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背后的心酸史

杨瑞芝

我这一辈子是敞亮的，犯法的不做，损人的不干，没有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所以我把我自己掰开了给大家看，也是给后人留下一点记忆。

过去的七十年，我也有过曾经的辉煌，什么知青队长，民兵班长，铁姑娘队长，宣传队队长，什么四清，贫宣队，专案（农村），什么学雷锋积极分子，什么群英会代表。在农村，我曾经代表全县整个武汉市的下放青年在群英会上发言。参加工作后什么团支部书记、专案，什么市、区、厂级先进，铁道部优秀辅导员，被人说我红得发紫。但我也有过难以逾越的沟坎。

因为我在厂专案组工作，得罪了某人，某人把我从学校强要到总务科。当时我已经办好了进修手续，就要去进修了，组干科给他26个名额让他选，他都不要，他就点名要我。他原本是一个正科级，因为某些原因，被贬为副科级，所以他怀恨搞专案的所有人。他报复不了别人，把我要到总务科后，他把所有对专案组的恨全部洒在我的身上。

我们专案组组建的时候是16名男士，就我一名女士，他总务科要人他不点名要男士，却偏偏要我去，也许他是觉得女的好欺负一些。

1980年10月，组干科通知我到总务科去，指明是接替退休的余师傅的工作，管理总务科的档案。

我去总务科的第一天，看见副科长坐在大办公室里（当时科里没有正科长），我说科长，我来报到了。科长眯了我一眼，继续看他的报纸，对我不理不睬。我站在科长面前尴尬地等待着他的分配，见他专心致志的在看报纸，见总务科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聚集到了办公室，想起今天是周一，是集中开会的日子，便准备找个椅子坐下来。

“小杨。”我刚转身准备找椅子的时候，突然听到科长叫我，忙回头答应了一声。

“这样，幼儿园、食堂、电话室，这三个部门你选一个。”

“啊？”我听科长这样说，当时就懵了。心想：组干科科长不是让我来接替余师傅的工作吗？怎么现在让我去这些部门呢？我说：“科长，不是说……”

“什么是不是？你到我这里来了就得听从我的安排，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不服就去找组干科。”

我在专案组的时候，这个科长每次见到我总是老远就笑眯眯的跟我打招呼，我也会很客气的跟他说话，当时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今天见他无缘由的这样吼我，我不知道这个船到底是弯在哪里？办公室那么多人，我第一天来科室报到，科长却用这种口气吼着跟我说话，我真的想不明白科长是为了什么？我叫了一声科长，眼泪控制不住唰唰唰的流了下来。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当着外人流过泪，我当然也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现在就这样，到我这里来了你就得服从我的分配，不服你就去找组干科。”

科长继续吼着，办公室那么多人，我知道大家的眼光一定都射向了我，我真的感觉了无地自容。于是，我捂着脸跑出了办公室。我到对面公共厕所去，心想：我与科长从未有过接触，更谈不上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是科长把我要来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呢？我擦干了眼泪，平静了一下心情，然后去了组干科。

组干科科长说：“这个Xxx怎么这样呢？我给他26个人他都不要，他就点着名要你，说好了的事，他怎么又……”科长说：“你先回去休息，等我的通知。”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让我去总务科房管组上班。房管组连我三个人，那两位正负主任非常好，我在房管组愉快的工作了几年。

1983年，我们单位各科室定员，总务科确定定员八位干部。但科长坚持不报我上去，最后我们科室只定下了七名干部。他宁可科室少一名干部他都不报我。

党委书记找到我说：“我们知道小杨你很委屈，但这次定员，必须从基层往上报，但他连你杨瑞芝三个字都不写，我们跟他谈过多次，他就是不报你，这次定员是要局里批的，局里要求必须从基层上报，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定员没有了我，我便离开了总务科，去了属于总务科管辖的厂招待所。

1985年，我由招待所借调到派出所搞特业管理，一年后我被评为武汉市先进个人，派出所要继续留用我，科长坚决不同意。我回单位后，他却让我去看澡堂。而且问我：“你说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

1990年，厂领导派我到汉阳区搞人口普查，我在区里干出了很好的成绩，一年后我被评为汉阳区先进个人。当时区领导想把我调到区政府工作，但因为我们单位直属中央，区里无权直接调我，他们想通过协商的办法把我调到区里去，可他们坚决不同意，而且说什么：“你去可以，除非你在单位办辞职。”后来区政府想继续留用我，他也坚决不同意。等我回单位后，他居然要我去看蒸饭间，打扫开水房的卫生。我实在受不了了，因此刚刚42岁的我不得不“病退”要求离岗。这个坎我实在是无法过去。

我为什么42岁就会要求离岗？很多人想不明白，我更是有口难言。我从派出所工作一年后，被评为武汉市先进个人，回单位后被“下放”去看澡堂；90年我到区里搞人口普查，一年后被评为汉阳区先进个人，回单位后被“踢”去看蒸饭间，打扫开水房的卫生。那时候，一定会有人以为我在外工作期间犯了什么错误，所以被科长“惩罚”！可我能向谁去诉说？向谁去解释？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借单位号召减员的“机会”含冤申请病退。

“病退”以后，我一直没有向任何人诉说过我前段心酸的历史，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退休，可我无法向他人解释，因为一言难尽。这些事憋在我心里整整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间，我没有向任何人诉说过我的痛苦和委屈。前不久，有人向我道出了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疑惑，说想不通我这么兢兢业业的工作，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我真的是有口难言。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诉诉我心中的不平。

现在，已经七十岁的我，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回头看看过去的我，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唯一给我留下的是人们对我诸多的称呼。然而，在这诸多的称呼背后，却遗留着我心酸的历史。

刚才我到医院去有事，碰见了我73岁病友的女儿，她称我大姐，跟我聊她妈妈的病情。当她得知我已经七十岁了的时候，忙改口说：我该叫你阿姨。说：看你的外貌真的看不出这么大的年纪。我说：叫什么都可以，所谓的称呼，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是啊！我真的不在乎他人对我的称呼，只要不是骂人的都行，我女儿有时候叫我姐姐我也答应。还有我的几个侄女儿，她们有时候调皮的叫我大花，有时候叫我老杨，有时候甚至直呼我的大名，我都会笑眯眯的答应她们。

想想我这一辈子，人们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称呼。父母叫我小姑娘，哥哥姐姐叫我妹妹，弟弟叫我小姐姐，姑父姑母叫我丫头，表姐叫我表妹，侄儿、侄女、姨侄女儿叫我姑姑、小姨，侄孙、侄外孙叫我姑奶奶、姨家家，邻居、朋友们对我也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有朋友叫我杨杨，有朋友叫我咪咪，有朋友叫我杨子，因为我的头发天生发黄，有的朋友还叫我洋姑娘……

记得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外人对我的称呼是“小鬼”，我高兴得不得了，忙对我的好朋友玲玲说：那个叔叔叫我小鬼，嘻嘻！那种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下放农村的时候，我刚刚十六岁，那时候我个头很小，但我是十五名女知青的小组长。农民接我们的时候，看到我挂一个组长的牌子，都以为我是谁带去的小妹妹，后来得知我也是下放青年后，她们都称我小队长。

参加工作后，师傅和同事们都叫我小杨。到子弟学校后，大家都叫我老师。到专案组工作后，大家都叫我小杨同志。结婚有了孩子后，丈夫叫我大花，女儿叫我妈妈，还有人叫我嫂子。

从学校来到总务科房管组，有人叫我干事。从总务科到招待所负责后，有人叫我所长。在派出所搞特业管理时，大家都叫我同志。90年在汉阳区委搞人口普查，我们主任叫我老杨，大家都跟着叫老杨。在人口普查期间，我到区属各个街、乡、场讲课，大家都叫我杨老师。最后走麦城看澡堂后，大家都叫我杨师傅。

1992年2月，刚刚42岁的我就要求 “病退”了，到一私企当办公室主任兼出纳，大家都叫我主任，也有人叫我出纳。到公司的服装厂销售部当经理期间，服装厂在武汉市各大商场都有销售点，那时候大家都叫我经理。私企转向后，我到湖北中医学院成人大专班学习，老师和同学都称我同学。我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实习，及在私人医疗诊所工作期间（主要做推拿按摩，帮老板发药），大家都叫我大夫。诊所老板移址到深圳后，我到私人文化公司上班，是编辑部的主任，大家都叫我主任。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白桦林》学生工作部工作后，有人叫我记者，有人叫我编辑，大多数人都叫我老师。后来领导任命我为校园生活栏目组主任。大家又叫我主任。在楚天都市报多次投稿后，我被邀请为通讯员。到老年人大学上学后，我又回到了学生的位置。零几年我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又有人称我“作家”。呵呵！名不符其实。

这就是我，一个多元无能的我，竟然获得了如此之多的称呼。然而，在这些称呼的背后，却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史。

杨瑞芝

2019年12月23日于武汉

虽然已经几十年了，受到这种打压，我还是难以释怀。是因为他的报复，所以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我如果去师范学校进修了，我如果继续当老师，我不会退休这么早，而且我的退休费会比现在多很多，我也不至于四处奔波。

专案组组建的时候，有十六位男士，就我一人是女的，我在专案组也只不过是管理资料，可他怀恨专案组所有的人，他不敢点名要那些男士，他可能认为我没有后台，没有根基，又是一个女的，他认为我好欺负，所以把我要到总务科，然后把他对专案组的恨全部洒在我的身上。我到了总务科，照样兢兢业业的工作，但他视而不见，却想方设法的打压我。也是因为前不久有同事提起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过去，因此我很想把这件事说清。我知道这件事已时过境迁，再提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有时候只要想起来，还是难以释怀，现在也算是一吐为快了。今后，我不会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了，因为过往的一切都是浮云。

杨瑞芝

2019年12月23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