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俺衢州得名于唐代,历经五代、两宋、元、明、清,一直到现代沿用不变。 “衢”字许多外地人不认识,俺读小学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字难写难认,其实啊,说白了“衢”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就是说俺衢州是浙江省乃至江南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的道路可以连接江西、福建、安徽,进而辐射湖、广、云、贵。你看啊,不说天上的飞机,光是铁路就有浙赣线、杭长线和新修的九景衢,通行电气化火车和高速铁路;这个高速公路更有杭金衢、杭新景高速和黄衢南、龙丽温高速形成“两横两纵”的路网框架。俺去近一点的杭州、上海、南昌、长沙、福州那是上午去下午回,就不用担心赶不上吃晚饭;远一点的北京、广州、昆明、成都、武汉、郑州、西安,虽然是千里之遥的地方,也可以朝发夕至,24小时内抵达。真正的四通八达,东西南北无所不至,无远不达。</h3> <h3> 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人们的出行运输,主要靠脚力和畜力,俺衢州的交通地位比现代显得更加重要。太平盛世时,就是行商贩客的通行大道,各种物资的集散枢纽。战乱年代就更是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饱受兵燹。兵书史料,一提俺衢州就说 “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或者 “守仙霞以扼闽、守毫岭以制括、防寿昌于梅岭,绝遂安于威岭。杜饶冠于歇岭”。要不然就是“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虽然俺不懂这些高雅的文词,但多少也能猜测出是讲俺衢州要紧,丢了衢州就是丢了杭州上海,弄不好啊,福建江西安徽省也得连带遭殃。</h3><h3> 正因为有这个四通八达的道路,在古代凡是闽赣两省(特别是福建省)的政令传递、军事通讯、官商往来和物资运送的都必须从俺衢州经过,而这些传政命、供旅宿、运物资的必备设施就是驿道和驿站,于是,俺衢州的驿道建设和驿站设置那是非常的完善和豪华。南宋毛幵的《和风驿记》说:“为屋四十三楹,广袤五十七步”;明代胡拱辰的《广济驿记》说“立柱三十,中为厅堂,后为退轩,两翼为房者六构,堂房者三。与夫前厅、两廊、鼓门、牌坊、庖厩、溷基”。反正这些见过世面的文人墨客啊,记载说:宋代的州驿和风驿,明代的常山县驿广济驿,它们拥有房屋、厅堂三四十间,各种餐饮、住宿、补给,凡是旅途所需应有尽有,能想得到的都做得到,差不多是现代的五星宾馆等级。</h3><h3> 而且驿站的后勤保障也是很好的。清代,俺西安县驿站有纤夫234名,兜夫79名,再加上杭驿(也在城墙西南角双港口)有驿丞1员,水夫60名,站船5只,船头梢水15名,驿皂2名。乾隆二十一年,两驿合并,除裁去上杭驿驿丞,驿务归俺西安县办理外,其他人员不变。经费也是蛮充裕的,光俺西安驿站,在嘉庆时有经费银3223两多,白花花的不老少了。</h3> <h3> 清代的军事文书有专门的急递铺铺兵传送,每十里一铺,以少壮青年充役,昼夜须步行300里。平原地区的驿站还配有马夫、驿马,以传递朝廷诏命和重要军情文书,马递一般300里到600里。最紧急的还有八百里加急,需要递送者骑快马急速飞奔,将人员马匹体力发挥到极限才能达成任务,也就是跑死马、累死人才能完成的特殊传递。如果是报告战争胜利的加急消息时,骑送者还要身插一面三角形的红旗,这就是常说的“红旗报捷”。它起源于康熙朝,而事事仿效他爷爷的乾隆皇帝就特别喜爱这种“红旗报捷”形式。</h3><h3> 按说啊,这么全的设施,这么好的后勤保障,这么充裕的经费支撑,应该能满足一切需要,不会出什么岔子了。但世事难料,在乾隆皇帝时,就有这么一次“红旗报捷”出了差错,当然了,责任不在俺衢州各驿站,但事情的始发点就在俺衢州府龙游县,龙游驿的主管____龙游知县好心办了坏事,连累了许多官员。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听俺慢慢说来。</h3><h3> 乾隆这位自号十全老人的皇帝,自25岁登基以来,意志风发,励精图治。历经大小金川、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入藏、征缅等等战事后,到乾隆五十三年,这位皇帝也是78岁的耄耋老人了,有点力不从心了。自前年台湾府(那时还属于台湾省)林爽文起事,清军统帅闽浙总督常青老迈无能,加上官吏腐败,士气低落,统兵将领遇事相互推诿,两年来糜兵费饷、师老无功,只有俺江山侬____总兵柴大纪坚守台湾府城,还算得上能征惯战,但是也是防守有余,进取不足。没办法,只好委派最最亲信的爱将福康安,统帅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份的满汉兵丁渡海到达台湾,号称十万大军。采用"剿抚兼施"的方法对叛军进行瓦解、招安,战局才有好转。在五十二年末,虽然战事还没结束,这位福将军就迫不及待地预告近期会有奏凯之旗,八百里加急文报送,要沿途驿站尽早做好传递告捷文报的准备。因此,从北京经咱浙江到福建沿线的所有驿站全部紧急待命,精神紧张的等待着福建的报捷文书,就连金銮殿上的十全老人也翘首远望,期盼这个比亲儿子还亲的福将军早传捷报。</h3><h3> 正月初九日,台湾的600里加急奏折终于送到老皇帝的御案前面。乾隆皇帝欣喜若狂,满以为这下终于活捉林爽文了。然而,拆开来一看,“只系拿获林爽文之父母亲属,尚未将首逆擒获”,他还没有从仓促间的惊愕中回过味来。又一声“800里红旗捷报”,这次更令人惊讶,呈递给他的根本不是捷报,而是一面写着“紧急军务”的红旗,还有被雨淋湿的模糊不清的几行小字。</h3> <h3> 乾隆皇帝非常生气,虽然他内心极其盼望台湾的捷报,但面子上皇帝的天威无比重要,需要维持庄重,表面上轻描淡地宣称:“此次台湾逆匪滋事,不过幺麽乌合之众,即便是将他拿获,也不值得用红旗奏报,况且现在还没有抓到他”。但他还是严厉指责“沿途驿站何得混行编写红旗,随同军报驰递,殊属冒昧,实非寻常错误可比”。盛怒之下的皇帝责令沿途各省督抚,将所管驿站逐一排查,这面红旗到底是哪个驿站发出的,对责任人要严行查参治罪,以示惩儆。</h3><h3>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是很严重。于是沿线的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各省督抚,依旨查排比对,几天之内就查个水落石出。</h3><h3> 正月十一日,浙江巡抚琅玕就上折了(奏折大意):</h3><h3> 臣从江山县开始排查,到龙游县时发现,正月初三日接到福将军600里加急报匣,排单注有“拿获林爽文之父母亲属”字样,因为事关紧急,龙游知县恐怕驿站递送人员不重视,耽误军国大事,于是用红布小旗一面,写上“紧急军务”四字,旁边再写上“八百里加急,此旗下站缴回”几行小字,以备该站接递回照,这时候红旗与报匣是一并送走的。从龙游到兰溪再到建德,各县驿站如法炮制,将上一站的红旗缴回,再做一面新红旗,将红旗和报匣一同送往下一站。</h3><h3> 传到严州府的桐庐县时。知县荆自新,一看是紧急文报,就将报匣先行送走了。因为来不及买红布,手忙脚乱中从红绫纹帐上扯下一块做成红旗,上面的文字也照书“紧急军务”和“八百里加急,此旗下站缴回”字样。就这样先送的报匣和后做的红旗分家了,一件报捷文书硬生生变出了两件,报匣先走、红旗后行但两者再也不能合体了。由于事出紧急,红绫帐做成的红旗等不到墨迹干透就送走了。偏偏这几天又赶上下雨,更要命的是红旗上边的小字“八百里加急,此旗下站缴回”被淋的模模糊糊,分辩不清了。</h3> <h3> 红旗传到杭州府富阳县,知县王奭武只看清“紧急军务”4个大字,边上 “八百里加急,此旗下站缴回”的小字已经没法分辩,王知县不敢详细核查,也来不及细想,命令将红旗发往下一站。红旗就这样接力误送,一直送到皇帝老儿御前,乾隆皇帝见了能不生气吗?</h3><h3> 天地良心,公平地说浙江巡抚琅玕是个很负责的官员,他在皇帝发布彻查命令前就发现问题了。正月初五,钱塘、仁和两县报告:初四日未刻(下午一点至三点钟),递过福将军六百里加紧军务文报,传单内有“拿莸林爽文之父母亲属”字样,而初四日戌刻(下午七点至九点钟)又递过红色传旗一面,上写“紧急军务”四字,旁边小字模糊等情况。接报后琅玕立即查询有没有报匣与红旗一起递送的,回报是只有红旗一面没有文报。琅玕认为如果军营发红旗报捷肯定有报捷文书,必须立即查明情况。于是马上与省里分管理驿站工作的臬司(按察使)归景照紧急派员沿驿道追查,很快查明了情况。从初五发现问题,到十一日就将问题查清,并写好追查报告,效率是十分高了,要是考虑到正月开头,大部分人还在过年的节奏里,官府还处于过年的封印时间 ,省长大人在这个时候还兢兢业业的工作,这个效率就更是惊人了。</h3><h3> </h3> <h3> 浙江巡抚琅玕在给皇帝的追查报告中,也议定了的处分意见:</h3><h3> 龙游站自制红旗随同文报飞递,系属急公起见,而且注明了下站缴回字样,并无大的贻误,总之,是好心办了坏事,态度是好的,于是始作俑的龙游知县幸运地被免于处分。</h3><h3> 桐庐知县荆自新因“不将文报先行递送缘由,知会下站,虽未迟误文报,殊属糊涂,不成事体”革职,富阳知县王奭武因为不查清为什么有红旗而没有文报,就直接递送红旗,造成以后各站接力差错而“交部严加议处”。</h3><h3> 严州知府、杭州知府因管理不善负连带责任,请旨交部议处。至于上折的浙江巡抚琅玕本人也自请皇上议处。</h3><h3> 最终这件“红旗报捷”的闹剧除桐庐县革职外,其他人基本上无大处分,应当说乾隆皇帝这次的处分还算宽厚仁慈。</h3><h3> 这次事件充分说明,交通便利的好事,有时候也会变成坏事,正因为交通便利,一次正常的驿路传递,就差点害的俺龙游知县丢官,好在他勤勉辛劳、态度端正才保住了乌纱帽。只不过就因为他的画蛇添足,考虑不周,弄得上下鸡飞狗跳,惊惶失措,还连累别人丢官检讨,真不知从哪儿说起。反正啊,那年月谁都不容易,当个战争年代的知县更不容易,尤其是交通要道上的知县那是更加的不容易了啊。</h3><h3> 三官岭侬于瓯越海滨</h3><h3></h3><h3><br></h3><h3> 2020/1/15</h3><h3> (已亥年十二月廿一日)</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