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桃花山

怡和

忆江南（一）• 桃花山

层峦翠，湘鄂共山崖。始创红军旗猎猎，长流碧涧水哗哗。祛厄上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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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在S县东方公社工作。

那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本人历来反应迟钝，说了两句不合时宜的话。1977年2月，说是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我被送进了远离公社机关的“学习班”。交代、揭发、批判，6个月零6天过去，据说问题弄清楚了，于是党委呈报：留党察看二年；县里决定：双开遣送回家；上级回文：处分过重，重议。时至1978年8月，公社文教组长对我说：“你不是申请调动吗？县里决定调你去桃花山中学工作。宣传部的通知还要等两天才能下来”。桃花山中学简称桃花中学，坐落于桃花山公社机关所在地九佛岗上。桃花山，革命老区，地处湘鄂边境，贫穷落后，条件艰苦不言可知。“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已不是进步的象征，但的确是“问题”人员的归宿。是否申请调动不必探究，××部的通知我是不想等了。第二天，我便卷起铺盖、“挈妇将雏”，请一位给单位开卡车的亲戚把我们送上了桃花山。两天后，又说我的名字出现在“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调入名单中。搞什么搞？不走了！哪儿黄土不埋人？！没想到，随后两年的桃花中学的经历竟成了我这辈子教学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

忆江南（二）• 桃花好

桃花好，快意满心间。生计无虞奢望少，素心恬淡角争闲。何必访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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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就是英语教师，重操旧业，自信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桃花中学的规模小，初、高中都是二年制，全校一共五个教学班。过去从未开设英语课，学生对英文的认识仅限于从数学、物理老师嘴里吐出的那几个变了味的英文字母：L (yé lǒu 爷搂)、H (yé qǚ 爷娶)…。学生没书，我随身带着全套人教社课本。英文打字机自然是没有的，但刻钢板是我的强项，读初中时就为学校刻印资料了，刻英文自是不在话下。不到20天，我便将初中四册的课文刻印完毕，装订成册，发给了学生，初中、高中一锅煮、分开烩（教材一样，进度不同）。于是，山沟里响起了洋音洋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也许是革命老区的传统因子，孩子们学习十分努力。那时的高考，英语成绩或者只作参考，或者计分10—30%，但学生们仍然劲头十足。个别学生为了获得语境，甚至故意迟到，站在教室门边大声报告：May I come in? (我可以进来吗？) 为了满足少数学生学习专业的需要，我在高中班组织了英语课外学习小组，自学为主，指导为辅（那时没有报酬一说）。自动上门求学的孩子也大有人在。

俯仰之间，1980年的高考来临。为了提高升学率，高考前三个多月，县里将各校的各科优秀生集中到县里统一考试，选出各科的尖子，由县一中统一辅导。英语科录取了两名，都出自桃花中学，在三个月后的高考中，其中一名以全县文科状元、英语第二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外语系。以此为起点，这位学生念大学、教大学、读研、读博，一路登上了国内三大顶级外语院校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讲台，成为了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国内的知名学者。

在桃花中学工作两年，因为学校行政管理宽松，无人颐指气使，英语教学顺风顺水；日常生活安排合理，虽然箪食瓢饮，也算安居乐业；桃花山本来就风景怡人，我的业余生活绝不单调、乏味：红军树下缅怀先烈，仙人洞畔吊古探幽，傅家竹园避暑纳凉，湖港叉湾悬竿垂钓。虽然没有电视机，但公社有个礼堂。县电影队不定期来放映一、二场；山那边的湖南花鼓戏剧团也偶尔来演出三、两晚。闲暇时间，我自己也会拿出文革初期在武汉花5元钱买的一把胡琴，将弦子紧紧，权当西皮；弦子松松，又是二黄，拉一、两段样板戏，自娱自乐。“独乐乐”，不亦乐乎？！

忆江南（三）• 忆桃花

风烛曳，向晚笼烟霞。攘攘红尘怀净土，潇潇白发念韶华。能不忆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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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常在，光阴不复还。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高考，S县一中剃了个光头，随后两年也不理想，教师匮乏是关键。在老校长“xxx跑到哪里去了”的叨念中，我回到母校一中任教。

此时的一中，“改革”热闹非凡。为了应对高考，学生划分好中差班，老师随归三六九等。争教重点班、毕业班的，争当班主任的，抢挖优秀生的…急流暗涌。我对自己说：一切随缘，别找事。谁知我不找事事找我。县里招商引资，请来一位荷兰老板，说能帮助建一个万人养鸡场。上面没派翻译，任务自然落到了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L老师和我的头上，说是义务。正当我俩根据所发资料认真准备时，统战部突然通知开会，宣布“翻译人员不得与外商单独接触”。因为L老师同我一样也是“问题”人员，不同的是，L 是文革初期在学校“妄议”中央首长招来的“问题”。其实，对于英文盲的官员们来说，“单独”与“共同”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怕出什么问题，预先为我俩准备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而已。历史有教训，我们立即决定：不干了。当晚，教育局H局长和外贸局W局长联袂到我家做工作，围绕“平等相待”的问题各持己见，直至深夜，不欢而散，养鸡场不了了之。事过，我担心会留下什么后患，一直隐隐不安。

1982年，我带两个理科毕业班英语。高考结束后，我以教研组长的身份与县局教研室官员一起参加地区教研室召开的高考英语总结会。大会公布，82年高考英语达线率各县一中排名：S 县一中理科第一，文科第二；各县排名：S 县文科第一，理科第二。英语单科S县一中理科一人获全省第二，这一成绩对S县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飞跃。我回县后向有关领导汇报，在场的H局长竟不等我说完便迫不及待地发问道：“是不是真的呀？”我的心头一震：教研室官员不可能没有汇报，即使不知道，也不该如此质疑。“翻译事件”余震已显，隐患毕露。从此，我决定离开S县，但又不愿做“两不”（不要党籍、不要工作籍）人员，几次打报告请调，如石沉大海，每次都是H君挡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整个社会物欲横流，教育随之变味。工程师灵魂走失，师道没了尊严。一位把一辈子教学生涯全部献给了一中的老师，两年前退休了。去年，她的散文集《波兮，木叶》出版。在《别了，我的三尺讲台》一文中，她这样写道：

终于熬到了即将退休的时刻！

……

我得用怎样的眷念与我的三尺讲台作别？

我得用怎样的心痛来形容我对这个日子的期盼？

“熬”！是的，我觉得我是厌倦了，这种厌倦已经超越了对于老之将至的恐惧。

一个“熬”字，道出了千万教育工作者的心痛。2004年，我也终于“熬”到退休了，随孩子北迁到了皇城脚下。教育对我来说，忽近忽远、若即若离，现在听到最多的是：“封闭管理”四个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怎么“封闭”？如何“管理”？

于是，又想起了“因缘际会”的桃花山中学：

当年，已是故事；

眼下，是何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