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故乡老友喜迎春</h3><h3>2020.1.13</h3><h3>辞猪迎鼠又一年,</h3><h3>神州处处放异彩。</h3><h3>故乡老友喜迎春。</h3><h3>儿时回忆如梦来。</h3><h3><br></h3><h3>【2020年元月13日中午,申城难得冬阳普照,白云满天。距鼠年新春佳节还有12天,老家儿时的好伙伴周顺章约我们到佳美酒店参加由他作东的迎新春午餐。顺章在老家北桥搞了一辈子企业。前来赴约的30多人都是长期以来对他和他领导的北桥轻工机械厂关心过的老领导老朋友。他们都是有功之臣,只有我属无功受禄。这几年,尽管他的企业早已改制,企业效益也不算太旺,但他和核心团队始终惦记着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一以贯之、真心真意关心支持他们的家乡老领导老朋友,每年都要请他们一起辞旧迎新,恭贺新春。</h3><h3>来宾中,年龄最大的老乡长姚才之离开北桥后在区政协任职多年,今年已近八旬,但依然精神矍铄,精神饱满。最小的也开始奔七。故乡老友聚在一起,忆不完的往事,叙不够的乡情,一张张生动的笑脸庆逢盛世,辞旧迎新,好不开心欢畅啊!】</h3><h3> (一)顺章和我都是新苗村的,我在潘家堂,他在周家堂,两个小村宅相距10分钟路程。我俩都是53年出生的,他比我小半岁。他家和我外祖父家一墙之隔,两家是三代世交。听说解放前年我外祖父家比较殷实富裕,而顺章的祖父家比较贫困,但两家关系特别好。特别是每年青黄不接时,我外祖父母会主动帮他们接济。而平日里他们家也经常帮我外祖父家干了很多活。因两家祖上关系就特别好,顺章的父亲从小按当时风俗认我外祖父为“继爹”。由此,我们两家又有了一层特殊关系。解放后,顺章的父亲因为出身好又特别能吃苦,被选为生产队长。后来,周家生产队在他领导下粮棉超双千,畜牧副业也不错,年底分红比其他生产队都要高,为此成为上海郊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顺章的父亲因特别能吃苦带头实干被称为“周铁人”。而我外祖父1958年被评为“漏划富农”。但他们一家从未把此当回事,对我外祖父母的关怀照顾有加。当年“解放日报”要宣传“周铁人”的事迹,记者在采访时,让大家说说“周铁人”有什么缺点?社员群众都说周队长公道正派重活累活带头干,实在提不出缺点。只有个别人说:“周队长样样好,就是阶级觉悟不够高,整天叫富农分子周火生’继爹长继爹短’……”</h3><h3>当采访记者问他时,他说:“人家过去一直帮助我们,我又是从小认的继爹,叫了半辈子了。总不能因为当了队长就六亲不认。再说,让我不叫继爹叫什么呢?”</h3><h3>这件事,让我们全家一辈子感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不是顺章一家鼎力相助,我外祖父母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头呢!</h3><h3>(二)正因为我们两家从祖辈开始的特殊关系,我俩从小就很熟悉,也很投缘。1960年秋天,我们大队办的新苗民办小学从姚家里搬到潘家堂,我读三年级,顺章读一年级。虽然同校不同级但因为学校很小,我们天天见面。放了学,我们经常约好了打一会乒乓球再割草回家。那乒乓球桌是用几张课桌拼起来的,用两块砖搁上一根竹杆挡在中间就算是网了。球拍就是两块光板。发球动作也很简单,左手把球往台上一拍,右手用光板打过去。虽然没人教,动作也不规范,但我们打得很来劲,时不时开展“友谊赛”,每次都打得满头大汗,有时甚至忘了割草,一看天擦黑了才-飞一样跑回家。一听说是我俩在一起,大人倒也没说什么。后来我俩商量好,放了学先一起去割草,割满草再打乒乓,这样可以两不误。也许当时就体现了顺章的动手能力很强,虽然小我半岁,总是先割满一袋,再帮我把草袋子装满,然后到学校打乒乓,打完乒乓再回家吃饭。</h3><h3>(三)文革一声炮响,打碎了我们的求学梦,我俩都回到了家乡新苗生产大队。我在农村干了五年后参军,顺章到刚创办不久的北桥机械厂当学徒,后来又从车间主任到副厂长、厂长。八十年代,上海郊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北桥轻工机械厂从小到大,率先成为年创百万利润的知名企业,一度成为北桥的当家厂。顺章也因此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破格转上了国家事业编制。</h3><h3>1976年,我在部队提干了,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家探亲。顺便到机械厂看看老兄弟。每次看到他时,都一副如履薄冰的样子。八十年代中后期,尽管当时机械厂办得很红火,顺章的名气也很大,但他依然谦和低调。他常说:“搞企业的人,面临生产管理产品销售一大堆难题,随时都有风险,怎么高调得起来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些人稍有成绩尾巴就翘到了天上。与这些人相比,顺章始终是一个清醒者。</h3><h3>有几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八十年代中期,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首批桑塔纳轿车上市,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作为北桥当家厂的轻工机械厂成为第一批拥有者。坐着桑塔纳谈生意、接业务,显然要气派多了。那年探亲结束回青岛时,顺章一定要派桑塔纳车送我。可我知道他平时很爱惜新车,自己轻易也舍不得用的。回队那天,顺章让他的司机胖弟早早把车开到我家门口,引得村里人老老少少都来观看这辆枣红色的中外合资车,也给我投来羡慕的目光。那个年代,正值军人地位直线下降,可红色的桑塔纳让我在村里的光荣感一直保持至今。新车,加上胖弟精心保养,比当年我们常坐的北京吉普213不知要舒适多少倍呢!我印象中,当时舰队政治部主任(正军)也只是坐的老式伏尔加,与桑塔纳也没得比。以后只要他知道我回家探亲了,总要让胖弟开车送我到北站或公平路码头。九十年代初,卡拉0k风糜神州,顺章还专门在北桥文化站歌舞厅为我安排了一场晚会呢!尽管我们对唱歌跳舞都不擅长,但其中展现的是顺章对军人、他乡游子和儿时伙伴特有的尊重,让我至今感动不已、感激不已、感奋不已。</h3><h3>1995年我转业回到家乡,一开始安排在区人大办公室,顺章是连续几届县、区人大代表,我们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还多次到机械厂开展联谊活动。</h3><h3>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乡镇企业因人才、技术、资金优势渐失,政府决定改制。轻工机械厂成为北桥第一批改制先行点。根据镇政府要求,经营者要出资把厂房设备买下来,而且确保原有职工不能下岗。按照顺章的性格,他内心並不想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但上级领导要求他带头挑重担,为政府减轻压力,如果弄得好,日后自身的收入也会提高。就这样,顺章又一次冒着风险,实现了由集体企业厂长到“民营老板”的转变。根据当时的大气候和企业经营情况,顺章与他的核心团队研究决定,逐渐收缩产品生产经营规模,腾出一部分厂房出租,偿试走资产经营的新路。二十一世纪中期,根据上海城郊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闵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开发展步伐,土地、厂房、招商引资迅速升温!顺章又果断决定停止产品经济,走资产经营之路,从根本上扭转了风险。经过几年艰守,确保了原有职工顺利退休,银行贷款逐渐还请,股份开始分红。最让我钦佩的是,顺章的核心团队和管理层依然是当年一起打拼的十几个同志,他们互相信任,既同甘、又共苦,如今又一起共享改革成果,这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各类企业中並不多见。</h3><h3>(四)席间,顺章说起人生经历,感慨地说:“1972年冬,我也报名参军还参加体检了,可没过关,如果去当兵,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又不一样了”。</h3><h3>“是的!你肯定在部队提干了!”我肯定地说。</h3><h3>在我看来,顺章参军,有几个非常优越的条件。一是根正苗红。他祖上贫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当时我们党最坚定的依靠力量。而且他三代亲戚中,一点“政历问题”也没有,这也是很少见的。二是他继承了父母和前辈忠厚善良、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三是他的性格比较中和,以柔为主,但柔中带刚。四是他是标准的“军迷”。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虽没当过兵,但对海陆空的武器装备,包括海军各类舰艇的吨位性能,空军的各类飞机和二炮的主要技术参数及世界各国对比,都非常清楚。让我这个几十年的老军人自叹不如。后来我才知道,他特爱看军事书籍,还订了好几种军事杂志。凭他对国防和军事的浓厚兴趣,又有优于他人的政治思想品格基础,怎么会不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呢?弄不好还能成为高级将领或专家学者呢!</h3><h3>总之,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h3><h3>但从家庭角度,还是现在这样好。顺章是个孝子,这么些年来,尤其是父母年纪大后,他一直没少操心,如今老父亲九十多岁了,每天都要为他做饭洗涮等。如果从军在外,父母妻儿甚至弟兄姐妹都得跟着作牺牲奉献。顺章是一个外顾事业内顾家庭的人,那几年,社会风气较差,很多事业成功者,尤其是企业家,“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算是好的。而顺章兄弟从未听说过有关于他的“桃色新闻”。顺章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合理合法的家庭资产创建也很敏感。前些年,乘着上海的房价尚未疯涨时购置了几套房产。如今他的家业肯定超过多数军队高干。妻贤女孝孙优秀,一家人其乐融融。念于此,他一直心存感恩,庆幸自己遇上了好的时代。</h3><h3>(五)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想为顺章这位儿时的好伙伴记录点什么,可他一直不要。听说一批批记者们采访,他都躲远远的。</h3><h3>可最近我想,写点感受,拍点照片留下来,待日后真有一天躺在床上时,拿出来翻翻,倒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和动力。</h3><h3>不管他是否同意,我写了点自己的感受。让顺章的故事,成为同乡故友的精神美餐。</h3><h3><br></h3><h3><br></h3><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