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枪(守望亲情)之三（纪念邢全孚诞辰一百周年诗文专辑之十七）

学聪

　父亲有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是美式还是苏式,我不知道，但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家伙，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亲眼看到的。

手枪有我的小手掌大，用红绸布包着，插在棕红色的牛皮枪套里，牛皮套穿在宽宽的牛皮带上。那时我很为父亲有一支手枪而骄傲。父亲只在下乡或出差时才戴上它，佩在腰间，英俊潇洒，像个军人。休息天，父亲有时还拿出来摆弄摆弄，将手枪的弹匣卸下，用抹布擦干净，又重新装上。父亲他指着一处对我说：“这儿是手枪的保险，上了保险，子弹就射不出去了。平时要上保险，有紧急情况时才能将保险打开。”从此我认识了手枪，深知此物的利害，见到它，总是怕兮兮的，所以从不去摸。

　大概在1964年“四清”前夕，一天下午，父亲和往常一样在摆弄手枪，擦拭完毕。父亲用手抚摸着手枪，又仔细地端注手枪片刻。提着手枪，然后转身大步向门外走去，父亲紧握手枪，对准墙角，抠响手枪扳机“呯呯”就是两枪。我被枪声吓了一跳，心里很纳闷，父亲为什么要浪费子弹。我当时不明白。父亲告诉我：“手枪要上交了。”我现在想起来了，父亲连发两枪，是因为伴随父亲二十多年的手枪，要上缴了，他内心的痛苦，我无法描述。也算是和手枪作最后的告别吧！是因为……，还是国家进入太平盛世，不需要手枪了，我一概不知，只知道手枪在他手中消失了。

其实父亲早就有枪了，他1941年参加革命，当了一名八路军的战士，那时背的是步枪。在淮海战役中父亲率领300多名民工运粮支援前线腰里插的是手枪。在百万雄师下江南时，用的是手枪和步枪。到浙江浦江打土匪时，握的是手枪。在义乌县人民政府当财粮科长时，父亲备有手枪，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由义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持枪证》，持枪人是父亲。到建德县担任副县长十余年，父亲也有手枪。那时候持枪是有级别的，县长有手枪，部长、局长不知是否有呢？

　父亲是成千上万八路军中的一名战士，是成千上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普通一兵，是成千上万南下干部中的一员，是成千上万离休干部中的一名白丁（父亲自称白丁），也是县人民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古时的七品芝麻官）。父亲从参加革命起，用枪消灭多少日本鬼子，消灭多少敌人，他没有说过。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过多少功劳，他也没有说过。我记得民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父亲的苦劳和疲劳是有的。他对我说过，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部队，从山东南下到浙江，全靠步行。有时一天行军几百里，有时晚上都得行走，有时累得不行了，他就闭上眼睛走路，到了宿营地，倒头就睡。那宿营地也许是坟地、山沟、也许是河边、路旁，幸运就是村旁。他们过的是风餐露宿的生活，真是天当被地当床。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父亲患有关节炎，胃病等，身体体质不太好。解放后父亲又患上许多疾病，如慢性肝炎，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父亲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与病魔作长时间斗争，总算活到了68岁（1924—1992）。

　小时候，我和父亲做游戏，给父亲扎小辫，发现他的后脑勺上有一块像解放军帽徽五角星一样大的伤疤。我问父亲伤疤的来历，他说：“是被子弹打的。”幸亏子弹从头皮穿过，没有打中要害部位。我常想父亲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能活到解放后，能当我的父亲，实在是不容易了。

　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及土匪仍然很多，常有南下干部被害的事。我曾经听父亲说过，有一姓马的县长，住在县委宿舍楼上，一日，听见有人在楼下用当地的土话叫“马县长”，于是他抬头看窗外，听“嘡”的一声，马县长就被匪徒的子弹射中，永远地长眠在江南这块土地上。父亲的战友江大伯告诉我，在刚解放时，南下干部下乡执行任务时，常遭遇土匪袭击，走在山岗上、树林里，常会有子弹飞来。土匪活动猖狂，一些干部、战士牺牲了。父亲的文章《浦江回忆》，由我编写的《黎明前的战斗》，就是讲述打土匪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祖国沿海常有台湾特务登陆，那个时期枪是非常需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的著名论断，中国近百年来，开展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和国内的革命战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部队。枪在那个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离开我们有十五年了,但父亲摆弄手枪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注：父亲邢全孚，1924年生于山东文登，1941.3参加革命，1943.7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部队南下。先后在浦江、金华、义乌、建德工作，曾任义乌财粮科长。建德县副县长、城工部长、建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政协主席、杭州市政协常委等职。因长期为党工作，积劳成疾于1992.7.2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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