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老厂，我奋斗了43年。 从17岁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没离开天津机车车辆厂，对它的感情…（副本）

张和新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北岸，南口路东侧，坐落着一个具百年历史的老铁路企业，这就是中车集团公司/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
我从17岁初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厂，到60岁退休，为之奉献了43年。如今这个厂还在，每当路过厂门前，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如潮涌动。

天津机车车辆厂是1910年由德国人建的，为了维修北京到（胥各庄）唐山铁路，以及维修机车车辆的一个修理厂，当时叫‘’天津西沽机厂‘’，日本人统治时期称为‘’津浦大厂‘’。解放后隶属一机部，铁道部，交通部。名称叫过：一机部天津车辆弹簧厂，铁道部天津机车车辆工厂，交通部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工厂，中国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中国北车集团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现厂址：天津市河北区南口路22号。
工厂主要从事铁路机车车辆机械的配件生产制造，主产品包括：各类内燃，电力机车车辆的弹簧，缓冲器，制动机，调速器，增压器，滤器，叶片等，还有民用产品智能抽油机，组合夹具。
企业占地面积660亩，总资产近10亿，年产值最高到6.5亿。至2016年员工总数1300人左右。
本世纪工厂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称作中国中车公司天津机辆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工厂最早的标识，是建在老厂区德国水塔上的指北针。当中刻有监造时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筑车间工人维修水塔时，将原始的指北针遗弃了，用铁片新做了这个标识，并描了黑漆白字。
我记得原始的是1906，不知为何变为1910了。

解放前，工厂面积不足现在的二分之一。为什么叫‘’津浦大厂‘’，一是规模大，产品多，二是工人500多人，三是占地面积660亩。从这张日伪时期的河北区地图可以看到，三条主要铁路都从厂里通过，分别是津浦铁路，京奉铁路，京津铁路。
解放后的1958年，工厂扩建，在津浦铁路西侧建立新厂区后，总面积达到996平方亩。职工总数达到近2000人。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职工总数达到3600人(含干部职称的500多人)，还不包括职工家属连（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集体企业)800多人。
从新厂区到老厂区（地势高）要跨越津浦铁路道口。于是老职工习惯称老厂区为‘‘上坡’’，新厂区为‘‘下坡’’。

厂区里矗立着为蒸汽机车车头上水的水塔，是德国人建厂时修造的，现在依然保存完好，已经被天津市河北区列为重点保护文物。与水塔相隔的围墙外便是津浦铁路。

給水塔供水的水井。井盖还是我们厂1964年铸造的。

这座厂房是现存仅有的原始建筑，德国建筑风格，是百年前蒸汽机车车头的维修厂房。两个大门分别有进出两股铁路专线。解放后做为锻工车间下料工段。
如今这座建筑已被列入天津市保护文物。
厂房不远处原有圆形建筑，设有铁轨转盘，为了机车编组时火车头调头用的。周围的穷百姓依此地落户，以后叫此地为转盘村。该地名解放后一直延续使用，至本世纪消亡。
现仅存转盘的部分围墙，是厂里的成品库。原来的转盘在解放后拆改为热处理车间电镀厂房，后来也因环保要求于本世纪初停产并拆毁了。

原来的（下坡）k2锅炉房供水水塔，专门保证铸铁车间铸造和热处理车间设备冷却用的，现在还保留着。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到天津视察，专列进入市区时从工厂区穿过，主席问随行人员这是什么工厂，当知道这是天津机车车辆厂后，主席叫列车临时停下，我要走走。主席的专列就停在水塔一侧，主席下了车，走进厂区转了10多分钟。

当天正逢工厂休息日，没有工人上班，只有一位保卫人员巡守过程中有幸见到了毛主席。由于是临时停车，专列人员为了主席行动的安全保密，没有通知天津地方政府领导和我们的厂长。估计只有铁路分局局长和调度所值班人员关注着，这事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是厂办公大楼。原来的档案馆。在建档案馆挖地基时，我参加了。因为用的是机修车间自制的挖掘机，我因为参加了制造过程，对挖掘机的液压动力部分很熟，所以随机做维修。当时挖出来许多马的遗骸，有头骨，腿骨，非常大，比我们现在见到的马要大许多。
听老师傅讲，日本统治时期这是日本军队的兵营。解放后，工厂将大批马棚陆续改建为楼房作为职工宿舍。所以附近的车辆厂职工宿舍一直叫马棚，一直到文革时期才更名13号大院。截止1986年最后一座马棚拆改为楼房，马棚不复存在。
本世纪初的2004年，新来的厂长嫌办公地点不好，于是将档案馆改扩建新办公楼。

象征着车辆厂工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奔牛雕塑，矗立在厂区办公楼前。雕塑底座上镌刻着‘‘奋进’’二字，是我们厂新来的厂长提的字，字体采用本厂的书法家张连元的草书。

厂前区的水池冬天结冰，常有职工在湖面上滑冰。
对岸厂房是工厂（下坡）主要的机械加工基地。工人们俗称“冷加工”车间。
有：一机车间，二机车间，电机车间，制动机车间，增压器车间，活塞环车间，铸铁车间，建筑车间，热处理车间，精锻车间，工具车间，机修车间，运输车间，计量站。

厂区的水池，夏天的日子里，成群结队的锦鲤在荷花中浅翔，野鸭和鸳鸯在水面自由游荡。
池边的白色建筑是原来的机修车间厂房。刚进厂时，我就在这个车间做钳工，从事设备大修，维修，干了大约15年。厂里的大小机器设备基本都修过。
那时进这个厂作工人是极为光荣的，一是国营，二是铁路，三是工人阶级地位高，四是福利待遇优越。具体反映在同等工业企业铁路工资高出地方，粮食定量高出地方，劳动保护标准高出地方，还有能分到结婚用房，多大的吸引力啊！难怪社会上称赞咱铁路行业是‘‘铁老大’’啊。
的确是这样，社会主义优越性都在企业体现的淋漓尽致。吃饭有职工食堂，看病有职工医院，孩子入托有职工幼儿园，子女上学有铁路子弟学校，结婚給分房，住房面积随人口调剂增加，孩子大了可考铁路技校、中专，毕业分配可进厂工作，没学历的可顶替父母进厂上班工作，几乎没有后顾之忧。
在这个厂里，夫妻双双，全家几口，甚至几代同堂非常普遍。在同一单位工作，同舟共济，相互激励，患难与共，谁不想为家族争光呢？同样道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建立在企业兴旺的基础上，怎能不一心一意为企业无私奉献呢？
虽然工资不高，厂长的工资最多是工人的两倍。中层干部工资与老工人一般多，但责任重，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与工人打成一片。用当时流行的词形容，叫‘‘敬业爱岗’’，用现在的话讲那真是‘’和谐社会‘’啊！都是企业的主人公，都是‘‘正能量’’啊！

穿越津浦铁路的隧道就到了‘‘上坡’’，这是老厂区。过去没有此隧道，人和车辆过铁路要直接跨越道口，时有车辆工人与路过的机车车辆抢道，极不安全，也出过事故。

这里汇集我们的“热加工”车间。其中有:铸钢车间，弹簧车间，动力车间，电力车间，缓冲器车间，锻工车间，精铸车间，热处理电镀工段，钢管厂，钢窗厂，劳动服务公司等单位。
过去从上述单位牵引大型设备到机修车间做大修，或者新引进大型设备安装到上述单位，都要提前向天津铁路分局调度所申请过道口时间，路过车辆要停车等待。
记得当年大修锻工车间1600. 顿压力机，启运过道口时就是这样子，手续很麻烦的。
最初道口从无人管理到后来有专人管理，直到本世纪初由天津铁路分局出资并建设了地下隧道，确保了过往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这片树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经是一片空地，因为上空架设了一条国防通讯电缆，因此没有在此地盖厂房。工厂将其开辟为露天会场，设有砖砌的主席台。主席团下方是联网的地下防空洞，这里是指挥部所在地。文革时在这个会场多次召开全厂批斗大会，老厂长书记们对此地刻骨铭心，因为他们曾在台上接受批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工厂领导层实行革委会管理，革委会主任是解放军一名师级的军代表。工厂行政编制按照半军事化管理，车间作为基层单位称叫连，设有连长和指导员。待后来军代表撤走，恢复党委厂长制度后，车间才陆续建立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会主席，三位一体领导班子。就是后来简称的‘’党政工‘’。

大约在1974年左右，厂里将主席台废弃了，改建为露天职工篮球场。于是这成为青年职工活跃的场地，从此在这块场地一次吹响车辆厂男女职工篮球队夺冠的号角。

当时职工家里没有电视，职工手里没有手机电话，最大的娱乐是逛公园，看电影，去图书馆看看杂志画报，老人们手持着收音机，人人爱听会唱样板戏。所以工会俱乐部，工厂体协组织的文体活动最受广大职工群众欢迎，一呼百应。特别是篮球队比赛。

那时党委书记厂长都是革命老干部，也特别支持和喜欢职工开展文体活动，逢比赛都亲自到场助阵观看。同时，劳资部门四处招收有文体特长的应届毕业学生进厂，还为市内市外文体专业人士，以及部队文工团，体工队复原军人进我厂工作提供方便。

比如：帮助解决子女工作，提供家属宿舍，安排优越工种岗位，协助解决本人天津城市户口，加上铁路企业独特的福利待遇，着实引进了很多能人。其中不乏当年的国家手球队主教练，西藏自治区女篮主教练，部队军区级男篮队员，河北省天津市女篮的队员，天津羽毛球队主力队员，还有大批海政文工团，铁道文工团，各地舞蹈团话剧团的演员乐手。

车辆厂的文体活动在当时的天津市是很有名气的。尤其是女篮，曾夺得全国八省市职工联赛冠军。工厂体协还有成建制的专业裁判队伍，包括国际国家各级裁判40多人，有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健美操，趣味运动等各种体育队及配套的体育场馆设施。

那时工厂球队与各企业间的比赛都是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只要是有比赛，球迷们比运动员还兴奋，提前擦自行车，打足气，备好晚餐，只等球队大轿车一开动，后面准是上百人的自行车队跟随，那才叫‘’铁杆粉丝‘’。

我也是众多球迷中的其中一个，不过我不会骑自行车，当时也没有，只能座人家自行车后面。比我还高级的当然就是厂里的领导们了，人家可是坐着一串高级轿车（上海）去的。要说最有体会的还是厂门口的交警队了，每每有这阵势都会给南口路交通施加压力，交警们得费力疏导，过后再找厂里理论一番。好在每次理论后都没有空手走的。

工厂文革后期为解决职工家属子女就业问题，利用上坡津浦铁路边的空地，建立了家属连，只承担一些洗补工作服，回收铁削，幼儿园托儿所的工作。

后来招收大批职工子女和社会待业青年，逐渐扩大为服务公司。服务公司也新盖了厂房，引进了一些设备，开展加工业务，有工厂派遣的干部职工从事管理，鼎盛时期职工达到八百多人。

服务公司的水洼大坑被填平了，由工会技协出资，武装部承包建立一个露天田径场，其中的足球场略小于国家标准。解决了工厂开运动会在外租借场地的难题。

本世纪初，天津市整治铁路沿线脏乱差，建设铁路周边30米绿化带，这个田径场被拆除了。随着后来建设高铁快速路等需要，服务公司土地被国家征地拆迁了。

本世纪初铁路建设大上，铁道部长刘志军提出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兴建动车，高铁，在铁路沿线两侧修宽30米的绿化带，新建的铁路高铁立交桥占据工厂很多地方。厂武装部及附属的枪炮库，服务公司，精铸车间，钢管厂，基建处，绿化处的花窖，灯光篮球场，足球场，运输管理处等都被拆掉了。
2003年，天津市修建东西纵快速路，波及新开河沿岸的志成道13号大院职工宿舍区，工厂的招待所，老干部处，容纳800人的单身宿舍楼，单身食堂，及相邻的4栋职工宿舍楼被拆迁了。
为了国家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的需要，原来的动力车间及附属的煤气站，锅炉房，还有铸铁车间相继关停拆毁，员工下岗分流，设备按废铁卖掉，大部分土地也随之置换走了。

过去的职工俱乐部，隶属厂工会。下设俱乐部主任，文艺干事，图书管理员，广播员，电工，美工，库管工等。负责日常开展职工文化娱乐活动。
那时工厂日有广播，周办舞会，假日放电影，年节搞文艺汇演。俱乐部还建立10多个职工兴趣协会，走出去，请进来，通过开展培训交流，培育大批文体积极分子。

作为一个大型驻津央企，又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理所当然的得到天津市文化领域的关注和支持。市高法，中法，市总工会，市文化局，市体协，市作协，市技协，市记协，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报等都在我厂开办各类培训讲座，培养职工骨干力量。其中就有：书法家宁书纶，画家孙其峰，播音专家关山，中级法院秘书长，作协领导，报社编辑，连国际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国挑选二名研究生都从我厂选取一人。

而就是那个年代，从车辆厂走出去充实到天津市各大党政机关和市区各文化，卫生，教育，司法，财政，工会，体育，电视台，广播电台等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人才也数不胜数。上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期。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其一是因为：在车间当工人时，我是工厂职工艺术团的文艺骨干，每年都有几次脱产到此参加排演节目和节日演出的机会。
我从小喜欢戏曲和音乐。文革开始时，我正等待小升初，由于那时中小学不能复课，就在家呆着，后来开始学习乐器，学简谱，五线谱，逐渐能掌握了京胡，板胡，二胡，高胡，中阮，大提琴，大贝司等乐器的演奏。一上中学就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期间也曾报考铁道文工团，天津音乐学院，但都没被录取。好在到了中学毕业时，被本厂到学校以特长生招工进厂，才没有上山下乡。
另外我也是俱乐部广播站的骨干通讯员，三天两头来俱乐部广播站送广播稿，时间久了，我和俱乐部的所有人都混熟了。这里周末放映的电影当然是白看了。
凭着在俱乐部这些活动，我在厂里逐渐有点小名气了，经常被党群部门借调，开始以工代干，后来就工转干，进了机关。按现在的话讲，蓝领变了白领。‘‘一不留神走上了仕途’’。
其二是因为：我和老伴的姻缘当初就是俱乐部广播员与职工艺术团团长，以及职工学校领导（后来的工会办公室主任）三人携手一线牵成的。我俩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就在俱乐部侧厅。一见面，似曾相识啊！互相聊了几句，原来我们居然还是儿时就是居住不足百米的邻居，并且是从小学，到中学一班相隔的同年级校友。那叫有缘！

自本世纪初新厂长来后，俱乐部被解散。人员下岗分流，资产与土地（连同印刷所，厂外职工家属浴池，房管维修站，退休办公室）置换給河北区政府供热站。

刚进厂时候，发的是一身蓝色劳动部工作服，本来是干活穿的，因为是新装，年轻人舍不得穿着干活，就穿自己的旧衣服，拿工作服当“逛服”，配上铝板红路徽，精神得很。后来我看到有人戴的路徽是有机玻璃的，就很羡慕。回去对我父亲讲了一下。那时我父亲也在铁路车站上的基层领导，他找了铁路分局朋友，给朋友弄了几斤排骨和一瓶酒，换来这枚路徽给了我。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酒肉供应是多么不容易啊！后来铁路制服换了多少套，但这枚路徽我始终没换新的，一直戴着它。

如今，父亲过世很多年了，这枚路徽我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到了父亲的祭日，就拿出来看看，这是父亲留下的“念想”。这里包含着我们父子情深。

1979年职工艺术团为铁道部企业升级验收组汇报演出后合影。

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的企业引进学习日本的先进管理理念，作为铁路企业也一样，厂房规划，产品调整，职工提高素质，实行厂长负责制，目标就是晋升国家二级企业。

厂里实行总动员，干部职工车间部室各方面齐心协力升二级。设备翻新，厂房粉刷，重新铺设水泥场地，走道涂油漆线，定置管理，完善制度，职工不分昼夜苦干，还互相走访经验做法，那场面热火朝天。

为鼓励职工积极性，工厂领导为各车间拨了一些钱，以车间(支部)为单位，在生产现场搞会战，在车间厂房内搞会餐。有的职工晚上都睡在车间更衣室或办公室。

通过集中整治，厂容厂貌焕然一新，工厂申请铁道部来此验收。为了体现企业文化建设，工会精心组织了两个多小时的文艺汇报演出。

演出结束，部里领导上台与大家见面合影。领导们走了，演员们都累瘫在台上了。这时厂长发话，给演员加夜宵。于是，食堂紧急采购了大桶热牛奶，还有面包火腿茶鸡蛋，送到台上。我那时是乐队乐手，参加了演出。浑身是劲，慢慢的正能量，就感觉到只要领导重视，职工心齐，就没有办不了的事。

最后乐极生悲，就在大家信心满满等着“升二级企业涨一级工资”的回音的时候，一个生产车间出了一场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升二级就此泡汤了。

80年代初我还在车间做维修工，是工厂俱乐部广播站最积极的投稿人之一。1982年我参加了天津市引滦进津工程。天津市采取大企业分段承包制，我厂派出一个民兵连，负责尔王庄明渠开挖一条地段。我与车间一个技术员负责挖掘机的维修保养，一个驾驶员负责挖掘机土方作业。

在百日会战的日子里，工地处处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来自市里各大企业的施工队你争我赶，热火朝天的场面犹如大跃进时代的在现，令人兴奋不已。每晚收工后，我就把工地见闻写成一段一段叙事诗，托回厂的人带给广播站。广播员制成配乐诗，在厂里播放。曾受到来厂的的天津广播电台播音员关山的赞誉。

在工地上闲暇时间，我还用精细的胶泥塑作一些小动物，晾干打磨涂色，好几个领导和同事都与我预约定做一件，带回家最为工程的见证物。说起来，那一阵子，大家吃住睡在一个工棚，工作在一块土地上，过集体生活就是有意思。

临回来时，我到村里转一圈，想买点什么。那时村里很穷，有啥好东西啊？偏让我看上一个物件。农民饲养的安哥拉长毛雪兔。人家不卖，是作为产业发展的养殖。我好说歹说，花了4元钱买了一对小兔仔。长大了真白真漂亮，大长毛跑起来像一团雪，后来生下一窝兔子共10只。

1992年夏季与工厂图书馆馆长，业余图书管理员合影

2000年春节，与厂职工艺术团部分民乐队成员的合影。
这里是职工体育活动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室内体育馆，占地550平米。室内铺装木制地板。可以同时进行2场羽毛球比赛，或者6台乒乓球比赛，还能举办职工趣味运动。每周末，厂工会都在此举办职工交谊舞会。
附近的企业（铁路分局，铁三院，铁一中学，动力机厂等）经常租用和借用这个馆搞文体活动。工厂体协凭借这些齐全的体育设施对内开展活动，对外进行交流，创响车辆厂的牌子。被评为天津市及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上盛行气功疗法，鹤翔庄气功，严新气功等伪科学风行全国，这股风也刮到我厂。大约在1990年夏季，厂里气功爱好者介绍来了一位辽宁籍气功大师，法号‘‘释本贞’’，据说能呼风唤雨，深受厂里一大批气功爱好者（包括厂级，中层领导干部）拥戴。住在厂志成道招待所，白天修行，晚上教授众人在这个体育馆练气功。有一天大师当众表演对着一杯白开水发功后，水变出香味来。大师发功后，请几个领导，以及信众上前品闻。我当年是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之一，也叫我闻一闻。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还是白开水啊！但是看到别人都説香，就跟着说，香。
练过了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自认为能发功治病了，见了谁就主动为人家发功，于是厂内忽然多出来了不少会发功，能开‘‘天眼’’的二级气功师，神乎着呢。
后来保卫处长经私下调查，所谓大师不过是长春机车厂一名退休职工，业余爱好气功。自制了袈裟，自诩了法号，到处招摇撞骗。于是将真相推出，把‘‘释本贞’’大师驱离出厂。
在这场闹剧过后，很多人沮丧，我们这些接待者也灰溜溜的。没想到，我这么个聪明人也跟着被耍了一把，还给人当了一回托儿，权且叫‘’气托‘’吧。
再説体育馆吧。体育馆两侧有辅助建筑，左侧为职工安全教育室，日常做安全生产培训用地（建馆时是工会技协出资，安技处出资10万元，所以安技处要了这块地方）。右侧是体协办公室，后来体协搬至工会办公楼，这里改为职工图书馆了。
图书馆隶属工会俱乐部，有专兼职人员管理，藏书20000多册，供职工业余时间阅览。我也是这里的常客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铁道部党校培训期间，在那里的图书馆自费买了一本书《天怒》，这是当时很流传的书，是以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为原型的腐败分子内幕纪实小说，禁止公开发行的。我看完以后，拿给图书馆管理员看，他很高兴，并且按原价22元收购了，作为图书馆藏书。这让我得着一个便宜。
2004年，新来的厂长改造办公大楼，认为对面的体育馆挡住了风水，下令将体育馆拆毁了。在这块空地上建成职工私家车停车场。那时全厂职工有私家车的不过20人，存车厂空荡荡的，尤其到了冬季，更显一派凄凉。
图书馆管理员分流到车间做清扫工，图书馆的藏书被装入麻袋，任由各单位挑拣拉走，没人要的作为废品卖给个体废品收购站。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每当我从这里走过，都会想起那本《天怒》。

过去的（下坡）职工食堂，日容纳800多人吃饭，食堂工作人员就有80多人，多壮观啊。
苦脏累及特殊工种职工享有保健补贴，他们凭保健条在这就餐，或换取同价值的食品。
来厂办事的客人由相关部门带领或凭厂办开的就餐证在这吃客饭，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工会负责对外接待和对内联系客饭的，所以也是经常的陪客之一。
记得有一年，食堂新提拔一个管理员，是个女同志，办事特别认真。我同她因为联系客饭碰过不少钉子。客饭定餐要提前半天联系，原则上要同时送上厂办批复的订单。管理员见订单再分派厨房准备。
那时接待的外来客人多，我要提前办理客饭手续，还要陪客人外出参观旅游购物做导游。忙不过来了，就电话联系客饭，先吃饭后补手续。有时赶上厂办负责人没在，手续就拖几天，害的食堂不能及时结账，不得已，管理员经常追着我讨帐。回想起来真对不起人家。值得欣慰的是，后来这个管理员就凭着这股认真劲当了主管食堂的行政处长。
改革后职工食堂被取消了，员工下岗分流。食堂改成了中心会议室。

我胯下的坐骑是当年保卫处的长江750摩托，那时保卫处也是很庞大的。拥有经警队中队，消防中队，肩负着大门守卫，铁路道口守卫，夜晚值班巡视，治安防范和消防灭火的重要任务，还负责附近地区消防支援重任，是很过硬的队伍。
本世纪初新厂长来了以后，进行改制，消防队和经警队解散了，小于50岁的员工一律分流转岗。

工厂南戴河职工疗养建于1984年，是工厂行政与工会技协出资金合建的。技协出资40万买的40亩荒滩地，紧邻着海滩100多米，是当地外来单位建的仅有的几家疗养所之一，建筑规模也是当时最大的，有床位400多。相邻的还有北京二七机车厂的疗养所。后来的单位再建疗养所地价高了，位置也离海滩远了。兄弟单位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建设疗养所时，就是从我厂的土地中转让的。
疗养院日常业务管理交行政处，每期疗养职工的组成和住宿由工会在厂内安排。每周一期。每期100～200人。每年夏季，厂内职工分批分期到南戴河疗养，往返包一到两节车厢，开据团体铁路免票。职工在北戴河火车站下车后，由疗养所的大轿车直接拉到疗养所。
在当地旅游有工会工作人员做导游，统一组织，吃住及景点门票免费。当然，职工适当交点伙食费，剩下由工厂补贴。职工家属也接待，但不享受伙食补贴。
在当年，这也是职工的一种福利项目，列入厂里福利费支出计划。1995年以前入厂参加工作的职工基本都享受过这种福利待遇。
1988年，我在厂工会负责每期职工疗养团的领队，每周负责将本期职工从工厂带上火车，下火车后带到疗养所，与疗养所管理人员做疗养人员交接。住几天马上回返安排下期。
虽然工作忙碌，但也有便利可图。一是可以利用两期疗养期间的五，六，日空间，自带家属去玩几天，二是我每次都独住所里预留的高级房间（工作间），伙食免费。
其实都是基于工作关系，行政工会本是合伙人，吃的同样的饭菜，只不过别人伙住，我独住，这算不得什么特权和腐败吧。但在自己家属面前，我可显摆了。
进入本世纪，疗养所已无力维持维修费用了，职工去的愿望也没有了，疗养所逐渐成为工厂的负担，被新来的厂长以二百多万元卖给当地了（河北省阜宁县）。
2005年11月，在出售南戴河疗养所前，我最后一次和财务部会计去了一趟，是清点处理原工会资产。当晚住在临近的海关边检大楼疗养所。一夜100元。虽然这里的条件很豪华，但这一夜我没睡好，想到不远处凄凉的工厂疗养所，不知花落谁手，命运如何，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是惋惜，还是惆怅。

工厂职工幼儿园。建在厂老大门口处，紧挨着津浦铁路边。这也是当年的职工福利。也是我上下班常跑的地方。
厂幼儿园是职工福利处下属单位，教师和保育员最多30多人。有小、中、大班，育红班（学前班），孩子最多900多。职工子女可在此入园，入托。
我的小孩就在此幼儿园，从三个月大一直到上铁路第一小学。我老伴一直在幼儿园工作直到退休。
改革开放后，幼儿园实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还与附近重点小学联手合办育红班，很红火。一时间，进这个幼儿园比进国办园还难，持续了好多年呢。
换了新厂长后，幼儿园的13名职工在园长（也是当时的女强人之一）带领下与工厂解除劳动合同，进行身份置换，以工厂核定的80万元的幼儿园全部资产带资剥离。
从2007年3月份起，幼儿园离开工厂走向社会化办园的道路，成为独立的民营企业。

改革前的幼儿园职工。

与工厂剥离后的幼儿园教室员工

当年的职工医院是天津市2甲级全科医院，医护人员100多人，床位40多张，兼有中西两个药房，还有住院部食堂。医护力量和医疗设备及住院床位与铁路医院堪有一比。能及时应对在职员工的工伤临时处理，还方便员工及附近家属日常看病就医。
上世纪九十年代，厂工会还与医院建立了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基金会，給职工二次药费报销。
本世纪初新厂长来了以后，医院被要求带资剥离企业，由于医院内部对此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最后被厂长强行解散，所有医护人员转岗下车间当工人，只有部分人自谋职业。医院出售給私人，改建为河北区最大的（民营）志成养老院。

这是厂职工之家，是利用外宾接待室改建的，再早是设备处的备件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会重点工作之一是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建设职工之家。我在工会负责组织工作，是职工之家建设具体实施人。我们从班组、车间，工厂，层层建设职工之家职工小家。从一机局级，中车公司级，天津市级，铁道部级，一直创优到‘’全国模范职工之家‘’。（那时天津市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呼的只有两家企业，锻压机床厂和机车车辆厂）我本人也先后被评为一机局，中车公司，天津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依据工会建家工作的实践，我撰写了大量的论文，经验文章，其中有的还在《天津工运》《铁路工运》《天津工会工作》《天津工人报》《天津日报》等专业期刊发表。有的经验介绍被中国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和天津市机械局工会征集编入学习培训教材。
1994年党群系统参加行政部门的专业职称评定，我虽然当时学历不够条件，但经工厂党委批准按照破格条件向中车公司进行申报，我被评为政工师。
在这之前，由于有机会经常参加各级工会组织的经验交流会，论文比赛，演讲比赛，我已被吸收为天津市职工文化协会会员。
那时，天津市作家协会经常来我厂调研，培训，并开展以定点培养企业文学爱好者为目标的各种联谊活动，从中发现和发展企业中的新会员。我也是对象之一，还拿到了入会申请表。
后来我考虑再三：入了作协，每年要开年会，会上每人都要拿出新的作品，大家互相点评交流，好的出年刊。
说实在的话，依照现在岗位的工作量，真没有那个时间搞专业写作，也没有那个精力再爬格子了。为此，不得已望而却步，退回了申请。而厂里同时申请的另外两人不久就被批准加入了天津市作协。事后，人家对我表示惋惜，但我并没有后悔。

这座两层楼建筑，底层是职工浴池和厂办小车司机班停车用的地方。上层建筑曾是厂工会办公楼。我在这个楼办公20年之久。
二楼的楼道里，十几个窗台上一盆盆献花都是我养的，来工会办事的分会主席们，只要谁喜欢谁就搬走，我还是很痛快的答应的，反正不久我又栽上新的。
苦的是，每次下基层检查工作，都捎带着学摸别人丢弃的花盆。好赖30多工会分会，转上几天，总会有收获的。有点打肿脸充胖子吧！
厂里不少爱养花的人都爱与我交流，也有不少人办公桌上摆着从我这搬去的花。也有的员工把养不活的花搬到我这里休养生息，等到枝繁叶茂了，再搬走。
当然也有我不熟悉的花，给人家养死啦。有一次劳资处长的一盆花受冻了，搬到我这里，我费了好大劲，还是没养好。只能‘’赔付‘’人家一盆别的花。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后来新来的厂长经常悄然无息的暗访机关办公室，我就不再养了。别让人家说咱工作量不饱满啊！
楼下的职工浴池命运多舛，过去对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全天开放。新厂长来了以后，每周开放两次，不接受退休职工了。后来为了节水，給员工按定量发洗澡票了。再后来，职工洗澡要自己掏钱到资产部买磁卡。从此，浴池与智能水龙头一样，只认卡不认人了。
小车司机班的同志们是我办公室的常客，用什么，缺什么，看见就拿，没有就要，跟我也不客气。有的人写入党申请书，工作总结，思想汇报等都请我代笔。
当然礼尚往来，我用他们的汽车也是很方便的。（强调一点，主要是工会业务）司机班师傅很可爱，最大的优点是‘‘嘴严’’。

当年工厂开办红红火火的津浦酒店 ，底商是酒店，楼上作为招待所对外开放，后来曾一度供家住外地大学生员工住宿。如今人去楼口，门可罗雀，出让给天津银行。

有一年，在这个酒店里，我们曾经邀请天津泰达足球队作客与职工联欢，酒店前的氢气球悬挂着两幅大红条幅，上面的对联还是我的诗句。

那时我的女儿刚上中学，也是球迷，为了征集天津球星的签名，买了一个新笔记本。我作为东道主，这点事还是很容易就解决了，让女儿在学校里显摆了好多天。

冬季遇到下大雪的天气，我都叫上几个工会同事在厂区内踏雪游走，顺便照几张雪景。

1975年，我学徒期满。那年代，学徒期满，徒弟要请客谢师，就像如今学生考上大学的谢师宴一样，是中国人也有的传统。我的谢师宴在北宁公园的一个叫‘‘四面厅’’的饭馆举行的，花了十多元钱，也快到半月工资了。
这是饭后与所在的机修车间钳工大修一组师傅们在北宁公园的合影。
那时学徒工月薪17元，学徒满一年增资2元，三年学徒期满为一级工，工资35.5元钱，转年升二级，工资41.7元。粮食定量每月42斤。每次增资都要经过严格的理论实际考试，不合格延期再等考试。
大约到了1976年以后，工厂取消了学徒制。因为不再直接招初中毕业生了。采取只招技校，中专毕业生。自此，我是厂里文革以后有限的几批学徒出身的工人之一。

1984年夏，我在机修车间钳工组，参加大修铸铁车间炼铁中频炉。
刚进厂时的工作服是蓝色劳动布的，带铁路路徽，舍不得穿。后几年是蓝色卡其布的。再后来的是灰色的，米黄色的涤卡料子，挺阔，一次发两套。工作服穿脏了由服务公司大妈们负责收走洗涤，缝补，熨烫干净后送来。
除了工作服，还有铁路路服，大壳帽。当年除了军队警察武警外，其他行业只有空姐有制式服装，铁路行业半军事化管理，率先统一穿了路服。走在街头巷尾特别抢眼，令人羡慕不已。
铁路职工出差办事坐火车，穿着路服，持着免票进出火车站方便多了。车上，不管多挤的车厢，列车员很少查咱的票，有时还主动给找座，威风凛凛啊！

厂工会一起工作的老同事，老上级们。

1986年3月，参加中专毕业设计活动，去重庆江津厂学习，中途在陕西临潼浏览秦始皇兵马俑。

1986年5月，从铁路中专毕业时与学校老师，同学的合影。
大约在1991年，我还在工会做办公室秘书。领导找我，说：有一个名额是上铁道部党校大专班，全日制带薪脱产三年学习，入学不用考试。吃住在北京，饭费自理有补贴。有一个条件是，毕业回厂有可能重新分配工作，因为你的岗位不能总空着。厂工会想让你去，回去考虑再回话。
因为孩子才5岁，每周回家一次照顾不了。工资不高，在外吃饭费钱。我舍不得离开工会和这个岗位，怕毕业回来再分配。好歹我也算中专学历，有机会再自学大专也有机会的。综上考虑，我谢绝了领导的安排。
后来证明，这是影响我后半生最遗憾，最糟糕的决定。还是目光短浅啊！

1987年，参加工厂《劳模小传》一书的写作和编辑工作。这是外出采访路过济南时，与写作组登泰山的合影。

我厂的职工队伍在政治技术各方面很强的，解放后的几十年先后有23人被铁道部，天津市政府评为劳动模范，局以下的先进分子更多了。为了弘扬他们的光荣传统和模范事迹，1987年10月，工厂组织5人专门写作组，整理编纂劳模事迹，出版《劳模小传》一书。

我也是写作组成员之一，也是由此进入党群政工部门。

1989年春节，与厂团委，宣传部，厂报等党群部门同仁的合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的政工队伍十分庞大，有十多个部门。包括:党委(含党办)，纪委(含纪委办，监察办)，工会(含工会办，图书馆，俱乐部，体协，退休办，技协，三产实业)，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团委，党校，工厂报社，武装部，保卫部，老干部处。

政工部门培育了很多优秀干部。陆续有不少人被铁路上级单位提拔选走，也有不少人被天津市各级政府部门选聘到领导岗位任职。其中不乏处长，局长，局党委书记，中级法院厅长，市团委，市总工会，市党校，塘沽开发区领导，最高到副市长。

1990年入党前最后一次参加组织部的培训。后面的建筑是座落在北辰区宜兴埠一街附近的工厂职工学校（厂党校）教学楼。
最早的厂党校座落在现在新开河畔的武警总队二支队院内。当时由66军某部驻守的市党校。我刚进厂参加徒工入厂教育培训就在那里。巧的是，厂党委书记（12级抗日老干部）就是原市党校的，经过两家协商，用宜兴埠的部队农场与本厂党校置换。于是工厂在宜兴埠一街建立了学校，同时挂党校职校两块牌子。
1999年，基于解决职工住房难的困境，厂里决定学校停办，教学楼改造一栋楼，新建三栋楼为职工宿舍。这样一下子缓解了200多职工的住房增加面积的难题；同时解决了100多大、中专毕业新分配职工结婚用房问题，这也是国企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我也是这末班车上的乘客之一，至今住在这里。

1990年接待香港（英国治理）工会社团参观团、澳门（葡萄牙治理）工会参观团来厂工会座谈访问，临走时他们赠予的团旗。他们的来访是经过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引荐的。
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大陆。

1991年参加天津市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培训结业，与老师及学员（厂内各单位工会主席）合影。

1992年，我与天津市工会干部管理学院教授，讲师在办公楼前合影。

到北京南口厂调研，登八达岭长城。

唐山厂调研，抗震纪念碑合影。

济南厂调研期间，游览孔林孔府孔庙圣地。

在西安厂调研期间瞻仰延安革命圣地。

1992年到眉山工厂调研工会工作。登峨眉山。

1994年艺术团模特队演出后合影。

1994年，接待中车公司工会主席孙桐一行来津厂检查工作，在天津站前合影。

1995年，刚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不久，我参加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陕西临潼举办的劳动法配套办法（劳动争议调解，劳动法律监督，集体合同）师资培训。这是中国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工会代表组的合影。

1997年，接待大同机车厂工会同仁，一同探讨如何办好‘‘职工消费合作社’’。
职工消费合作社是当时天津市总工会为解决企业下岗分流职工再就业而创办的工程，很得人心。我厂是试点单位之一，还有6443厂。当时是为摸索经验。
由于当时大型超市还没几个，消费合作社满足了职工的消费需求，很受工薪阶层欢迎。加上我们直接从市总社进货，没有中间差价，工会也不盈利，只付辛苦。所以办的很成功，很红火，日销售额4000多元。后来经全总在全国推广。很多单位来厂取经学习，有的外地企业通过我们的进货渠道进货，回去销售。工会干部们不得不兼职经商，忙的不亦乐乎。
后来职工消费合作社在津逐步衍生为‘‘津工超市’’，如今已经被‘’华润万家‘’取代了。

1998年，我参加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工会部室负责人岗位培训班，在北京铁道部党校的合影。

1999年夏季，组织工厂劳模和青年标兵到北京红螺寺旅游。

厂工会机关及下属部门职工参观新建立的北京世界公园。

与劳模标兵浏览北京黑龙潭水库。

2000年成功组织了工会改选换届工作。

2001年，我参加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工会在山西永济讨论《工会组织办法》的修改座谈会。

2004年6月，带队工厂劳模标兵去大连旅游，在大连老虎滩合影。

2005年，我参加北车集团公司工会和劳动立法及相关政策法规培训，在上海铁路局居住地的合影。

2006年2月，参加北车集团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

2006年8月，带队参加中国北车集团公司职工沙滩排球赛，在山东蓬莱比赛时的合影。
比赛就在蓬莱阁不远的海滩上划出一片地域举行，我们拿了第五名，总算有个成绩回家交代了。
这个队是我临走时刚组建的，由于没有相似的场地可供练习，没经过一次训练。队员的队服是我带着他们在百货大楼体育服装部让大家选样，再划了半天价，才买下来的。大家很满意，而我却担着购置超标的风险。

2007年元旦，我组织的全厂职工文艺汇演，同时举办了职工摄影大赛及硬笔书法优秀作品展示活动。这也是我在工会组织的最后一次大型文体活动。
图片中的女士和孩子们，是幼儿园的老师和小班孩子们。

2008年10月，与机关二所属部门的同仁一起游蓟县盘山。

2010年圣诞节夜，与人力资源部同仁一起度过圣诞平安夜。

2011年与原工会领导（回国省亲）相聚。

2011年与退休的工会老主席，主任聚会。

与财务部老同志们在一起共度2013年圣诞夜。

2014年3月，与工厂原《津厂周报》一同做过编辑的同志们合影。

与各单位老工会主席欢度2014年国庆节。

2015年，我参加退休前的部门送行宴会，与工厂副厂长姜海洋，副总沙秀梅及人力资源部同仁合影。

2016年春节，我退休后组织第一次老工会干部聚会。

2017年11月于河北区中山路蜀风楼饭店与工会退休人员聚会。

2018年9月与退休员工去河北省兴隆旅游，住地是花市村大虎农家院。

2019年3月，与原机修车间退休部分老同志聚会。

我怀念这个厂的百年历史，为这个厂工作了大半生无怨无悔，同时我也见证了她的成长与兴衰。

国企改革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创新发展是会引发阵痛和付出代价的，只不过我们恰巧是承担代价的那一代人。如果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就回味一下这样一段话，‘‘搞好一个企业光靠一个厂长的力量是不够的，而要搞垮这个企业，有一个厂长足够了’’。

改制后，现在的公司正门。虽然她的外表依然光鲜，但里面早已物是人非了。自打退休以后，我还没有踏进它一步。

我很想念当年一起教我出师的老师傅，一起操作的老伙伴，一个办公室办公的老战友，一间教室上中专的老同学，以及经常接触的党政工团的老同事老领导们。

也想对那些原天津机车车辆厂已经退休的朋友们，包括比我老的，与我同龄人的，以及比我小的，对那些退休后过得比我好的，与我相同的，以及不如我的，说上一句。

年轻时，我们‘‘玩命’’，那时是放弃了玩，豁出了命。年老了，我们还要‘‘玩命’’，现在要敞开了玩，延续咱的命。

不要说昨天比今天好，要坚信明天比今天更好！因为昨天已经过去，明天总会到来，一定要把今天过好，期待着实现咱们的中国梦。

2021年春节过后，这个具有110年历史的老厂退出历史舞台，永远消失了。天津市新建地铁7号线由此经过，工厂被彻底拆毁了，极少部分工人随着产品异地搬迁新厂区～华明镇，大部分工人被遣散安置，自谋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