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恩师赵同国【纪实散文】

青木秀林

　　

启蒙师长赵同国，

    慈爱严规善点拨；

    改变顽童生志气，

    恩深功大受讴歌。    

      ——题记

 

宇宙之初，浑沌不清，盘古抡斧开天辟地，才使得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人之初，心性蒙昧，需要外力启蒙，才能开启人生的智慧和文明之旅。

不是教过自己的老师都是启蒙老师。所谓启蒙老师应当是在教育童蒙阶段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使得蒙童心性顿悟、豁然开朗，树立起初步的学习理想和目标，并由被动学习初步转变为主动学习的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非赵同国莫属！

赵同国老师是当年集安县（现集安市）财源公社泉眼大队学校小学老师。泉眼大队即现在的泉眼村，是集安县西北部边缘的长白山区中一个人口较多、交通闭塞的山村。我出生并读小学和初中在那里。

缘起三岁时

我与赵同国老师有很早很深的缘分，早在他没有当我三年级班主任之前，我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出生在全国刮“共产风”，想通过“大跃进”快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年代。大队成立了公共大食堂，我妈妈担任炊事班长，负责为全大队近3000人做饭，在家里看护我的任务压给了大我4岁多的姐姐。姐姐在家看护我到1962年秋季，她7周岁半多了，强烈要求去学校读书，爸爸和妈妈只得同意。

而我已经习惯被姐姐看护，成了姐姐的“跟屁虫儿”。有一天，3周岁多点的我终于找到了距离我家300多米的学校，我又逐个教室爬窗户、扒门缝，把姐姐找到了。然后，我就在窗外“姐！姐姐！”地大声呼叫着，姐姐装着没看见、不答应，其他学生不时发出笑声。我想了想，想出了撞门这招儿——后退5-6步，然后助跑用整个身体去撞门，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撞。门终于为我打开了，老师和蔼地摸着我的头，问我“小朋友，你要干吗呢？”，我回答“找姐姐！上学！”。老师微笑着把我领进教室，在姐姐座位边上加个板凳让我坐在那里“听课”。

我哪知道什么是课堂纪律呵，坐着坐着就开口说话了。不是与姐姐说话，就是突然没头没脑地大声说一句什么，惹得学生们不时哄堂大笑！老师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书记——我的爸爸。爸爸与妈妈无奈，只能再次“牺牲”姐姐，把姐姐从学校硬拽回家，继续看护我，又耽误了姐姐几天上学读书。

这位老师就是赵同国，那是他担任民办老师的第三个年头，时年22岁。这是我今生最早记住的一些事情之一，也是我第一次进入教室成为“旁听生”，是我有记忆（记住了赵同国老师的长相）的与赵同国老师第一次相见。

1966年上半年，我不足7周岁在读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有一天，班主任刘凤仁老师把我领到教师办公室见赵同国老师。原来，赵同国老师当班主任的三年级在排练一个对口词儿节目，准备参加全校汇演。已经排练很多天了，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其中一名演出学生因怯场突然罢演了！无论赵同国老师如何软硬兼施，这名学生就是死活不演了。赵同国老师找遍了班级其他学生，也都以各种理由，其中多数学生以时间短背不下来台词儿的理由，拒绝出演。

眼看着班级参加汇演的节目泡汤了，赵同国老师挖空心思想着人选。赵同国老师突然想到了我，首先想到3岁勇敢的我，又想到我的班主任刘凤仁老师经常说我如何聪明，这样我便站到了赵同国老师面前。两位老师轮番把我夸奖一番，鼓励我接手演出。那时，“文革”的疾风暴雨尚没有降临，我慈祥的爸爸还没有被诬陷为“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我幼小的心灵上没有一片乌云，故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赵同国老师拿出两页台词儿稿子，因为那上面不少字我还没学过，故赵同国老师让我看着台词稿儿，他朗读了一遍。接着，我自己又读了一篇，便告诉赵同国老师背下来了。赵同国老师既惊喜又惊讶，听着我背一篇，果然背下来了！赵同国老师兴奋地把另外一名演出学生找来，给我讲解和导演如何演出，然后让我们合练几遍，赵同国老师踏实了，又兴高采烈地鼓励我一番。

第二天我们一登台，台下学生和老师看着我们一高一矮（我比同伴矮一头多）的搭配，便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我们两人大大方方、不慌不乱地演出，我的童声和身材矮小尤其吸引人，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和称赞，演出非常成功。

3岁时我的勇敢，6岁时我的聪明和大方，深深植入赵同国老师的心中。

“你要为爸爸争气啊”

调皮、淘气本来是孩子的特点，是好奇心（探索欲）、表现欲等人的天性使然，调皮、淘气包含的玩闹和游戏则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哺乳类动物最初、最基本的学习方式。可是在我小时候，大多数老师和家长都因缺乏有关的基本知识，尤其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陈旧和爱心不足，把调皮、淘气作为孩子的严重缺点，甚至视为洪水猛兽，随意厌恶、歧视，横加批评、指责。“把手背后面去！”这就是我上学后留存至今的第一个深刻印象，这就是老师防止学生调皮、淘气的第一“法宝”。在赵同国老师之前，我在小学二年级遭遇了这样一位女老师、班主任：为了制止和杜绝学生调皮、淘气，把学生规范成小绵羊、木偶，她除了批评还是批评，整天怒目圆睁、横肉满脸、唾沫四溅，没记得她有过一丝微笑。

赵同国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后，在对待调皮、淘气的学生，首先就是我，与二年级那位女老师截然不同。赵同国老师首先为调皮、淘气的学生正名。他说调皮的学生往往聪明，是因为聪明才调皮，比“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好多了。他又说调皮的学生往往有出息，并讲了多名他教过的调皮学生有出息——学习好、走出我们居住的大山沟的例子。赵同国老师接着又对调皮、淘气的学生进行了分类。他说爱学习的学生调皮，那不是淘气、是嘎，即《小兵张嘎》中小英雄张嘎子的嘎，嘎小子往往有出息。他把调皮与淘气区别开来，认为爱学习、学习好的学生淘气是调皮、是嘎，否则才是淘气。赵同国老师的观点虽然不够周延、有失偏颇，但他讲出了基本的朴素道理，尤其是他言行一致，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歧视调皮、淘气学生和限制思想自由的教育环境下，他鹤立鸡群！赵同国老师在我自小学至初中毕业的9年里，是泉眼学校最理解、最宽容、最喜欢调皮学生的老师，他看好的嘎学生都没有给他打脸、都实现了他的“有出息”目标。

因“调皮学生往往有出息”，我对学习更加有信心；因“学习好就不是淘气”，我对学习更加热爱。赵同国老师对待调皮学生的言行，解放了我被压抑的天性和思想，扫除了我此前因调皮受歧视在心灵上形成的阴霾，实现了在教育理念和心理上对我的启蒙。

在我调皮、淘气的年龄，最能理解、宽容并给予关爱的人，是两位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永存的大男人——我的爸爸和赵同国老师。爸爸是我最亲爱的亲人，赵同国老师是我最亲爱的老师。爸爸和赵同国老师是我的靠山，我对爸爸和赵同国老师的怀念和感激就是那环绕青山绵绵不断的绿水！

俗话说，敲鼓要敲在鼓心上。赵同国老师给了我那么多温暖、关爱，其目的是要我能够把主要精力和活力用在学习上，可是，我仍然过于贪玩儿。赵同国老师对此应该进行了全面、深入思考，找到了症结——我的学习理想和目的缺乏和模糊，并找到了“攻心特效药”。

一天放学后，赵同国老师把我留下，专门给我讲解人要有理想、要有学习目的的道理。讲着讲着进入了应该是他事先计划好的重点——讲述我爸爸，说我爸爸如何带领社员搞生产、建设和关心群众疾苦的种种事迹，说我爸爸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后说到我爸爸如何遭到坏人迫害。

为了取得我对他的最大信任，从而达到唤醒我的目的，赵同国老师又诚恳讲到我爸爸对他的恩情。原来赵同国老师在当民办老师之前，有人介绍他与师母婚配。师母是我们大队那时有名的美女，有着白皙的脸庞、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又在卫生所当护士，故当农民的赵同国老师显得不够般配，师母和家人怎么也不同意。赵同国老师和他父亲分别找到我爸爸，主要以成人之美为由请求我爸爸同意他去学校担任民办老师。果然，打动了我爸爸的善心，赵同国老师便于1959年1月他19岁时成为学校的民办老师，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转为正式老师，当民办老师后师母和家人就同意了这门亲事。赵同国老师动情地说，“我对你好，是报答你爸爸恩情啊！”

说到这个份儿上，赵同国老师便用最大力气把“鼓槌”敲到“鼓心”上。他激动地、发自肺腑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为爸爸争气啊！为爸爸报仇啊！”

 我顿时失声痛哭！没有比这句话还能打动我的话了！

从此，“为爸爸争气”和“为爸爸报仇”这最通俗、最朴素的道理，根植我的心田，成为了我今生最基本、最强劲的人生动力！

赵同国老师用我爸爸来开悟我，使我顿悟，从此以后，我明显成熟一些，学习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在学习理想和目的上对我的启蒙。这是对我的最重要启蒙。

随后，赵同国老师又在学习策略和方法上对我启蒙。当时，我们班级学习成绩最好的、所有老师都喜欢的学生是高良田。高良田仅仅比我大一岁，但远比我老成持重，学习自觉、用功，那时绝大部分同学学习就是听课和做作业，而他竟能课余时间自学！我的课间和放学后，除了必须的家庭和学校劳动、做作业外，其他时间都投入玩儿上，而高良田用在玩儿的时间微乎其微。因此，高良田稳坐学习成绩头把交椅，我只能是第二名。1966年文革开始后直到赵同国老师任我们班主任之前，按照教育部的《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停止了学期考试，故我没有树立考试成绩的荣誉心，从而就不与同学竞争。

赵同国老师看明白了，又出招儿了。他除了在班级大讲“分分小命根儿”外，尤其是，一方面找我谈话，要求我把赶超高良田作为学习的具体目标，并给我分析赶超高良田的可能性——聪明、用功远远不够等；另一方面，又找高良田谈话，提示他说我学习加劲儿了，不要被我超过。我当时并不知道赵同国老师使用了“挑拨竞争”这一招，是写这篇文章时才从高良田口中知道的。赵同国老师还时常表扬高良田，起到了时常激励我赶超高良田的作用。

赵同国老师这招儿成功了，从此我与高良田开展了学习竞争，从小学三年直至七年（即初二）毕业，延续了5年半（初二为适应教改多读半年）。高中我们两人仍然同班，但学校不学习文化课，学习竞争便暂停了。恢复高考后，我又与其他同学开始了学习竞争，也是源于赵同国老师的奠基。赵同国老师挑起我与高良田的学习竞争，成全了我们——后来我们都达到或超过了赵同国老师说的“有出息”目标。同时，带动班级形成了良好学习风气，使得我们一个班级产出“三局长一校长”以及其他多名同学也走出了泉眼沟这个偏僻的山村。

其实，赵同国老师对我的启蒙是冒着风险的。那时虽然不再“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但他大抓文化课学习，容易被说成走“白专”道路，成为“斗批改”对象。那时我们家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几年中，公社和大队的“三种人”正在横行时，他同情、关爱我，尤其是激励我为爸爸争气和报仇而读书，可能惹祸上身。连我家的亲戚——学校的校长，到了1973-1974年，在通化地区专案组已经在此前否定了所有在政治上对我爸爸的诬陷，并解决了我们家的基本生活问题，我妈妈这个叔辈侄子还在阻止我入团，以示与我爸爸划清界限呢。相比之下，凸显赵同国老师的人性光辉之灿烂！

     

“小树要不断修剪才能成材”

我明白了好好学习的道理，也树立了好好学习的理想和目标，但我总归还是一名儿童，天性仍然占统治和支配地位。人的天性是读入和记载在基因里的，妄图改造甚至消灭人的天性，只能改造基因乃至残暴地消灭人，显然，应该是正视人的天性，因势利导，以及给人的天性设定自由的框框和边界。

赵同国老师不懂得高深的大理论、大道理，但是，他懂得朴素的道理，更具有慈悲之心，决定了他教育学生方法的基本正确。他一再强调“小树要不断修剪才能成材”，对我他就是这样实践的——发现我偏离了主航道，他便及时制止和拨正；发现我冒出了不该有的“枝杈”，他就赶紧“修剪”。

赵同国老师对我是恩威并重，在慈爱的基础上，也经常批评乃至严厉批评。我时常在课余和放学后被留下来，接受他的教导和训话。说实话，我自从顿悟后，就真心想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可是，篮球等体育项目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往往抵抗不住。每当被赵同国老师批评，我都懂得他是在爱我，盼望我提高学习成绩，将来有出息，故我是心悦诚服，内心一再自责。

有几次，体育课或课余玩篮球，玩得太兴奋难以抑制，下一节课开讲多时，我们几名同学才汗流满面地返回教室。被赵同国老师罚站，下课后又给我“开小灶”——单独批评。我自知理亏，感觉很惭愧，不自在地摆弄手指，他的一只大手把我一双小手打开，我又在地上搓脚，他又踢我脚，喝令我立正站直。儿童和少年的成长，不仅仅需要慈爱，也的确需要这样的严爱。爸爸的严爱权利被“文革”残酷剥夺了，上苍则因关上门又开了窗——把对我严爱的权利赐予赵同国老师。

“文革”时期是全国、全社会、全体国民贫穷，学校也不例外。那时泉眼学校有400多名学生，可是，篮球仅仅有两个，其中一个早已达到报废的程度，橙红色篮球变成灰白色篮球，软绵绵的。除了有一个篮球场，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既没有场地也没有器械，故各年级学生都在争抢篮球。有一天中午，我们想打篮球，可是去教师办公室找不到篮球，便知道又是被哪个班级学生藏起来了。我们便分别去各班级寻找，我在一个班级某学生桌子下面发现了篮球。我向他要，他不给，我只能上去抢夺。在争抢篮球中，我一不小心，把这个班级学生饮水的水缸打裂了，水流了一地，水缸也报废了。我自知闯了大祸，果然受到了赵同国老师的严厉批评，并要求我赔水缸。我没有钱，家里也缺钱，赔不起。我耷拉脑袋了，整天忧心忡忡，中止了玩篮球。过了一些天，赵同国老师微笑着告诉我不用赔水缸了，也许是他替我赔了，也许是在他的协调下不用赔了，他用“死缓”的方式让我深刻悔过。

    在我不断犯错、赵同国老师不断“修剪”我的过程中，我在不断成长、进步。同时，在我一次又一次自责中，我初步懂得了自律的重要。赵同国老师在我的心田播下了自律的种子，这颗种子以后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生长、壮大乃至发展到坚不可摧，使得我比大多数人具有更强的自控力，历经种种诱惑、威逼、艰难险阻，皆战胜了贪婪和恐惧之人性弱点，确保了安全，避免了坠入深渊！  

师生不了情

1970年3月开学几天后，赵同国老师与另外一位老师一同来到我们班级。这位老师是原来的校长吴士成，被打倒了，由校长变成了普通老师。原来赵同国老师不继续教我们了，由吴士成老师接替任我们四年级班主任。

我不懂我们学校老师是固定在年级上、不跟班走，赵同国老师也没有事先告诉我，我以为赵同国老师会一直当我们班主任。我与赵同国老师的感情太深，事情又突然，我当即懵了，难以接受！

当时，赵同国老师在我心目中如同“爸爸”一般，我的爸爸死别了，这位“爸爸”又生离了啊！不满11岁的我难以自控，趴在桌子上哭泣，赵同国老师过来劝慰我也无济于事，又引得其他几名同学抽泣。那节课没有上好。

吴士成老师应该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他有些不自在。后来又有一则谣言——说我要带头把吴士成老师赶走，把赵同国老师迎请回来。显然，这么复杂的“工程”不可能出自不满11岁的儿童，最可能是有对吴士成当校长时不满的老师，故意演绎出来贬损吴士成的，即当老师学生都不欢迎，当校长就更不称职了。不料，吴士成老师还真信以为真了，给我穿了不少小鞋儿。

赵同国老师后来不当班主任，成为体育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又在体育方面牵手。各项比赛中，我都有为赵同国老师争光的想法，使出全力争胜。

1971年我读小学5年级，参加全公社小学篮球比赛。因为我身材矮小，更因为赵同国老师的战术——前锋与后卫在场上的位置平行移动，即防守时后卫需要在前锋位置上抢篮板球，我便成为了替补。体育老师的胡乱战术，说明那时信息杜塞、媒体单一以及闭关锁国造成的种种落后。即使能够像现在这样观看几场NBA比赛，也不至于打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呵。在与最强的财源小学队比赛时，上半场被打成22比2，场面相当难看。下半场开始我临危受命被赵同国老师换上，趁对方不备，我接连投进5-6个球。虽然因实力差距较大，赢不了球，但避免了输得太难看。   

1972年我读初一时，全公社举办小学乒乓球赛。因为当时我在全校师生中水平最高，且年龄小（放在5年级中也仅是中等年龄）、长得又小，赵同国老师便让我参加小学乒乓球赛。而我是赵同国老师叫干啥就干啥，只要能为老师和学校争光就行。10个学校30多名球员，淘汰赛，每局21分，三局两胜制，一天下来我打了6-7场球，每场球都打对方二比零，决赛对手还有些抵抗、勉强及格，其他对手一律被我每局压制在11分以内。我是直拍左推右攻型打法，右手攻球凌厉，如同虎入羊群。我获得第一名，师生们兴高采烈，返回的路上又跳又唱。单程25里路，还要翻越一座山岭，打了一天球，走一半我就累得走不动了，其他球员轮换把我背回家。过些天在全公社举办的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发奖时，把我的成绩取消了，原来被人告密了。告密者就是当过赵同国老师的领导、担任过我的班主任的吴士成老师，他了解我们，一告就准。这时，赵同国老师对我说“你是全公社同年龄段乒乓球冠军”。

也是在初一时，有一次赵同国老师带我们去浑江西岸临近的通化县金珠大队学校打友好访问乒乓球比赛。每队出三人，打单循环赛。对方是初一和初二的学生，我们是清一色初一学生，在9人中我仍然是身材最矮小的。那时，通化县经济、教育等方面，比我们集安县先进，金珠学校的乒乓球器械是标准的，比我们学校的好，乒乓球水平自然就比我们高一些。因客场原因，其他两名队友因紧张水平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均被打了1：2。我在为赵同国老师争光的自励下，较好地发挥出了水平，取得了2：1战绩，输的那场球也与不适应标准球台有一定关系。对方老师纷纷夸赞我，赵同国老师也感觉脸上有光。

1974年7月末，我满15岁，初中毕业了，要离开泉眼学校去公社所在地读高中。其他老师都是给我留言，唯有赵同国老师赠送我一本日记本，留言道：“海军，愿你在革命的大道上攀向科学的高峰，奋勇前进吧！”并在留言的前一页，特意为我抄录了四段毛主席语录。又在我的专门留言本上写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赵同国老师用当时“文革”味道的文字，送我踏上新的人生道路，嘱咐我勇攀科学高峰。我把赵同国老师赠送我的日记本和赠言，珍藏了46年到如今。现在看到赵同国老师的留言，真的是见字如面啊！

赵同国老师因学生“出息”而高兴、自豪，用学有所成的学哥学姐激励在学的学弟学妹，把学生的奋斗和成绩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我自初一期末考试取得大满贯成绩——每门课皆100分、总分600分后，我的一些事儿便被赵同国老师陆续纳入他的“资料库”。我从有名的调皮学生，变成“学霸”；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在地头休息时趴在地上学习备考；我参加1977年恢复的高考，便一举考中；我担任市长秘书，之后又担任通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赵同国老师一直在讲，长者讲了近30年，讲给了两代人。我虽然奋斗过，却并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但能够让老师心满意足、精神愉悦，也算是有所回报老师培育之恩的一种方式吧。

1999年10月15日以后，赵同国老师不再知道我的进退荣辱、安危得失，终止了谈论他的所有爱徒，他因病逝世，终年60虚岁。

遗憾啊！我与赵同国老师连张合影都没有，小学和初中毕业时因学校贫困和本村人谁也没有照相机，没有拍摄毕业照，我们师生之间的合照就更没有了；遗憾啊！我参加工作后，工作、学习、家庭、老人、婚恋、孩子、房子等等重担在肩、负重爬坡，尤其泉眼村是我爱恨交加的地方，1999年之前没有再回去过，离开后就没有再见到赵同国老师；遗憾啊！我们师生之间没能坐在一起，忆往昔，话沧桑，我更没能弥补小时候的缺欠，倾肺腑，诉衷肠；遗憾啊！赵同国老师心情郁结时，我并不知情，更没能为老师排忧解难；遗憾啊！我没有做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报答的实在太少太少......最大遗憾是今生不再相见！

亦师亦父恩情重，来生来世再续缘。愿恩师赵同国来生还做我的启蒙老师！

（青木秀林写作于202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