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他们是最耀眼的“80后”“90后”！

枫叶情

中共中央、国务院10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习近平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背后有着怎样不凡的人生。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在那个特殊年代，黄旭华与他从事的工作都是秘密。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了人生的大海之中。

图为工作中的黄旭华（左一）

“深潜”报国三十年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核威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文汇月刊》，看到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有“他的爱人李世英”等字眼，黄旭华的9个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忙时，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李世英说。

图为黄旭华近照

攻坚克难铸重器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黄旭华回忆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图为黄旭华与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一起

终生奉献不言悔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美国曾有一艘核潜艇在深潜试验中沉没，这场灾难悲剧被写进了人类历史。

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所有的设备材料没有一个是进口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开展极限深潜试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我总担心还有哪些疏忽的地方。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我决定和大家一起深潜。”黄旭华说。

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米一米地下潜。

“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咔嗒”的声音，惊心动魄。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在此深度，核潜艇的耐压性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图为深潜归来合影

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了！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正是凭着这样的奉献精神，黄旭华和团队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顺利下水，黄旭华禁不住热泪长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研究永无止境。黄旭华寄语青年一代，高精尖是买不来、求不来的，只能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他希望年轻人勤于奋斗，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中国气象预报事业“泰斗”曾庆存

1935年曾庆存出生在广东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一次，他的父亲曾明耀在挑肥途中遇见小学校长，校长说：“家中有几个孩子？都多大年纪？一定要让孩子读书。”父亲随即将曾庆存的哥哥曾庆丰送入了小学。由于父母每日在田间劳作，年幼的曾庆存在家中无人照顾，哥哥便带着他一起上学堂听课。

我国功绩卓著的科学大家曾庆存，就以这样一种非正规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图为曾庆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供图

家贫少年立大志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急需气象科学人才。1952年，曾庆存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服从国家需要，被分配学气象专业。

“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件事，1954年的一场晚霜把河南40%的小麦冻死了，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粮食产量。如果能提前预判天气，做好防范，肯定能减不少损失。我从小在田里长大，挨过饿，深有体会。”

20世纪50年代，即将毕业的曾庆存到中央气象台实习，看到气象预报员们由于缺少精确计算，做天气预报往往只能定性分析判断，凭经验做预报，心里没把握。

“那时我就下决心要研究客观定量的数值天气预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增加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

1957年底至1961年初，曾庆存被选拔派遣至前苏联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作研究生，师从国际著名气象学家——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别尔。在前苏联学习期间，他研究提出的“半隐式差分法”，成为世界上首个用原始方程直接进行实际天气预报的方法，随即被用于实际天气预报业务，沿用至今。

1961年，曾庆存在前苏联科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真实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心潮澎湃，我要向朝思暮念的祖国表明心迹，绝不辜负国家的培养，一定要在气象科学领域踏上世界最高峰。”

学成回国的曾庆存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和气象研究所气象研究室工作。

矢志不渝攻难题

曾庆存毕业回国后，集中精力研究大气和地球流体力学以及数值天气预报中的基础理论问题。

“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抽象和脱离实际的，但后来证明这对数值预报进一步的发展极为重要的。”他说。

曾庆存在数值天气预报与地球流体力学的数学物理基础理论研究中有开创性、系统性贡献，并对数值天气和气候预测模式的研制与计算地球流体力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资料图片：曾庆存研究手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供图

1970年，曾庆存再次服从国家需要，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紧急调任作为卫星气象总体组的技术负责人。

“当时生活困难重重，我自己生病，还要经常奔波出差。兄长重病要动大手术，需要照顾和护理；妻子和幼子被我托寄在十分贫困的农村老家……为了专心搞科研，这些确实都无暇顾及……”当被问到六十载科研生涯可有遗憾时，这位84岁的老者多次提及未能照顾家人，饱经风霜的面庞上是凝固的沉默，令人动容，却又很难读懂。

终于，曾庆存解决了大气红外遥感的基础理论问题，利用一年时间写出了《大气红外遥测原理》一书，于1974年出版。该书是当时国际上第一本系统讲述卫星大气红外遥感定量理论的专著。他提出的求解“遥感方程”的“反演算法”，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卫星数据处理和服务中心的主要算法。
地球系统模式是当今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问题研究的制高点。曾庆存是建立我国地球系统模式的主要倡导者、领导者，并参与具体设计和研制。2011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以研制我国地球系统模式为首要任务并带动地球科学数值模拟研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2016年获国家批准，曾庆存是该项目的创导者和科学总指导。

曾庆存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熠熠生辉。他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两项，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五项和杰出成就奖一项，2014年被美国气象学会授予其最高荣誉——荣誉会员，2016年被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授予该组织的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IMO Prize）。

团结一心渡时艰

1984年，49岁的曾庆存挑起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大梁，担任所长。彼时，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极其困窘的境地。大气物理所缺乏科研经费，没有科研大楼，实验室简陋，研究生没有自习室，桌子就像小学教室一样拥挤，没钱买资料、更新设备，生活条件更不必说……加之当时体制改革带来的剧烈变化，大气物理所人心涣散。

“那真是大气物理所相当困难的时期。”曾庆存回忆说。

“科学家精神是什么？为国，为民，为科学。”在困境中，曾庆存提出问题，并以身作则做出回答。

1984年11月，刚刚上任数月的曾庆存就提交了大气物理所“办所方针和改革设想”，提出长远目标是把大气物理所办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研究所”，成为“我国的一个高水平的大气科学研究中心，对国内外开放，在世界大气科学发展中做出贡献”。

曾庆存担任大气物理所所长9年，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建设的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有两个是大气科学方面的，即大气物理研究所创建的“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大气科学理论研究并不比国外差多少，差就差在计算机”，“研究所就算当掉裤子也要买大型计算机！”在曾庆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大气物理所引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计算机，用于大气科学研究。

1987年大气所向第三世界科学院（现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申请、1991年成立了“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成为“中国科学院（CAS）—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优秀中心”和“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优秀科学中心”，该中心正式接收外国博士生。后又以此为基础，成立了CAS—TWAS—WMO国际气候论坛，已成为CAS与TWAS有关气候变化研究的品牌论坛。

曾庆存带领大气物理所开创了新的辉煌，他创立和领导的“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短短几年便在国际上颇有名气，成为我国大气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

资料图片：曾庆存手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供图

“我们气象事业整体上是世界一流的，没必要自卑，不要自我否定，我希望搞研究的人也要很好地联系实际，除了向外国学习，也要向国内的实际、我国的气象人员学习，从实际中找出研究的问题。希望我们的青年人很好地继承这个传统。我自己是一个气象科研领域的‘老战士’，愿意为真理、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奉献一切。我希望我们后一辈也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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