打了个报告,说杨村桥上发现有炸药包。任远就把这个情报通报给全国各路局注意。第二个情报是发现列车上有手榴弹但是被取下来了。</p><p>&nbsp;&nbsp;&nbsp;在滕代远的监督下,为了防寒保暖,铁路技术人员加强了专列的保温设备,配备了专用取暖锅炉,检修了各类暖气和通道,车厢内温度可以自由调节,地上铺了加厚的红色纯毛地毯。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取消了原来的软床,换上了一张既有弹性又平直的单人藤床,列车会客室放了一张既可办公又可当餐桌用的四方桌子和一套沙发。当时为了毛主席出国,铁道部还用雷达工兵在专列周围检查,所有设备、列车、所有参加专列的人员都要经过严密检查。在出发前两天,还进行了任务预演。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局来人检查后,都感到比较满意。整个专列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进入一级待命状态。</p><p>&nbsp;&nbsp; 1949年12月初,北京接连几天都下着鹅毛大雪,天气非常寒冷,12月3日傍晚,专列六点钟进入西直门火车站。滕代远陪同周总理一起到车库进行视察。总理认真地检查了车上的每项设施,甚至细微到毛主席准备登车时的一块木板都站上去试了一下。总理对铁路方面的准备工作十分满意,向滕代远发出命令,专列将于当晚9时由北京出发。</p> <h3>铁路沿线站岗放哨的战士</h3> <p>&nbsp;&nbsp;&nbsp;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铁道部采取措施,滕代远部长组织了三个外表一模一样的列车,第一个列车是警卫列车,由警卫人员乘坐,第二列车是主席专列,第三列是空车,这样来迷惑敌人。所以如果敌人想找到毛主席的专列炸车是非常困难的。通常,专列任务由列车段领导布置,由列车员和列车长担当,这次,却由路局、分局领导直接部署,工作人员都是列车段的中层干部,此事实属罕见。而且凡是参加这个专列的人员,必须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不是党团员的,必须选择政治可靠的人,由各级党委负责资格审查。任远告诉东北铁路公安局和天津铁路公安处凡是参与此事的所有人一律进行保密教育,同时任远负责把三厢专列的服务员都集中到北京举办训练班给他们上了三天课。</p><p>&nbsp;&nbsp;&nbsp;1949年12月3日晚上六时,在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三列车静静地停靠在站台上,各列车均装有大功率军用无线电台,随时保持联络。主席进入车站登上列车时,除了陪同人员以外没有任何人看到,因为车站已经戒严,偌大的车站上只有毛主席和翻译师哲,以及引领主席上车的滕代远,冯骥、任远三人。总理走下专列,又把罗瑞卿、滕代远等人召集在一起,再三嘱托安全事项,坐上汽车后,总理又摇下车窗对他们说:我在北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之后,总理的车悄悄驶出车站,突然,站台的另一端传来了一阵吵闹声,任远闻讯而去,看到一个女人正在与卫兵争吵,这个女人不是旁人,原来是江青。因为主席的不辞而别让江青非常着急,但是主席专列是要有特别通行证才可以出入的,而江青没有通行证,卫兵又不认识江青,就坚持不让江青进入车站,于是两人就争执了起来。这时气氛非常紧张,任远担心潜藏的国民党组织伺机而动,就出示了特别通行证把江青领进主席专列,一路上向江青解释着安全保密工作的需要。主席看到江青就说,你怎么来了?江青说你出门也不说一声,喏,我把你的毛巾、牙膏、牙刷、肥皂都带来了。主席与江青谈了十几分钟的话后,由任远将江青送下了专列。毛主席的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师哲。师哲的名义是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p><p>&nbsp;&nbsp;&nbsp;1949年12月3日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代号为9002的专列从西直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整点出发,而就在半小时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那天的出发非常保密,就连给毛主席开专列的铁路局警卫处处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在专列上,一直开到满洲里他也不知道谁在车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最重要的专运任务,保卫部门并没有相关经验,安全保卫工作实行的是人海战术,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出马站岗放哨护路护桥,铁路安全保卫工作做的很严密,沿线的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所有易于隐藏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铁路沿线两侧的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有一名全副武装解放军战士,几乎是一公里就有一名战士警惕的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可想而知这是动用了多少人的队伍。</p><p>&nbsp;&nbsp;&nbsp;1949年12月4日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行进,到达山海关车站停车加水、加煤并更换机车,听说要停车半个小时,毛泽东就要下车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关,警卫人员根本没有想到毛主席要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做任何警卫部署,而且毛主席下车后上到旁边的一座桥梁上去了,这下所有人员都开始紧张起来,任远赶紧跑上去将主席领下桥梁,主席提出要到山海关去看一看,而山海关离车站有七八里路,必须有汽车才行,这时,任远急中生智,以时间紧张没有准备汽车为由,阻止了主席前往山海关。列车到达天津站后,突然出现了更为紧急的情况,警卫同志上来汇报,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罗瑞卿立即和杨奇清商量了一下,决定由罗瑞卿临时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后来查清是一名白俄籍的铁路工作人员所为。而此时,由李克农、毛岸英继续送专列到边境。</p><p>&nbsp;&nbsp;&nbsp;&nbsp;专列从北京走到满洲里一共用了六天六夜的时间,到达满洲里车站后,苏方派出专列和保卫局局长、铁道部部长共同迎接毛主席并换乘苏联的宽轨火车。所乘火车是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配备了专为毛主席保健的大夫,车内有专用浴室。</p><p>&nbsp;&nbsp;&nbsp;&nbsp;到边境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有仪仗队迎接。</p><p>&nbsp;&nbsp;&nbsp;&nbsp;沿途毛主席大多数时间是自己看书,有时师哲也与毛主席聊天,给毛主席介绍沿途的风景、史迹和风土人情。当火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苏方先将电话挂在车站上,苏联外交部一位司长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一路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我方回答一切都好。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时,毛主席感到身体不适。火车停下来,师哲陪同毛主席到站台散步。天气十分寒冷。毛主席感到头晕,接着冷汗淋滴。师哲赶紧扶主席进车休息,用凉毛巾敷头。过了一会,毛主席身体复原。这些情况都有人及时报告斯大林。火车行到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进站,我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陪同至莫斯科。</p> <p>(未完待续,请看《中苏两国的条约博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