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石桥村纪事——“五.七”道路五十周年祭

琴音坊

<h1><b>  在记忆的碎片和人生几十年的沧海浮沉中,最能牵动我情怀的地方是辽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在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我青春的小舟曾在那里停泊,在那道港湾里我与至爱的双亲共同经历了八年难忘的时光。</b></h1><p><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 <h1><b style="color:rgb(25, 25, 25);">  【走‘五.七道路’揷队辽西】</b></h1><h1><b style="color:rgb(25, 25, 25);">   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追随父亲举家从山城重庆来到东北沈阳,十几年来全家居住在某校家属区一栋苏式建筑的1-1-1号,这个曾经的安乐窝盛满了我们成长的记忆以及家庭的幸福与感伤。</b></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p> <h1><b>1964年拍摄的全家福</b></h1><p><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 <h1><b style="font-size:20px;">  继1968年哥哥姐姐下乡揷队后,1970年初1月末的一天,我母亲被学校革委会批准为第一批‘五.七‘战士,将带领全家到辽宁西部绥中县前所地区安家落户,三天以后就出发。80高龄的姥姥闻言立即操着川腔高兴地说:"下乡好噻!我死在那里就埋到起,不要烧了!",她对城市实行火葬殡葬制度感到十分恐惧,对老人家来说,能逃离这里很值得庆幸。我再过半年就中学毕业了,但是对留城工作没有任何期盼,我心中只想躲避和逃离,向往着过不再压抑的时光,自知是没有选择的。</b></h1> <h1><b>  父母所在单位是冶金部所属院校,按行政所属划分不归市里管辖,当时沈阳市对中小学教师以及医疗工作者实行走‘五.七‘道路的政策冶金部并沒有实行。 但是特殊时期往往不按照常理出牌,小职员起家的校革委会副主任刘某某为了突出政绩,先到市里不成,又到省里反映坚决下放教师的強烈诉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争取到了名额。 </b></h1><h1><b> 拜他所赐,我那“反动学术权威”的母亲虽然无缘成为红卫兵战士,但是却成为了光荣的‘五.七’战士。母亲很在意这份荣誉,她回家宣布这一消息时,那种释然与不无自豪的表情使我记忆深刻。</b></h1> <h1><b>  第二天我就同刚从‘牛棚’放出来的父亲一起拿着批条去木材市场买了几块木板,回来钉了两个简易的白茬木箱子,里边装进书籍、杂物,再打上几个行李卷去火车站办托运。第三天傍晚全家就登上了沈阳市教育系统驶向山海关方向的的‘五.七’专列。 </b></h1><h1><b> 夜幕降临时,在站台上一片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列车缓缓起动,告别了省城沈阳,看着车窗外渐行渐远灿若繁星的万家灯火,我不禁满腹惆怅,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乡!</b></h1> <h1><b>   1月27日清晨,火车穿过一夜的漫天风雪中停在了小山坳里的前所车站,我从迷迷糊糊的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抬眼一看,满车厢里的‘五.七’及家属在沿途各站己下去了一大半,我赶忙"护驾"牵着姥姥的手与疲惫的人们一起涌出车厢。大家沿着站台旁的台阶拾级而上,刚刚跨上最后一个台阶就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只见夹道欢迎的学生们一个个脸蛋儿冻得通红,他们敲着花鼓,唱着自编的新歌“‘五.七’大军下乡来呀、下乡来呀唉嗨、嗨、嗨…”。</b></h1><h1><b> 虽然歌曲简单直白算不上悦耳动听,但是这种真挚的热情及久违的被人尊敬的殊荣使“臭老九们”受宠若惊,忙不迭地与身边的老乡握手,并微笑着频频点头招手致意,穿过欢迎队伍,心中已然有了些㡳气和自信。</b></h1> <h1><b>   虽然这是公社组织的欢迎仪式,但是在城里被搞臭的知识份子在荒僻的农村的确成了香饽饽,因为农村正规教师过于馈乏,急需充实师资力量。上至公社下到农户,对五.七的到来欢迎是发自内心的。在农民眼里,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始终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也许正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城市一窝蜂一样运动着的人们相比,农民是更冷静看得更远的群体,这点在今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充分的验证。</b></h1><h1><b> 一场歌舞欢迎仪式过后,大家分别登上本大队派来的马车,我家坐上了四队派来的一掛马车,一路上马蹄“嘚嘚”作响,只下了一道坡就进入了我们的新家所在地~大石桥村。</b></h1> <h1><b>  大队建制的大石桥村即不依山也不傍水,称不上山清水秀,但交通十分便利。这里西距山海关只有27里,村东头2里地就是前所火车站,一条中规中距的连接沈阳至北京的102国道穿村而过(是当年东北红卫兵‘长征‘进北京的必经之路),几排平顶民房依道路两侧而建,整个村子居住集中,形状规整。更因为交通的便利,在‘三自一包‘时期,村里人搞点副业,进关(到山海关)销售,家庭时有进帐,日子过得挺富足。 现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政策规定不允许种植经济作物,难免家家囊中羞涩,大家生活都很清贫。但是大石桥乡亲们做自我介绍时,仍不无自豪称自己是‘大道沿人’,是见过世面的,显得特有范儿!</b></h1> <h1><b>  大队共有6户‘五.七’,我家与郭叔家分在第四小队。我家被安排在小学校旁边的院子里暂住。这个院里现在算我家共4户人家,我的新家是两间西厢房,一间里屋,外间是灶台,俗称外屋地。中间的房樑已经断裂,无力地担在土坯砌的隔断墙上。</b></h1><h1><b> 母亲却对新居非常满意,她热情地拿出姥姥的万里牌香烟递给帮着搬家什的车把式。姥姥则不顾及影响挪着小脚跨过门楼子,迅速行动起来去道边买了5元钱的猪肉提了进来,说这是不要票的新鲜五花肉,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得打牙祭做个扣肉吃。母亲在与队长的攀谈中得知,四队是村里的贫困队,当年劳动力10分分值只有8分钱,队里大牲畜少,春耕时不够用。他对母亲说,他刚相中一头小毛驴卖到50元,可队上是拿不出这笔巨资的,纠结之中的队长赤红的脸膛更红了。母亲闻言立即毫不犹豫地拿出50元递给他,让他即刻去为队里买来了那头小毛驴。</b></h1><h1><b> 我这两位长辈在落户第一天高调亮相成为一个焦点,一直为日后队里人所津津乐道。但是私下里人们议论更多是那个穿着黑色制服棉衣,清瘦羸弱,戴着LSFGM帽子遣送下乡的我父亲。</b></h1> <h1><b>  家里的居室不大,小火炕上睡不下4个人,姥姥、母亲和我睡火炕,父亲就睡在炕对面由那两个白茬木箱子搭成的窄窄的床铺上。每到天黑夜深人难静,父亲无休止的喘息咳嗽声在小屋中迴荡。</b></h1><h1><b> 父亲在“牛棚”中被关了三四年,因态度顽固,拒不认“罪”而备受折磨,病体已经虚弱得走路都困难,母亲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五、七‘道路,也是为了尽快离开那个压抑的环境,或可保父亲能够活下来。</b></h1> <h1><b>  【特殊家庭】</b></h1><h1><b> 家刚安顿下来,正处于肺结核开放期的父亲就接受监督劳动,被队里派去起粪去了。母亲开始被安排在蛇山中学任教,接着去县里办的师资班培训师资,后来对这些‘五.七’教师实行人性化的就地安排,培训结束后我母亲就在大石桥小学任教了。</b></h1><h1><b> 与大队其他五户‘五.七’家庭不同的是我们家有位戴”帽”的阶段敌人- 我的父亲。父亲是黑五类,母亲是‘五.七’战士,按照出身论的分类,我是小‘五.七’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当时流行的身份标签来看,应该有别于或低于已然成为光荣的‘战士’的母亲,我只能算是中间人物。因一向家教甚严,此时,当教师的母亲从不放过对我施行教育的任何机会,不断将我迷茫的前程描绘得灿烂辉煌。</b></h1><h1><b> 母亲也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劳改身份而表现出丝毫的尴尬,她在同事及众人面前谈吐自若且真挚热情,多年停止工作的她终于有事情做了,这对她来说可以算是重生令她非常珍惜。</b></h1><h1><b> 初到大石桥正值农闲时节,‘五.七’战士们的工作主要是参加各层级的开会学习、参加批判会,访贫问苦等等。</b></h1> <h1><b>  聪明的乡亲们很快弄清楚这些‘五.七’战士的收入状况,并以此来论定身份。得知我母亲当时工资挣一百多元,能挣高工资在他们眼中是有本事的能耐人。而且通过深入探究查祖宗三代得知,我年过八旬、福态慈祥的姥姥不是万恶的逃亡地主婆,而是童养媳出身的劳动人民。尔后,这些都为处境艰难的母亲添加了几分印象分。</b></h1><h1><b> 四小队领导觉得能给本小队安排两户‘五.七’战士是上级领导的信任,他们将安置工作切实落到实处,从人力、物力,方方面面都给予我们许多帮㫑。我们家过去是公家配置的家具,因此,在下乡时除了那两个白茬木箱子和行李外一无所有。邻院邢大爷从他穷的叮当响的家里搬来了一个土改时分的浮财-一个有点破但却有精美雕花的条案,给我家当厨房操作台用。还有那位与父亲一起的劳动搭挡,年近八旬的姚爷也对我父亲照顾有加。虽说滴水之恩难以涌泉相报,但投挑报李当属人之常情。母亲待人一贯热情大方,看到他们生活困难就出手相助,不时接济点儿粮食或食品给对方。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下,家逐渐安定下來了。</b></h1><h1><b> 不曾想“树欲静而风不止”,有好事的人将母亲与社员的接触情况视为异端,反映到了公社‘五.七’办公室。于是队里‘五.七’负责人找母亲谈话,告之县里‘五.七’上级部门有不成文的规定,即与贫下中农联系要把握度和分寸。母亲对这种虚头巴脑的所谓规定当即表示不服,还与人据理力争,而且仍然一如即往。此后七、八年里,那位热心的邢大爷一直是我家饭桌上的常客。</b></h1><h1><b> 此照片母亲1959年摄于沈阳</b></h1> <h1><b>  我母亲这种不擅变通,求实率真的行事风格,与她自然科学职业的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b></h1><h1><b> 母亲是她7个兄弟姐妹中在解放时唯一存活的孩子。她出身贫民,因家里几个子女相继夭折,姥爷将爱女送去读书。母亲自小聪慧过人,上中学后便边读书边为人担任家教挣取学费。抗战时期景仰居里夫人的她同时为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物理系所录取,为生计考虑母亲选择了四川大学,她成为班里唯一的女生。</b></h1><h1><b> 我奶奶慧眼识珠,百里挑一地为她在抗日前线的爱子选中了母亲。父母这张订婚照摄于1942年,时年30岁的父亲与20岁的母亲约定抗日胜利后再行佳期,然后父亲就揣着这照片奔赴鄂西前线了。之后几年他们两地传书达上百封,这些信珍藏了二十多年,直到Wg时被抄家者捜出来丢到院子里与一些书籍照片等付之一炬,燃成了灰烬。</b></h1><h1><b> </b></h1> <h1><b>  父亲祖藉四川涪陵,父亲的曾祖父是四川十三邦商船总会的总会首,也是清末时期兴修川汉铁路的筹建人之一。在从事航运事业的同时,父亲的曾祖父及儿孙一家三代,与四川人民共同为川汉铁路的修建与复路与满清政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b></h1><h1><b> 耳濡目染之下,父亲自小就富有正义感和家国情怀。他在武汉读书时期正值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初到武汉,驻在武昌的黄埔军校四期生令少年父亲十分仰慕,从此立下保家卫国志向。1928年,16岁的父亲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七期炮科,从此踏上了人生的漫漫征程。</b></h1><h1><b> 此照片为父亲黄埔军校毕业存档照</b></h1> <h1><b>  1937年,正在南京汤山炮校任教的父亲,去汉口接收由广州进口的德国LeFH18型口径105毫米榴弹炮,并参与负责召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紧急训练两个机械化炮兵团的应用人才。训期结束后的1938年,26岁的父亲被任命为德式重炮十三团一营首任营长,配属第一战区十七军团战斗序列,随部投入了武汉大会战。而后父亲在黄埔军校王曲七分校任教两年,1942年调至第六战区,直到抗战胜利结束。</b></h1><h1><b> 1946年底我父亲考取了陆军大学特八期(与抗日名将吉星文同期),1949年陆军大学集体起义,父亲被调往沈阳军委炮校任教。抗美援朝之后,父亲转业,被安置在母亲单位教学部门工作。</b></h1><h1><b> 命运跌宕起伏,世事难以预料,五十年代初母亲随革命军人父亲扎根东北,二十年后,父亲又以带罪之身由母亲庇护着奔赴辽西。母亲神情严肃凝重,父亲经年累月地沉默着,家里的气氛很压抑。</b></h1><h1><b> 此照是父亲1950年摄于沈阳军区</b></h1><h1><b> </b></h1> <h1><b>  大字不识的姥姥是位干净立整的老人,她喜欢穿自制的深蓝或浅蓝色罩衫,在身体感觉尚好时背着手在村子的大道上走一遭,她认为这里将会是自已最终的归宿,熟悉环境心里会更踏实。姥姥是家庭的功臣,她将我们一个个从小带大,在艰难的岁月里,都是姥姥打点家务为父亲做小灶,由我给父亲送去。我与姥姥即是祖孙,又是闺蜜。</b></h1><h1><b> 下乡后,姥姥见母亲成天风里雨里跑来跑去,就自责自己考虑不周唠叨道“该给我的明慧买件雨衣噻!”,当即母亲同事感叹“80岁也得有个妈呀!”。</b></h1><h1><b> 此照1960年摄于沈阳中山公园</b></h1><p class="ql-block"><b> </b></p> <h1>  <b>1970年春节,在盘锦当知青的哥哥姐姐收到家信后立即扛着大米赶到沈阳,彼时老宅己是人去楼空,他们又转道乘火车奔往辽西。当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跨进小门楼的瞬间小院子沸腾了,周围的邻居都闻讯赶来看热闹。此时我所有的不适、不快一扫而光,我们家的节日降临了!</b></h1><h1><b> 此照七十年代初摄于前所照相馆</b></h1> <h1><b>  哥哥所在盘锦农场育新村四连,是人均年产水稻七千斤的知青集体,经过一年多艰苦磨练的他到四队小队部院子一站,俨然一副内行模样了。他凭着爆发力,当众把一掛大车轮连轴约四百多斤硬提了起来。年轻气盛的他觉得自己有护卫这个羸弱的家庭的责任,以此举提示别人不要欺负我们家!后来四队人把这场景传的神乎其神,说那一米八的大个子把这铁家伙举起来了!劳动者是崇尚力量的。</b></h1><h1><b> 此照七十年代初摄于前所照相馆</b></h1> <h1><b>  【第二故乡】</b></h1><h1><b> 春节期间我们兄妹仨人饶有兴致地对居住地周边环境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考查,东至前所城,西至山海关,还徒步去了十几里开外的海边观海。</b></h1><h1><b> 地图上鲜明座标的前所城(镇编制)距我们村只有八里地,十里八乡每月逢十的赶集就在那镇上。前所地区也成为我家走“五.七”道路的符号。</b></h1><h1><b> 前所城是明代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是指挥叶兴所建的千户所。城基本呈正方形,东西长510米,南北宽502米,墙高10米,设三个城门,无北门,上建真武庙,已毁于兵火。前所城是关外第一所城,扼据要冲,地势险要。明清交战时,明朝派总兵在此把守。明代在关外曾建有125座所城,前所城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一座。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曾把前所城作为攻击山海关的重要阵地。</b></h1> <h1><b>  虽然历经数百年的硝烟战火,青砖砌就的城墙上,雉堞(女儿墙)和通道仍保存完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后,也沒有出现过居民为盖房毁城拆砖的现象,由此可见当地对历史的传承精神和保护意识,也见证了辽西民风的淳朴厚道。</b></h1><p class="ql-block"><b> </b></p> <h1><b>  城内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店铺林立,除没有电影院外,医院,高级中学,照相馆等一应俱全。前所城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b></h1> <h1><b>  明洪武年代修建的山海关是长城重要组成部分,它北倚燕山,南连渤海,自古以来是连通东北至华北的重要军事、政治、交通要隘。站在大石村向西望去,二十里开外是色彩凝重、云雾缭绕的老牛山。老牛山属于燕山余脉,因像一头卧牛而得名,肉眼依稀可见山上蜿蜒的曲线,那就是万里长城。 </b></h1><h1><b>  从家里走十几分钟就到前所火车站,坐火车进山海关洗澡逛街购物,比在沈阳时去中街还方便。五.七子女们把山海关当成自家前街,得空就去那转转,吃冰棋淋看个电影消遣一下,仍保留城里人作派。但是农民很少上关,他们没有消费的习惯,也没空儿去浪漫。农闲了在家勒扫帚编炕蓆,期待去集上卖个好价钱,换来生活必需品以维持生计。</b></h1><p class="ql-block"><br></p> <h1><b>  大石桥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村中一条大道连接东西方向两座历史名城,南临渤海湾,北依绵延群山,可算得上是风水宝地。但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发展停滞了,乡亲们生活还是比较困难,单从人们外观与精神面貌来看就可见一斑。</b></h1><h1><b> 与城里迥然有别的是着装差异,城里时兴绿军装,而村子里除年轻姑娘外,男子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到耄耋老翁,都是清一色的黑色粗布衣裤,不是为了赶时尚,而是这钟黑粗布价格最低廉,女人嫁人后有了孩子着装也与男人无二了。周而复始的劳作佐以缺乏色彩的生活麻木了人们的精神, 坚忍的性格中掺杂着几多的宿命与无奈。</b></h1><h1><b> 当六户‘五.七大军’(乡亲们这样称呼)到來后,给村子里沉闷的气氛注入了活力。文质彬彬、温文而雅的几位中年教师见人就热情握手,小‘五.七’们一个个或循规蹈矩、文弱可人,或个性叛逆、引领时尚,他们的一举一动注定成为了村里人的话题和焦点。</b></h1> <h1><b>  安家后不久即发现我视为珍宝的相册不见了,那可是我从小到大积攒起来的唯一私人物品啊!为此我与好客的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被母亲批评为‘太特性‘,嘱咐我要注意态度,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后来,我一直在企图寻找相册的下落,但毫无结果。</b></h1><h1><b> 直到有一天,被人拉着去一位村干部家串门,看到他家与所有人家一样除了一群孩子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土墙上掛着一方镶满了照片的相框。那家主妇把我领到跟前,逐一介绍照片中的人物。经她一说我才发现,有许多照片是她不认识的陌生人,那只是在某个机缘下得到一张照片,就将它像集邮一样排列在相框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许多农民一生没照过像,家里墙上掛着相框是一种精神财富的象征。我知道我的相册很难找回来了,如果我同学发小们的照片镶在村民家的相框里我也不会怪人家,因为那也是一种珍藏啊!</b></h1><h1><b> 与姐姐的合照摄于1968年(沈阳)</b></h1> <h1><b>  为了未完成的学业,我们几个小‘五.七’到离村十里外的蛇山中学就学,在那读书的半年时光大部分时间是建校舍或是开展大批判,课后参加文艺宣传队,晚上到偏远的山村去宣传毛泽东思想。</b></h1><h1><b> 这时公社里教育口下来的‘五.七’战士基本都补充到公社里各个中小学任教。当地的师资力量虽然得到了补充,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谓文化课也并无实质内容,使用的教材是拼拼凑凑的,并没有适合各年级的统一教材。而且各班、排、连(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学校也仿效部队建制)大小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农村教学进度又比城市滞后,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在文化知识上几乎毫无长进。</b></h1><h1><b> 我们做为新建的蛇山中学的高年级学生,责无旁贷地成了了建筑校舍的义工。从挑土垫操场,搬石头垒墙,房子上盖磨灰顶,亲历了整个流程。</b></h1><h1><b> 还有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几个校文艺宣传队的同学晩上从十几里地的村外演出结伴归来,那时整个地区还没有通电,几个同村的小伙伴顶着月光和繁星,骑行在黑黢黢的田间小路上,男生还总在这时讲鬼故事吓人,那真的是一路惊心哪!一到家门口,上屋的两条大狗扑过来迎接我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b></h1><h1><b> 此照是班级部分同学合影,有许多同学很有潜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抓住机遇脱颖而出,事业有成。</b></h1> <h1><b>  【“点儿外知青”-小‘五.七’】</b></h1><h1><b> 半年后我中学毕业了,有关部门给予我们这样中学毕业的‘五.七’子女一个政策定位,叫做“点儿外知青”,顾名思义是知青点儿外面的青年,以示与还乡青年的区别,享受知青同等待遇。可是乡亲们和我们自己还是认可自己为小‘五.七’。</b></h1><h1><b> 与二千万知青不同的是,因为走‘五.七’道路我们这一小众的经历与父辈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两代人共同经历那个特殊的时期。为此,无知的我们自诩为‘小五.七‘也不啻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怜和自嘲。</b></h1><h1><b> 此照为笔者十八岁留影</b></h1><h1><b> </b></h1> <h1><b>  从蛇山中学毕业后我就去小队参加劳动了。</b></h1><h1><b> 那天我拿了一把崭新的镰刀和队员一起去割麦子,我照着前面社员的样子弯腰将镰刀斜着割下去,可忙活了半天割不下来,结果是连拔带砍,带起许多泥土,累得汗水一身,泪水滂沱。我撑着酸疼的腰直起身来一看,大伙儿都到地头了都站那看着我呢。我正无以自处,见一白发老汉从地头“嗖嗖”地割过来接我。他检查了我的镰刀,直接建议扔了,说这刀不能用磨不出来。他是队里唯一非农民出身的会计师,六十年代因犯经济错误被革职回乡。很遗憾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但“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教训很深刻,只是我始终也不大会磨镰刀,只好请人帮忙了。</b></h1><h1><b> 在经过一年的磨练后我己熟练掌握了普通农活的技能,但是对于割麦和掐麦穗还是有生理性过敏,一接触麦子眼睛就疼,紧接着眼皮上就起麦粒肿(也就是俗称的针眼),最高纪录是一次竟接二连三连续起了7个麦粒肿。对于我来说,"麦粒肿"这个学名起得真是恰如其分呐!</b></h1> <h1><b>  我在母亲的鼓励下怀着忐忑的心情向团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以表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坚定决心。之后一位小‘五、七’告诉我,他听团支书轻蔑地说“她这样的出身,不可能!”,这种话等于直接否定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可教育性。自尊心严重受挫使我放弃了幻想,并对母亲的说教产生了怀疑和逆反心理,之后再也不‘要求进步’了。</b></h1><h1><b> 直到我25岁那年准备要从兴城调回沈阳,已经在办理商调事宜了,我们单位党支书记找我谈话说,为表彰我几年来的工作表现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时才知道我连团员都不是。他惊讶气愤之余,马上找来团支书为我办理了入团手续。</b></h1><h1><b> ‘进步’虽然迟到,但没有缺席。现在那枚团徽还珍藏在我的抽屉里。</b></h1><p class="ql-block"><b> </b></p> <h1><b>  那年代政治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年大队还没通电,晚上开会太费灯油,我们队仅安排在雨雪天或农闲时学习,这样难免的我与父亲相遇在一起了。</b></h1><h1><b> 队里有两个“阶段敌人”,除我父亲外还有一个本地的“坏份子”。他本是土改时的村干部,因为与一个寡妇私通,后来虽然与原配离异娶了寡妇仍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坏份子”。将两个阶级阵营的人集中在一起开会,这在城里是不可能的,村里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方便在会上将农活的进展和安排布署落到实处吧。</b></h1><h1><b> 开会时,男人们一进屋就用粗糙的手抓烟丝卷烟抽,女人们则忙着抢占炕头坐下纳鞋底子。正式开会时相互揷科打诨停止了,会场上我父亲呛的经久不息的咳嗽声与女人扯麻绳的“嗞嗞”声交织在一起,气氛显得不甚庄重。队长把上级指示传达过后就讲最近的农活计划安排,然后就找张报纸让我读给大家听。</b></h1><h1><b> </b></h1> <h1><b>  有一次会议安排了批判环节,队长简单说两句就蹲炕头抽烟去了。’坏份子’有点儿难为情地把当年那事又交待一遍,这点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八百遍了,而且他已经被惩罚二十多年了,毫无新鲜感了,不觉中大伙都把把目光齐刷刷瞅向了我父亲。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曾经经历的场面又要再现了,我紧张的身体有点发抖了。只见父亲连咳带喘,吃力地简单交待了他的经历。 </b></h1><h1><b> 父亲话音刚落,一王姓大叔一拍大腿说道“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没有第二个说道!”。听得见过世面的王叔这句话,大家好像解除警戒似的一下子放松了,寂静的会场顿时喧闹起来,嘻笑怒骂相互扯起了闲篇,批判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b></h1> <h1><b>  下乡后的第二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大队为六户‘五.七’建了新房,建房实行自筹公助,即建筑材料自己备,队里出劳力。时值盛夏,我母亲一个人忙前跑后之余,还不忘关照拉石头的车把式重劳力送给他们每人一包蛋糕,这在当时也是稀缺食品哪。虽然我们买的木料不太达标,但实在的乡亲们还是把房子造的很坚固,成为了时隔五十年后,村里仅存唯一的‘五.七 ’住房。</b></h1> <h1><b>  正当家里即将改善条件准备乔迁新居时,亲爱的姥姥病重住进了前所医院。我那时正在县城菌肥技术学习班学习,特地去商店给姥姥买了一个半圆型发卡,准备回家给姥姥戴在脑后,给她一个惊喜还原她原来的有发鬏的端庄发型(破四旧将头发剪成短发了)。可是回来再看到姥姥时,已经沒有这个机会了,老人家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几天之后就撒手人寰了。</b></h1><h1><b> 勤劳善良的姥姥将我们几个从小带大,她怀里温暖的感觉和熟悉的味道使我终生难忘。我人生第一次面对亲人离世,子欲孝而亲不在,怎不令人痛彻心扉!</b></h1><h1><b> 在村里土葬是不可能的,母亲联系了秦皇岛火葬场。当那掛绿色的,带个拖斗的车子从前所驶过村庄时,村里人觉得稀奇,屏住呼吸站在道边观看。</b></h1> <h1><b>  车子开到村里停了下来,按事先约好的,我走到车跟前,将姥姥的衣服交给了坐在车上的母亲。</b></h1><h1><b> 这时看到一向强势的母亲正像个受伤的小姑娘一样伏在父亲的肩膀上哭泣着,父亲用他枯瘦的手搂着母亲为她擦拭着眼泪。瞬间车开走了,我还呆站在那里,刚才这一幕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父母爱情的真情流露尤如一缕阳光,给我苦涩的内心带来了丝丝暖意。</b></h1> <h1><b>  当年通讯很不发达,远在四川的大哥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往辽西。他背着个盛满挂面的大竹背篓,出了火车站又绕了半个村子才找到了家,但仍没能赶上见到奶奶最后一面。此时刚搬进新居,大哥带领着后来赶回家的小哥一齐撸胳膊挽袖子,缷下两块门板,就地取土干打垒砌起了一圈院墙,再装上栅栏门,几天就打造出了个世外桃源般的新家园。乡亲们看了他们的干法和速度都挺吃惊,由衷地夸奖说“杨老师的俩儿子真能干!”。</b></h1><h1><b> 新房宅基地位于道南,前面二百米开外就是铁道线,这点与临近铁路沿线沈阳的家极为相似。每当夜间睡在土炕上听到由远及近的火车轰鸣声,往往产生时空交错、梦回故乡的感觉。</b></h1> <h1><b>  走‘五.七’后,全家除了母亲享受商品粮其他人都是农村户口。为解决粮食存储问题我们也入乡随俗和乡亲们一样将买来的红薯放在炕尾的穴子里,这样放几个月也没问题,另外在盘锦插队的哥姐毎次回家都扛回来百八十斤大米,家里的生活还蛮好的。</b></h1><h1><b> 与城里下来村民们眼中的富裕人家不同,村民们是将当主食的红薯切片晒干放在通风处,每到需要时拿出一袋去村加工厂磨成面贴薯面饼子吃。到铲三遍地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季节,不少家庭粮食紧张,薯面也不多了,就让家里的劳动力吃干粮其他人喝稀的。</b></h1><h1><b> 有天夜里我被呼喊声惊醒,原来是附近一村民家放在窗台下的一袋红薯干被人偷走了,这个盗贼遁形了他们没追上,家人一两个月的口粮没有了,女人悲切的哭声在夜空中迴荡了很久。</b></h1><h1><b> 一年后我基本上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了,老农说我干活儿有窍门儿,我也引为自得。但是因为队里穷,一年结算下来每人的几十元也发不下来,所以我也没真正做到自食其力。</b></h1> <h1><b>  为了学习战天斗地的大寨经验,大队按上级指示一度集中搞过‘农田水网方格化’,就是将大田划分成类似九宫格齐整状,以两车道宽魚脊状的大道替代田埂,道下的沟作为灌溉的水渠。设想的前景是:社员们坐着行驶在大道上的拖拉机去地里参加劳动,水渠低吟浅唱滋润着良田。可是我们在修大道时乡亲们就觉得这事不靠谱,因为大石桥即没有可供灌溉的河流,也没有一台拖拉机。如此浪费农田费时耗力形式主义的所谓‘农田基本建设’遭抵制后草草收场了。</b></h1><h1><b> 在当时普通农家最高档的饭菜是黍米(高粱米)干饭小豆腐,正因高梁是低产作物种得少才显得金贵。为解决粮食问题,上级相关部门曾推广种植‘进杂五’号高粱,记得当时有个顺口溜‘进杂五,好吃不好煮’,虽然不好煮,比一年到头以红薯为主食毕竟有改善的迹象了。</b></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b> </b></h1><p class="ql-block"><b> </b></p><p class="ql-block"><br></p><h1><b> </b></h1> <h1><b>  1971年的多事之秋发生了“九.一三”事件,相关文件下达到村里时已经是10月了。那天毫无征兆地大队广播喇叭点了村里一帮地富反坏的名字,我父亲也名在其列,命令这些人上午去远离村子东头山岗子去集中干活,然后全体村民分别集中在各小队部听取了传达文件。</b></h1><h1><b> 接蹱而来的批判运动暂且不表,禁若寒蝉的大队‘五.七’战士们从批判内容中仿佛看到一点希望之光,彼此从不敢提又心照不宣的愿望-回城,何时能提上日程呢?</b></h1> <h1><b>  1972年,父亲单位来了两位同事为父亲落实政策,摘掉敌我矛盾的帽子但仍留了个不大不小的尾巴,结论为有严重历史问题,限量补发一部分工资按退休人员处理。且不说这个结论对我们姊妹兄弟的前途、亊业和婚姻仍是一道无形的障碍,但是对于当年我们家也是解开了多年的枷锁,守得云开见月明了,父亲从此解除了监督劳动,可以在家养病了。</b></h1> <h1><b>  1973年终于迎来了‘五.七’战士的首批返城,全公社的中小学教师纷纷抽调回原单位,不到一年时间,大石桥六户‘五.七’只剩下两戶,其中之一是那老师家。那老师是叶赫那拉氏皇族后裔,他中年丧妻,下乡后与房东一寡妇结婚实现与贫下中农彻底结合了,而他的孩子们也因此丧失了知青抽调资格。再有就是我们家了,母亲当年把房子建的那么大,冥冥中似乎有预感将在这里度过漫长岁月吧!</b></h1> <h1><b>  村子里那几户‘五.七’全家回城后,刚下乡时的好奇新鲜感都被落寞和孤寂所取代了,除了吃饭和劳动,精神生活一片空白,从小喜爱阅读的我很难找到借书的渠道了。与当时所有青年一样,对一帜独秀的鲁迅作品的依赖和热爱是狂热的,但是正版著作很少,大多是活页本,其他文学作品更少之又少了。我另辟蹊径,不时骑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万家公社中学,与母亲师资班教过的学生互换小说阅读。</b></h1><h1><b> 有一天我在西甸子供销社买东西,惊喜地发现柜台的一角有一套露出半截的&lt;红楼梦&gt;,我指了一下小声问售货员卖吗?售货员拿起书来如释重负般地甩给了我,可能她是为人代卖?那显然是十七年时期的旧版本,实属难得,我生怕她返悔马上交了款,于是这套&lt;红楼梦&gt;成为了那个时期我购买的第一套文学作品。</b></h1><p class="ql-block"><b> </b></p> <h1><b>  我们小队在大道南边有块庄稼地离铁路线近在咫尺,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都有沈阳至山海关的往返列车从这通过。当那八节车厢的绿皮列车呼啸而来时,就有人向队长喊“老哥,你八姐来了!”,于是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儿拄着锄头向列车行注目礼,犁田的老牛也知道干得差不多了,也停下来不动了。列车过后,人们从短暂的幸福暇想中回过神来时,就见队长大手一挥喊道“歇绷(休息)了!”。 </b></h1><h1><b> 这条铁路带来的另外一份福利是护路,有重要专列要通过的时候(一般是晩间),上面布置铁路沿线要有民兵护卫。一般这种情况姑娘们就换下劳动装,稍加修饰得像赴约一样到达指定地点。护路分为二、三人一小组负责一段来回巡视,大家没有枕戈待旦的紧张,只有年轻人愉快的相聚。等那列神秘列车疾驰而过就完事大吉了。但是也有守了好几小时又告之专列不从这经过,改线了的情况,但不论怎样是计全工分的。</b></h1><h1><b> 在枯燥劳动中偶而出现的这点亮点改变不了什么,仅如平静水面泛起的一点涟漪而己。</b></h1><h1><b> </b></h1><h1><b> </b></h1> <h1><b>  1974初我被锦州地区召工录取,结果分到了兴城县的商业系统,虽然是三尺柜台但属国营单位,着实为村里青年人所羡慕。这时期家中院子里已经打了“洋井”(手压井),家里不需要挑水,离开了我这重劳力也没问题了。母亲同我一起去山海关,隆重的像是要打点女儿出嫁一样,为我买了价格不菲的罗马表和一只提箱。如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独立了。</b></h1><h1><b> 此照为笔者即将参加工作前与母亲在前所照相馆合影留念。</b></h1> <h1><b>与好友在山海关留念</b></h1> <h1><b>  【留守‘五.七’】</b></h1><h1><b> 时间像流水一样流逝,转眼之间全公社的‘五.七’战士所剩无几了。作为留守人员的母亲被调到公社当秘书,分工应该是民事调解一类。她每天骑车去离前所车站不远的公社上班,忠犬小黑跟在后面当保標,下班再一路护送回家。父亲的病情也大有好转,能够做轻微体力劳动了。他将院子里种上玉米,春种秋收,然后晒干脱粒后拿到前所粮店,每一百斤玉米可以兑换五十斤大米,家里生活安逸,一派宁静祥和气象。</b></h1><h1><b> 我每两个月回一次家,将集体户上每月4斤细粮省下来,两个月8斤全部换成掛面拿回家,只想吃妈妈亲手做的喷香的苕子打卤面。</b></h1><h1><b> 我下了火车沿铁路线回家,小黑远远的闻迅必飞身越过院墙扑过来迎接我,进了家门我说第一句话必是“有回城消息了吗?”,我们心里都清楚,搞基础物理教学的母亲应该属于讲台,那里才是她的所长和挚爱。</b></h1> <h1><b>  我每次回家都会碰到家里来访客,大多是村里人为自己或儿女的婚姻或情感问题而来,当了秘书的母亲俨然成了人们心中的知心姐姐,乡亲有了需要公社开证明的事像结婚登记,奉子成婚啦等都先和母亲沟通一下然后去公社办理。后来发展到搞对象和人事纠纷也找母亲帮着拿主意。</b></h1><h1><b> 更有甚者,邻村有位精神不大正常的中年妇女自称是母亲失散多年的妹妹,经常来了就在我家里就坐着不走,还一副当上了皇亲国戚的得意样子。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摆脱她,撵她走?母亲说不能硬来怕她出事。后来还是队里的能人徐叔帮忙,设法找到她家人才把她管住,不让她过來了。</b></h1> <h1><b>  1976唐山地震时我刚好在家,我们村距离唐山不过二百多里,震感非常强烈。地震发生不久后,寂静的大道上满载着士兵的军车绵延不断地开来,由东向关内方向疾驰而过,连续数小时没有间断。我们不知道是哪里发生了地震,但是知道是沈阳军区的部队去救灾。一种亲近伴随着感动,我的心与故乡沈阳又贴近了!</b></h1><h1><b> 第二天清晨六点左右又发生强烈余震,站在院子里清晰可见房子颤抖着上下颠簸,石头垒的墙壁所有的缝隙都开裂了,石头跳动数秒后又严丝合缝地落回原处。</b></h1><h1><b> 我急忙赶回单位买了捆油毡纸送回家,与父母在院子里搭建地震棚。但是终因工艺和技术不行把地震棚弄得有点儿四不像,里面还没有火炕,天冷不能住人,只得闲置了。</b></h1><p class="ql-block"><b> </b></p> <h1><b>  我父亲在地震时期表现出了军人独有的镇定,房子晃动时他也不出来,搭了简易棚子他也不住进去,面临母亲的责备他常说的话是“不慌,没多大事!”。</b></h1><h1><b> 我对父亲真正比较全面了解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看了他写的回忆录再进一步查阅了相关资料,才知道他经历了多么残酷的战争,他对祖国有一夥怎样的赤诚之心!</b></h1><h1><b> 1938年对日武汉会战中的小罗山一役,父亲所在的炮兵营指挥所就被日军炮弹击中,几乎垮塌,父亲立即组织炮兵还击。在与日军两军胶着状态的数个月里环境极其恶劣,不少军人感染了伤寒,我父亲也未能幸免,病倒于战地,还是军长派来私人医生救治才免于一死。正是这样的经历铸就了父亲宁折不弯的性格和临危不乱的沉稳大气。</b></h1><h1><b> 此图是父亲抗战时期做的一首七绝,选自父亲的回忆录。</b></h1> <h1><b>  1977年,父亲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母亲的回城调令也到了,初冬时节举家迁回了沈阳。母亲又重返教学一线并成为中坚力量,父亲被市政府聘为终身参事,二老都韶华己逝,但仍然是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呀!</b></h1><h1><b> 此图为1986年沈阳市政府参事室全体成员与市领导合影</b></h1> <h1><b>母亲工作照</b></h1> <h1><b>父亲工作照</b></h1> <h1><b>八十年代父母生活照</b></h1> <h1><b>2005年母亲与我们拍的最后一张合影</b></h1> <h1><b>  【重返大石桥】</b></h1><h1><b> 牛岭青青彩云飞,驱程八百银发归。四十五载离人梦,重踏故土泪纷飞。</b></h1><h1><b> 2015初春,我们几个当年的小‘五.七’专程驱车前往辽西。这是我四十多來第一次回大石桥村。当汽车沿着老前所车站巅簸的土道驶进村口,我止不住的热泪夺眶而出。 </b></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h1><b>  村西头的大庙(关帝老爷庙)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当年破四旧将这里砸个稀巴烂,把它当了一队的牛圈。后来乡亲们自发重建了老爷庙,并获得了乡里文物保护单位的荣誉称号。现在十里八村时常有人来供奉香火。做为一种乡土文化,老爷庙毫无违合感地融入田园农舍之中了。</b></h1> <h1><b>  去四队会计家坐坐,询问其妹小芝(我当年的好友兼干活的搭档)的情况。得知嫁到海边的小芝两个孩子都很能干,都各自拥有一条船了。</b></h1> <h1><b>我们牵手一起走个模特步,可爱的小芝老姑笑得嘴都合不拢了。</b></h1> <h1><b>  桂兰姐当年是学霸,是村里wg前仅有的两个前所高中的高中生之一,她家与我们家住西厢房时是邻居。远远听声音就知是她过来了,她还让我猜她是谁?我当然一眼就认出来了,而且只要是四队的人都一一认得出来,不是因为记性多好,是我们家与四队有缘哪!</b></h1> <h1><b>  此番回村最大的惊喜就是我家当年建的房子还在!这也是村里唯一处存留至今的五.七建房。我们家在这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第一年住老乡的房子),因为房主去外地,屋子进不去,我只能在北门摆拍&lt;我爱我家&gt;。</b></h1> <h1><b>  从墙外望去,房子上了锁,无人打理的院子略显荒芜,但是门前盈盈新绿中绽开着早春的黄花,这是旧主人归来的吉兆哦!</b></h1> <h1><b>  这张照片是去年一发小路经大石桥时,去我家老宅前拍的。房子巳经旧貌换新颜,愿现房主生活美满、幸福安康!</b></h1> <h1><b>  原来的大石桥学校是凹型古朴院落,雕樑画栋建造精美原是地主的宅院,学校将正房做办公室,厢房是教室。如今站在这里一眼望去,为扩大校舍和操场缘故老建筑都拆除了,实在是令人惋惜。</b></h1>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b style="font-size: 20px; white-space: pre-wrap; font-family: PingFangSC-light;">站在村口留念,村子旁边就是102国道。</b></h3> <h1><b>  小山坳里的前所车站已经废弃了,站在曾经的站台上,望着铁轨旁边右侧这条甬路,这就是我们姐弟兄妹从外面回家的必经之路。</b></h1> <h1><b>前所城空无一人,正在拆迁重建。</b></h1><h3><b><br></b></h3> <h1><b>  五十年前一个冬日,我和姐姐走到这里来看海,只见海水苍茫,冷风刺骨,岸边野草荒冢,寥无人烟。现在这一带巳经是辽西著名的风景区——东戴河。</b></h1> <h1><b>  建在东戴河岸边的绥中电厂是大型国企,改革开放后,我们村有不少人在这里打工为自己创造了机会和新的出路。邢大爷家的老四在这当合同工若干年,退休后每月可享受一千多元的退休金。这一代终于脱贫了,也可慰藉邢大爷在天之灵了!</b></h1> <h1><b>  一位小五.七发小与四队乡亲聊天,说在当年那种特殊情况下,四队人没怎么为难过我们家,对我们着实不错。乡亲说“那是因为那家人好哇,要么也不行!”。</b></h1><h1><b> “人好”——这就是我的家人以诚待人获得的最高奖赏。</b></h1><h1><b> 谢谢乡亲们的厚爱!</b><b>感恩大石桥——我的第二故乡!</b></h1><h3><b><br></b></h3><h1><br></h1> <h1><b> </b><b>本文有部分图片选自网络,特向摄影师及图片上传者表示感谢!</b></h1><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