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为美美源于绿——郭因美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研究郭因

作者：张先贵 张维瑛 在郭因先生创立、并以他的一个美学观点命名的安徽省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学会成立10周年之际，由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安徽省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郭因美学理论研讨会，1998年11月21日在安徽大学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110余人，出席会议。

省文史馆名誉馆员、安徽省政协原常委、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郭因研究员，是《艺廊思絮》、《中国绘画美学史稿》、《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审美试步》等书的作者，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美学家。

与会同志对郭因美学研究的路径，郭因美学理论的框架、内涵及其地位、影响，郭因成功的经验，郭因的人品与文品等等，都作了梳理和研讨；大家认为，在天朗气清的美好季节，能为土生土长的皖籍学者开专题研讨会，不仅是郭因先生的光荣，也是全体学人的光荣；不仅是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科教兴国、科教兴皖大业，必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围绕“郭因美学理论”这一主题，广泛而热烈地进行了交流。现择要综述如下：

一、郭因：一个奇迹

与会学者对郭因的人生轨迹和治学道路，作了认真回顾和梳理，认为郭因的崛起和脱颖而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表现在多方面：

（一）论求学道路。郭因出生在安徽省绩溪县一个贫寒的农家，基本上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受家乡浓郁的“徽学”气氛的熏陶，从小养成了好学深思的习惯，几十年立定脚跟，矢志不移；他像《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那样，用借书、抄书、背书、啃书的“穷办法”和“笨办法”，终于在到贵池中学教书之前，熟读或背诵了以“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史记》、《汉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代表的中华原典和古典文学作品，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国学”根底，为他后来能在以美学为主的众多领域内自由游弋，卓然成家，准备了后劲。对他的身世有所了解，颇有研究的同志，如陶显斌、马沛文、马雅丽、彭拜、汪亦伦、陈祥明等，都众口一辞地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这是解读“郭因奇迹”和“郭因现象”的一把钥匙。

（二）论人生遭际。郭因本人在《惭愧与惶恐》的讲话中，就直言相告：“我这一生过得不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生命被浪费糟蹋了许多，而当政治气候阴转多云、多云转晴，我又垂垂老矣。我自己彻底悟道也嫌迟，勤奋又很不够，智商也不高，我的审美跋涉，一直步履艰难。因此，我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奉献微不足道，实在不足以报答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对我的养育之恩。”其中虽有自谦成份，但是关于自身遭际的表述，是忠于事实的。

在人生盛年，郭因被打入“另册”达20多年，他戴过沉重的“右派帽子”，被劳教过，长期当“无业闲散人员”和“家庭夫男”，“文革”中又备受凌辱，其艰难困苦之程度，没有如此经历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他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硬是坚持美学研究。如何迈所说，他“爱美如痴”，终于通过在香烟盒上、来信的背面和印刷厂的边角废料上，做卡片和写初稿，创下了学界奇迹，以《艺廊思絮》、《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关于真善美的沉思刻痕》、《劫余书屋散简》等著作，奠定了他在美坛乃至学坛上的不倒地位。欧远方、卞国福、陈发仁、沈培新、臧宏、顾祖钊、王达敏、许有为、吴莺莺等学者指出，郭因身上天然地有一种“仲尼厄而作春秋”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书呆子”、“臭老九”所特有的品格。因此，他才能为他人所不能为，得他人所不能得。郭因是当代学人中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典范。几乎所有的学人都承认，他们都是通过读《艺廊思絮》而“结识”郭因的。青年女学者吴莺莺深情地说：“一部文艺美学论著，发表至今，时隔近二十年，读来仍然兴味盎然，艺术魅力历久不衰。”她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老教授顾祖钊说，郭因的《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在80年代初是我国第一部绘画美学史，它还长期是唯一的一部，这足以说明它的份量。它显然至今仍应认为是一本奠基之作，而且也是一本经得起历史淘洗的好书。”

（三）论治学范围。尽管“过得不好”的前半生，让郭因受够了凄苦，也给他提供了沉潜学问，浚沦知识的机会，从而坐实了老子的一段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不少学者都指出，郭因是在作了各方面的充分研究准备，才跃上学坛、跨入学界的。他从研究绘画美学入手，进而研究一般美学；从研究一般美学下手，进而研究大美学；在研究大文化大美学的基础上，顺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适时地推出他的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就美学结构体系而言，他在美学原理（哲学美学）、艺术美学、技术美学、审美教育这4大坂块，都卓有建树；就美学体系结构而言，他在文艺美学、造型艺术美学、影视剧乐美学、景观美学、城建美学、生活美学、医学美学等各个分支学科，都发人未发；就知识分类而言，他涉及文理农工医诸门学科，且在各个领域，都能张口论道，提笔作文。他所发表的一系列看法，足够固守本领域的专家，琢磨好一阵子，最后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学、识、德、才、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学人虽有嘴上议“政”的喜好和纸上谈兵的“专长”，要么玄而又玄，要么空而又空，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色彩，尽管动机纯正，心地善良，却很难被主事者和决策者采用。郭因却不同，他有其他学人难得的特殊经历和近20年当省政协委员、常委的历练，对世情、国情、省情、民情，有清楚了解和准确把握。汪涉云、陆子修、秦德文、陈发仁、张立志、钱铭等学者型官员，都认为“他有很强的参政议政能力”，“有建议，有措施，有办法”，“诤言谠论为美政”，易为当道者所接受，并能部分地转化为活生生的事实。青年学者武惠庭、何娟、王昳也看到了这一点，指出郭因美学是“理论的美学”、“实践的美学”、“可操作的美学”。

钱念孙教授说：“从专注于绘画美学的探讨到倡导应用美学的研究，从主张大文化大美学的观点到提出绿色美学的一套思想，郭因先生的治学道路和许多学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他不是越来越专，仅仅成为某一问题或某一领域的专家，而是视野越来越广，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大，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意义。……郭因先生从一个较为纯粹的学者，兼有思想家的风采；从一个只是自己著书立说的学人，转变成了创立学派（绿色文化和绿色美学学派）的大师”。安徽省文联主席沈培新指出：“在我和郭因老的不时交谈中，以及所看到的他的文章中，我初感他是个追求水清山秀的现代文明人。看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又深感他是尊重祖先、有扬有弃、热爱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看到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分析和认识，又感到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追求、有见解的哲学家。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需要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经销业务行家，同时也需要郭老这样的社会科学家、美学家。”

（四）论眼前的郭因。检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毛”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取悦于毛泽东的柯庆施更把知识分子贬得不值一提。远的不说，就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早己成为《法门寺》中的贾桂和《阿Q正传》中的阿Q。要别人给自己“落实政策”，就足以证明一切。

但是，郭因先生却用“宗教承当”、“刚健有为”为舟桥，自己把自己引渡到光明的彼岸去。他在葆有书生本色的同时，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从而在社会这架硕大无比的天平上，充分显示自身价值。翟东林、张冬平指出：“郭因不是靠权势而成名，他的美学理论不是因权势而‘增值’的”，“郭因先生以其生命理想为旗帜，积极投身于绿色实践活动，为其认同者所赞扬，为其反对者所钦佩。他以中国学者虽不强悍但很坚韧的身躯，虽无权力却很有魅力的身份，虽有不足却很和谐的生命理想，谱写着中国绿色文明运动的辉煌篇章，丰富着世界绿色文明的发展历史。”

从山野小子到青年教师，从青年教师到革命战士，从革命战士到青年干部，从青年干部到阶下囚，从阶下囚到“地下学者”，从“地下学者”到“畅销书”作家，从“畅销书”作家到著名美学家，从著名美学家到创立学派、付诸实践的一代宗师。这就是郭因创下的奇迹。而奇迹中的奇迹，主要是近20年创下的。在郭因200多万字著述的背后，在他参予指导、参予鼓吹的若干个生态实体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就是合格的“地球村村民”、“世界公民”和“21世纪好人”。因为他是如今省内外，唯一没有官方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独领风骚，学派林立却能自成一家，颠倒众生的大师级学人。郭因的老友、好友、文友、益友彭拜说：“他笃志勤业，好学不倦，秀外慧中，闻一如十，明辨敏察，嫉恶如仇；淡泊物质，清正自守，还有严谨治学，不会做官。他的这一形象永远活泼地存在我的心目之中。”青年学者张宪平说：“郭因的美学成就及其展示的超强的思辨能力，厚重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开阔的学术视野，非凡的胆识、创造精神和超前意识，以及深深的忧患意识，可贵的批判精神和难得的一身正气，连同他那孩子般的灿烂的笑容，都表现了郭因不可替代的、独具魅力的生命价值。他无愧为一位大美学家、大学者，我们崇敬他！”

二、郭因美学理论的发展轨迹

与会者认为，虽然郭因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他本人的“知天命”年岁后，才进入治学快车道的。但他却以滚动式前进、跃进式发展的态势，在不到20年内，完成了从艺术美学到哲学美学、再到技术美学、到大文化、大美学，而最终推出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过程。青年美学家陈祥明指出：“在当代中国美学史和文化史上，郭因先生的跋涉是艰辛而曲折的，其贡献却是巨大而独特的。作为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他在‘审美跋涉’漫长过程中，不仅倾注了浓郁的审美情怀，而且倾注了诚挚的人文关怀。正是这种审美情怀和人文关怀的双重变奏，推动了他从传统美学、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美学、现代文化，从狭义的小美学、小文化走向广义的大美学、大文化，进而走向极富当代性与未来性的绿色美学、绿色文化。郭因已经初步建构起了一种开放性的新美学体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若把郭因当“地下学者”时的“非正规研究”算上，他在美学研究路上的“跋涉”，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在1984年《审美试步》出版前，他从事以绘画美学为主的艺术美学研究；1984年—1988年间，他以创办全国第一份《技术美学》杂志为契机，主要从事大文化、大美学的研究，值得重视的是，彼时彼刻，他特别注重融文化内涵于美学和美学研究之中；1988年11月，他在成立安徽省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研究会的同时，正式张扬“绿学”旗帜，把大文化、大美学延伸成为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孙显元教授始则称其为“中国绿色未来学”，继则通俗地称这为“郭因的大美学”，指出它是“一种跨众学科之疆域，居众学科之首位的‘大美学’；是一种有“大美学意识”的“当代美学”；这种“意识”，“是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三大和谐作为美学家和美学的最终追求的意识”，即“绿色意识”；“是美和美学在当代发展的产物，它代表了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郭艳说，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是“儒家理性实践精神和现代意识的碰撞”的必然结果。

洪咸友指出：郭因先生的“思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引人关注的”；他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演化的。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他不断探索、不断自我超越、敢于突破的学术勇气”。他对郭因的“探索”、“超越”和“突破”的具体轨迹，作了描述，指出，早在80年代初中叶，郭因研究的是“大美学”。它的产生，仰赖于“美学界开始反思以走出误区，于是有了审美心理研究的努力，有了实用美学的兴趣，于是有了郭因的大美学”；“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提出，实际上是郭因先生大美学思想的延伸。显然，延伸并非重复，也并非换汤不换药。在我看来，从大美学到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延伸，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努力方向上，由纯学理的思辨走向了‘导实践’的关注。”


三、郭因美学理论的学术定位

学者们指出，研究郭因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把它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当代美学的地盘上和走向上，加以审视，并定位。为此，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郭因美学理论的来源

不少学者指出，郭因极为推崇皖籍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他常以朱先生的一段名言自律律人。朱先生说：“世间固然也有许多不研究美学而批评文艺的人们，但是他们好象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全凭粗疏的经验，没有严密的有系统的学理做根据。”郭因治学，表面看来，天马行空，神龙走海，实际是“形散而神不散”。就以他引起广泛关注的绿色文化和绿色美学来说，施惟仑指出：它有3个来源。

一是来源于马克思学说。用郭因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把它叫做红色目标，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红色彩，是因为马克思所说的：人克服一切异化，复归人的本质、全面发展、自由自觉劳动创造，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冲突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我们看来，是与我们的绿色目标完全一致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生态学的：自然的生态学、社会的生态学、政治的生态学、经济的生态学、文化的生态学”，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应该给以最大的尊重”和“最深的关爱”，这是“理论的自觉”和“理性的清醒”。

二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王明居教授指出：“绿色美学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它的三大和谐论，是深深地植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郭因先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易经>》一文中说：“中国，这三大和谐的思想，则早就相当完整地出现于‘五经之首’的《易经》。又在《中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文中，把《中庸》中所提的“道中庸”与“致中和”串在一起。以此作为绿色美学和谐论的哲学源头”。施惟仑作了具体剖析，指出，“道家特重‘天人和谐’，儒家特重‘人际和谐’，佛家特重‘自身和谐’的思想汇集统一起来，今天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成了郭因‘绿色文化、绿色美学’的‘三大和谐’理论”；由于他的“提炼”，方使“我们传统文化之精华”，演变成郭氏色彩的“‘三大和谐’理论”，使之“闪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

三是来源于西方的绿色思潮。施惟仑谈到，“风起云涌的全世界绿色浪潮无疑也给‘绿色文化、绿色美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从全球绿色运动产生、发展和壮大的不长历史中，我们看到绿色运动，就是对‘绿色文化、绿色美学’理想的渴求与探索，虽然这些渴求与探索，有其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局限性，但这些探索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被综合吸取或超越，已经融入郭因深深的绿色忧患和浓浓的绿色情怀之中，使他的‘绿色文化、绿色美学’理论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全球意义”。

（二）郭因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

何迈先生在打头炮的发言中，指出，郭因美学理论，特别是他的“绿色理论”，是“从绿色的原点走向绿色的未来”。具体说，它有“环环相扣的十大主要观点”：人类有一个根本任务：使人类愈来愈好地生存与发展，并且日益完善与完美；人类面临三大问题：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与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需要进行三个提高：提高人的自身质量，提高人际关系质量，提高人生存环境的质量，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质量；人类需要三种建设去实现“三化”：通过物质文明建设而实现真理化，通过制度文明建设而实现道德化，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而实现艺术化；人类应该致力于优化与美化两个世界：优化与美化人类的客观世界，优化与美化人类的主观世界；人类面临三大危机：人与自然失衡的生态危机；人与人失衡的人态危机；人自身失衡的心态危机；人类为求克服三大危机，必须致力于追求三大动态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追求人与人的人态和谐；追求人自身的心态和谐；人类应该有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即“道中庸”而“致中和”，或简称“由中致和”。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以全面协调的手段去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人类应该走向一种最好的社会模式，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或叫绿色社会主义社会；人类需要一种有利于发扬人类精神的两结合、三兼备、三过程、两阶段的艺术。两结合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三兼备是客体形神美、主体情思美、形式技巧美兼备；创作三过程是：从现实现象到艺术意象，再到艺术形象；创作方式两阶段是：使景成意和使意成体。不少同志都支持何先生的概括，认为，郭因先生美学思想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王长安研究员从郭因创立学派的过程加以揭示，指出：郭因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已初步实现“四个过渡”，即由文艺美学向绿色美学过渡，也就是向社会美学和人文美学过渡；由求美向求和过渡，由学术思想向人生态度转变；绿色美学已由一个美学流派向一门学科过渡。刘承华教授指出“道中庸”而“致中和”是郭因美学思想的理论轴心；因为只有在这里，他的“道中庸”而“致中和”才得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这三大和谐那里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关注。也正是这样，他的“由中致和”的思想才得到最为彻底的贯彻，“由中致和”的理论才得到更为系统的建构。

（三）揭示郭因美学理论价值

鉴于郭因有“和谐为美，而美源于绿”的说法，何迈认为，郭因美学理论的价值在于：“以‘绿’为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文’（化）为背景”，或者说，“‘绿’是他美学研究的起点，‘人’是他美学研究的基石，‘文’（化）是他美学研究的血脉，‘和’是他美学研究的核心，‘发’（展）是他美学研究的目的，‘幸’（福）是他美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其价值可用“绿色”、“人本”、“和谐”、“发展”、“幸福”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卞国福认为：“郭因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关注着人的主客观两个世界的美化和发展，开辟着美学研究的片片绿地，攀登着美的更高境界。安徽这块热土，曾产生过陈独秀、胡适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也产生了朱光潜和郭因这两位以美的研究为崇高责任的美学家。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郭因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绿色美学事业已在安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成为全国绿色美学研究的中心，同时，迈出了国门，走向世界。郭因先生以其卓异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美学同行的广泛关注”。钱念孙赞成张爱萍将军的一个说法：“对你们穷力经营现代桃源，倍感兴奋。对你和同事们能将美学变成实践的精神和作风，万分钦佩。尤其在当今盛行‘向钱看’和全盘西化的劣俗时，有你们的为现代桃源奋斗的新生事物出现，确是难能可贵的！”钱指出：“郭因先生所倡导的绿色文化和绿色美学，决不仅仅是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能概括，也并不是美学一般原理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简单放大和套用，而是用美学的观点对人类社会模式的一种整体设计，是对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探索和描述”。

（四）肯定郭因美学理论的当代意义

陈祥明指出，郭因美学属于现代美学范围，具有强烈的当代性。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1、他继承了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所开创的，但一度中断了的现代美学传统，并从一个新的维度将它大大推进。

2、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国化，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现代化，将外来哲学与美学民族化，并将它们融通乃至融合起来。

3、他的美学理论比较恰当和确切地勾画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审美视野与期待、审美理想与追求、审美活动的心路历程。

4、他的美学努力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统一、和谐，因此可能成为未来美学的重要生长点。

5、他的美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很大的包容性，并自觉地努力将理性美学与感性美学综合起来，以形成新时代美学风貌。

陈祥明因此得出结论：“把郭因美学放到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我们感到它不仅和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总体趋势、特点相一致、相契合，而且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学术路向，构成了一种新的美学生长点，已成为新时期多元美学格局中的一元。更难能可贵的是，郭因的美学尤其绿色美学，不仅是‘当代人学’，说着‘现在与未来的人性话语’，而且是‘民族文化学’，说着‘中国文化与美学的自己的话语’。因此，郭因美学在中国新时期美学园地自成一家，独标一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所重视、所接受，绝非偶然与侥幸”。刘承华教授指出：“据我了解，要做到中庸，保持中道，实现中和，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整体意义；一是理性态度。我们看到，郭因美学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两点”。

翟东林教授说：“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平民百姓的老知识分子、美学家，树为学会的旗帜、学派的领袖，对他用高尚的人品写出的卓有建树的论著进行研讨，这本身就是一种显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精神自由、学术自由的思想解放。……其本身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一种纪念，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价值，必将是重大而深远的”。


四、总结郭因成功的基本经验

与会学者们总在思索：郭因成功的“秘诀”何在？经过初步总结，大体有以下几个：

（一）人品与文品统一

美术理论家翟宗祝教授指出，郭因在4个方面值得学习：“在入世中出世”，“在平常中非常”，“在随缘中合缘”，“在浅易中高深”。他既有“审美情怀”，更有“人文关怀”。张宪平认为，他的“字里行间宣放着浩然正气”：他在被迫害时，不变信念和希望；他在遭摧残时，不妥协、不屈服、不退让；他在得志时，不高傲、不自满；他与领导、名人交往时，不谄媚、不逢迎；他与平民、晚辈相处时，不因位高辈高而不屑关照。他“甘于淡泊，甘于寂寞”，却要去“创造辉煌”！他有大美学家的高风亮节！翟东林先生认为，他的学术著述，没有“学院气”、“书斋味”，总能从生活现实出发，同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受融为一体。他善于把深奥的美学理论，从美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为平民百姓所了解，所掌握。他的著述做到了雅与俗、浅与明、学理与现实、诗意与哲理的巧妙结合。正因为如此，他写的东西好看、易看、耐看、有嚼头。他确实是一位有社会责任心的“平民美学家”。

（二）治学方法先进

如同梁启超所说，“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不少学者指出，郭因采用的是遍考精取、综合创新法，具体说来，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锲而不舍。总的说来，持有的是“经世致用治学观”，因此才有“三个一”，即：一种表现：小中见大与平中见奇；一种境界：活学活用与大而化之；一种精神：宗教承当与坚韧不拔。

刘继潮、章飚对郭因谈艺之所以在行的原因，作了探求，指出郭因有深厚的书法功力，其书法特色恰恰在功力之外；他也作画，往往童心勃发，兴致极高；他运笔迅急，挥洒自如，中、侧互用。因此，他的“造型艺术评论，既有深厚的理论依托，更有丰富而真实的艺术实践经验”。翟宗祝联系自身实际说：1992年秋，他请郭先生为他的一本书——《彩墨画新技法》作序，郭仅用1000多字就把全书的纲要、主题、重点概括得极为精炼准确，其评点又极其生动抒情。如果我是读者而非作者，看了这篇序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看不看也就无关紧要了。

刘、章特别推崇郭因先生重视并尊重对他著述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指出：在《水阔山高——我的审美跋涉》第四集中，在“人说我”篇内，不仅收录了国内外学者对其《中国绘画美学史稿》等论著的赞誉和肯定性文字，更收录了批评与否定性文字。这是十分令人瞩目和不同凡响的举措。这些文字，使研究者可以历史地、客观地去把握一位老学者学术成就的真实。作者在学术上的自省和自察，令人感佩；作者对不同见解的宽容和大度，更体现出这一代文人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

在研讨会上，郭因的老部下姚静涓同志公开质疑他的“和谐观”，且言词激烈，不留“情面”。郭老耐心听，认真记，带头鼓掌。用行动证明刘、章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三）密切关注现实，怀有忧患意识

常务副省长汪洋在给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郭因首倡的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理论“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贴近于现实生活，服务于现实生活，为我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城镇规划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经过十多年来的丰富和发展，郭因美学理论已成为安徽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为我省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汪裕雄教授指出，郭因的美学体系“向一切现实的美开放。它挣脱了西方传统美学拘囿于艺术之美的樊篱，把技术美学、生产美学、劳动美学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举凡产品设计、城乡规划、环境美化乃至于居室打扮，只要是与民生日用相关联的美学问题统统不曾排除在美学的视野之外，这种美学，贯彻着利用厚生、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跃动着提倡者热烈的淑世之心”。

不少同志指出，郭为文治学，总是把万家忧乐挂在心头，把“有益于世道人心”，作为座右铭。他时刻把“全球问题”、“人类意识”、终极关怀作为研究主题，萦有“世界级牵挂”。全国有多少条江河，其中有多少条已被污染，他一清二楚，且提出起码的治理办法；合肥市包河边上树木葱笼，绿草如茵。有一位合肥籍名画家偏偏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提出自筹资金，在此盖美术馆。他始则认为不可，建议另选馆址；继则提出，起码得把砍树数量降到最低限度，终于被各方面所接受。钱念孙说：他的学术旅程与社会风气走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以致逆反的倾向。在“四害”横行的“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等口号盛行，郭因先生在那最无法做学问的岁月，在连家中蚊帐上都贴满大字报的环境下，却不顾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写出了《艺廊思絮》、《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劫余书屋散简》等书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社会上普遍出现了理想失落、道德滑坡的现象，可就在人们越来越注重“向钱看”，越来越关心眼前经济效益的时代氛围里，郭因先生却高举起绿色文化和绿色美学的大旗，竭尽全力宣扬和实践“美化两个世界、实现三大和谐”这一在他看来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的美好追求。这显示了他为人为学不受时风左右，具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品格，更显示了他坚强的人格力量。

（四）生长在安徽这块热土上

卞国福、韦君琳、施惟仑等同志都指出了这一点。尤以施惟仑讲得更具体。他说：绿学理论为什么产生在安徽，为什么由郭因创立，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他提出了4条理由：

1、在政治上，安徽省有企求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不平则鸣，揭竿而起的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发生在安徽；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发生在安徽。……时至今日，通向未来的绿学，又发生在安徽，这也许正是历史的选择。

2、人杰地灵的徽州，是郭因的故乡。那儿有一种历久不衰、代代相传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精神，就是既执着又超脱、既进取又退隐、既勇于敢又勇于不敢的精神。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共性。这些无不给郭因的性格以精神熏陶和滋养，他事实上也就是具备了以上精神的代表人物。

3、郭因个人的经历坎坷，磨炼出他的心灵度向和理性感召。

4、郭因独特的治学方法——关注现实，发挥想象、巧用对话，使他获得成功。

有的研究者预言：20世纪末，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在中国诞生，它力挽世纪末西方颓废文化之狂澜，担负了人类“美化两个世界，追求三大和谐，走绿色道路，奔红色目标”的历史使命。其中所闪现的睿智、远见、个性、气魄、凝聚力、包容性，将可能使郭因所创建的这个现代美学体系，成为21世纪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

1998年12月3日

（全文发表于1998年第4期《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