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多少兴亡事～～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钱穆巜国史大纲》

无极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一直想写一篇我最喜欢的书的文章，看过多遍的唯有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了，再次通读了他写的引论和成书说明，试图了解他论述国史的基点和心迹。这本书写于抗战时朝，他希望国人了解国史，从民族走的道路中吸取力量，坚定必胜信念。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是钱穆先生为学生授课而写的课件，后经整理而成书的，读起来不枯燥，就像在课堂上聆听先生授课。陆续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有的发表过，有的还睡在资料夹中。写笔记是为更好的读通这本书，毕竟是一本专著，掌握起来比较困难。

　　钱穆先生谈及写这本书的动机时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生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可以看出先生忧虑国家民族前途之情始终贯穿全书，希望激励国民在危难存亡之秋，坚信中华民族屡仆屡起的力量之源，在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凝聚人民的高度认同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文明重未中断，民族国家已住全部的活动，构成了民族发展史。而这部历史是民族不断成长的历史，也是民族不断战胜灾难困苦，图强求存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而不可战胜的。些书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像灯塔照亮了全民抗战的天空，激励着仁人志士为求民族解放而拼死杀敌。

　　钱穆先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他看不上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一切史实皆为专制黑暗，一语抹杀，把一切归罪于二千年的封建专制。“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胁。”，“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把当前面临的问题归罪孔子或老子的全面否定史观。他认为这都是对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缺乏大体了解，割裂历史文化递进发展的过程，否定文化的连续性，缺失对历史的全面把握。“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若如此我国历史一无是处，岂不如束之高阁，如此我国人民将成为无国史知识的民族。

　　钱穆先生是这样构画《国史大纲》的：“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求新、求实、求真显然是他的著史原则。在新时代从历史的真实中，实事求是剖析历史事件，检讨兴亡成因，找出现实可行的借鉴，为今天的社会实践服务。“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钱穆先生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这也是中国传统治史精神之所在，于繁杂的历史事件中，找到民族独特精神，也就是民族之魂，是史学家的责任担当。

钱穆先生从政治、文化、济经三个方面对国史进了阐述。“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以孔子和董仲舒的文治思想加以推进的。“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他认为：“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充满了历史唯物史观，指出了国家民族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或者在前行中迷失了方向。一定要总结教训，可靠推进社会进步。

　　钱穆先生认为在传统的政治下，需要知识阶层有担当进取之心，家国情怀。“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他担心在此种群体失意之中，导致急成速效之心，否定传统文化，造成社会动荡，国力日微。

　　谈及抗战守士，求民族解放时钱穆先生说：“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必胜之心张扬纸上，这种信心来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对历史走向的深刻把握。中华民族是坚韧强大，越挫越勇的民族，是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只要有序组织，指导有方，可以战胜一切坚难险阻，挫败一切外敌。

　　学习中国史，带着对先辈的敬意；学习中国史，带着对文化的信仰；学习中国史，带着对前途的坚定。数次通读《国史大纲》，为辉煌国史而赞叹，为灿烂文此而倾到，为仁人志士而折服。为钱穆先生纵观今古，客观求实和精练的文笔而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