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祖国同命运的起义老兵

洛沙

 

——九旬起义老兵肖正球讲述，达度洛沙综合整理

 
一、逃水荒，母亲生我在雪夜小巷
 
　　我叫肖正球，是1949年起义时更改的名字。原名肖汉元，因为我出生在汉阳归元寺旁的一个小巷子里。
　　我家自洪武初江西迁沔，世世代代居住在湖北沔阳（今仙桃市）化南台，祖祖辈辈以打鱼摸虾、采莲挖藕、耕田种地为生，我怎么会出生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汉阳归元寺旁呢？
　　原来，1931年沔阳大水，田地淹没，房屋冲毁，人畜死伤。我父亲带着全家人，划着小船从沔阳逃水荒到汉口讨业事，把船上的乌棚抬到长江边的鹦鹉洲上，供一家人落脚。白天，父亲带着哥哥们下湖摘菱角、摸鱼虾，母亲则带着我大嫂沿门乞讨。
　　1931年大水之后，大雪来得特别早，我母亲挺着一个大肚子，带着我大嫂四处讨米要饭，十一月初三这一天傍晚，来到汉阳归元寺旁发作了，无处藏生，就往辟静一点的小巷子里走，在雪地里生下了我。我大嫂咬断脐带，脱下自己的棉袄把我包裹起来。当时我已有三个哥哥，大哥肖述金十六岁，二哥肖述月十二岁，三哥肖述烈十岁。而且大嫂是童养媳，已经生了一个比我大二个多月的侄儿，因为白天婆媳俩要沿门乞讨，就把侄儿丢在船上，由我的三哥把煮熟的菱角嚼成糊涂喂养。母亲见又生了一个儿子，怕养不活，想丢到巷子的雪地里自生自灭。我大嫂抱着我不肯放手，大嫂说，一根草一颗露水，好歹总是一条性命，我来给妈（奶）他吃。当时，有条恶狗在小巷的一头朝我们咬起来，这时母亲才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屋旁生了娃，怕主人嫌不干净不吉利，就挣扎着起身走。大嫂抱着我，扶着产后虚弱的母亲，迎着风雪，来到江边的乌棚里落脚。为了纪念出生地，父亲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肖汉元。
　　月窝里母亲继续领着大嫂讨米要饭，父亲继续领着哥哥们下湖打菱果。我与侄儿留在鹦鹉洲的乌棚里，由我十岁的三哥照看。我们饿得哭，三哥就把煮熟的菱果嚼成糊涂，用食指从他口里掏出来，再泥到我们嘴里。大嫂讨饭回来，说我小些，把仅有的一点奶水先给我吃，我活下来了，侄儿却夭折了，大嫂对我恩重如山，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我们一家在汉口逃水荒，一直到第二年清明前后春耕下种的日子，父母攒下了种子钱和度春荒的活命粮，我们一家人才划着小船回化南台，重建家园，苦度春秋………
 

二、跑兵荒，辍学五年，抗战胜利才复学
 
　　国民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怕睁眼瞎抽壮丁出去，连家信也不会写，和许多农民家庭一样，让最小的弟弟读书，所以我就成了这个读书的弟弟。
　　七八岁时，我们化南台有十几个孩子想读书，大人们合计办私塾，请来赵同炳先生教书。读了三四年。1940年，日本人把抗日英雄王劲哉的一二八师赶到洪湖峰口之后，占领了沔阳，把魔抓伸到了我的老家化南台。日本人一进村，人们就跑兵荒，有句形容跑兵荒的顺口溜传唱至今：“人跑我跑，我跑他跑，狗子一咬，乱跑是跑。” 教书先生和学生娃都忙着跑兵荒，私塾不解自散，我辍学五年。
　　抗战胜利，内战兴起，国民党天天抓壮丁，我的三个哥哥都已成家，我是非抓不可的壮丁。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了躲壮丁，家里要我躲到襄河边欧家湾戴四家的私塾里住读，休息时也不让回家，由我的三哥送衣送米。我躲起来了，家里还有三丁，还要抓一丁。我二哥就跑到汉口躲起来，投靠二嫂的弟弟当了江汉铁路工人。
　　我辍学五年又复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的娃娃亲曾望芝是曾家石桥书香门弟曾以材的女儿，岳父要求女婿读书，以后出人头地，有个好前程，所以我们全家才决定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供我继续读书。

 三、躲壮丁，投靠曾锡珪将军做盐警
 
　　在戴四家住读了两年，我已成长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时间一长，抓壮丁的人打听到我在襄河边读私塾，就找到襄河边抓我的丁。若不是私塾先生护住我，就抓走了。我的岳父听说要抓我的丁，就想去南京求本家将军写“条子”，拿回来抵壮丁。
　　那时候，有亲戚朋友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人们为躲壮丁，就去求军官写条子，证明其在某某部队服役，地方上叫“条子丁”。这些“条子丁”，年龄大的，跟着军官当几天勤务兵，躲过风头就回家。年龄小的，军官往往就让他们拿着空响去读书。
 
　　这里先要交待一笔。曾家石桥的曾氏为“活曾死李”，即曾姓人活着姓曾，死后姓李。源于曾氏嫡姓李，其始祖李丑孙从江西迁德安，生下德清、安保二公。李安保入赘曾门，与曾氏始祖母成婚，膝下无子，便请兄长李德清并五子复迁曾家口，继承家产。曾氏始祖母思身后无人续香火，临死不闭眼睛，五个侄儿跪在榻前，许下“活曾死李”之诺言，始祖母才闭上眼睛。“活曾死李”的风俗就这样传下来了。随着历史的变迁，他们也有姓曾的，也有姓李的，也有复姓曾李的。

　　那时，曾李家族抗日有功，红得发紫。说起沔阳曾家石桥，连蒋介石父子都知道有个“活曾死李”。
 
　　曾锡珪（李立廷）留学美国，学成报国。抗战爆发后，任连云港城防司令，坚守云台山一个多月，使日寇不得登陆，成为抗战初期之佳话。继而远征印缅，先后任联军总司令史迪威、苏尔顿将军之主任联络官兼军务秘书，在中、英、美等国军队之间做协调工作，功勋卓著，二次获得“美国军团功勋勋章”和国府嘉奖。抗战胜利后，又去美国将官班深造，回国出任中央盐务税警处中将处长……
 
　　李立柏（曾立柏）留学日本，学成报国，追随蒋介石剿匪有功，抗战期间，在军令部第二厅由参谋升至处长，主管军事情报搜集与研判，为统帅运筹帷幄指挥前线，作御前幕僚，为抗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抗战胜利后，李立柏以战胜国代表身份进驻日本，回国后任国防部中将参谋长……
 
　　李立铎（曾立铎），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考上黄埔军校，追随堂兄李立柏，进入重庆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专门对日军侵华战役动向企图进行研究判断，给作战部门确定对敌作战方针提供军事情报，成效显著，屡受嘉奖。抗战胜利时，以国民党接收要员的身份，参加了北平故宫举行的日本华北派遣军投降签字仪式。后在马歇尔组织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停战执行二五小组任政府代表，陪同张群、陈诚、张治中等，与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瑞卿等谈判……
 
　　那时我的岳父曾以材是曾家石桥的头面人物，与族长曾在舫是堂兄弟。岳父就请曾在舫先生给在南京府工作的曾锡珪、李立柏将军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关照。同去南京找将军的还有曾氏本家子弟曾立发。曾锡珪将军接了介绍信，让贴身文书曾立炎把我们带到南京府玩了一天，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也对我们进行考查。此后文书曾立炎直接带我和曾立发去找曾本堂，在“浙江余姚安东税警团第三支队一中队二分队”当了一等兵。看到税警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自豪不已。曾锡珪将军经常出差到全国各地视察，整防军纪，扩充部队，到1947年底，全国税警部队，已有三万余人。曾李本家子弟，先后有不少人投奔曾锡珪将军做了税警官兵。

四、为了和平解放，奉曾锡珪将军密令起义
 
　　曾锡珪将军虽然按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模式和陆军作战要求，对税警进行严格训练，但只做缉私捕盗的份内事，决不介入国共内战。所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盐警部队，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由北向南，不断撤退，不断投诚起义。我们浙江余姚的税警部队，是接到曾锡珪将军的密令之后于，1949年5月5日起义的。

　　这份《劝告全国盐务税警官兵书》的密令落款是：“全国税警解放运动委员会”，是我们起义时的最高组织。
　　这份密令是我们的起义首领曾锡珪将军亲自起草的，由跟随他二十多年的文书曾立炎化名李超誊写。曾锡珪将军的女儿保存了复印件，2014年清明祭祖的时候带到石桥老家，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这份《劝告全国盐务税警官兵书》是冒着生命危险起草、发布的。
　　曾锡珪将军一贯主张国共合作，反对骨肉相残。早在1938年，他任连云港防守司令时，坚守三个多月，浴血奋战，数十次阻击日军登陆进攻，寸土未失，诚为抗战初期之佳话。但他违抗军令，给新四军东进纵队陈毅部让路，使蒋介石恼怒。鉴于国难当头，念他抗日有功，又有孔祥熙说情，没有杀他。
　　国共内战，曾锡珪命令税警部队不得介入，凡涉及战火，一律向南撤退，所以税警部队从没跟解放军交过火，更使上峰恼怒，于是派曾为戴笠亲信的王抚洲任中央盐务总局局长，把税警官兵特务化，做屠杀共产党、破坏新中国的刽子手。王抚洲还抢发国难财，哪个不送礼不听话，就把哪个遣散，把队伍解散。为防曾锡珪通共，也碍于其国际抗日名将的声望，中央盐务总局迁广州后，王抚洲一再来电催逼曾锡珪到广州，并送上全家赴广州转台湾的机票和船票，企图请君入瓮。曾锡珪软硬不吃，干脆辞职，隐居上海江苏路273弄30号。想当初，蒋介石要他拜戴笠做特务升中将，他都愤而辞将，岂肯拜王抚洲当狗特务？曾锡珪被迫辞职，不但丢了中央税警总团团长的兵权，还被王抚洲派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
　　1949年春节前后，是新旧交替、你死我活的非常时期，蒋介石被迫下野，北平和平解放。黄炎培的儿子黄竟武，是曾锡珪的清华同学,时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兼上海民建常务干事，他上海外滩的办公室就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黄竟武也想走北平的道路，协助共产党和平解放上海。可他是文人,手无寸兵,于是找曾锡珪帮忙出兵。曾锡珪刚刚丢了中央税警总团的兵权，莫说调兵有困难。即便能调兵，南撤到上海周围的盐警部队只有几千人,驻在宁波、镇海一线的盐警部队虽有一万余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国民党守卫在上海的嫡系部队就有十万之众,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是蒋介石的亲信,跟傅作义的条件完全不同。曾锡珪认为此事得逐步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两个人商量，当务之急是先把中央盐警部队拖过来，免得当王抚洲的刽子手。于是，曾锡珪在黄竟武上海外滩的秘密据点，与共产党商谈，秘密成立“全国税警解放运动委员会”,自亲起草“劝告全国盐务税警官兵书”，通过盐务系统内部电台秘密向全国通电，促使驻浙江盐警部队一万余人和平解放,也导致了驻广东、广西的盐警部队和驻四川的盐警部队和平解放,接受解放军的改编，迎接新中国解放。
　　我们浙江余姚的盐警部队5月5日起义后，上海外围战争愈来愈近。为避免巷战，和平解放上海，同年5月12日，黄竟武又约请曾锡珪到他上海外滩的秘密据点，策划上海外围十万国民党军起义，不慎泄密，被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手下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特务们上楼搜捕时，曾锡珪正好下楼离去，与特务擦肩而过，侥幸脱生。黄竟武不幸落入敌手，于5月18日凌晨，被秘密活埋在死囚牢里。曾锡珪在江苏路275弄81号的家，立即遭国民党特务搜查,他家弄堂口还增设了特务的“香烟摊”和“皮匠摊”。
　　为了完成黄竟武未尽的事业，曾锡珪仍然滞留上海，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懈地跟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联系,不但继续率领全国的税警部队起义，而且说服上海外围的十万国民党嫡系部队起义投诚，为和平解放上海立下了汗马功劳。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对曾锡珪贴出了悬赏通缉令。至1949年5月24日下午，曾锡珪家门口的“香烟摊”和“皮匠摊”突然撤去，曾锡珪当晚回家,第二天5月25日，终于迎来上海和平解放。
 

五、加入人民解放军，奉命为蒋家守祖坟
 
　　为防止国民党狗急跳墙炸盐场，我们税警部队起义后，首先是保护盐场，把它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共产党，接着是三个月的学习改造，政治整训。
 
　　曾锡珪将军虽然是国民党少有的正统、正派的将领，按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模式和陆军作战要求，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对我们灌输的国防救国的思想和美国式的民主，虽与军阀出生的独裁们迥乎不同，但与共产党的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且我们盐警部队的官兵，在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大染缸里浸泡太久，动机不纯，品行各异，要让所有起义官兵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没有一个学习改造的过程还真是不行。
 
　　三个月的学习改造，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有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彻底决裂。
　　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自己过去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打了一次士兵，骂了一回穷人，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地写上去。不管是谁，以往的罪过、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上作彻底清算。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除此之外，还要大胆地揭发别人，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开展思想斗争时，别人毫不留情地给我提意见，我总是笑着接受，从不发牢骚。我也大胆地给别人提意见，但并不闹矛盾，而是团结友爱。部队首长对我的表现和要求，都写在我的复员鉴定上了：
 
优点：
　　1思想斗争开展时，对别人大胆提意见不发牢骚
　　2工作态度好，能自动出公差
　　3学习极积，无事不外出，形势学习测验（80分以上）
　　4团结友爱一贯好，不对同志闹意见，帮助同志学文化，并很耐心。打通不学习同志思想，照顾病号圆满。
缺点：
　　1劳动不够经常，2说话不够注意。
　　今后努力方面，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从事农业生产，虚心向群众学习，决不自高自大。
 
　　与旧我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那时候，一百多万国民党的起义投诚部队，差不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三个月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使我转变了思想觉悟，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1949年8月，我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浙江二军分区特务连。当时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批准。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解放杭州，4日，华东军区电示，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浙江军区。1949年5月19日，浙江军区正式组成，先后组建了十个军分区，一个警备旅，7个警备团，76个县大队，275个区中队，担负接管地方、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开展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
 
　　1949年10月，浙江二军分区特务连，改编成浙江二军分区警备二团特务连。奉上级命令，我为蒋介石守祖坟。我们当时也想不通，当年蒋介石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毛主席也说过“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我们不挖他的祖坟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为他守祖坟？
　　原来这正是毛主席的命令。早在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主席就电告解放军前线指挥机关：“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所以进驻溪口的解放军，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所以我们浙江二军分区警备二团特务连战士，奉命去守蒋家的祖坟，住在蒋介石的家里，一班一人，轮流值守，连守了几个月。当时正值清匪反霸前后，我们守坟，主要是怕土匪恶霸盗墓，嫁祸于共产党，造成不良影响。
　　1950年6月，上级把我从墓地调到浙江二军分区后勤处服役。
　　1950年十一月，新中国已成立并遂步安定下来，全国大裁军，部队首长说，在部队是干革命，回家乡也是干革命，愿意留在部队的就留下，愿意回家乡的就写复员申请。想起家乡亲人对我恩重如山，怀着感恩回报的愿望，我就写了复员申请。
 

六、听党的话，复员回乡当老师
 
　　1950年十一月，我正式退伍。当时不兴办转业证，部队只发给我一张“复员登记表”。当时沔阳县政府在沔城，离我家有七八十里。回家后，我从化南台走了一天到沔城，才把“复员登记表”交到沔阳县政府。
　　湖北沔阳是在1949年8月解放的。一解放，政府就大兴义务教育，动员男女儿童入学，并大兴成人夜校，扫除青壮年文盲，宣传党的政策，唱“共产党的天是明朗的天”。当时，我县教育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公办和民办并举，公办为主，民办为辅。既有政府的公办学校，又有人民群众自发办的学校，包括私塾。各地急需有文化的人当老师。所以我一复员回乡，就被乡亲们留下来当了民办老师。没有房子做学校，我把复员积攒的钱拿出来，加上亲戚朋友的帮助，起了一个小三间的茅草房。茅草是亲戚朋友去排湖割来的，列架是我三哥送的。我出生的第一口饭，是三哥嚼碎了菱角喂养的，为了开学能够升国旗，三哥又送了一根又长又直的旗杆。三哥对我情深似海，我当以涌泉相报……
　　白天，娃娃们在茅草学校读书上课；晚上，青壮年，尤其是妇女们在里面扫盲识字，唱“解放区的天，是明郎的天……”、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在茅草夜校教青壮年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和我一同投奔曾锡珪将军做盐警，一同起义，一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曾立发真的参加了抗美援朝。1951年6月至8月，浙江军区先后组建2个辎重团，2个步兵团，一个野战医院，并抽调26084名干部战士参加抗美援朝，曾立发就是其中之一。浙江军区的抗美援朝官兵，第一批是1951年6月去的，第二批是8月去的，曾立发是第二批去的。我真后悔提前复员，否则我就与曾立发一起上了朝鲜战场。
 
　　1952年秋，我的茅草学校被大水冲毁了，我的学生就近转到石桥小学读书。年底，胡场区教师集训的时候，上面说每个社都急需小学教师，每个社都要抽几个人出来充实教育队伍。社长通知我，去农会写个证明，叫我迅速到胡场区参加小学教师资格考试。1953年春，上面通知我考取了公办教师，派我到胡场区中岭小学任教，赚十八块五毛钱一个月。
　　我当了人民教师之后，寒暑假都要参加县里的教师集训。因当时有文化的读书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像我们起义部队搞“思想还家”一样，也要清除他们脑子里的旧思想，鼓励他们与旧世界决裂，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新中国，为工人农民培养有文化的接班人。这些集训又一次震动了我。加上我每天从家里到学校，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工作队处处为穷人谋利益，亲眼看到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特别是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和普天下所有的翻身农民一样，喜气洋洋地做了新中国的主人。这些正是我作为一个儿子和兄弟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我才真正感觉到，国民党是地主资本家的党，是富人的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党，穷人的党。从那个时候起，我更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要以百倍的努力来回报共产党对我们一家的恩情。
　　 1954年，是沔阳最后一次发大水，政府组织青壮年抗洪抢险。上面为了保大武汉，炸开沔阳的禹王宫分洪。县委提出“不准淹死一个人，不准饿死一个人”的口号。我所在的胡场中岭小学被洪水冲毁，师生们随各家各户按政府指定的地方转移。我们公办老师响应党的号召，协助政府挨家挨护做群众的转移工作。上面给我们工作人员每人几十斤粮票，一袋碗豆，一个死命令：动员群众连夜转移到天门、京山，每个村责任到人，谁的工作没做到位，谁负责的村淹死一人，杀谁的头。上面还通知做堤的男人们回家与家人一道转移。灾民中，疫病流行，县委及时组成近百个医疗队巡回医疗。而且调拨资金、供应粮食给灾民生活。水灾前后，沔阳政府一直是定点、定时、定人发放救济粮，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米。
　　洪峰一过,就开始退水。政府组织人民重建家园，号召生产自救，有的堵口复堤以工代赈，有的划船下汉口讨业事，有的投亲靠友远走他乡，政府为之出具证明。灾区人民无论是在家或外出，每天一斤二两米的救济粮照发不误，一回家就可以到当地工作队或农会干部手上领取。
　　自古以来，沔阳十年九水，人民流离失所，逃荒要饭，从没有哪个政权像共产党这样无微不致地的管每一个老百姓的死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好多学校与我所在的中岭小学一样都被大水冲毁了，学生随家长四处谋生，一时半会还复不了学。公办老师与当地灾民一样，也要生产自救。我因为个子小，又一直读书当兵，不会做体力活，不能去以工代赈堵口复堤。当时我二哥被派到广西修铁路桥梁，家里就要我去广西投靠跟二哥暂渡难关，等复学的时候再回来当老师。

七、淹大水，生产自救去广西建道桥
 
　　没想到二哥我把的证明交给广西河池公路局时，领导看我又是复员军人又有文化，就作人才把我留下来，不准我走了。由于工作出色，领导想重用我入党提干。我如实填报我在国民党税警部队当过兵，因此政审通不过，就搁下了。我年年申请入党，年年通不过。
　　1957年5月，我被调到广西交通厅后勤处工作。为了考验我，1960年，组织上把我下放到东兰县大同公社当工作队，可以带家属。当时我的大女儿肖建文五岁，二女儿肖建勤三岁，大儿子肖建成刚出生。由于交通不便，大同公社的同志是赶着一匹马来东兰县城接我们的。两个女儿和部分生活用品驼在马上，我挑着部分行李，妻子用背篓背着新生婴儿，一家人就这样走到了目的地。我不会做农活，就虚心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学习，作为工作队员，我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深得大同公社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1961年，单位要我返回南宁工作，大同公社干部和群众舍不得我走，我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选择在东兰县汽车站工作，我发誓要让乡亲们坐公共汽车上县城。不久这一愿望就实现了。大同公社干部和群众把我当做亲人一样，一有困难就来找我，经常有乡亲们在我家吃饭落脚，看病的，上学的，买紧俏物质的，我们全家人从不嫌弃，总是热情接待，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1965年6月，我调到广西凌云县汽车站任站长。1980年11月，调到广西百色地区汽车总站任客运科科长，直至1991年退休。
 

八、初心不改，申请入党30年……
 
　　任凌云县汽车站站长十多年，我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年年申请入党，年年不批，原因就是我曾在国民党的盐警部队当过兵，当时上级领导认为这是有历史问题，因此把我打入另册。
我时常回老家探亲，看望那些领了路费回老家的起义投诚老兵。发现他们比我更惨。他们在土改、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大会小会挨批斗。要是从一开始就当共产党的兵，不当国民党的兵就好了，我也曾经后悔，也曾经恢心，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只要我初心不改，始终如一地为人民做事，党和人民一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年年不批，我年年申请入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广西凌云县汽车站任站长十多年，工作出色，得到上下认可，1978年，广西百色地区汽车总站想调我过去，要我先入党。那时候入党提干的政审还是很严格，凌云县汽车站党支部非常慎重地对我进行了考察，派专人找到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民政局，抄录了这份调查报告。因为当时复印和照相还没有普及，原件不能复制，只能抄录的。在当时有单位领导人的手写证明及单位盖章，是具有法律效应的。这份报告证明我是国民党起义人员。1978年，借平反的东风，组织上重新评价我是对新中国有贡献的起义老兵。
　　从1949年8月开始，我申请入党30年，终于在1979年7月1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后，我又回老家，看到那些天天挨批斗的起义投诚老兵，头上的帽子都取掉了，他们平反复职，领取政府补贴，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我真心为他们高兴。
 

九、希望仙桃民政局给我补办“光荣之家”的牌子
 
　　2019年初，我的小女儿肖建勤听人说，凡是当过兵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复员转业，只要拿转业证去当地民政局登记，就可以办“光荣之家”的牌子。原西北野战军战斗英雄，湖北省恩施市来凤县建设很行离休干部张富清同志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其实他的儿子只是想给父亲办一个“光荣之家”的牌子，没想到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光荣称号。
　　我小女儿肖建勤也是想给我办一个“光荣之家”的牌子，才请我原退休单位的负责人，将这份1978年抄录的“复员登记表”原件找出来，拍照复制，然后用微信发过来，送给仙桃民政局。但是民政局工作人员说，他们见转业证就发“光荣之家”的牌子，没有转业证，是不能补发的。我女儿解释说，因为当时条件有限，不兴照相办转业证，只有一张“复员登记表”。民政局工作人员说，可到广西去找当地派出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开据证明，证明我肖正球和这份抄录的“复员登记表”上的肖正球是一个人，马上就给我发“光荣之家”的牌子，但手续太麻烦。我1991年从广西百色地区汽车总站退休后，就回到了仙桃老家，我的子女也都不在广西，他们工作太忙，我不愿给儿女们添加麻烦，只有作罢。但我还是希望仙桃民政局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给我补办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子，证明我是一个对新中国有贡献的起义老兵。