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先生

东方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金城先生的，对于我们的“第一次”，我自己也说不出一个确切时间来，因为实在没有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记忆了。

  如果一定要就此做出交代，我想，应该与《监利人》有关吧。或者说，首先要感谢《监利人》这一平台，让我和金城先生一路同行、一路相伴。

  金城先生是《监利人》的忠实作者和读者，也是一位热心志愿者，就这一点来说，我和金城先生都是“圈内”人，我们的接触、交流和往来都指向《监利人》杂志。

  为什么跟金城先生第一次接触留下的印象，不比跟城乡先生那么深呢，这得从他的性格说起。

  我觉得，“忠厚老实”这些词，只有放在金城先生的身上才算合适。他生性憨厚，长相也憨厚，而且沉默寡言，每到一处都是“自找小凳子”，在举止高雅的文人雅士看来，金城先生绝对没有独步文坛领风骚的可能性，名牌坤包再昂贵拿在他手里也像个工具袋。

  就是这个从化肥厂退下来的老工人，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渐渐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他以《监利人》这个平台创造着滨江小城的神话，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所站的文坛高度，已经足以俯视众生。

  金城先生与人接触，像盛夏的一股清风，令人舒适却又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倒也适合它在春天里“化细雨润无声”的品质和特性。

  当人们谈起金城先生，似乎只有文学层面的东西，而淡化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的存在。

  其实，金城先生对于陈友谅、朱材哲，还有其他监利历史名人的挖掘和揭秘，早已经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

   元末乱世，从玉沙走出的陈友谅与朱元璋“终极对决”，展开鄱阳湖大战，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楚汉争霸”的最后一幕。岁月的流逝，使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静静沉睡在历史的长河里，关于陈友谅的人和事，几乎被忙碌的后人所遗忘。

  古玉沙的存在持续了4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

  数百年来，有关陈友谅的传说从来也没有停息过。有的说他是“沔阳三蒸”的发明者，有的说他是生长在洪湖的渔家小子，还有的说他是男方入赘到女方家的外来客，金城先生深耕于陈友谅研究二十多年，用收集、挖掘、记录和整理的一系列事实，将这些关于陈友谅的各种流言一举击碎。

  如今的影像器材，当然不能与六七百年前同日而语，那时的画面，是再也拍不到了。老时光从有到无，不过是隔了一个快门而已。

  金城先生则乐当这样的“快门”。

  由于缺乏史料佐证，散落在监利的一百多处陈友谅遗存和相关传说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令人纠结。

  每个夜晚，当日间的繁华都已落尽，金城先生独自一人呆在书桌前，历史的光影就像无边的夜幕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汉皇陈友谅》、《陈友谅在监利》、《陈友谅争霸天下》、《陈友谅与朱元璋的风水较量》、《汉皇陈友谅故里玉沙今古考辨》……在金城先生绝对称得上高产的一系列作品中，人们慢慢从关注他的文章、好奇他的探索，转而发现和肯定其作品所承载的监利厚重的历史烟云、珍贵的人文宝藏。

  陈友谅是监利人。历史只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是，陈友谅是监利人。

  他成功了，他是谢金城。

  对朱材哲的研究与探秘，则是金城先生尝尽艰辛淘到的“又一桶金”。

   一说到青天，我们自然会联系到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而清代朱材哲却是百姓口口相传的青天。

  朱材哲，朱河乃湾人，清朝中晚期台湾知府，在被清廷称之为“九反之地”的台湾为官三十二年，清政廉明，深得民心，被当地民众称为“朱青天”。

  文化蕴含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金城先生与安频先生历尽跋涉之苦、联合打造的《台湾知府朱材哲生平考》的问世，催生廉洁文化气息在监利大地如沐清风，吹动人们的心弦，也使历史名人故事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监利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可以说，朱材哲是史上政治生态的一个实物样本。

  尽管，内心倔强而坚守的人不会因为没有伴侣就放弃了前行，文学和历史探寻之路留下了金城先生的足迹，也需要更多的有志者留下他们的足迹。这是新时代隐隐的召唤，也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初心。

 

  深夜行文，模仿鲁迅的《藤野先生》为题，心里却在叨念着总有一天会有好事降临到金城先生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